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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迎
要深入体会这个激起愤懑的字眼的含义，应当多读几遍《福格特先生》[1]或者马克思在五六十年代写给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信件。某公福格特，悄悄地把自己“空话篓子”的天才，出卖给冒牌波拿巴的一个有天赋的宫廷小丑，披起一身“德国工人”保护者的袈裟，卑鄙地施展阴谋反对马克思和他的共产主义同盟的战友，把他们描绘成阴谋家、教唆犯、警察局的密探，甚至货币伪造者……于是，极其宽宏大度的共产主义勇士[2]终于决意应战，因为事关他个人的荣誉，事关他的党的荣誉。
可是呀，他是多么不愿意涉足这整个肮脏事件之中，多么不愿意介入一帮匿名作者和马屁精的嘈杂的闹剧，多么不愿意陷进这无耻的上诉诉讼案。为了使整个生命运转得更快，有人竟想一天一夜能有25个小时，这岂非梦幻；可在跟杜尔里宫[3]的走狗争辩一事上却要耗掉他半年的辰光。
然而，真理，党是何等珍惜真理呀!为了“自卫”，马克思构思了那部抨击性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欧洲的一幅画卷。
这部抨击性著作的“主角”说起来是非常明确的。在他的胸膛里，“没有信义、忠诚和正直的地位，它只是充满了脏腑和横膈膜。”[4]而包庇并唆使福格特们的那股势力，其卑鄙恶劣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直言不讳地指责美滋滋的受贿人：“拍自己上司马屁的人，算不得无畏的好汉。”但是，在无数昙花一现的人物中间也涌现出了这样一些人物，他们身上令人厌恶的缺点竟与鲜明的优点汇聚而浑成了一体。有毒的苔藓在大风暴前的气温中繁衍得特别茂盛。马克思虽然只是瞬息之间感觉到，但却是十分关切地注意着这种类型的“神圣的马屁精”，他仿佛预感到这种人的危险的变态逻辑。被影射人物中再明显不过的一个——斐迪南·拉萨尔竟情不自禁地在这一出人间喜剧的典型人物中寻找着自己。马克思指出：“他至少向我问过四次，问我在《福格特先生》中所说的雅科布·维森里斯勒是影射谁。……”[5]要是马克思在1861年柏林那个春天以前就知道有关这位“无产阶级的黎塞留”[6]的一切情形的话，那他是会充分发挥他那正处在枯竭之中的讽嘲热情而去满足这种好奇心的，只可惜这一切都是在事隔多年之后才明朗的。……可以说，拉萨尔是从上流社会的丑闻“发迹”的，而且，也还是以上流社会的丑闻了却终生的。在柏林哈茨费尔特家发生不幸的诉讼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斐迪南·拉萨尔这个人，那时候，他不过是一个从布勒斯劳来的富商的独子而已。无论是双亲的哀求，莱比锡商业学校老师们的耐心教诲，都无法使他留在拉氏家族世袭经营的事业的怀抱之中。他立意丢弃平淡乏味的柜台和枯燥刻板的商业事务所，到布勒斯劳和柏林的大学去施展他那哲学的雄才。随后，他“见识”了巴黎，“结交”上流人士，“沉醉”于甜蜜蜜的预言之中。
返回柏林以后，年轻的拉萨尔想到大学去教书。但一次偶然的相逢完全打乱了他那本来就不甚坚定的生活计划。他遇上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据当时人们充满友情的见证，那时候伯爵夫人那双眸子还“闪射着炽烈的性欲的光芒”。我们的骑士失魂落魄了：“她的心地是多么善良，她的智慧又是多么深湛，可她的命运呀却是多么不幸。她丈夫艾德蒙·哈茨费尔特，是她的表兄，憎恨她，施用了即使在最不可信的小说里也难以见到的卑鄙手段折磨她，迫害她……”年轻的斐迪南从他身上看到了“早已逝去的生活制度的一切谎言的化身”，看到了“滥用权势、实力和财富以压迫弱者的一切劣行的化身”。他探索性地提示自己：既然你已经了解这一切，难道可以设想，听凭人家摧残这个女人，不去帮助她而安然若素吗？倘若你如是作为，那你还有什么权利去指责别人的卑劣行为和利己成性呢？伯爵夫人喜出望外地接受了青年骑士突如其来的援助，虽然那一位在满嘴秉公仗义之词的同时并没有忘却一旦官司有了美满的结局理该得到一整笔巨款的约言。
于是，一场拉萨尔针对哈茨费尔特伯爵的悲喜剧式的诉讼案开台了，这场官司一直打了整整9年。这是对未来的“伟大鼓动家”的“巨大毅力”的第一次考验。他不得不放弃一切科学，专攻法学，而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说：“几个月内我就跟律师们并驾齐驱，不出两年，我可以说，我就压过了他们所有的人”。他向民主派的报刊发出呼吁，报界响应他的召唤，猛烈地抨击恶毒的封建分子。“我在社会舆论界打垮了伯爵。”当然，伯爵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他的财产，他的社会联系，使他处于法律所不可及的地位。于是，伯爵夫人的律师准备采取不法手段。在友人的帮助下，他企图盗窃伯爵挥霍无度、乱伦淫荡的“法律证据”。可是，迟钝的友人及其同伙落入了警察局之手。一场新的诉讼又开张了……拉萨尔顺利地驳斥了警察局对他盗窃案的控告，在诉讼结案时他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一篇长达六小时的激烈的演说。“我把对我的控告批驳得体无完肤，我披露了伯爵和伯爵夫人之间的敌视关系，我把自己和他们的案件连结了起来，并终于彻底摧垮了伯爵和他的帮手。”陪审法庭作出了无罪的宣判，居民们用双手把我们的英雄从大厅里抬了出来!
不过，他还是从贵族社会轻松的喜剧步上了革命的戏剧舞台。1848年秋，在那些危急的日子里，他重又引起了警察当局的注目——他在杜塞尔多夫被捕了，这会儿的罪过是“号召公民武装反对王国政府”。开审前他被拘留了五个月，然后是陪审法庭开庭审理。又是一篇效果非凡的演说，而这一篇演说，照德摩斯梯尼[7]再世的崇拜者的话说，乃是“本世纪政治宏论的一个里程碑”。又是一次无罪的判决，尽管拉萨尔“直接攻击了”王国的护卫，说他们是“社会民主共和国最坚定的卫士”。警方出来“修正”陪审法庭的裁决，——决定让他蹲半年班房。
与此同时，伯爵的官司照常在进行中，拉萨尔即使蹲监狱也不辍操劳。1854年8月来临了，他终于胜利地高呼：“我击败了这位身负盛名的贵族。我把他踩到脚下了!我迫使他接受和睦协议的条件对他来说不仅完全是屈辱的，而且简直使他名誉扫地。我把这个女人从他的权势中解救了出来，并且强使他给了她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
对伯爵夫人宕及九年的离婚诉讼案，甚至马克思也被迫着表示意见，因为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派了莱茵省的社会主义者古斯达夫·勒维到伦敦去拜访他，使命是揭发党“主席”拉萨尔的丑事。他似乎是进行了一场反对社会敌人的“荣誉诉讼”，利用了民主力量的全部影响，可结局如何呢？自从伯爵夫人得到她的30万塔勒之后，拉萨尔完全变了样。他居然被伯爵夫人供养起来了。现在他奢侈享乐，纠合“宫廷文化侍从”，疏远工人，向贵族血统的代表人物献媚，经常利用党去干私人的肮脏勾当。
杜塞尔多夫的工人确信：不是拉萨尔法律上的洞察力，而是最平庸的阴谋，使这一诉讼得到意外的结局。他们都知道，在诉讼过程中他对伯爵这个下流胚进行敲诈，对检察官进行贿赂。阴谋的同伙人——伯爵的代理人没有从他那里拿到一万塔勒[8]……他还跟一个叫朔伊埃尔的人在交易所里合伙搞投机。他们失败了。朔伊埃尔破了产。拉萨尔打赢了官司，可他并不认为有责任帮同伙一把。他还公开嘲弄人家，说是“法典第六条禁止搞外国证券投机”。
马克思对“流言飞语”一向不轻易相信，但在经过一番非常细致的“了解”以后，他把这一极其卑劣的情形详尽地写信告诉了朋友[9]，并慎重而明确地表示：“我认为，他们(工人)说得对。”恩格斯也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率直地作了评断，也是这样牵挂着这件事的：
“这个家伙由于很有才华而倒霉，但是这些行为也太不像话了……他总打算以党作幌子利用一切人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其次，力图挤入上流社会，得到显赫的地位，哪怕用各种化妆品来修饰龌龊的布勒斯劳的犹太人的外表，——这始终是令人生厌的。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使人们必须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但是，如果他干出直接引起脱离党的这类事情来，那么我决不责怪杜塞尔多夫工人这样恨他……哈茨费尔特和30万塔勒的事对我来说完全是新闻……”[10]
当然，正如他的言行所证明的，拉萨尔是仰仗伯爵夫人的鼻息而享受着骄奢生活的。他以猎奇为消遣，到处旅游逛荡，但也并不忽视对社会思想各种表现的观察。他竭力吹嘘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千方百计想保住一个“危险的革命家”的声誉。马克思指出：“他是地道的‘智者埃夫拉伊姆’，他会不惜任何代价同我们站在一起……”[11]
你看，他是多么聪明伶俐，又是多么精明强干：他知道，该怎样随着时代精神而沉浮尘世，该怎样去迎合社会风尚的主流，又该怎样去趋附权威人士。应当具有渊博的知识，崇尚科学的急进主义——你看，即使用他在大学念书时信手写成的那些哲学闲赋也能搞出巍峨的巨著。一部“以新收集到的材料为基础，并参照古老的资料以证明的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2]不是出笼了吗？他不得已而谈论着自己……
诚然，有许多学者在“谈话”中指责拉萨尔，说他在这部著作中过于“黑格尔化”了，因而塑造的赫拉克利特的形象并不完全真实，这位哲学家也实在复杂，否则又如何称他为晦涩哲人呢？拉萨尔争辩说，思想并非他物，乃“历史的产物”，而哲学史则是“思想自我发展的连续过程之描述”。当拉萨尔还在学校里徒劳地攻读着商业秘诀的时候，马克思早已坚定地驳倒了空想学说，提出了有关人类历史和社会思想发展的完全合乎逻辑的唯物主义观点。从32岁的拉萨尔那里得到这样的“礼品”，还带着各种各样自我标榜的通告，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马克思感到发愁，“我该怎样对待这个家伙？”他对恩格斯说：“要不要回信？这个家伙拼命追求荣誉，无缘无故写了七十五印张希腊哲学，他这种可笑的虚荣心会使你发笑。”“威武的拉萨尔开始搞起哲学，搞起赫拉克利特来了，就像搞哈茨费尔特的官司那样，而且，如果相信他的话，他的这场‘官司’最终是打赢了。看来，老头儿们——语文学家和黑格尔派——确是因能再看到这过去时代遗下的花朵而感到惊奇。但我们总是要亲自看看这个东西，虽然这是匹赠送的马，也得仔细看一看他的牙口，——当然要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即赫拉克利特不发出大蒜的气味。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家伙怎样在柏林的大街上摇来摆去……像孔雀那样翘起尾巴，迈一步，停一停，咬紧嘴唇，带着一种‘政治的目光’，好像在说：‘这就是写《赫拉克利特》的人’。”[13]
在哲学论文之后跟着又出了历史剧，《赫拉克利特》在荣誉台上换成了《弗兰茨·冯·济金根》[14]。剧本没有什么艺术特色，戏迷们议论纷纷，但倒是提供了“研究剧作者心理的最充分的根据”。同时，拉萨尔本人也不坚持说它有什么艺术特色。他承认：“我不具备诗人的想象力，我的剧本更多的是革命激情的产物，而不是诗人天赋的产物，我所写的剧本常常只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用各种不同的名字表达出这种激奋之情罢了。”
自然，初出茅庐的剧作家急于得到马克思权威性的支持，他给马克思寄去手稿，写了好几封信，假情假意地一再表示请马克思对剧本给予认真的批评。恩格斯生气地说：
“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就……要直截了当地问他，莱茵、特别是杜塞尔多夫工人运动的情况怎样……”[15]
“阐释”了晦涩的赫拉克利特，复现了路德派骑士和闵采尔[16]式的平民的剧本之后，我们这位万能的天才转而替身患慢性病的欧洲开起处方来了——1859年春天出版了他的一本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他标榜拿破仑三世在意大利的反革命使命是“一桩文明而高度民主的事业”；他热情支持在普鲁士君主庇护下德国王朝统一的计划；其所作所为活像波拿巴主义的一名勤勉的辩护人。马克思认为拉萨尔的这一表现实是犯了“大大的错误”，恩格斯则在揭露拉萨尔策略的谄媚性质时，称他为“普鲁士王国的宫廷民主人士”。
当《资本论》已经在誊清的时候，新的灵感忽又“显神”于拉萨尔的头脑之中，他又准备为世界提供政治经济学的“治本妙方”来了。
马克思讥讽地说道：“伊戚希[17]的确可笑，‘他的’政治经济学居然已经完成了。可是，从他迄今所写的一切东西看来，他只是个大言不惭地、喋喋不休地把一些原理当做最新发现奉献给世人的中学预科学生，这些原理我们早在20年前就已经交给我们的拥护者像辅币[18]一样流通，并且成效比这要大上10倍。就是这位伊戚希把我们党20年之久的排泄物收集在他的肥料厂，准备给世界历史施肥。”[19]
当马克思以客人身份回到并不那么亲爱的祖国的那年春天，他无意中发现“革命男爵”斐迪南·拉萨尔周旋于上流社会之中，他对最高当局卑躬屈膝，在“投机圈内”穿梭不息，满口雌黄，纠缠无止，种种丑态，不一而足。马克思不无欢欣地同拉萨尔道别，但一年之后又不无苦恼地与他重新相见。
1862年7月，拉萨尔跟伯爵夫人在阳光灿烂的意大利作过令人陶醉的周游之后到伦敦参观世界博览会，实际上他成了马克思家里的常客。
马克思失望地感叹：“一年不见，他完全发疯了。……他现在深信他不仅是最伟大的学者，最深刻的思想家，最有天才的研究家等等，而且是唐璜[20]和革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21]
用假装激动的声音不断地唠唠叨叨，装腔作势地做出各种动作来引人注意，讲起话来带着教训人的腔调，示意他手中握有天大的机密。不用说，他在意大利“曾经向加里波第进过极其重要的忠告”，而加里波第现在马上可以“宣布自己是独裁者”。当马克思和燕妮揶揄他，取笑他，并嘲弄他是“开明的波拿巴主义者”的时候，拉萨尔很不高兴。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描述这些喜剧场面时，写道：“他可发火了。他大嚷大叫、暴跳如雷，最后则确信，我太‘抽象’，不懂政治。……”[22]“你只要来这里住上几天，就会有一年的笑料。……”[23]
当拉萨尔因虚荣而爆发的怒气消停下来的时刻，马克思能即时捉住他准备在德国开展大规模鼓动的纲领的“最新观点”。照拉萨尔的想法，工人应当通过取得普选权和在容克国家协助下成立生产合作社的途径达到自身的社会解放。他用天主教、宪章运动[24]、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调和而成的思想意识的鸡尾酒叫人喝了只能引起头痛，只能使人产生对于没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的庸俗的幻想……马克思警告德国党内的同志：要避免和拉萨尔过于亲密的往来，提醒他们不要发表有利于拉萨尔的公开讲演。
1864年春，检察机关根据拉萨尔的《告柏林工人书》对他提起公诉，指控他犯有“叛国罪”，指控他企图推翻宪法；这毫不足怪，后来还是作出了无罪的判决。传记作家们说：“拉萨尔的辩护词，一如既往，总是非常出色，非常机敏的。”但也有一些“有损于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会主席身份”的地方使他们感到困窘……确实有些使人惊讶的东西。就让我们来听一下“伟大的革命家”对王国检察官讲了一通什么罢：
“先生们，我要对你们直说，我不仅去想推翻宪法，不出一年，我就能把它推翻掉!怎么样呀？而且做到这一点不用流一滴血，也不用紧握拳头搞暴力!很可能还用不到一年就会完全和平地恩赐给我们直接的普选权……”
这样的远见有什么根据吗？谁也说不上来，也许王国的检察官们曾经有所风闻？就在这一时期拉萨尔同俾斯麦之间的信任关系正在顺利地发展着。从几十年后才发现的他们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两人曾有过几番卓有成效的会见，“工人独裁者”曾向容克地主的头子保证选举时积极支持反对进步自由党人的做法，而俾斯麦只是含混地允诺将按实行普选权的方针办事。
请看拉萨尔政治上巴结逢迎的样本：他给俾斯麦写道，“如果说，王国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一旦能下决心迈出，当然啰，很少可能的一步，比如说，如果它能够真正以革命的方式前进一步，从特权等级的君主国变为社会革命的君主国……工人等级是想……看到王国成为唯一的社会专政的执掌者的……”
当拉萨尔在世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知道这一卑鄙的勾当。但是，当他们预见到拉萨尔将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堕落下去时，就同他彻底地决裂了。
后来，马克思给库格曼解释说：“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坚决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中像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拥护我所代表的党的。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立即以‘工人独裁者’的身份来反对我和旧的党。”[25]
拉萨尔死后，当秘密越来越明朗化时，“高尚的拉萨尔”渐渐地显出了普通坏蛋的原形。马克思说：“主观上他从虚荣心出发认为事情可以这样办，而客观上这却是卑鄙的行为，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26]
1864年5月的头几天，拉萨尔在德国各地进行最后一次鼓动旅行，目的是想“从人民热情的浪潮中汲取力量”。他陶醉于一片凯旋声中。他兴高采烈地告诉伯爵夫人：“我还从未见过类似的场面，这当然不是指党所举行的盛会。全体人民都沉浸在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欢跃之中。我常常想，这种情形恐怕只有在出现新的宗教时才会发生……”
可是，三个月后，八月末，他却为一个金黄色头发的达那厄[27]而去决斗……
有个时候，为了某件事故，“革命男爵”曾探问过马克思，共产党人对决斗应持怎样的原则观点。
马克思答道：“决斗本身是不合理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是前一个文化阶段的残余，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片面性造成这样的结果：与这个社会相对立，个人权利有时以封建的形式被巩固下来……如果由于顾及所谓的‘社会舆论’而去决斗，那决斗始终是滑稽剧……我们党必须坚决反对这些等级制的礼节并以无礼的嘲笑来回答那种强求服从这些礼节的无耻要求。现在是一个严重的时期，不能采取这种幼稚的行动。……”[28]
拉萨尔未能超脱于滑稽剧之外——跟某个罗马尼亚的伪国君[29]的一场决斗断送了他的性命。
一段庸俗的恋爱史。祸首是瓦拉几亚公使的女儿[30]。拉萨尔打算结婚。早先的未婚夫(那位伪国君)从柏林来了，要求作出解释，写信互相指责，进而提出决斗。一切都是本着等级制的礼节进行的。拉萨尔的监场人吕斯托夫上校和贝特伦伯爵把他作为目标安在界线一侧。子弹击中了腹部。临死前他躺在“维多利亚”旅馆里口授了遗嘱……在布勒斯劳犹太人墓地上，拉萨尔的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意味深长的碑铭：“此处安葬着一位凡人思想家和战士斐迪南·拉萨尔。”
但是，拉萨尔的影响，即拉萨尔主义并未消逝。当然，谁也不否认拉萨尔有过一定的历史功绩。马克思同样曾作过高度评价，说拉萨尔“唤醒了已沉睡15年之久的德国工人运动”，但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始终认为拉萨尔主义是一种危害。长期以来它一直盗用有益盟友的思想却加以歪曲，表现出对资本阿谀谄媚的工人贵族的心。25年之后，恩格斯不得不回过头来谈“拉萨尔问题”：
“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26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31]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那么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对马克思态度的时候了。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条。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喜欢把一些声名狼藉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做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年以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来了个转变，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还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品质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好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拉萨尔的鼓动著作中，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由于马克思的批判而感到自己受了伤害的那一部分工人，只了解拉萨尔两年的鼓动工作，而且还是戴着玫瑰色眼镜来看他的鼓动工作的。但是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32]
恩格斯认为应当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
[6]黎塞留(1585—1642)，红衣主教，路易十三的宰相，1624年成为法国的实际执政者。
[7]德摩斯梯尼(前384—前322)，古希腊的大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32—33页。
[12]指拉萨尔的《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辩证法奠基人之一。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127—128、228页。
[16]闵采尔是德国革命家，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马丁·路德则是惧怕人民运动的德国中产阶级的思想家。
[24]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至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普选权和一系列工人权利，实行人民宪章。列宁认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革命运动”。
[27]达那厄，希腊神话中阿耳戈斯王阿克里西俄斯的女儿。此处意即为美女而决斗。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542—5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