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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书本
时常或有时到过马克思在伦敦的工作室的人们，每当他们回忆那里的情景时，当然都提到：图书!窗子的对面和壁炉的两边，装满书籍的书柜从地板直挨到天花板。两张桌子放满了书，壁炉上是书，沙发上是书……没有什么对称，也不讲什么和谐。然而在这个混乱的王国里，是禁止任何人去整理，也就是禁止任何人去破坏统一的有机体的联系。厚本书和小册子，精装本和平装本混杂着放在一起，书中作记号，折书角等……这决非偶然。
图书的主宰[1]俨然摆出一副威严的姿态说：“它们是我的奴隶，应当按我的意志为我服务。”
有多少那样的奴隶住进他的世界啊，它们一进来，便消失……不，不是无影无踪地消失，正是它们在铺着一条认识之路：像沙子那般一粒一粒地铺着，像台阶那般一阶一阶地铺着。让他的生活史，如他以往所爱那般再现一次吧：靠坐在沙发椅上，深思所走过的路，重又沿着这条阶梯向上攀登，个人的一幕幕往事浮现了出来。
……在柏林的一间学生小屋。月光或烛光下他度过多少不眠之夜，把大自然、艺术、击剑、朋友，都忘在脑后了，只有书没有忘!而且它们根本不是奴隶，是一群狡猾的海怪[2]；而他也不是它们的主宰，却是一位如饥似渴求知的、被真理的旋律所迷住的不知疲倦的旅行者。他在钻研艺术史、法哲学，钻研费希特、康德、黑格尔等的纲要和概念。
他大胆地尝试建立自己的解释世界的哲学辩证法体系，“愿在太阳光下试验珍珠的纯洁”。但思维过程渐渐消失在尚未认识的浓雾之中。在斯劳累河岸边，或在城门外，吸上几口新鲜空气，又重新钻进书海里，立刻又去汲取“那些只是有益的知识”。从他所作的读书笔记里可以看到他所读过的作品：
萨维尼关于占有法的著作；
费尔巴哈和格罗尔曼的刑法；
克拉梅尔著的《论语言的意义》；
缪连布鲁赫著的《罗马法典说》；
温宁-英格海姆的著作；
格拉提安著的《矛盾教规的一致》；
朗切洛蒂著的《原论》；
亚里士多德著的《雄辩术》；
培根·维鲁拉姆著的《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
列马鲁斯著的《论动物的艺术本能》……
上述所有著作，书上都加了大为有用的旁批：“已读过”、“已研究过”、“作了相应的摘要”、“很快乐地深思过”。
不过马克思对所读过的书并未一一进行登录。他贪婪地一卷接着一卷地阅读，选出那些只合自己口味的十分有价值的图书，接着便握笔重读，“顺便把自己的思考记在纸上”。
思考所读过的书和“顺手”写批注，成为马克思与书打交道的一种习惯和必要的准则，是他智力需求素养的写照。由这些批注汇集成的笔记，驰名的马克思《笔记》——则是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武库，其中以最合理的方式存放着细心精选过的武器，而且武库本身在得到充实的情况下，那些用来作为武装的各式武器，将获有新型装备，具有准确的瞄准和高度击中目标的性能。马克思凝练而成的一本本笔记，只是其思维的核心。正由于他拥有理解智力材料的才能，可以说，是处在很高的水平上，才使他在“笔记阶段”不仅顺利地把所读过的图书进行分析，而且进行了有成果的综合。对马克思来说，笔记——是通往科学发现的可靠桥梁。
我们记得：从学生时期的《伊壁鸠鲁哲学笔记》来看，其中的一半篇幅发展成博士论文。1843年克罗茨纳赫的幸运之夏，马克思又去攻读黑格尔的著作，批判地研究他的《法哲学》，同时又去研究国家理论和国家史，悉心探讨欧美大国的发展之路；仔细研究马基雅弗利的著作，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创作遗产，沙多勃利昂和麦捷尔的反动浪漫主义理论。《克罗茨纳赫的笔记》——五本写满批注的手稿书——有助于我们看出一条马克思所走过的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道路。
我们回忆一下马克思博士的巴黎“学期”。全神贯注于阶级斗争、革命史问题的马克思，是在研究雅各宾党人不朽领袖们的著作、国民公会的目睹者和记事栏编辑们的著作之中度过的；他也去了解波旁王朝编年史编者们的作品。他被复杂社会过程中种种推动力的相互作用的秘密迷住了，他着手研究经济理论、经济观点倡导者们——即斯密和李嘉图，萨伊和斯卡尔培克、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人著作留下的不可磨灭的遗迹，就是雅各宾党人的回忆录提纲和经济学哲学手稿。
继巴黎“学期”之后，就是布鲁塞尔“学期”，他以浓厚的兴趣研究空想主义的“新道德世界”的观点，广泛地去注意社会主义者启蒙出版物丛书。最后是伦敦“学期”。这时他已掌握了“极为渊博”的资料；伦敦两三年内的研究，形成多种计划大纲，写成的笔记足有24本。自己的新世界观业已形成，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代表作，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战斗队伍，他那源源不断的与书打交道的渴望，非但不减，反而更加强烈。正如后来，过了75年之后，列宁对共青团员所解释的那样，共产主义科学，必须依靠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马克思都要去重新探讨，加以批判，并在工人运动中予以检验。
您喜欢做的事——啃书本
当你了解马克思的“笔记”后就会明白，他把自己的研究、自己的领会组织得多么有条理，又有一定的目的，有方法，又有综合。同时“啃书本”这句话，其中含有多少力量、魅力、忘我精神啊。也许，迷住我们的正是那富有情趣色彩的格言般的佳句吧？不，不仅如此。在他答复的这句话里还有其特殊的含意。
……啃书本。对马克思来说，则意味着要知道一切，从书海里去汲取尚未知晓的一点一滴真理。看来，从古希腊神话和抒情诗到农艺学和数学公式，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无不引起他寻根问底的注意。他涉猎兴趣极广，学识极为渊博，他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百科全书。凡有交情者都可向他提出咨询稀有资料的要求：请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希望从奥顿诺凡版本的《权利全书》中，找到点涉及社会关系方面有用的东西？[3]因为听取他的建议可避免人为时间上的毫无意义的浪费。他在谈到一位熟人时说，某某“是个很好的青年，他不是没有才能，但是他白白浪费了时间并损坏了自己的脑子，因为他在最近二十年期间，主要是读了这个时期的德国书籍(哲学和其他方面的)，这是全部现有书籍中最糟糕的。”[4]他仿佛认为自己有一定义务：要知道一切，为了成为世界事务中有专门知识的人。
……啃书本。对马克思来说，则意味着在认识过程中进行创造。历史这块沃土播满了人类经验的种子，它们只需要生长。马克思的头脑就充满了能使植物开花结果的阳光，而且是照耀生命成长的充足的明媚之光。……从许许多多杂乱无章的事实、现象、事件、思想之中，天才的人能组织成合乎逻辑的结构，引出规律性，预见到未来。他要把从前所积累的所有思维方面的著作加以研究，求得有所发现。众所周知，伟大的牛顿由于看见了落下的苹果，便得出万有引力定律，而马克思只是准确、忠实地描绘出社会上种种事实的画面，便能预示世界历史上的决定性的事件。
俄国经济学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别尔维[5]从西部边境到西伯利亚东部，从白海直到里海，游遍了俄国，花费15年的功夫去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根据他亲身的观察，出版了一本署名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书内以令人信服的事实材料驳斥了沙皇半官方刊物关于劳动人民状况的传统谎言。马克思着手学习俄语时，借助于字典研究这位“认真的观察家”、公正的批评家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大约在十月革命前半个世纪，他在致拉法格夫妇的一封长信中深切地说：
“在研究了他的著作之后可以深信，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并在日益临近，自然是具有同俄国当前发展水平相应的初级形式。这是好消息。”[6]
在那些书径小路上，他接二连三地穿梭不止，从未丧失新鲜的感觉，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发现。大学毕业后又过了20年，在克罗茨纳赫之后又过了15年，他重新阅读一些古典的哲学著作，又被新思想之火点燃起来。“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7]
……啃书本。对马克思来说，意味着是他繁重的“两班”工作日的短暂停顿，在“为了休息而读书”的书页中间找到避难所。热知他的人都证明，他是一个小说爱好者。一旦拿起查理·利弗尔，或者是大仲马，瓦尔特·司各脱，或者保尔德·科克的作品，或者一般“杂著”，便爱不释手，在工作室的沙发上贪婪地读起来。大脑休息了，仿佛只是感觉在接受似的。然而这些轻松的读物、惊险小说、幽默故事，必定在后来的文章的某一处，作为佳肴的一种好调料反映出来。
……啃书本。对马克思来说，意味着能解除各种痛苦。他把图书称为自己的奴隶，但他本身又是被它们征服的奴隶，因为离开图书，丧失工作能力，自己则认为是被判了死刑。图书对他的医治胜过一切医生。
“在这一段完全不能工作的时期里，我读了卡本特尔的《生理学》、洛德的《生理学》、克利克尔的《组织学》、施普尔茨海姆的《脑和神经系统的解剖学》以及施旺和施莱登关于细胞的著作。……”[8]
图书能使马克思在富有戏剧性的生活本身恢复精神上的平静。……60年代晚秋，整个日常生活上的杂乱现象加剧，维护党的荣誉要同卖身投靠的福格特先生大战，同以往的朋友们那种不乐意的纠纷，家中的不幸——妻子染上了天花，把孩子们从家里弄走，一种可怕的病……而就在这个时期，马克思还在钻研数学书籍。
“我能用来使心灵保持必要平静的唯一事情，就是数学。”[9]
后来，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意外地诞生了，恩格斯拿到这份手稿后，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写道：“昨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没用参考书便研究了你的数学手稿，我高兴地看到，我用不着其他书籍。为此我向你祝贺。事情是这样清楚……”[10]而在两页数学的十四行诗[11]dy/dx=0/0之后又补充道：“这件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以致我不仅考虑了一整天，而且做梦也在考虑它：昨天晚上我梦见我把自己的领扣交给一个青年人去求微分，而他拿着领扣溜掉了。”[12]
马克思阅读数学竟然能用来作为自我诊断。到了晚年，同全家一起到海边去疗养，他总想快些回去工作，时常用阅读数学来检查自己的头痛不痛：“昨天，我试着看了一下我带去的数学笔记，但必须很快停下这种过早的工作，尽管这对我来说只是去试一试。”
顺便谈谈家庭。它是否能从摩尔十分强烈的爱好中受到更大的熏陶，在那些图书——奴隶独占统治地位的气氛中持何态度？以“您喜爱做的事”为例。
“阅读”，这是马克思的大女儿，继母亲之后第二个担任《资本论》作者秘书的女儿燕妮的回答。
“阅读”，马克思的秘书、图书管理员劳拉重复着说。
“体操”，爱琳娜这样认为，源于她沉湎于自己童年对舞台的一些梦幻。
“缝纫”，“妈咪”[13]谦逊地说，她那时无论如何也脱离不开这个家的主要家务，因为家里已有两个女儿要出嫁了。
说到燕妮，娘家姓冯·威斯特华伦，她智慧超群，博学多识，文学造诣很深，博得欧洲诗人和哲学家的敬慕。至于说到9岁的爱琳娜的爱好，放心吧，她自然会谈到爱书的。因此她深受马克思的爱戴(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爱琳娜特别爱听马克思讲故事，他是一部“活书”，听他讲书比自己阅读还有趣。爱琳娜记忆中他讲的第一个口头故事，就是叙述一个名叫汉斯·吕克尔的穷人的魔幻历险故事，因为汉斯·吕克尔以自己的公正、酷爱劳动和生命力强打动了摩尔。后来父亲读了马利亚特和库伯的作品，而女儿便产生当勇敢舰长的想象，于是她征求父亲的意见，说她最好从家里跑掉，能碰到一艘军舰。不久，爱琳娜心中的浪漫大海又被勇敢的苏格兰人给排挤掉了，原来父亲又读起瓦尔特·司各脱的作品，于是在小姑娘身上准备在苏格兰高地起义的计划又已成熟了……[14]
毋庸置疑地可以肯定：马克思所喜爱做的事，就是他全家共同的爱好、共同关心的事。
桌上是书，沙发上是书，壁炉上是书……这么多书还不够马克思读的，他经常需要“新奴隶”。
“我亲爱的白鹦鹉!……”年轻的巴黎女人劳拉·拉法格听到父亲从多雾的阿尔比昂发出的呼声。……“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书籍问题，你就到吉洛曼……去一趟，买一些该公司出版的1866—1868年图书通报(经济方面的)。你还可以去一下‘国际书店’……向他们要一些目录(1865—1868年)。当然，如果你搞到了这些东西，可不必寄来，等你返回这个无聊的地方时随身带来就行了。”[15]
马克思想把所有必需的书收集在手头，建立自己的图书馆，这是他多年的夙愿，为此他未剩下一个多余的先令，也没存下一个生丁。革命前，还在科隆时，他收集了相当多的书，但在困难的日子里，便把那些书留给一个同志照管。那个人被捕后，那些书落到了科隆人的手里。只是12年后，剩下的那一部分才转寄到伦敦。
马克思生气地说：“科隆人把我的藏书处理得很妙。傅立叶以及歌德、海德、伏尔泰的著作全部被偷走，而对我来说最糟的是，《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最新版本，我大约花了五百法郎)、希腊古典作家的许多卷书和其他文集的许多单卷都被偷走了。如果我有机会去科隆的话，我就要同民族联盟的毕尔格尔斯就这个问题好好谈一谈。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也被偷走了。”[16]
《资本论》创作前夕，马克思在伦敦居住，便把自己的工作地迁移到直接对着书海——英国博物馆[17]的阅览室里。更准确些说，不是迁移，而是建立第二个工作台。他说：“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总是在英国博物馆里。”[18]然后回家，又通宵达旦地写作起来。
图书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就是自己的家。不管碰到何种遭遇，也不管处在何种紧迫的、如火如荼的、艰难的岁月，他们总是寻求通往图书宝藏的捷径。1845年夏，马克思首次有四周时间到英国去旅行，他和恩格斯还抽出时间到曼彻斯特去，以便去切特姆图书馆搞研究工作。这是由一位本地关心教育的商业家切特姆，把这座古老的中世纪的楼阁辟作了图书馆。早在克罗维尔时期，它显然为朋友们所喜爱。甚至过了25年之后，恩格斯对自己的“亲爱的摩尔”还讲到他是怎样喜欢小楼凸窗处方形斜面桌旁的这个位置，因为那里有彩色玻璃，阳光始终充足；他告知图书馆馆员老琼斯还健在，但他很难像从前那样去工作了。[19]
毕竟英国博物馆较比邻国图书馆分外幸运。两位伟大思想家都曾在欧洲所有的图书馆工作过，恩格斯把英国博物馆与其他的图书馆作一对比，十分坚信地说：“对于科学研究来说，英国博物馆是无与伦比的，巴黎图书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根本无法同它相比。”[20]
如果说阅览室里马克思的座位空下来，那一定是发生了意外，似乎这座巨大的思想工厂都要停顿下来，变成为一座普通的书库。因为当时，甚至疾病也常常阻挡不了马克思去工作：“我对我的家庭医生拉法格作出了让步。”[21]他暗暗责备着自己：“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去博物馆。”[22]但在家里谁也不能使他摆脱他所喜爱做的事——啃书本。
长大了的爱琳娜，有位18岁的女友名叫玛丽安娜·科敏，她常到马克思家去，每次她都看到马克思不是停在书架前，就是坐在办公桌旁。她回忆说，每当黄昏降临，马克思在夜班之前总要去散散步。“爱琳娜·马克思和我时常坐在客厅壁炉前的地毯上，在半明半暗之中交谈着的时候，就听到房门被人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随后便出现一位身穿黑外套、头戴绵软细毡帽的博士身影(记得他的女儿开玩笑地说，这是典型密探的身影)在窗前一闪，便消逝在黑暗之中了。”
[5]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1829—1918)，俄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9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参加者。著有《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社会科学入门》等书。
[13]“妈咪”，指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的女儿们都喜欢把自己的妈妈叫做“妈咪”。
[14]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7页。
[17]英国博物馆，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进行过研究工作。
[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4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