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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
这听起来仿佛有点意外，因为与“马克思的风格”不相符合。须知，作为学者，他信奉符合实际的真理；作为革命家，他与哄骗轻信的公众的“卑鄙政客”进行过毕生的斗争。可是，如果这类轻信并不造成政治灾难的危害，而不过是天才人物的幼稚的弱点，那他看来是准备原谅这种缺点的。
马克思的朋友中间有不少诗人，而诗人，大家都知道，是一些轻信的人。为了生存他们需要奉承，大大的奉承。恩格斯曾为此相当刻薄地嘲弄过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诗人的妻子总是梦想人们天天把她的高尚的天才的斐迪南、她自己、她的有趣的后裔、她的猫、狗、兔子、金丝雀和其他寄生虫奉献给读者，并且这一切还要蒙上五彩焰火的光辉、温情和浪漫的谎言。而诗人的妻子想要的，诗人先生也一定想要，何况夫人对他说的正是他心灵深处的东西。……”[1]
在这些诗友和战友当中，马克思尤其敬重伟大的亨利希·海涅。他们相交10余年，虽然同处一起不过几个月的时日，但这对于知心之交已是十分裕如了。有一次海涅曾指出：“我们之间无须多少接触，便能相互了解。”
他们是在1843年的秋天在巴黎相遇的。当时马克思刚离开祖国，两人真可谓一见如故。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相投的呢？
是命运相似吗？莱茵的乡土情谊、早年的贫困、求知的欲望和对于效劳之探索、祖国的暴戾、被迫无奈的流亡……
或者是对于诗作的爱好？我们不晓得海涅是否知道马克思作诗的尝试，但他对卡尔的志趣十分广泛是深信不疑的，他们两人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兴致勃勃地琢磨润色四行诗的一个对句。
或者是对于生活目标的理解相仿？两人相差20来岁，当特里尔年轻的革命思想家刚刚步上宽广的政治舞台的时候，杜塞尔多夫47岁的诗人已经稳稳地登上了歌德去世后德国诗坛的主帅宝座，——此时，他的诗才已经结束了从《诗歌集》到《新春集》的光荣历程，而抵达到《一个冬天的童话》的酝酿时期。马克思能够以年轻人的热情去支持海涅那扶摇万里的诗篇。诗人则谦逊地作为一名学生去聆听自己这位青年朋友的哲学讲座……
有时候，评论界恶毒的或者无知的箭矢突然击伤了海涅，这位易怒的抒情诗人深感痛苦，此时，无论是年龄的差异也罢，载誉全欧的地位也罢，都不能阻拦他到马克思家中寻求慰藉和庇袒。有人说，海涅是第一个成为他自己极妙地提炼成的那种武器——威逼蜇人、刀光闪闪的讥讽揶揄之术的牺牲品。照他的说法，在那肮脏不堪的买卖人时代，佩上它比之身挂长剑要好得多。懊伤的海涅常常是满眼噙着泪水到马克思家里去的，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就让他去找燕妮，她的谈话往往是治愈沮丧的一剂良药。
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诗人相互启迪智慧的过往，发生在海涅已经创作了光辉典范的社会抒情诗的时候。“一代诗作”确实反映了时代精神，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精神，无产阶级觉醒的精神。“我是剑!我是火焰!”——诗人在他的《颂歌》中写道，尽管在颂歌的战斗的字里行间依然听得见青年人的浪漫主义的回声。
他在马克思周围的人士中常常听到：“把那无休止的爱情的哀诉最后放弃吧。给那些政治抒情诗人指点指点，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这件事——用鞭子!”
于是，海涅拿起了鞭子。现在读者看到他的真实面貌了。“我的新诗，完全是新颖的体裁，这是改写成诗的游记画幅；比之以政治为题材的拙劣的押韵怨言来，它们将具有更高的政治气息。”现在该轮到他自己去教诲那些安闲恬逸的朗诵演员学习阶级斗争的语言了。
当西里西亚爆发起义[2]的时候，一曲和谐的二重奏响彻大地，一则是析理性很强的马克思的文章，另一则是海涅的诗篇。他们的旋律雄浑坚定，那是编织古老德国寿衣[3]的手和机器的旋律。正是由于同马克思的直接相处，并在他的良好的影响下，海涅才创作了他的那首最杰出的诗篇，那首十分重要的政治抒情杰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这首诗中他“以最大胆、最突出的手法反映了德国当时……的一切纷扰”，并预言即将来临的变革。无产阶级未来的领袖握有一切根据声称，“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写出了“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4]。
但是，海涅最终也未能透彻地理解社会主义学说的真正实质。从他内心深处，从古老的生活篇章中引发出来的那些罗曼蒂克的遐想，使他迷蒙；正由于他接受了虔诚的“原始传教士们”那些阴惨惨的童话，像魏特林谈残暴的、愚钝的军事共产主义那样，使他染上了轻信。显然，诗人已经明了哲学的抽象论理语言所议论的是什么内容，他已屈从于热烈的、然而也是悲哀的幻想的权势，这种幻想的结果后来由他的《自白》吐露了出来。
您能原谅的缺点——轻信
诗人说：“我怀着无限的恐惧和哀怨承认，未来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唉!这决不是假装的。确实，每当我一想到这些阴郁的圣像破坏者取得政权的这样一个时候，我就只能感到憎恶和恐惧，因为那时他们会用粗糙的手无情地摧毁一切我所心爱的美丽的大理石像；他们会打碎诗人所喜爱的一切珍奇的玩物和精巧的艺术品；他们会摧毁我的月桂树丛并将在那里种植土豆；不劳动也不纺线，却依然穿戴得像一位盛装的所罗门王一样华丽的百合花，将会被人们从社会的土地上拔掉，除非它把纺锤拿起来；玫瑰花，夜莺的这些闲散的新娘将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夜莺，这些无用的歌手，将被赶走。唉!杂货商人将会用我的《诗歌集》做包装口袋，用来给未来的老太婆装咖啡和鼻烟。唉!我预见到所有这一切，而每当我想到胜利的无产阶级会毁掉我的诗篇，而我的诗篇将随着旧日的浪漫世界一道消失，我就陷入一种难言的悲哀。但是我仍然应当老实承认，正是这个对我的趣味和爱好如此敌视的共产主义，依然以它的魔力抓住了我的心灵，使我无法摆脱……”
马克思一直想使诗人摆脱无谓的忧患，以人道主义的理想，以创造真正的人类的珍品去鼓励他。当他们在巴黎的冬天的神话猝然中止——必须分手离别的时刻，马克思感到深深的悲怆。马克思对诗人这样说：“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5]
伟大的诗人还有一个特点，或者可以说是宗教般地轻信。不，他从来也不曾感觉过自己是上苍的奴隶，他对神以“你”相称，但有时也会跟神撒撒娇，也许是出于过度的激昂，也许是为了防患于万一。
他初次接受无神论还是在柏林上大学的时代，50岁的黑格尔给他上的第一课。他记得非常清楚，那是在一个美丽的满天星斗的夜晚，在开着的窗户跟前的一次单独的谈话。22岁的年轻人已经用过丰盛的晚餐，喝过咖啡，他很想使科学巨人振作一下。海涅深沉地叹着气谈论着星星，把它们称做“快乐人的归宿之地”。老师在鼻子里哼了哼：
“星星，哼!星星不过是天上发亮的颗粒罢了!”
“我的上帝呀!这么说，那边，天上，没有什么快乐的天堂了。那我们做了好事死后该到哪里去领赏呀？”
黑格尔的一双无色的眼睛盯住了年轻人，生硬地答道：
“喔，原来因为你服侍了生病的母亲，因为你没有去毒杀亲生兄弟，你就想得到一盏茶喝吗？”黑格尔说这番话时畏惧地朝四周张望一阵。
热爱生活的年轻人不乐意在抽象思维方面耗费精力，不经任何检查就全盘接受了黑格尔学说的综合法，尤其是这一学说的结论显然能使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海涅回忆道：“当我从黑格尔那里得知，上帝并不是如我的祖母所想象的那个高踞于天上的神，而我本身在此间，在地上就是这个上帝神。那时高傲的我十分欢悦。但这种愚蠢的傲气对我的感情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危害，相反它使我的感情升华到了英雄主义的程度，那时候我表现得如此豁达大度，如此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以致使那些光荣的德行、市侩的最光辉灿烂的功勋大为逊色，因为他们所以如是行事只是出于责任感，他们所遵循的无非是道德的准则罢了。而我本身现在便是活生生的道德准则，是一切真理和一切法的溯源。我是道义的始祖，我是绝对正确的，我是纯洁的化身……”
后来，当他成为巴黎人之后，更确切些说，正如他自己有一次曾表达过的，成为一个“被流放到讲另一种语言的国度里去的”流亡者之后，他的理智和心灵整个儿湮没在圣西门主义之中了。对于“躯体解放”的赞扬看来充分地体现了他的缪斯的哲学。现在不仅旧约和新约已经一概被推倒，而且还生出了宗教的第三约言。那里没有天主和神主的地位，也无所谓理智所再造的“偶像神”，那里只有将人和自然和谐地结合起来的统一的群神像。
当然不应该忘却，当伟大的诗人热衷于所有这些“造神”说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一个伟大的反神斗士，无神论的宣传家，教会的揭露者。照马克思的说法，他真的还会医治“宗教便秘症”呢。仅仅他的一篇著名的《辩论》就大大地推动了无神论的进攻势头。
随后他便长年累月地隐身于“被窝墓穴”之中了，脊髓炎缓慢地销蚀着他的身体。当脊髓炎引起的抽搐痛苦地折磨他的时候，信神的思想重又主宰了他的脑海。于是，他的宗教观点发生了新的转折。
他对当时常去探望他的阿尔弗勒德·迈斯纳[6]说：“事实上近来宗教信仰又在我身上苏醒起来了。天知道这是怎么引起的，也不知是吗啡还是糊剂的关系。可这是事实。我居然又相信起偶像神来了!当你疾病缠身，病入膏肓，受到病魔折磨时，你就会产生这种情绪。请你不要以为我这是罪过。多灾多难的德国人民既然可以信奉普鲁士的国王，为什么我就不能信奉一个偶像神呢？我的朋友，请你听我说出一条伟大的真理：什么地方要是人的健康毁坏了，什么地方要是金钱耗尽了，什么地方要是人的正常的判断失去了，那里就一定会到处盛行起宗教迷信来。”
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则说，不，宗教的一切能耐都已经枯竭了。基督教之后，抽象的宗教之后，“宗教自身”之后，再也不可能出现其他任何形式的宗教了。是的，人应当保护自己，以不受恐惧、疾病、贫困……的羁绊。
“我们认为反对贫困、内心空虚、精神死亡、长时期的蒙蔽的斗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们要同这一切弊端作殊死的斗争……我们要恢复人由于信奉宗教而失去了的本性。并不是某种神启迪的本性，而是人的本性，这种复苏实际上就是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我们要根除一切宣称自己是超人的做法，从而根除虚伪性，因为人和自然成为超人和超自然的风气乃是一切谎言和欺骗的根源。因此，我们也将永远对宗教和宗教意识宣战，我们很少顾忌别人会称我们无神论者或者给我们扣上任何其他的雅号。”
海涅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者会以某种蔑视的态度对待“爱国主义、荣誉和战争”。他本人是在拿破仑荣誉的马镫边出生的，是在“马赛曲”的欢呼声和欧洲胜利者的鼓声的汇合中出生的，是在掷弹兵在革命的旗帜下迈步前进和整个气氛充满着“法兰西自由”的时代出生的，所以他对待这一切的态度迥然不同。
但是，伟大的语言大师用反对加冕和未加冕的君主的武器武装了革命战士，为马克思的战斗时评提供了许多枚极其锋利的箭头，奇怪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会把拿破仑崇奉为神，而且笃诚真挚地信仰“拿破仑辈之复出”。为了强调自己热衷于英雄浪漫的波拿巴主义的严肃性，他还写了不少诗句献给他，还把一册有关拿破仑的书题名为《思想》。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诗人一直在为自己的种种幻想探索社会动因，他劝说着，证明着。
海涅：请到省里来走走，跟农民谈谈，那时你就不会笑话我的那些幻想了……群众需要的是共同的、大家能够理解的旗帜。事实上只有拿破仑这面旗帜才是大家所能接受的。对农民来说，宪章的意义是一派巧妙的胡言；农民是只相信他们自己有过实际体验的东西，他们需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神。
马克思：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7]
海涅：我睁大眼睛在梦幻着，而眼睛是看得见的。所缺的只是军号。只要军号声一响，这将立即成为复出的信号，那时候大军的余部连同他们的亲属便会挺起身子高呼“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
马克思：“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8]， 1851年12月2日事件[9]便是对于这一点的报复。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对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10]
……海涅的法兰西“爱国主义”受到犒赏的时候终于来到了：二月革命以后他成了“王朝的退休金领取者”，——从基佐内阁的秘密基金中领取津贴，而同时基佐内阁却把他的朋友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撵出了巴黎。为了在舆论面前替自己同政府当局的这一令人吃惊的妥协辩解，海涅声称，这津贴不过是“仁慈的资助”罢了，并且还编造说，似乎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都来安慰他，劝他不要拒绝这种善行。马克思对于谄谀地利用他的名字感到愤慨……“善良的海涅有意忘却了，我为了有利于他而进行的干预是1843年底的事，显然这与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才为人所周知的那些事实是丝毫不相干系的。”但马克思决定宽宏大量地保持沉默，就让他去罢!……
当然，大诗人在对待女性、对待妇女爱情方面的轻信态度也是可以原谅的。是的，他并不是一个追逐女性的人，据他自白，他从未勾引过任何一个姑娘，也未曾去碰过任何一个女人，只要他知道对方已经订了婚的话。但他自以为有许多女人对他恪守着忠贞的爱情。其实，即使有杜塞尔多夫刽子手的少年女儿、红头发的约瑟芬，有堂妹妹、富有的遗产继承人特雷泽，有柏林迷人的女人弗雷杰里卡·罗伯特，有小姨子丘特切娃·克洛季尔达·博特勒以及另外一些缪斯[11]，如同闯进他的诗歌一般，闯入了他的生活，但也未必就能说他曾真正地得到过幸福。马克思有一次曾经指出，他的那些美妙的爱情诗歌充其量不过是创作想象的产物而已。诗人是很容易信以为真的……甚至在他死前不久，他还在要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们相信他跟玛蒂尔达是尝到了真正幸福的，说他和她在一起品尝到的“痛苦和欢乐”的混合之情，比之他那敏感的天性所可能容纳下的还要多。实际上，马克思本人便是这幕悲喜剧的见证人。
据弗兰契斯卡·库格曼讲，当马克思前去探望身患重病的海涅的时候，有人正在给海涅重新铺床。诗人那时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以至几乎都不能去动弹他了。护士们用床单把他抱上床去。诗人一边欢迎朋友的来到，一边用微弱的声音喊道：“亲爱的马克思，你看，女士们总在照管着我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马克思回忆起这一幕情景以及诗人那位装做悲痛万分的情人时，不得不引用了海涅自己所写的关于女人不忠的诗篇[12]。
如果公正地说，我们的缺点乃是我们的优点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那么反证同样也是成立的。在任何情形下，诗人的犹若轻信这样一类缺点肯定是会起到鼓舞作用的，是会激励诗人去建树诗作之功的。
马克思宽容诗人轻信的那些话正是为海涅而发的：“诗人是一些古怪的人物，必须容许他们自行其是，而不能用常人或者甚至非常人的尺度去衡量他们。”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621—622页。
[2]西里西亚起义：1844年6月4日—6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举行起义，工人们捣毁工厂，破坏机器。运动遭到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
[6]阿尔弗勒德·迈斯纳(1822—1885)，德国民主派作家，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作的代表，后为自由主义者。
[8]据圣经记载，当被俘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道路的艰难和饥饿，开始惋惜他们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他们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于是“惋惜埃及的肉锅”就成了一句谚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