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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附录二：马克思爱书篇
(一)马克思如何利用图书馆
恩格斯曾经称马克思是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1]马克思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既广博又精深，不但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等社会学科方面都很精通，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诸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农业、工业、技术史等方面，也都很有研究。为什么马克思能获得这样渊博的科学知识，在科学研究上能取得如此惊人的伟大成就呢？这是与他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善于利用图书馆，刻苦学习分不开的。
马克思在其革命活动中进行理论著作时，经常利用图书馆，图书馆成了马克思学习的园地，战斗的场所，图书馆成了他从事革命活动和理论著作不可缺少的条件和有力的助手。
马克思利用图书馆进行学习和科学研究工作，从年青时代就开始了。他经常到西欧的一些较大的图书馆去学习。1843年七八月间，他为了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在图书馆里读了一系列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其中有：路德维希的《近五十年代史》，瓦格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克的《德国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著作，并作了许多摘记和笔记。1843年10月底至1844年间，他住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为写一部批判现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整天钻进图书馆的“书海里”。
1845年2月，马克思移居到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不久，恩格斯也来到这里。他们经常到布鲁塞尔皇家图书馆去研究哲学、经济学等问题，也常到巴黎国立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写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等名著。
1847年12月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布鲁塞尔皇家图书馆的藏书，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结合他们的实践写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光辉文献——《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第一次完整、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自1849年8月，马克思在侨居伦敦后的几十年中，直到他逝世为止，除了参加革命活动外，经常是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里度过的。在那里，他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文献，他特别感兴趣的有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以及农艺学、农业化学等问题。他研究了这方面的大量资料，作了大量的笔记和摘录，为撰著《资本论》作了充分的准备。当时英国博物馆图书馆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图书馆，藏书丰富，设备齐全，图书馆也为马克思提供了方便条件，所以马克思对英国博物馆图书馆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2]
马克思利用图书馆，刻苦钻研，呕心沥血，最突出地表现在写作《资本论》一书上。他为了写《资本论》，整整花了40年的功夫，凡是与《资本论》有关的科目，他都进行了精心的研究。甚至对地租问题，农业化学、复式簿记等书，他都进行了研究。他为了写《资本论》所阅读过的书，竟多达1500种以上，并且作了大量的摘记和笔记。特别在1851年这一年，马克思几乎全年都是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里度过的，他在那里继续紧张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仅读书所作的笔记和摘记，就有14厚本之多。他为了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工厂法的问题，虽然只有二十几页的文章，竟把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调查报告的材料都看遍了。马克思利用图书馆搜集和研究了大量的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那些光辉著作。图书馆成了马克思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宝库。
马克思十分热爱图书馆。马克思的私人图书室收藏了他毕生研究工作中所需的一千多种书，但仍不够他用。为了科学研究，他把图书馆当做家一样，经常到那儿去。
1851年5月23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
“现在每天从早上十点到晚上七点钟，总是在图书馆里”。[3]
1851年6月27日在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还说：“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4]
如果图书馆闭馆，停止阅览，对马克思来说简直是一种损失。
在1854年9月2日的信中又写道：
“可惜图书馆在9月1日至7日闭馆。”[5]
马克思从不浪费一点时间，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学习，每天要在英国博物馆进行整整10小时刻苦的研究工作。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早晨，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里，一位读者正要坐在一个空位上读书，值班的图书馆员走过来对他说：“先生，这里是马克思博士的座位，请你不要坐在这里，他马上就会来的。”
“马克思博士”？这位读者愣了一下，“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那位工人领袖吗？”
图书馆员回答说：“就是那位马克思，这里给他摆着英国政府所编的关于工厂工作的年报，马克思博士每天都在这里研究这些年报。”
那位读者又问：“他每天来吗？你确信，他今天会来吗？”
图书馆员微笑着回答说：“请你放心，几年来马克思博士每天到这儿都是整整10小时。在这大阅览室里我所见到的科学研究者中，他是最勤劳和最准时的工作者。我在这里已经20年了，我很清楚我这里的读者们。”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里所留下的“足迹”，就是他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刻苦学习的见证。
马克思对科学研究的态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即使为一件事或一个数字，他也不惜时间到图书馆去查对一趟，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第二手资料。
在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一文里，曾有这么一段回忆：
“马克思永远是非常认真慎重地工作。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个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是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少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英国博物馆去一趟。”[6]
马克思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利用图书馆，作为革命青年的导师，他也严格要求青年要经常到图书馆里去学习。
“把青年赶进图书馆里去!”这是马克思的学生威·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要求青年勤奋学习时说过的一句话。
威·李卜克内西在《忆马克思》这篇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生动的回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博物馆宏伟的阅览室建成了，里面藏有无尽的宝贵书籍。马克思每天都到那里去，同时也赶我们去。”
“‘学习!学习!’这就是马克思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榜样。”[7]
马克思对当时的大学教育感到空洞无味，他偏重于到图书馆里有计划地进行学习。威·李卜克内西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号召，经常到图书馆里学习的一个。他在图书馆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后来成了世界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由于他经常到图书馆去，学到了不少知识，所以马克思的女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图书馆”。
“钻进书堆里。”这是马克思极为热爱而感乐趣的工作。他在图书馆里积极努力地积累资料，为未来的战斗准备了大量而有力的武器。马克思利用图书馆进行学习、研究、写作，表现出了超人的精力，崇高的品德，却遭到当时一些民主派“头脑简单的人们”的攻击，说什么何必整天钻在书堆里自寻苦恼呀!马克思对这些头脑简单的无知之徒，曾给予严厉而有力的驳斥。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才出于勤奋”。只有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才能掌握人类的科学知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里曾写下这样一句名言：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8]
马克思就是一位不畏劳苦，攀登上科学最高峰的伟人。
我们向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学习，要像他那样，除了参加革命活动以外，要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学习。“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无所帮助，也不会带来利益。”马克思对威廉·魏特林所说过的这句话，至今在人们的耳边萦绕着，激励着千千万万个不畏劳苦的人，踏着伟大导师马克思的足迹，为掌握人类的科学知识，为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而奋斗。
(原载科学院图书馆馆刊《图书馆工作》， 1978年第2期，作者蔡兴文)
(二)马克思与藏书
马克思一生酷爱读书，也珍爱藏书。
“勤学苦读”的习惯，在他青年时代就已养成。他除了学法律外，还借读有关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书籍，他读书的兴趣极广，毅力惊人。为了研究、翻译、写论文的需要，尽管家境贫寒，马克思总要挤出一些钱买书。早在1844年以前，他就开始收藏图书了，其中有黑格尔、傅立叶、卡贝、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海涅、歌德、伏尔泰和希腊古典作家等的许多著作。马克思收藏这些图书的目的，是为了掌握人类的科学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实现他“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宏伟志愿。要批判，要研究，就需要有大量的资料为依据，因此，图书就成为他迫切需要的工具和武器了。
关于马克思的藏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中是有所表述的。
由于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许多战斗性的文章，对普鲁士政府进行抨击，为此原因便遭到普鲁士政府的驱逐。马克思于1849年8月被迫离开科隆。当时时间紧迫，许多书不便携带，不得不把他1848年以前的藏书暂时留在共产主义同盟领导人之一、他的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那里。丹尼尔斯曾将这批藏书开了书单，马克思还在这份书单上亲笔作了记号。1851年，丹尼尔斯不幸被捕，马克思的藏书遭到了抢劫。到了1860年底，剩下的那一部分藏书，靠德国诗人卡尔·济贝尔的帮助，才转寄到伦敦的马克思处。
马克思对这批藏书的关切程度和惋惜心情，曾在给恩格斯的通信中几次提到。如马克思于1861年2月2日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道：“为了那些书的别扭事，我一共花费了四英镑多。这批藏书的命运多么令人惊奇!”[9]。不久，在1861年2月27日的另一封信中，马克思又提到这批藏书。他说：“科隆人把我的藏书处理很妙。傅立叶以及歌德、海涅、伏尔泰的著作全部被偷走，而对我来说最糟的是，《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最新版本，我大约花了五百法郎)、希腊古典作家的许多卷书和其他文集的许多单卷都被偷走了。如果我有机会去科隆的话，我就要同民族联盟的毕尔格尔斯就这个问题好好谈一谈。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也被偷走了。”[10]
谁都知道马克思的藏书每本都来之不易。看到自己的宝藏遭劫被盗，他怎能不为之“别扭”，深为感叹呢!
马克思的一生几乎都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的后半生更为艰苦。尽管如此，极需之书仍在不可不买之列。时而在图书馆里订购，时而亲自上书店去。有时，马克思的家里甚至到了把衣服都典当了、出不了门的困难地步，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不得不打算把马克思的一些书籍卖掉，以求解脱经济上的极端困境，但是马克思坚决反对。可见马克思多么珍惜藏书啊!经过马克思长年累月的辛勤搜集，终于收藏了一千多册书，形成了马克思学习和研究不可缺少的私人图书馆。
在马克思的私人图书馆里，书柜装满了书，书柜上堆着许多报纸和稿件。在窗子一边有两张桌子也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文件和报纸。
马克思白天在英国博物馆里工作，晚上回到家里，休息片刻，又走进自己的图书馆里。为了不停地从事科学巨著《资本论》的写作，他有时工作到早晨四点钟。
由于马克思长期过度劳累，身患重病，以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不能经常到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去，他就在自己的图书馆里刻苦研究、写作，直到他与世长辞时，他还坐在自己的图书馆里，桌子上还放着正在修改的第二卷、第三卷《资本论》。
马克思与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几乎到了离不开的地步，而与自己的图书馆已“融成一体”了。他使图书像他的“四肢一样”为他服务。
关于马克思的图书馆，保尔·拉法格曾有这样一段生动的回忆：“他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去整理，或者更确切地说，去弄乱他的书籍和文件。它们只是表面上混乱而已，实际上一切东西都在一定的地方，不须寻找，他就能很快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书籍或笔记簿，即令在谈话时，他也常常停下来，指出书中有关的引文或数字。他与他的书斋已融成一体，其中的书籍与文件就像他自己的四肢一样地服从他的意志。
“他放置书籍不注意外表的整齐，各种开本的书和小册子紧挨着放在一起，他不是按书本的大小，而是按内容来安排书籍的。书对于他乃是脑力劳动的工具，而不是装饰品。他常说：‘它们是我的奴隶，一定要服从我的意旨。’”[11]
从这段生动的回忆里，可见马克思的读书精神，并可了解到马克思对图书的管理方法。他经常整理自己的藏书，甚至到了晚年，他还整理过自己的图书馆，并把俄文藏书整理出来，开列书单，题为《在我图书馆里的俄文图书》。
为了人类最伟大的革命事业，马克思酷爱读书、珍藏图书、重视图书馆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慕。
(原载国家图书馆馆刊《北图通讯》，作者蔡兴文)
(三)马克思逛书店
柏林的街道。旧书铺。青年马克思正巧在这里。
卡尔站在书架前，贪婪地浏览着图书，好像这里的书他都准备买下来似的。
“劳驾……您这里有《法哲学》一书吗？”
老书商上下打量了一下卡尔，又估量了他的购买能力，才不太情愿地爬上小梯子。
“嗯，就在那儿。边上那本是什么书？不，不，左边那本!”
“文克尔曼的《艺术史》。”
“请拿下来。”
“—共两卷。”
“很好。普卢塔克的著作您放在哪儿啦？”
“在这个架上，是一卷本的。三卷本的这儿很难见到。”
卡尔拿到书后，急不可待地浏览着，他要的书已堆成了一大摞。
这情景让一位顺便走进书铺的先生看在眼里。他手里拿着厚厚一大本书，在慢慢地翻阅着。
“您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书了吧，鲍威尔博士？”书商朝他说。“要不要算一下账？”
“好的，请算账吧。”鲍威尔一面继续察看书背，一面回答。
“一共三个塔勒，鲍威尔博士。”他转向马克思说，“年轻人，您这里总共三十二个塔勒……”
卡尔·马克思犹豫地掏出小钱包。
“您能把账单给我寄去吗？”
书商用敏锐的目光望着这位陌生的大学生，然后又看了看那高高的一摞书，说道：
“我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
“我想，克纳贝先生，眼前您就遇上了这种特殊情况，”手中拿着一本厚书的那位先生，数着自己应付的三个塔勒说，“据我看，这位学生住在柏林，而且在大学里学习。他会把地址给您留下的。”
书商闷闷地点了一下头，又一次用目光打量一下那摞书，拿起铅笔……
年轻的马克思手中拎着两捆书，同替他说情的陌生人一道走在柏林的大街上。
“您是头一年到这里的吧？”
“是的。”
“我能猜个差不多，”陌生人说，“您是研究法学、语文学、还是史学？”
“我研究哲学。”
“可您的兴趣极为广博……让我帮您拿一捆好吗？”
“不，那怎么可以呢!”
“从文克尔曼到普卢塔克……这么多的书，过一年半载后会变成您的累赘的，您不信吗？一旦您要换个地方住，就得拖着它们走，要不，只好留在女房东家里……您不必惊奇，肯定会是这样的……您叫什么名字？”
“卡尔·马克思，特里尔人。”
他们走过集市广场。看不到尽头的各种各样的小摊。
“特里尔人卡尔·马克思，”陌生人还是以那种逗笑般的、一本正经的口吻重复着说，“我可以给您提个忠告。如果您爱好诗歌，您不要去读席勒的诗，而要读海涅的诗……如果您研究哲学，首先应当注意施特劳斯的作品。这名字您熟悉吗？”
“他大概是位神学家吧？”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
“我怕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又为什么呢？”陌生人还是以那种友好的、谅解的口吻问道。
“我实在是从来还没有想过神的事。”
“这好极了!……”陌生人含笑看着卡尔，他正想坐进一辆过路的马车，便向他伸出手去。“好吧，亲爱的特里尔人卡尔·马克思，如果您需要什么，请不必客气，我愿为您效劳。请允许我作自我介绍，我是鲍威尔博士，副教授。只要您愿意，可以到神学教研室找我……或者到‘什捷海尔’咖啡馆去找，每天两点到四点我都在那儿。再见。”
出租马车已经走远了，鲍威尔转过身来两眼还在望着拎书的年轻人，并以友好的赞许神情频频点头向他告别。
夜晚。卡尔·马克思在路易什特劳大街一所柏林式的住宅里。桌上摆满了书，笔记本打开着。……
(摘自蔡汀等译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蔡汀系蔡兴文笔名)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6]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