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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
马克思选择了血液的颜色、斗争的颜色、无产阶级旗帜的颜色。他的一生像一块鲜艳的红布，像燃烧起的红色火焰。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他就被誉为“红色博士”，这个使无产阶级战士觉醒和使统治者、寄生虫、小市民憎恨和恐惧的称号，是何时产生和怎样产生的呢？也许是从革命科学向“资本堡垒”的最初进攻开始的；也许是向全世界宣布“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的那个时候开始的；也许是从1849年5月他面对普鲁士警察把自己主编的第301号《新莱茵报》用全红印刷出版时开始的。1848年前夕掀起了巨大的革命浪潮。斗争力量日益聚集。德国的“共产党”战斗队团结在由团体、小组和新的志愿者所组成的共产主义同盟的周围。恩格斯说：“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的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拥有一个至今还完全适用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党宣言》。”[1]
觉醒了的无产阶级力量在资产阶级革命左翼之中涌现。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力、自由、阶级的联合和教育，为此，德国无产阶级需要民主的旗帜——这种旗帜就是群众性的政论报纸。
恩格斯说：“当我们到达科隆的时候，那里已经由民主派人士，部分地也由共产主义者在筹备创办大型报纸。他们想把报纸办成纯地方性的，即科隆的报纸，而把我们赶到柏林去。可是，我们(主要是由于有马克思)在24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2]春季，在科隆建立了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工人联盟。从夏初开始，即6月1日正式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报纸。它的股东资金是极有限的，而且这些股东本身也是靠不住的，因此，后来马克思不得不将父亲的全部遗产放进去办报，从此，编辑部工作朝气蓬勃，目的明确，路线端正，具有原则性的纲领。
纲领的主要点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国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意味着需要斗争，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和世袭的土地占有制度；这就意味着需要揭露君主制的秘密活动以及任何贵族奸党，同时要推翻新的偶像——“革命”的部长、假民主“会议”，揭穿畸形的“议会”和“白痴般的自我欺骗”。
恩格斯曾说：“但是，事变却要使人除了嘲笑德国的敌人之外，还要表现出一种昂扬的激情。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时候，我们正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第一声枪响，我们便坚决站到起义者方面。他们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了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向战败者致敬。”[3]也可以说：鲜明地涂上了火焰般的斗争色彩。
马克思在自己这篇政论性的祭文一开始就指出：“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暴力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即战败者的颜色，血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4]
科隆的革命者们竭尽全力保持和发展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建立起人民会议，选举了安全委员会，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威廉·沃尔弗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编辑部和工人联盟的领袖们在莱茵广场上举行了有成千上万的莱茵河畔城乡工农参加的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是在高举红色大旗，高呼建立红色共和国的口号下进行的。
但是，反动派开始了进攻，一个接着一个地攻破了起义者的堡垒。资产阶级出卖了无产阶级，瓦解和镇压了它的力量。在诬蔑和诽谤的海洋中，科隆共产党人的报纸成了一个自由之岛。它保护了人民免遭反动派的袭击；它向农民们提出了要为正义而斗争，反对封建农奴主的压迫和欺骗；它揭露了雇佣劳动的残酷性；它向工人们指出了与资本斗争的社会目的；它每天都报导欧洲几个主要国家革命战线所发生事件的全貌；它号召共和国的战士们准备战斗，并亲自作出勇敢和警觉的榜样。
恩格斯说：“在整个德国，人们都因为我们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对着8000驻军和警察做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但编辑室内的8枝步枪和250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红色雅各宾帽，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5]
马克思的爱子——他创办的报纸终于又遭到了最后一次打击。反动派竭尽镇压之能事，封闭了报纸，停止了它的宣传。他们企图用威胁手段扼杀革命，但这是徒劳的。他们妄图使编辑部失去领导，因而逮捕了马克思，然而在马克思身后有一个巨大的群众队伍。敌人当时采取的总的手段是：封闭报纸，驱逐马克思……
整个城市布满了似箭的刺刀，
活像箭猪一般，
所有的市场和广场，
一下子被普鲁士的宪兵们占满……
一个中尉带着巡逻队，
朝我们的报馆门看了一眼，
领头的在鼓声中把禁令宣判，
《新莱茵报》严禁出版。
我们听到从被包围的街垒中传来的维尔特·格奥尔格[6]的声音：它将要被摧毁。《新莱茵报》编辑部在告别时号召科隆的工人们要保持冷静，警告他们每走一步，“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叛乱”，都要当心，因为在军事条件下，将会遭到惨败，全部力量也将会遭到毫无意义的毁灭。相反，保护革命队伍和保持冷静态度就一定能推翻狂暴的阶级敌人。马克思的近卫军“在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武器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这期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闪耀着炽热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渗透在了三百期报纸的每一期上。《新莱茵报》编辑们在和读者告别时，庄严地宣誓：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从最初革命年代开始，在马克思的朋友周围，在最亲近的党内同志当中，“红色”这一绰号已成为最流行的称呼，它不仅是标志着事件的性质或某些政治组织的特点，而且成了一种友好的称谓。编辑部里马克思的一些同事，长年来无不骄傲地把这一称呼看做是自己的第二个名字。
马克思的“革命称号”“红色博士”在社会上和出版物上经常被提到，在亲近的同志当中却把他当做朋友，直接称呼他为“摩尔”。有时马克思喜欢在一种异于常规的交往中，甚至用自己的红色绰号吓唬别人。
在库格曼度过“愉快的绿洲”生活之后，从汉堡航行到伦敦，途中马克思意外地结识了一位女同乡，一位具有“军人姿态”的小姐。她很不客气地声称，她刚刚到伦敦，还需要换乘火车，但是，她不知道车厢在何处，而且又拿了许多厚纸盒和篮子，感到很困难，助人为乐的马克思愿为她效劳。后来，发现离火车到站还有六小时，这位小姐在这个不熟悉的城市里感到茫然，因此，马克思不得不和她在海德公园散步，请她吃冷食。但是，在谈话中他突然知道：这位小姐伊丽莎白是俾斯麦[7]的侄女，不久前她还在柏林俾斯麦的府邸住了几个星期。“她是一个愉快的、有教养的女孩子，但是连鼻子尖上都带有贵族气味和黑白色彩。——马克思根据普鲁士旗帜的颜色判定她具有典型的心理和观点。“当她知道，她落入了‘赤色分子’手中之后，不胜惊讶。但是，我安慰她说，我们的会见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并平安无事地送她上了车。”[8]……还有一次，是在德国国土上旅行的故事。马克思乘火车从科隆到法兰克福去，他一个人和一个天主教神父坐在一起。这个神父从都柏林参加爱尔兰圣典刚回来，他兴高采烈，满腔热情，但是，马克思想以“文化斗争”[9]为由头和他进行交谈，结果遭到了对方的冷遇，甚至报以不信任的态度。马克思开玩笑说：“我是在圣灵的保佑下来的。”有意嘲弄“灵魂”和“亡魂”这个字眼。神父的水壶空了，马克思“给了他一瓶白兰地酒，让他喝”。神父喝了几口之后，想回答这位旅客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但他说需要秘密地进行。他说：“在我们德意志帝国多么自由，谈到文化斗争，竟要用英语隐晦地谈论。”在法兰克福停车时，马克思仍然没有吐露自己的姓名，他意味深长地想到：如果在最近几天神父从报上得知黑色与红色国际之间所进行的一场斗智时，但愿他不要惊慌……几天之后，这位天主教显贵从他们的报纸上方才知道，他和著名的“红色博士”打了一场交道。
当巴黎公社刚刚建立，历史上诞生出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的时候，在德国、法国、英国……人们都在谈论着“红色博士”这个名字。即使在马克思流亡之时，他也同那些奋勇投入街垒战的人们在一起。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讨论起义的具体问题，提出实际的建议。报刊上登载了关于解除武装的传说并非偶然，因为它说，马克思被捕了。不，从伦敦亲友们的信中证实“摩尔平安无事”。
马克思的家庭像期待着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然而他们没有等到公社的英雄们从战火纷飞的街垒中撤回来。燕妮说：“您无法想象这几天我们经受了多大的痛苦和怀着多大激愤。这些英勇果敢的人们需要20年才能培育出来，而现在他们几乎都在那里进行街垒战。他们当中有的人很有希望，但是，这些优秀的人们都被杀害了，像瓦尔莲、雅克拉尔、里戈、特里顿。”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公社的旗帜将成为全世界的共和国的旗帜。一位不知名的速记专家保存下这样一段有预见性的话，这是马克思当年在“血染的一周”激烈战斗的时刻召开的总参谋部的会议上说的：
“他担心结局快要到来了，但是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10]
是的，巴黎公社的红色旗帜必将成为生气勃勃的斗争接力棒。
……一小块普通的红布，一尺长，半尺宽，破旧的、被损坏的，但它却是鲜红而鲜艳的，它似乎已历经一百多年了，在安静的博物馆大厅内一下子你是看不完这段历史的，在记载这一伟大事件的文物面前，不由得使人心情激动起来。
沉默不语的红布啊，请你讲一讲你那惊心动魄的故事和你那令人羡慕的命运。想一想里昂织布工人的一双磨损、粗糙的手是如何把你织出来的，又如何把你固定在作为你们的心脏的木杆上。请你说一说，当巴黎公社的起义者在阳光明媚的胜利的节日里，用你作为共和国的象征，高呼“公社万岁!”时，你哗哗地诉说了些什么。
在你身旁走过了扎着红色围巾的第一批公社社员，一些无比忠诚和具有惊人意志的人们：前排走的是蒙马尔特、别里维尔、里雅、沙别里的队伍，他们头戴流行的象征着自由的无檐帽，接着走的是巴黎缝纫工人队伍，天空上响彻着雷鸣般的《马赛曲》[11]。你和微风一起不就是唱着这支歌曲吗？
请想一想吧，当你飘扬在自治市的上空时，如何使旧世界由于狂暴而变得瘫痪？那时很少有人相信：和你一起在世界上又升起了红色曙光——新社会的预报者。人们都很害怕你，马克思说，公社——是一尊奇妙的狮身人首像，它给资产阶级的脑袋瓜提出了严重的任务。
沉默不语的红布啊!请讲一讲公社社员——那些英雄们在最后时刻的情况吧，讲讲那“流血的五月的几周”，那时发狂的侏儒怪人——梯也尔[12]使巴黎变成了屠宰场，杀死了无数妇女、儿童和老人。在这些日子里有10万法国优秀儿女被屠杀了。没有一个工人家庭被幸免。那时你不是也到过那正在进行战斗的街垒吗？人们在战斗中表现出勇敢、热情以及对革命敌人的极端仇恨。在你那红色一角有三处打穿了的弹孔——这是你躯体上的三处伤痕，当凡尔赛分子的子弹向你射击的时候，双手牢牢擎着旗杆的是谁呢？
那时你是在方欠-奥-卢阿大街上，在公社的最后一个街垒。这个街垒保卫了公社的领袖们：路易-艾冉·瓦尔兰、齐奥费-沙尔·费尔、让-巴蒂斯特·克勒曼、路易·沙姆尼等人。还记得他们战斗得多么勇敢吗？他们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当剩下最后一颗大炮的炮弹时，一个年轻姑娘从凡尔赛分子已经屠杀了许多公社社员的森莫尔大街向着街垒跑过来，自愿贡献自己的力量，人们要她走开，避免死亡，但是她不顾一切地留下了。忽然，大炮轰隆一声，这位年轻的不知名的法国姑娘倒下了，也许她的鲜血还飞溅在你的躯体上。打击公社的最后时刻到了……
但是，公社并没有死亡，它继续在战斗。许多年过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写道：“巴黎大炮的轰声把无产阶级最落后的阶层从睡梦中唤醒，到处都加强了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
沉默不语的红布啊!请你讲一讲，在最后时刻，是谁把你从旗杆上摘下来，又是谁把你保存到10年后，在另一个国度里——俄国诞生了新的“空中领航员”，在旧世界的废墟上树起了一面同样的大旗？从此以后你又转向了巴黎公社的继承人——俄国工人阶级手中。
难忘的1924年7月6日的清晨，高举着标语牌的巨大人流从莫斯科的四面八方向着10月的大地簇拥而来。在接受巴黎公社旗帜的群众集会上，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参加了这一集会，大家焦急地期待着法国共产党的代表携带着这块无价之宝——一面大红旗来到这里。从弗谢赫斯维雅特斯克村，经过大陆，在人头的海洋上空向着中央主席台飞来了你的红色一翼。就在这一天，在你的影子的覆盖下，人们有多少热情的心里话要说呀!你还记得法国工人的话吗？他们宣誓说：
“将这一面飘扬在巴黎最后一个街垒上的红旗转交给你们——莫斯科的无产者们，我们向你们保证：回到法国之后，我们将竭尽全力效仿你们的榜样去实现人类的理想。如果巴黎公社最后的见证人现仍还健在，他们也将和我们一起高呼：‘为巴黎公社复仇的俄国革命万岁!’
“沉默不语的红布啊!请讲一讲你再次承担的伟大的使命吧!你和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国际的旗帜一起悬挂在列宁的床头——列宁曾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功绩，他学习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继承了它的事业，使之又重新开始……
“从蒙马尔特到红场，从公社社员手中到列宁的床头——这是一条令人惊奇的，同时又是象征性的道路，它说明了继承工人运动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它说明了无产阶级国际的牢不可破的关系。
“现在已经有成百万、成千万的人们，跟在马克思之后能够重复地说：‘喜欢的颜色——红色。’”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6]维尔特·格奥尔格(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7]俾斯麦(1815—1898年)，反动的容克地主的思想家，普鲁士首相，后又任德国首相，以反革命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炮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