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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始终如一
在这里，很难设想马克思会有另外一种回答。一切都是如此明确，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这些犹如铸造出来的字句，铿锵得使人感到落地有声。这个人似乎一生下来，从他第一次表示意志的瞬间开始，就确定了他的严整的性格。
我们想到这个特里尔中学的17岁毕业生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思考》，这是一篇有鼓舞力的作文，颇有见地。虽然中学的校长还觉得，在这个激进思想的河流中，有些地方“尚未达到应有的明确性”，但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个青年自觉造福社会的志向。难道不正是从这里——从这些“为人类工作”的考虑中，使我们了解到马克思最早的美好志向吗？当然，这还只是一个青年人的理想，尚未通过实践活动来兑现。
这个18岁的青年乘坐邮车，沿着秋天的道路，几乎横穿整个国土到柏林去求学，他想学什么，掌握何种才能？他豪情满怀地渴望着艺术上能有高超的造诣。然而他的目光是“冷若冰霜与漫不经心”的。他所观察到的座座山岩，对他来说似乎都不如他的感情那样更坚强；他所见到的座座城镇，都不如他的热血那样更沸腾；饭店里的美味佳肴都不如他幻想得那样丰盛和便捷……他一心想上升到自己的天空，攀登上自己的艺术高峰，可惜，这一切突然变得格格不入，有如隔世之感。一年后，他自己承认，并向他亲爱的慈父承认：看来诗歌只能是一种“附带的事”。
这位未来的天才人物马克思在选择生活道路的时刻与父亲的谈心和开诚布公地交换思想认识，是颇有教益的。他们在来往信件中的对话都是令人感动而有裨益的。
“纯粹是从脑子里虚构出来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完全对立，修辞上的斟酌代替了诗的意境。或许有些热情和对大胆飞翔的追求……这就是我在第一批三本诗集中所反映出来的特点。诗歌只能是也只应该是一种附带的事。”年轻的马克思就这样判决了自己诗歌的缪斯。
“既然诗歌不能美化生活，又不能使生活幸福，那你就放弃它吧!”
“到学期终了，我又转向缪斯的舞蹈和萨梯里[1]的音乐。在我寄给你们的最后一册笔记中，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弗利克斯》)，还渗透了那不成功的幻想剧本(《乌兰内姆》)，直到最后它完全变了样，变成一种大部分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没有令人振奋的奔放思路的纯粹艺术形式。”[2]
“你已经在写剧本，这当然是很正当的事……而且干起来也容易出名，但是这自然有失败的危险……怎样做才算最明智的呢？要尽量做到在这一大的尝试之前先来一次冒险性较少的小尝试，但这一尝试仍然是相当重要的，为的是一旦成功，即可获得相当大的名声……我对这样的题材考虑再三，觉得以下的想法是合适的。题材应当取自普鲁士历史的一个时期——并且不要像长篇史诗所要求的那样取很长的时期，而是取一个较短但却对国家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在贝拉利昂斯-滑铁卢近郊的伟大战役[3]就是这样的时机……有这样一篇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的和渗透德意志精神的颂诗，就足以使一个人博得声誉。”[4]
可惜，这个严谨的青年剧作家是绝不会甘心情愿去歌颂“君主天才”作用的。“违心地创造一个他憎恶的偶像”——这种懊丧情绪在折磨着他。他写着充满火热激情的诗歌，撰写小说和其他作品。为了搞文艺评论，抨击缪斯，他认真地浏览文艺史，刻苦钻研莱辛[5]的作品。
“该向你提出什么劝告呢？……戏剧评论要耗费大量时间，要求极其谨慎。如果就艺术而言，那么，这种活动可能是我们时代最有贡献的活动之一。从荣誉的观点看，它可以使你荣膺学者证书。人们将怎样对待它呢？我想敌视会多于欢迎。据我所知，优秀学者莱辛所走过的道路并不都是铺满玫瑰花的。他一生始终是个穷困的图书馆员……你为什么只字不提财政学呢？”[6]
“亲爱的父亲，至于财政经济学，那我要告诉你，不久前我认识了一位法官，名叫施米特亨艾尔。他劝我念完三年级后担任法官工作；这项工作在向我微笑。况且，我实际上也觉得搞法官工作比其它行政科学都好……如果今后我能成为法官，获得博士学位，那么将能开辟获得编外教授职位的广阔前景。”[7]
“如果你的生活计划能与父母的愿望和谐地结合在一起，那么，这将给我的生活带来最大的欢乐，因为这种欢乐已随着年华流逝而大大地减少了。”[8]
年轻的马克思采取科学的独创方法研究法学——“试图在法的整个领域内创立一种法哲学体系”，但其结果有些使他失望：制订的提纲过于呆板，以至“用最粗暴的方式”歪曲了它的概念，内容也没有取得新的进展。已经“清清楚楚”：“离开哲学……是寸步难行的”。
“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见面，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其中有几位讲师，还有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堡博士。这里在争论中反映出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9]
“亲爱的卡尔，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顽固，也不抱成见。……但是，你所选的专业是否最适合你的才能，这个问题，为了你的缘故，我当然会操心。起先，大家是按常规考虑问题的。但是，看来这样的生涯你并不喜欢。我承认，我为你早熟的观点所倾倒，所以，当你把教职选作自己的目标时，我表示了赞许，不论你选的是法学还是哲学，经过最后考虑，我觉得后者更合适。这条生活道路上的困难，我十分清楚……最有效地利用这种才能——这可就是你自己的事了……”[10]
可惜，父子间的对话后来僵持起来，音调无法和谐。儿子的成熟理智在自己的探求中越明确，越是超脱日常生活、捍卫长远目标，父亲就越不可理解，也越难以接受。热爱双亲的赤子之心和那善良的智慧，使他在一心怕儿子闯乱子的无法容忍的双亲面前有礼貌地保持沉默。儿子在父亲训斥面前是低头的。在这里只有上帝才是正确的!他横遭莫须有的训斥，说什么“杂乱无章地涉猎各门学问”啊；什么“在灯油的昏暗灯光下胡思乱想”呀；什么“蓬头散发地在那里撒野”呀；什么“穿着学者的睡衣”呀；什么“词句空洞，言之无物”呀；什么“白日说胡话”，“白白浪费才华”呀；等等，不一而足，还用教训的口吻说：“做一个平庸的普通人能畅通无阻地前进，有时还会比较顺利，或至少无须费力便可达到目的。”
亨利希·马克思在儿子刚满20岁的那个春天，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没有能够怀着自豪和充满期望的心情像当初审读儿子的诗集那样来审读儿子的哲学《笔记》。从这时起，马克思就开始显示出了他的特点。后来的同时代人根据这些特点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当我们跟随作者沿着他那七本《笔记》中无限引人注目的篇章漫游的时候，我们便可证实塞涅卡的一句话：“他和苏格拉底争论；对卡内亚德产生了怀疑；对伊壁鸠鲁的安息感到高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征服了人类自然界；结束了犬儒主义的闹剧，并以独特的自然法则，和他同时代人一样，合着世纪的脉搏前进。”[11]在这方面还应补充一句，马克思的“怀疑和否定一切的精神”，他的“临危不惧”的情绪，他对圣人的所谓“理想方式”的认识，他对切合实际的哲学思想重要作用的理解，将使你到处可见。
一年半之后，马克思将论伊壁鸠鲁、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思想体系的博士论文提交耶拿大学的学者法庭，立刻获取了哲学博士学位。两年后，他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分析批判，清醒地批判了这位被他征服的“科学皇后”所持的宗旨：“革命始于哲学家的头脑之中”[12]。又经过一年后，他在自己的记录本上草拟了批判费尔巴哈的著名的第十一个提纲：“过去哲学家只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
不难断定，这位思想家到古代雅典花园里进行哲学性的“散步”时，在迈向既定的主要目标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使人并不感到意外。根据列宁的精辟见解，不掌握黑格尔的“逻辑学”，要想深入理解《资本论》，倒是不可思议的。对年轻的马克思来说也是如此，若是不了解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家，不认真研究前辈的全部哲学史，便无法弄清黑格尔的哲学。
马克思自从加入“博士俱乐部”，从在科学事业领域里起步伊始，就获得了学识渊博和思想开阔的思想家的声誉。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莫泽斯·赫斯，在等待马克思到波恩大学任教时，他向自己的朋友、一个年轻学者介绍说：
“你应该准备去结识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即将在报刊上和讲坛上显露头角，并且必然很快就会把整个德国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马克思博士——他可以说是我崇拜的偶像——还是个十分年轻的人(至多不过24岁左右)。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敏锐的机智。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14]
在如此称赞的美妙“结合”中，从来没有像马克思这样学识渊博而全面的人。这种渊博的学识使“目标始终如一”具有深刻的内容，似乎使人一眼就能看清这句话的含义。当他接受了人类思想界在认识大自然和社会当中所取得的一切真知，并且根据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批判地加以取舍之后，他才提出了一个新的世界观。他高举斗争的旗帜，创立了斗争的科学，团结了斗争的力量。他制订了《共产党宣言》，撰写了《资本论》，建立了国际，从而便有可能提出一个伟大的目标。……恩格斯从巴黎写信通知马克思说，因手头太紧，不能取道布鲁塞尔来同马克思一道去伦敦参加代表大会了，只好在中途指定一个碰头地点。后来查明：“就这样，星期六晚上，在奥斯坦德车站对面的喷水池旁的‘王冠’旅馆里见面了。星期天早晨渡过拉芒什海峡……我们有充分时间来探讨所有问题。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有决定意义的大会……”那是在1847年的秋末时节。
于是，经过一年，不，经过多年艰苦努力工作后，使志同道合者结成了同盟。一年前，松散的正义者同盟赞同重新筹建，准备接受由年岁加起来刚刚超过50岁的两位年轻学者所阐述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第一次成立大会上恩格斯只是一个人去的，如今是两个人一同去，而要解决的是极其重要的纲领问题。
您的特点——目标始终如一
简直无法设想，在社会主义这块土地上生长出多少杂草——那些打扮成摩登社会主义的家伙，他们发烧的头脑里产生了多少意想不到的混乱：贵族老爷把无产阶级的讨饭袋当做旗帜在手里摇晃；新钻出来的牧师像洒圣水似的，喷洒着痛恨剥削者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圣水；喃喃抱怨的怯懦的小资产阶级除了行会习气和宗法陈腐作风以外，别的任何理想都看不到；德国的半瓶子哲学家们，用各种各样的甜言蜜语编织着骗人的迷网，满含着激动的热泪，在神秘的外表上又包上一层厚厚的“永恒的真理”；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慈善家和无足轻重的革新家。勇于自我牺牲的理想勇士们在构筑自己的伊卡利亚式的空中楼阁，不得不祈求资产阶级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对待这一切，不但要针锋相对，更要有明确的一致的共产主义科学的立场。
恩格斯早在巴黎便着手草拟一个新的文件。不过他对传统的形式非常不满意。团体催促他写成教义问答形式——“真是活见鬼!把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写进教义问答里去。”恩格斯在奥斯坦德与马克思会见时，就请马克思把《信条》考虑一下。在这里，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党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15]
代表大会拖延了十天——两种极端对立的见解和态度激烈争论了十天。参加代表大会的虽然只是代表，但是聚精会神注视大会进程的，却是整个五百人的同盟和广大工人队伍。“我们都知道讨论一些什么问题，”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工人师傅的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回忆说：“我们非常关切和期待着讨论的结果。不久我们就获悉，代表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一致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叙述的原理，并委托他们按照这些原理起草一篇宣言。”
这份拥有20—30页的经典文献，每个字都经过认真推敲、仔细斟酌。根据仅存的一张手稿便可判断出作者的态度是何等的认真严肃——博览世界群书，从中吸取一切精华。在这方面，正如后来列宁所指出的：他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崭新的世界观，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而深刻论述发展学说的辩证法、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承担的举世闻名的历史使命。
工人阶级第一次以洪钟般的声音宣布它在决定人类命运中的革命使命：一定要推翻剥削制度，建立真正人道的新社会——没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份纲领性的文献中明确了实现这个使命的步骤和办法。当时，在《宣言》中虽然还没有提出犹如刺刀那样锋利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已用明确而清晰的概念表达了这个深刻的词意。四年后，在总结欧洲历次革命的经验时，马克思将他的这一重要发现定型为：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6]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宣言》的作者是从这个问题开始阐述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领导者和组织者这一学说的最重要原理的。作者认为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7]作者认为，作为共产党员有义务逐渐提高工人阶级的“理论水平”。他们不断提高无产阶级觉悟，阐明自己对所有制、社会变革、道德原则等的态度，指出斗争的目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几乎在半个世纪后，仿佛在一次总结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经验时强调指出：“从1848年以来，使社会主义者取得最伟大胜利的策略，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策略。”
《宣言》的作者在制定党的具体政策时是十分重视策略原则的。他们认为，使无产阶级的当前斗争目标巧妙地服从于终极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一个万能的药方和千篇一律的原则，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不断制定行动路线。既要依靠同各种进步党派和革命队伍结成的联盟，同时也要对自己盟友的空想和迷惑的思想保持警惕。
这份纲领性文献的每段的第一行无疑都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性质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理的。整个《宣言》似乎可归结为一个伟大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数十年来，人类曾不止一次地看到，人道主义力量在这个凝结着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目的和利益的战斗的革命号召下所进行的坚决行动，并理所当然地给予高度的评价。
“实践胜过一切理论。”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奠基人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他只想用这样一句毋庸反驳的回答的箴言更突出地强调他对社会斗争的实践过程、对工人运动的实践成果、对生动的历史实践所抱的强烈兴趣。但在这里丝毫没有推崇爬行的实用主义的意思，也丝毫没有以此为托词不给无产阶级指出科学的世界观，不给无产阶级指出未来世界体制的明确方案。不管那大量的迫不及待的充满着人类流血牺牲等等情况的革命实际工作怎样吞噬他，他依然是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对创建无产阶级斗争科学体系这一主题所进行的思考。
同时，不管他那尚未结束的手稿是怎样要求他激发灵感，是怎样想把他拖在办公桌旁，但马克思从不愿意把自己禁锢在书房里。他曾对自己和对每个走科学道路的人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一个有学问的人，不应该整年整月地把自己关在书斋或实验室里，像一条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一样，逃避生活，逃避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如果不认真观察作为学者和战士这不可分割的马克思的形象，便无法了解马克思的一生，无法了解伟大目标的含义。因此，识破“哲学顽石”的谜底便是他的出发点。马克思自己这样追溯他开始探索道路的过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请听听!请听听吧!)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面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8]
这正是马克思后来所有坚定行动的“主线”。他现在认识到，只有用政治经济学这把手术刀才能剖腹取出资本这个难产儿；只有彻底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给社会主义运动指出道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做到“为人类工作”。
马克思一如既往，在世界上揭示出崭新的科学领域之前，自己首先要彻底弄清问题。在40年代中期，他集中精力研究了经济学哲学问题，探讨了各种细节，拟定了未来完整学说的片断和草稿。虽然他撰写出版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总的来说是一部天才的著作，首创了新世界观的模式，但这位严谨的学者却给这部著作定名为《手稿》这样朴素的题目，像对待一个独特的苗圃一样，他每隔一天还要看它一次，使它在严峻的生活条件下成长。
“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马克思谈到自己和恩格斯时说，“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19]
最后这句话：“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说得似乎不够确切，实际上他花费了多年的时间。马克思从事经济学专题的研究断断续续花费了15年时间，而且还只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只是揭开了《资本论》的序幕，只建造了一个供他发射“最厉害的炮弹”的发射场。在建造时，他表现出忘我勤奋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只有一件事使他感到无法容忍的痛苦——未能给亲人们提供最起码的可以忍受的生活条件。
婚后不久，普鲁士政府就给这位25岁的马克思安排了一个公职，但他拒绝了。按照弗兰茨·梅林的介绍，他在一生中，他从未损害荣誉，躲进资本主义职业的海湾里去逃避生活中的暴风雨。当时欧洲最大的反动头目曾经打算猎取他的天才。
1867年4月末，恩格斯接到马克思从汉诺威寄给他的信。从信中得知一项机密：“昨天俾斯麦派了他的一名爪牙瓦尔内博耳德的律师到我这儿来……他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20]当然，他们对“谋福利”三个字有他们自己的理解。恩格斯了解马克思在对待党的荣誉和科学工作者良心方面所抱的严肃而不妥协的态度，于是以即兴的口吻说：“俾斯麦在想：只要我继续去敲马克思的门，我终究会交一次好运的，那时我们就共同来干一桩好买卖。”可笑的是，这里立刻触痛了马克思的心——由于他这笔‘买卖’而感到懊伤，“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自然脑子里老是在想一个问题：到收入用光时，一切该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但是，也许事情总是会“安排妥当的”，也许会“发生革命”，“终止一切财政计划”……[21]
不管终极目标多么遥远，不管达到终极目标的路途多么艰难，马克思都想去克服它。“……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22]他当时自我解嘲地开心地说：“我扛了半个世纪的长活，结果还是一个穷光蛋!”他将15年来的劳动成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一书的定稿消息通知恩格斯时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所以我又不得不请你在星期一以前寄点钱来……”马克思带着苦笑继续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写这个问题的大多作者都同自己的研究对象有最好的关系。”[23]
要知道，在他面前摆着的这份“倒霉手稿”，正是他刻苦探索和伟大发现的成果。马克思似乎在思考：回顾15年来他自己究竟弄清了什么问题？他的手伸向了笔，笔又接触到纸上……他仿佛在同未来书籍的读者谈话似的，用了几个坚定的线条就勾画出了自己研究的全部成果。人类在这个代替前言的天才论述中发现了革命代数的全部基本公式：
“我所得到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4]
总结第一阶段，即“至少是弄清了主要问题”的经济研究成果后，马克思发现他已通过了走向目标的顶峰：在他面前已描画出《资本论》的轮廓。接着他又付出了多年的艰苦的、甚至令人疲惫不堪的劳动。他曾开玩笑地说：他在自己科研工作中采用了英国“工贼们”为剥削工人曾采用过的“换班制度”[25]……“我白天在博物馆里看书，每天夜里动笔写作。”
不过，通过这些幽默的谈笑有时也流露出一些真情：他在图书馆里确实弄得“两眼昏黑”，“头脑经常剧痛”，“胸部发闷”，“有时觉得实在难受”，不得不合上有趣的书，走出去晒太阳和呼吸新鲜空气。“摇摇晃晃走回家去”，“我的状况是这样，”他向恩格斯承认说，“我真该把一切工作和脑力劳动放下一段时间，但，这对我来说太难办到了。即使我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
半个世纪来，马克思一直拿着他那受苦受难的“十字架”，目的是要让劳动人民最后把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世界钉在十字架上。《资本论》诞生的时间愈临近，马克思就愈清楚，他将把拥有强大威力的武器交给无产阶级。在即将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前夕，他给一位冶金工人、国际的活动家卡尔·克林格斯写信说：“现在我希望再过几个月就完成它，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祝您健康，并请您相信，工人阶级永远可以把我当做一个忠诚的先锋战士。”[26]
……1867年，在一个阴雨绵绵的4月的早晨，在伦敦港，马克思踏上一艘小客轮的甲板，为的是把拥有巨大能量的物质——《资本论》手稿送到大陆去。还没有来得及离开英国海岸，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仿佛这一切都早有安排!马克思在多年闷守书房后，今天能置身在翻腾咆哮的大海之中，颇感“格外惬意”。他面对汹涌澎湃的海浪，似乎预感到最强烈的世界暴风雨即将来临!……
在汉堡，他把手稿交给了出版商迈斯纳以后，便乘车去汉诺威，拜访他那位“函授”朋友路德维希·库格曼，并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同库格曼有多年通信之交，但从未见过面。作为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学说”——马克思对恩格斯这样说)的热情追随者，他是知情达理、为人忠厚诚笃、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马克思看到这样的同志与日俱增，心中感到格外高兴。
马克思把他的“爱子”交到可靠人的手里以后，该抽时间尽道义上的义务——回复“宝贵党员”、矿业工程师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的友好信件了。他开诚布公地解释说：“那么，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27]
当进入起草革命理论的主要阶段时，马克思满怀对事业的深刻认识说：“我愿为我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我们要强调突出这句话，一再重复这句话，并在每个字上都加上重音。这是理解马克思的目标之所以始终如一的关键。为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对他来说，就意味着解决主要的战略任务——将未来社会会战的全面要图展示给革命军团，指出总的作战纲领。他通过无产阶级每天战斗的经验，并参照过去科学所发现的各种因素得出了这个结论。这样一来，革命领袖和伟大思想家的所有志向和全部愿望，都集中反映到这唯一的环节上了。
在汉诺威朋友家中，马克思看到了已排好版的第一批印张。“今天，正逢我生日的时候，”他写信给大女儿，“拿到了第一个印张来校阅。我担心，书印出来也许会太厚。”[28]七周后，他给《资本论》写了一份简短的前言。前言中，他再次表示要忠于自己的原理和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29]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他的生活目的，就是给人类指明道路。从这里便可看出他的目标始终如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毕生的功绩。
[3]滑铁卢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以南。1815年6月18日，法国拿破仑军队与英普联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战。拿破仑军队被击败。随后，拿破仑被流放到圣海伦岛。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0卷，第860—86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0卷，第870—871页。
[14]引自1811年9月2日莫泽斯·赫斯致倍尔托特·奥艾尔巴赫的信。
[15]1847年11月23—2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12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550—5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