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对幸福的理解

——斗争

难道说，他在友谊方面缺少幸福吗？谁还能如此毅然坚定、真诚不渝地宣称自己的朋友是：alter ego(第二个“我”)!要是忽然有诽谤者、阴谋家的一只黑手企图玷污这位朋友的荣誉，那他肯定会挺身而出，奋起挑战；他随时准备同诽谤性地攻讦恩格斯的居心叵测的自私自利者“进行决斗”，或者到“另一个地方”去会会他，为的是撕下对方脸上那张“虚伪的假面具”……

难道说，他在爱情方面觉得不幸吗？让我们再次回忆他对于爱人所说的一席话，那是在他们共同生活数千个日日夜夜之后所说的一席话：“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1]

难道说，他的孩子使他感到不幸吗？可孩子们是非常爱他，对他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我们还将在以后的叙述中多次谈到他们。这里不妨先引用一位纯粹的外人，一家美国报纸编辑的一次极其短暂的目击作为佐证。一个夏日的黄昏，这位编辑曾在海滨浴场观察过马克思的一家人：“这是令人神往的一伙人，约摸十来位，其中一位是两个青年女士的父亲，女士们幸福地携带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的祖母充满着乐观欢快的精神和女性的谧静。卡尔·马克思当爷爷的本事比起维克多·雨果来毫不逊色，可他更幸福……”

然而，马克思还是把他的幸福观同“斗争”这个概念联结了起来。你可以把这看做是禀性的特殊景象，一种自然的天赋。早在青年时代的自述诗中他就曾这样表露过自己：

火焰充满着我的整个心房，

我怎能安闲地游荡。

迎着风暴，投身斗争，

我怎能在半醒半梦中闲逛……

斗争，这是生命意志的表露，性格的映照，欲念的炽热化。可是，这决不是单一意义的概念。斗争可以是为了在阳光之下争一席之地，也可以是为了拨开云雾让阳光普照大地而搏击长空。人们可以为了把家里炉灶的火苗扇旺而耗尽精力，也可以像普罗米修斯[2]那样把火种传于人世。正是普罗米修斯的功绩鼓舞着年轻的马克思迈进科学殿堂的门槛；正是他，“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最虔诚的圣徒”，便是哲学自身的体现。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正是用他那凌厉的言辞向那些在墨守成规、无所用心、饱食终日之中欢欣庆幸的“可怜的懦夫们”发起挑战的。

是啊，这个昏蒙蒙的、衰颓的世界还是属于庸夫俗子的。人类已经意识到的自由和尊严的感情已随同希腊人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种感情已经消逝于上天基督王国的虚无缥缈的迷雾之中了。应当在诚实的人们心中把它唤醒。应当揭露旧世界，并“进行有益的工作以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他鼓舞年轻的同时代人：“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但愿我们的命运也同样如此。”[3]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英姿勃勃的唯物主义者，面对世界巍然屹立，共同的斗争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严厉地批判地裁审”了“神圣家族”中的伪预言家，在社会面前提出了应该以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对抽象的人的崇拜的问题。他们提醒说，由于上个世纪[4]革命催化主义的结果，社会思想已经意识到：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

站起来吧!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实际地认为，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5]他们说，把同链条和枷锁的斗争“变成纯粹的斗争”是徒劳的。

宣称自己是“绝对精神”唯一的遗嘱执行人的至圣观念的笨拙弟子，顽固地推行“精神”和“群众”之间的对立，他们把群众的“自我欺骗”、“萎靡不振”宣布为“世界精神”的唯一对头；他们把以往历史上一切伟大事业失败的责任，全都推到表现了自己平凡的“利益”和“热情”的群众身上——据说，法国革命中“利益”之所以遭到不成功，就是因为这个“热情”，就是因为“观念”要去满足于“对自身之表面的理解”。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其对历史进程的具体分析，以其对对立面之间斗争的辩证统一的理解，打击了关于“精神”和“群众”、“观念”和“利益”相对立的这一派胡言乱语。他们在揭示上一次革命的性质的同时，证明“利益”是根本不可能烟消云散的。[6]

他们在引用论敌的概念时指出：“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尽管‘激情’已经消失，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装饰自己的摇篮的‘热情’之花也已经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7]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如果说群众利益没有得到满足，那原因并不在于群众的“热情”，而在于“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

獉獉獉獉则”。无产阶级后来的领袖预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私有制导致无产阶级的产生，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使命是对私有制作出判决。

在哲学范围内为确立新的世界观原则而展开斗争的同时，马克思细心地研究了阶级斗争的性质，研究了革命形势发展的状况。在流亡巴黎期间，他首先注意到他出生以前的25年间社会上突然迸发出来的那股震撼法国绝对主义根基的巨大力量。他想知道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8]之间的斗争情形，还编写了国民公会议员勒瓦瑟尔回忆录的一份提纲；雅各宾派领袖的激进思想、意图、活动使他极感兴趣，于是他研究起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德穆兰等人的著作来了。他还想编一本《国民公会史》，想从其凄惨的教训中得出某些必要的结论，可惜此事未能兑现。可是巴黎的报刊已经风风雨雨地谣传说，他之所以被迫流亡布鲁塞尔只是“想在那边完成自己这项研究工作”。若当真如此，事情就完全会是另一种样子了。

普鲁士和法国当局对于马克思的政治活动极其不满，对于他所编辑的报纸上的尖锐的文章感到恼怒。(反动派惊呼：“这个报纸比第一次革命时期任何一种法国报纸都坏。”)他们终于将他和他的同事们逐出了巴黎。必须“极其低贱地请求”利奥波德国王允许他“在比利时居住”。当然国王对这种事是置若罔闻的，但警察局要求签署一份“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意见”的保证书。欧洲的统治者已经开始意识到马克思笔锋凌厉的攻击力了。

至于说到革命历史的教训，他不止一次地作过探索，而且总是非常及时的。当1848—1851年的革命浪潮刚刚消退下去的时候，马克思在事变发生之后立即作出极其透彻的分析，提炼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原理、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同时，他还回顾了历史为上一世纪革命家所提供的残酷教训，回顾了雾月十八日[9]，那即将结束的世纪最后一段日子中的一天，那时候军事独裁者很有威势地声称自己胜利了，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进程。马克思把这黑暗日子的名称写进了自己那部十分重要的著作的标题，他认为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耻辱乃是雾月十八日事件的翻版。

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

他还想起了黑格尔无意中说过的一句话，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指出：“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0]而且，还构成了这样的对应格局：“科西迪耶尔[11]代替丹东[12]，路易·勃朗[13]代替罗伯斯比尔[14]，1848—1851年的山岳党[15]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16]，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17]

卡尔·马克思——这位革命政论作品方面的莎士比亚，用强烈而鲜艳的色彩把资产阶级没落者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些人在深刻的社会大变动时期，“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从本质上、特性上、精神上以至推进的艺术上作了入木三分的对比。他指出，新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

我们看到，马克思对斗争的最主要的实质理解得既广泛又全面，既是划时代的又是十分现实的，既能从世界角度出发又是顾及个人的，这样的理解实属前无古人。他为自己选择了极度艰难的路，但却坚定地相信这是一个战士最幸福的人生道路。当他跨进中年之前，当他尚处于旺盛的创作进程的头一个10年间，便以高度负责的现实主义态度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两个最根本的问题：

为了什么而斗争？

以什么方式进行斗争？

他以一种博大的气概回答了这些问题。但是，他没有以传播真理的先知的身份来回答这些问题，而是以一个饱经忧患、从生活中悟出了真理的人，一个重实践、做事业的人的身份来回答这些问题。他并不颐指气使，并不发号施令——他说明自己的原则，并且首先要求自己，要求他的拥护者去身体力行。为着一定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整体上说是“马克思的党”，而《共产党宣言》则是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队伍实际行动的纲领。

革命运动的一员老将弗里德里奇·列斯纳在回忆《宣言》产生的情景时说道：“当我见到马克思时，我一下子就感到了这位奇人的卓越和巨大的优势。我心里充满了坚信工人运动处于这样的领袖领导之下一定会胜利的感情。”他强调指出：“马克思生来就是人民的领袖。”

为了创立关于新社会的基本学说，制订共产党人的斗争战略和策略，不断地团结革命力量，马克思以生活准则为基础形成并确定了人民战士的革命道德和精神规范。从“马克思党”的实际经验中似乎可以得出两种方针，两条斗争路线。一条是同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资本进行不调和斗争的主干路线。另一条则是确保革命力量免遭危险的同路人和随之而来的各种障碍所害的防卫路线。这后一条路线是很难确定、很难区划的，但它对于胜利地、无阻碍地达到最终目标却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有一次顺便提到过反驳蒲鲁东主义的事，“共产主义首先必须摆脱掉这位‘假兄弟’。”这一层意思他很可能讲过不仅一两次。除了在贫困中空议贫困的蒲鲁东主义之外，共产主义周围还聚拢着太多的“假兄弟”，仿制的、冒牌的革命性——从年轻的恩格斯所熟悉的那位把自己装扮成共产主义者的巴门警察局局长直到马克思主义“法定的”卫士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机会主义，全都得到了过于广泛的流传。马克思主义该如何对待自告奋勇的“假兄弟”，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应划出怎样的界线，应确立怎样的道德立场，这一切使人们分外明晰地看清并理解马克思的斗争信念。也许跟巴枯宁主义之间的一段延续多年且特别紧张的关系史倒是最能明显不过地揭示出这一点来。

先前的炮兵军官，出身于特韦尔贵族之家的米哈伊尔·巴枯宁，以遭受沙皇政府通缉的革命家的名声在欧洲流浪四年之后在巴黎与马克思相遇了，他是被缺席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并被褫夺了贵族称号的。当时巴枯宁已经30岁，马克思比他小4岁。他们为同一张报纸撰稿，一起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一起被基佐内阁发布的指令驱逐出法国。从他们一开始相识起，“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巴枯宁就对马克思的才干、博学，对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贞之心赞叹不已，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出入乔治·桑和路易·勃朗的沙龙，也没有妨碍他以高度的热情接受蒲鲁东主义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他还准备发展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布鲁塞尔，巴枯宁又同马克思相逢。但此时此刻，一个已经是《宣言》的创作者，是揭露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人，另一个则即将成为无政府主义的领袖，虽然两人已不可能再结为亲密的志同道合者，他们分道扬镳了，虽然巴枯宁丝毫没有摆脱政治上的折中主义，也没有去掉假革命的空泛议论的习气(也许这是革命前的压抑气氛的结果)，但马克思仍然保持着对这位被追缉、遭诋毁的革命者的友谊，并多方对他加以保护。欧洲正孕育着一场革命，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大陆徘徊。……巴枯宁从比利时——法国的边境步行来到起义的巴黎，当他抵达的时候正是二月革命胜利结束的时候。现在他可以心满意足地肩上扛着枪在大街上漫步了，可以对巴黎的“左”倾分子发挥普遍性平均主义、不断革命、解放一切斯拉夫人的“激奋人心”的思想了……

吸够了巴黎的暴风雨气氛，但对事态进展还表示并不满意的巴枯宁，对欧洲一些沸腾着的城市进行了伤感的、但却是革命的访问。

1848年夏，业已高举起《新莱茵报》战斗旗帜的卡尔·马克思，重又在革命道路的十字路口同米哈伊尔·巴枯宁相遇了。马克思又一次准备支持他的每一个诚实的举动，但对他的不正确的做法不再保持沉默，也不再原谅他的思想错误；他又一次准备保护巴枯宁不受迫害和攻击，虽然这一次是乔治·桑的沙龙提出了怀疑：这一位革命家和民主主义者欧洲集会的常客莫非是沙皇的奸细？

巴枯宁的周游于一年之后结束，因为在德勒斯顿近郊的“蓝色天使”旅馆里恶魔找上门来——当地的市民把他交给了普鲁士士兵。逮捕、监狱、要塞、判决。先是死刑，随后改为终身监禁。从德国监牢递解到奥地利监牢，后来又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彼得保罗要塞[18]……

彼得保罗囚室的门槛将巴枯宁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截然隔成两段，简直可以说是判若云泥的两段。要塞的高墙遮隐了秘密，但终究还会在欧洲的报纸上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忽而传出一些阴涩的谣言，忽而生出一些离奇的揣度：勾画了一幅怪物的图像——尼古拉的私人密探，潜近轻信他人的社会主义领袖身边的一个阴险的奸细。马克思那副善良的心肠既不能接受可憎的猜疑，也不能苟同可耻的怜悯。他准备尔后仍然要为保护巴枯宁而与别人“发生争执”。

但马克思一直不知道的秘密，是非常可耻的。这是有关一个人道德上深深地堕落的秘密，这个人在全欧洲面前还摆出一副斗争豪杰、斗争导师的面孔。他所遗下的个人档案比起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对他判处的死刑更加可怕，因为这是一份卑贱的自白。的确，恰如命运所揶揄的那样，巴枯宁将其称做“自白”，但这并不是写给革命事业后来人的自白，而是写给“最最仁慈的国王陛下”并且还毕恭毕敬地附上了“幡然悔悟的罪人米哈伊尔·巴枯宁”签名的一份自白。……这一年是在上个世纪的中叶，这是沉湎于自由之中而惊醒以后的一段痛苦的时期，是革命的低潮和反动势力进攻的时期。巴枯宁受着拘禁，37岁的一名壮士，真像俗话所说的“饭量顶四人，力气大无边”，可监狱里的场景却使他变得沮丧了，他被压坍了。马克思也受着拘禁，他被饥馑、贫困、诽谤、威胁包围着。恩格斯不无用意地提醒他：“你可得小心呀。”提醒他存在着职业刺客，但估计人家也许“没有勇气把这样的家伙弄到我们头上来”。

这段时间里两个人、两位斗士的做法和想法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马克思在写作，写的是《雾月十八日》。他以丹东的神圣怒气，塔西佗的充满激情的严厉性，尤维纳利斯的惊人的尖锐劲儿，揭露了波拿巴主义，作者刚劲有力的寥寥数笔就把大、小拿破仑推到了世界面前，任凭公众去鞭笞他们。巴枯宁也在写作，写的是表达对于尼古拉·巴尔金难以表达的爱戴，对于他的威严的王权的一片赤忱的忠心，为的是向他、“精神上的父亲”进行忏悔。马克思向德国一切绞杀共产主义的刽子手发起一场歼灭性的战斗，给冒险分子和宗派分子以打击，捍卫自己的党的荣誉，对诬蔑它从事阴谋活动的责难进行驳斥，并挺身保护被陷害而置于被告席位的同志；他写了一本《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抨击性著作，这部著作正气凛然，以大量的事实、严谨的逻辑，把敌人批驳得体无完肤。巴枯宁则弃绝了一切，责备自己吃了“许多知识禁树上结的果实”，把党的秘密奉献给俄国的统治者，列出了许多人的姓名……

假若我们能够同时听到他们两人的独白，那真不知会产生一些什么印象。下面是几则对比：

巴枯宁：呀，陛下，我将向您、精神上的父亲作忏悔。人们都期望得到您的宽恕，不是在这里，而是为了去另一个世界。我要向天主祈求，愿他赐给我朴素的、真挚的、虔诚的语言，没有奸诈和换取皇帝陛下恻隐之心的谄媚。

马克思：我的小册子并不是保卫原则的，而是以叙述事实和事件进程为基础斥责普鲁士政府的抨击性著作……为了购买稿纸，我昨天把从利物浦买的一件上衣送到当铺去了……普鲁士的老爷们应当感到，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敌人。

巴枯宁：我想一劳永逸地洗刷掉对我的不公正的指控，因为我身上的罪孽已经太多太多了，我又何苦再背上一些我压根儿没有犯过的罪孽呢!我认识许多法国的、德国的、比利时的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读过他们的文章，研究过他们的理论，但我本人从来也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团体，对于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宣传和他们的行动，我是断然不予理睬的……

(关于早期在巴黎时期跟马克思的合作)

“我的团体起初几乎完全由德国的民主主义者组成，他们或者是被驱逐出境的，或者是自愿离开德国的，为的是在这里创办一份民主派的法德周刊，以求协调并联结两个民族的精神和政治利益……起先闹得满城风雨的整个事业忽然无声无息了，到头来只落得一张可怜而无聊的周报《前进报》，而且也只维持了不多久，后来也因其自身的卑劣行径而很快寿终正寝了。那些德国人因此而被撵出了巴黎，这对我来说真可谓如释重负。”

(关于同马克思的重逢以及加入布鲁塞尔民主协会[19])

“在布鲁塞尔，本来要吸收我参加德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急进分子的同盟组织，这里面也有英国的宪章派分子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不过这个组织不是秘密的，常常举行公众集会，大概也有秘密大聚会，但我从未参加过，就是公众集会我也统共只去过两次；后来就再也不去了，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使我感到厌恶，而他们的要求尤其使我无法忍受。于是他们不满意我了，德国共产主义者甚至可以说仇恨我了，他们比别的人更加大声地喧嚷，臆断我是叛变了。其实，我更多的是生活在贵族的圈子里……

(关于共产主义的危险)

“我觉得，这个游移不定，见不到，摸不着，但无所不在的共产主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一无例外地活跃于一切之中的共产主义，比之那一定的、形成了体系的共产主义要危险一千倍，因为后者只是在不多的几个有组织的或者公开的共产主义团体中作作宣传罢了。”(尼古拉在这里批示：然。)

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一个阴谋家团体，而是一个秘密地进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团体，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被公开地剥夺了igni et aqua(必需的生活条件)，被剥夺了出版、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如果这样的团体也进行秘密活动，那么，这只有在蒸汽和电进行反对status quo(现存秩序)的秘密活动的意义上才会发生。

不言而喻，这种不是把组织未来的执政党，而是把组织未来的反对党作为自己的目的的秘密团体，对于下面这样一些人来说，吸引力是不大的：这些人一方面在秘密活动的那种庄严的、带有戏剧性的斗篷下面竭力掩盖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又打算在最近革命到来时满足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名心，但是首先千方百计地试图在目前就成为显要人物，在蛊惑宣传的成果中捞到自己的一份，博得那些民主主义的爱吵吵嚷嚷的饶舌者们的拥戴。

巴枯宁：终于爆发了二月革命。当我一知道巴黎打起来了的消息之后，我马上在一个熟人那里要了一张护照，以防万一，随即回到了法国……陛下，我将向您禀明巴黎所给予我的印象。这座大城市，欧洲的教育中心，倏忽之间一变而为野蛮的高加索：每一条街上，几乎在每一个地点都堆有像小山包一般、齐及屋顶的街垒，那上面，在石块与毁坏了的家具之间，全副武装的工人们活像山谷里的列兹金[20]女人那样，穿着受火药熏染而发暗的五颜六色的短衫；肥胖的店铺老板娘，epiciers，脸蛋由于惊怕而发呆了，偷偷地从窗户里往外瞧；大街上，林荫道上连一辆马车也没有；穿着漂亮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销声匿迹了，所有令人憎恨的手持拐杖和长柄眼镜的社交人士无影无踪了，替代他们的都是我的高尚的革命伙伴。

陛下，我无法向您明晰地禀告我在巴黎度过的这一个月的实情，因为这是精神上如醉似痴的一个月。不仅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如醉似痴：有的是受到极度的惊吓，另一些人是由于极度的兴奋，对某些东西寄予极度的希望。我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深夜二点才上床睡觉；整天到处乱跑，一切会议、集会、俱乐部的活动、各种程序、郊游、示威游行，一无例外全部参加。总而言之，我是用全部感情，在所有的时间里完完全全沉浸在令人陶醉的革命气氛之中了……如果说这些人，如果说法国的工人们能找到一位真正的领袖，能够理解并爱护他们的领袖，那么他一定会同他们一起创造出奇迹来的。

马克思：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

共产党人能够加速资产阶级社会瓦解的过程，但是可以让资产阶级社会去瓦解普鲁士国家。如果有人把推翻普鲁士国家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并且宣布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破坏社会，那么，他无异就是一个为了清除道路上的粪堆而打算炸毁地球的疯狂的工程师。

巴枯宁：如果有人在公共马车上问我坐车的目的何在，我是很乐意回答他的，于是在我们之间就会发生如下的一场谈话：“你要去干什么？”“去造反。”“造谁的反？”“造尼古拉皇帝的反。”“怎么造反法？”“我自己还不大清楚……”“你怎么能赤手空拳，一个人孤零零就想去跟俄国沙皇作斗争呢？”“革命和我在一起……”陛下，您也许会觉得可笑，我一个孤独无力的无名小卒，竟敢来跟您、伟大王国的伟大沙皇作战!现在我清楚地看到了我的狂妄，而且自己也觉得可笑，要是我还能笑得出来的话……

可那时候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不愿意去想，只是像着了魔似的直向那自取灭亡的道上拼命跑去……陛下，我冒犯您神圣王权的罪孽在思想和意念的范围之内达到了无边无限的程度!我要再一次感谢神，是它适时地制止了我，是它不让我把我那些反对您、我的陛下，和反对我的祖国的极其有害的行为铸成任何一个事实，即使连开一个头也不允许。

(“无政府主义者‘经监禁后的’观点”)

“在两年多的单独关押期间，我得以反反复复地考虑许多事情……我终于悟出来一条真理：统治科学和统治事业，那是非常伟大、非常艰深的，要是不具备非凡的头脑，未受过特殊的教育，缺乏独特的环境，不亲自直接接触并经常和它们交往，那是很少有人能够肩负起这种责任的。我领悟到：在国家和民族的生活中有许多崇高的规章、法律，是不能用一般的尺度去衡量的；有许多在我们个人生活中看来是不公正的、痛苦的、残酷的东西，在更高的、政治的范围内却是不可或缺的。”

马克思：被告们所体现的手无寸铁的革命无产阶级站在由陪审法庭所代表的统治阶级面前；因此，这些被告的罪是老早判定了的，因为他们是站在这样一种陪审法庭面前。如果有某种东西能像动摇舆论那样动摇一下陪审员们的资产阶级良心，那就是暴露无遗的政府的阴谋、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普鲁士政府的腐败。陪审员们自言自语地说，但是，如果普鲁士政府对被告采取如此无耻的、同时又是如此冒险的手段，如果它——比如说——把自己在欧洲的声誉孤注一掷，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们，无论他们的党怎样弱小，想必还是非常危险的，他们的学说无论如何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也许一个小时之内产生的几个想法，却有着无穷尽的由来，虽然只是几个想法，但其背景却是整个漫长的生命：互相对立的观念，完全相反的道义立场。一名从故作癫狂的极乐之中消沉下来的落伍者，满以为“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彼得保罗要塞”“那么好”的人，在祈求上帝赐予“每一个自由的人找到这般善良、这般博爱众生的首领”，这样的首领他自己在监禁期间“非常有幸地”找到了。像这样一个人，只要他对自己多少还存有一丝真诚的话，那么，便永远不会有决心说出幸福在于斗争这样的豪言壮语来。

他也按自己的方式开展斗争，而且在自己的故弄玄虚的斗争中成绩卓著。巴枯宁所敬重的尼古拉死了，于是他又给尼古拉的儿子沙皇亚历山大写同样内容的哲学呈文，并终于从要塞获释出来。他得到了在西伯利亚居住的许可，买了一所房子，谋到了录事的差使，同一个年轻的波兰女人结了婚；后来便迁居到城里，到金矿主身边去就职，跟远亲的总督过往甚密，要到了各种证件之后，终于途经日本、美国，直奔欧洲的沙龙。这一回可真要大干一场了：暴君们，发抖罢；国际，你也得小心点!

于是按赫尔岑精确的表述，他那“革命活动的疥疮”又发作起来了。这会儿要对付上帝本身了，他号召推翻宗教。他预言将发生革命的激荡，他颁布进行社会大战的战略和策略，可当他试图在起义的里昂实现自己的一套方法论时却把事情搅得一塌糊涂，真叫人啼笑皆非。他又跑到共产国际来，想要攻击它，想要篡夺党的权力，因而遭到革命荣誉法庭的严厉审判，最终被赶出国际而了事。[21]

在巴枯宁“第二次来到”欧洲时，马克思同他重归言好。受到他那狂热的进取心所鼓舞，马克思寄希望于在革命战场上同巴枯宁协力行动，并在这方面得到了他的必要的保证性的表示。但时隔不久就明朗起来了，俄国的这位“造反派人士”公然抛弃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提出了自己的“信条”：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一种特殊型号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主张揭露剥削者应当有“绝对的”自由，应当否定一切纪律；推翻国家机器，同时应当消灭一切民族性的和地区性的国家；照他的设想，社会斗争中的突击力量不应当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而应当是超然于阶级之外的分子：小资产阶级的冒险分子，生活浪漫的名士，流氓分子……由他创建的社会民主同盟有成为国际内部的特洛伊木马[22]的危险。

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与国际的领导核心一起，不得不耗费许多精力和时间，去根除巴枯宁主义的“疥疮”。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这并不是同无产阶级明显的敌人的一场公开的街垒战，而是同危险的同路人、同阴险的“假兄弟”的斗争，是捍卫和加强斗争原则本身的一场斗争。提交给国际代表大会的一分详尽的报告[23]，决定要在工人运动中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粉碎巴枯宁主义。必须把突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整个没落的生活公之于众，在革命的范围内清除他的一切肮脏的痕迹，把他的一切，当然只能是已经觉察到的小丑的破烂统统打扫干净。

报告有一个专门的部分罗列了破坏一切的分子的道德法规。这里把巴枯宁的“革命问答”完完全全地再现了出来，从“问答”的条文中涌现出来一个“异想天开地要把鲁道夫、基度山、卡尔·穆尔和罗伯尔·马凯尔[24]的形象都集中于一身的无定形的破坏一切的人”。“问答”成了恐怖分子的祈祷书决非偶然。巴枯宁想在道德领域内也确定无政府状态，结果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宣扬“对于强盗的崇拜，因为强盗是模范的革命者”。如果未来社会真的按照同盟的俄国支部的榜样建立起来的话，那它一定会远远超过巴枯宁如此珍爱的耶稣教徒的圣父圣祖们的巴拉圭[25]。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结语。

马克思把自身幸福的意义，也就是斗争的意义凝集到了《共产党宣言》的字里行间：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和最终的目的而斗争，他们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最先进的队伍，他们能够科学地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他们的第一部党章的开头就规定：生活方式，整个活动都应当与伟大的目的相一致。马克思在踏上共产主义战士的征途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所选择的道路是荆棘丛生的，但他坚信，不管将会出现多大的艰险，他决不会偏离目标，决不会丢弃原则和荣誉。

“在风暴中扬起一些尘土，在革命时代闻不到玫瑰油的香气，时而有人甚至被溅一身脏东西，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整个官方世界如何拼命地反对我们，”在《宣言》发表12年之后马克思说道，“为了要毁灭我们，他们对刑法法典不是稍稍触犯一下，而是统统彻底违反了；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愚蠢的民主派’不会原谅我们的党比他们自己具有更高的才智和风格而进行恶毒的诽谤；如果我们熟悉同一时期的其他一切政党的历史；最后，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究竟能够提出什么事实……来反对整个党，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党在这个19世纪由于他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

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具有这一既是道德方面的，又是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纯洁无瑕的品性，首先是因为党的要求严厉的导师时时敏锐地注视着战斗队伍，要求他们步伐齐整，珍惜旗帜的荣誉。而且，在必要时还表现出不可动摇性和坚定性。

他们对自己的战友们宣称：“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26]

恩格斯在马克思50寿辰的那一天，回顾他们革命生涯开始的情景时说道：“25年前，我们曾经自豪地设想，等不到这一天到来，我们早就被砍头了，那时我们是多么富有青年人的满腔热情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位青年人除去满腔热情之外，又表现出对于“人类苦难”的巨大关怀，而砍头的事情再也不可能轮到他们了，因为他们的斗争早已从街垒战推进到了世界的范围。(马克思在巴黎公社社员失败之后曾怒吼道：“想用惩治来威胁我吗？他们胆敢!我唾弃这班无赖!”)共产主义领袖的身后有着世界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强大队伍在做后盾。

他是不可能灰心丧气的，更谈不上由于暂时的失利，甚至失败而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事业失去信心。马克思在40多岁时就说过：“我至今始终确信，凡是真正坚强的人……一经踏上革命的道路，即使遇到失败，也总是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漂游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他这里所指的也就是那个法国国民公会的议员勒奈·勒瓦瑟尔，伟大的英国人罗伯特·欧文，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起义者领袖约阿希姆·列列韦尔，比利时的革命将军弗朗斯瓦·梅利奈等一些人物。

共产主义的领袖在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革命斗争时，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不突出自己的作用，在党的道德问题上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他们力避任何形式的“功名”。

他们强调自己的立场是，“不仅不应当占据任何国家的职位，而且，只要可能也不应当占据任何正式的党的职位，不应当在各种委员会里占据任何地位，如此等等。只要不是必须去‘纠正所犯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理论方面的错误，那就丝毫不应当去干涉党的内部事务。”

恩格斯说：“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火的是：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和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27]

大体上在与恩格斯写下这段话的同时，马克思正在和美国《太阳报》记者苏格兰人约翰·斯温顿进行一次很有意义的谈话。斯温顿也就是发现马克思在“当爷爷的本事”方面要比维克多·雨果高出一筹的那位局外的观察家。深受载誉全球的强有力的思想家所感召的这位大洋彼岸的记者，很想知道他对世界近期的前途和未来的命运作何想法，因为这位思想家在40年的历程中，“经历了大量震撼人民和捣毁王位的大动乱”。

而当马克思在绘声绘色、侃侃地依次评述欧洲世界各国的情势，描绘它们的特点、事件、人物时，50岁的苏格兰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那苏格拉底式的谈话风度，这种风度流畅自如而落落大方，真挚诚恳而锋利明快，时时充满热情豪爽和尖刻辛辣的幽默情趣。马克思谈到了俄国的声势浩大的宗教运动，谈到了德国的理性变革，谈到了法国的进步、英国的停滞。斯温顿指出，“他对俄国抱有希望”，并感到惊异，这个人“尽管很少出头露面，却对当代的现实有着深切的理解，而且从涅瓦河到塞纳河，从乌拉尔山到比利牛斯山，他到处都建立起了准备进一步发展的根基”。

后来，在滨海之城作过傍晚的散步之后，在结识了马克思人口众多的幸福的一家人之后，斯温顿又同马克思会聚到一起，在无意静息的大海的咆哮声中，在轻和温缓的碰杯声中继续着他们之间的谈话。他们谈时代和世界，谈人的精神，谈人的幸福。

“火车是从来不等人的，而夜色已经来到眼前。对于现时代及过去若干世纪的徒劳和烦恼的寻思，经过白天的谈话和傍晚的场景，使我脑子里生出了一个问题，”斯温顿说，“一个我希望从这位哲人这里得到答案的关于生存规律的问题。我利用一片沉默的机会，经过一番搜索枯肠的功夫，终于以这样几个深沉的字眼打断了革命家和哲学家的谈话：

‘生存意味着什么？’

刹那间，他的思路似乎回转到了自己身上，虽然他仍在眺望着我们面前奔腾怒号的大海和岸上那一群使他牵挂的人们。‘生存意味着什么？’我问道。他严肃而庄重地答道：

‘斗争!’”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516页。

[2]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宙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08页。

[4]指18世纪。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105页。

[6]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104—10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103页。

[8]18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集团，吉伦特派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这一集团的许多首领出生于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于1792年执政以后，反对进一步深入革命，遂与雅各宾派和“疯人派”所代表的革命民主力量进行斗争。1793年春，在法国国内外情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吉伦特派公然走上反革命和背叛民族的道路。由于巴黎人民于5月31日爆发了革命，政权转到雅各宾派手中。后来吉伦特派的残余分子与保皇党人、外国武装干涉者、热月党人勾结一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794年7月27日)，从而结束了18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9]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是拿破仑一世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的日子。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仿效他的伯父举行政变，建立军事独裁；1852年12月2日，进而废除共和，改行帝制，号称拿破仑三世。所以，马克思借用雾月十八日这个日子写了一部著作来讽刺和揭露路易·波拿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