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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1]
马克思读书的兴趣，范围十分广泛；它实际上囊括了上世纪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所能够接触到的文明的全部典籍遗产，以及世界各地汇集于格林威治子午线交叉点上[2]的一切最新作品：从荷马的希腊神话诗和悲剧诗到共产主义诗人塑造的热烈的革命典型；从古印度宗教至高至圣的神灵的格言到惠特曼细腻非凡的生动形象。
从上文对读者所作的叙述中已经可以了解：马克思决不是一位嫌弃文学的人，正像弗兰茨·梅林[3]所论证的，他有时候甚至还相当地重视一个中学程度的文艺爱好者曾经丢弃过三次的精神食粮。他能够从莎士比亚、但丁的主人公的极其深奥的欲念和苦难中解脱出来去俯就孟德·克利斯托的惊险情节和保尔·德·科克的平庸角色的奇异经历。这是不是有点兼收并蓄、良莠不分呢？不!这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这是深入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坚定的志向，这样的说法岂不更加贴切？
作为一个读者，马克思的精神享受的真正需要要狭窄得多，也固定得多。像达尔文一样，由于对严谨的拉丁语系语言有癖好，他最看重歌颂浪漫主义幻想家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和《人间喜剧》的创作者巴尔扎克。马克思曾打算在完成巨著《资本论》之后立即着手对巴尔扎克进行专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这位法国作家对“现实关系”本质特征的深刻理解，并且以艺术手法通过作品表达出来的能力。恩格斯曾强调指出，从巴尔扎克老人的《人间喜剧》的故事结构中，可以鲜明地看出30年来“法兰西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可以从中汲取到经济细节方面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的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4]。由于他们善于敏锐地领悟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自然反映，他们对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便寄予了巨大的信任。
马克思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治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5]
可以列举出一个又一个大权威，菲尔丁或者绥夫特，莱辛或者谢德林……但桂冠的荣获者总当首推狄德罗。
这位18世纪中心人物之一的郎特尔手艺人之子究竟是以什么手法折服了情趣如此高尚的读者的呢？
难道是他的罕见的命运？他所经历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脱离外省耶稣学校之后豁然彻悟，积极抗拒封建制度而遭迫害、坐大牢，直至登上伟大的法国百科全书著作家的主帅宝座。
难道是鼓吹“危险思想”造成的吗？他的著作，以被国会判处焚毁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到最后一批文字无不都是寓意十分深刻的杰作，他为唯物主义开辟了广阔的途径，为强大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难道是他那极端含蓄的机敏和艺术语言的率直促成的吗？他的哲学思想达到了光辉的高度，非常容易从现实生活中衍生出许多活泼的因子，从而变成富于人情味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再现于我们眼前。他所奉献给我们的那些早期的哲学思想，怀疑论者的闲赋，论盲者告明眼人的训言，对自然和运动之原理的解释，思想家之间的对话等后来都演化成了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叙事小说：《女王》、《宿命论者雅克》、《拉摩的侄子》……相继问世。
那么，狄德罗究竟用什么使人折服的呢？那便是典型的形象，典型的行为，典型的语言。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认为，“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么……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
马克思认为他所喜爱的这位散文家的一切文学杰作中当首推《拉摩的侄子》。他能够一遍又一遍地把它反复诵读，能够在写作《资本论》的手稿时联想起狄德罗尖锐锋利的语句，能够把他的辛辣的形象运用到自己的思想对手的身上，也能单纯地对作品加以欣赏，捉摸它的一个个主题的含义。
这位非常健谈的哲学家狄德罗有着少见的灵敏听力。在一个音乐家名流的不幸的侄子(此人认为任何谄媚行为都比任何一种劳动要强)的启示下，他能听到本世纪的无耻的声音，听到活跃的寄生者和根底很深的野兽般的利己主义者的声音。
这位无所不涉的生活观察家有着异乎寻常的眼力。他能为我们透彻地指明盗贼那一套假仁假义的伦理学说和庸俗的享乐主义哲学。这一古老的鼓吹享乐至上的哲学，经褊狭的利己分子一解释反而变成了一种完全平淡无味的、伪善的道德说教，成了对于粗俗的欲求的某种崇拜。
这位代表未来革命变革的英勇的喉舌有着非凡敏锐的社会嗅觉。他能感受到并会使我们相信，盗窃者心中开出的种种灰暗的恶习之花，根本不是愤怒天神或茫茫自然的注定馈赠，它们实际上是在日常的对抗中所形成的社会条件的产物。
站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为繁殖这些恶习制造了极其有益的环境，为进行道德表白创造了温室般的气候。这时，资产阶级的道德法官表现出惊人的聪明才智。有一位“海上红衣主教”茹尔·让南发现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里缺少“应有的”道德结论，于是便对这位经典作家的作品进行补充和修改。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他就按照自己的发现来修改这本著作，他发现拉摩的一切颠倒都是他因自己不是‘世袭贵族’而产生的苦恼引起的。他在这种基础上堆砌起来的科采布式的劣作，现在正在像上演传奇剧似地出现于伦敦。从狄德罗到茹尔·让南的道路正是生理学者称做退化的变态的道路。这就是法兰西革命前和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法兰西精神!”[6]
狄德罗时代的无耻的寄生之花在新的世纪已经结出了无数硬实的苦果。到处都洋溢着这种善意!即使在“伟大的侨民汉”中间也是如此，而且可能尤其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刻画许多可悲的名流时曾提到过一个名叫鲁道夫·施拉姆的年轻豪放的克雷弗尔得人，他们极自然地联想起倒霉的“侄子”——一个“喜欢争吵的、夸夸其谈的、极其荒唐的傀儡，他把《拉摩的侄子》中的一段话：‘我宁愿做个厚颜无耻的空谈家，而不愿做默默无闻的人’当做生活中的座右铭。”[7]
鲁道夫·施拉姆垂涎于重要职位，但也不拘高下，哪怕不太像样的也罢。他随时准备咬掉自己的舌头，只要功名成就要求他沉默不语；但也能够与人倾吐积愫，牢骚不绝于口。可要是职位到不了手，那时候不知为什么他就会不再到激进派那里去，就会不再在某个“坚决前进俱乐部”[8]里施展他的才能，就会不再随随便便地发表什么通告[9]了……就是这位拉摩的侄子的精神上的继承人，这位实际上没有得手的官僚主义者，总想拼命利用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出色的年轻人康拉德·施拉姆之间的兄弟关系，混上一个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角色，而事实上他只不过“装扮成了激进资产者的模拟品”而已。
马克思在给曼彻斯特的朋友[10]寄去《拉摩的侄子》时，曾满意地指出：“这部无与伦比的作品必将给你以新的享受。”
不难理解，马克思最有兴趣阅读的是富于理性的散文，是最大限度地“充满”思想性的艺术作品。为了证实“最有兴趣”这一说法，可以去找狄德罗在文学上的敌对者，去找马克思最不喜欢的人。沙多布利昂的作品便是例子。这位浪漫派作家，保皇分子，王位和圣经的虔诚的讴歌者也是觊觎哲学“著作”和艺术散文的桂冠的。
马克思在谈到他“一向讨厌”的沙多布里昂时指出：“如果说这个人在法国这样有名，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18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廷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11]
最后，关于艺术兴趣的说法还有一桩历史文学的类似事件可予证明，那是马克思亲自提到的。他在狄德罗的作品和另一位我们所熟识的语言斗士的作品之间画上了等号。“我读过一些爱尔利布的著作。他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把他跟莱辛和狄德罗同样看待的。”这里指的是杜勃罗留波夫，爱尔利布是他的德语译法。他的一生非常短暂，统共只活了25年，但他的生命的光辉却像黑暗的俄罗斯现实王国中闪过的雷电一般照亮了、穿透了许多事物。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在他的墓前激昂地说：“呀，人民，他是多么的爱你呀!你虽然没有听到他的话，但是当你将变成和他所想望见到你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天才的年轻人，你的儿子当中最优秀的一个，曾为你尽了多大力呀。”
杜勃罗留波夫的话语早已为共产主义导师们耳熟能详，并在他们心中激起了深刻的反响。对他们来说，他是社会主义的莱辛，是可以和狄德罗相媲美的经典作家。
德尼·狄德罗还在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觉醒之前很久到过俄国，但他相信这个国家一定会繁荣起来，他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具有强大的力量。他开始学习俄语的时候年事已高，他正确地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将成为重要的世界因素。
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在对当时的俄国社会思想发展作出结论时，曾骄傲地提到产生过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的民族。他们满怀希望地关注着那些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的人：“在俄国年轻一代人中间，我们也有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高度毅力的人……”[12]
[1]狄德罗(1713—1784)，法国哲学家、作家、思想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1773年)。主要著作有《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拉摩的侄子》等。
[3]弗兰茨·梅林(1846—1919)，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马克思传》等书。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