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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服
既然斗争有幸福，那么逻辑上自然还有不幸的概念。召唤各国无产阶级奋起投身共产主义的人，显然既不可能屈从于君主政权，也不会折服于市侩习气。然而，厄运却时时萦绕他的左右，妄图使他在令人憎恨的桎梏面前低下头来，妄图摧折他那桀骜不驯的精神。但当他的爱好自由的心灵感受到束缚的时候，每次他都将这些束缚扯得粉碎……
政府对待进步学者的态度太过露骨了，年轻的哲学博士不得不放弃进入大学教授之列的想望。1842年秋，他到了科隆，当了《莱茵报》的编辑，但马上又受到双重的絷困。
一方面，受着朋友们蛊惑煽动的絷困，他必须挺身抵制“自由人”——柏林那批青年黑格尔分子饶舌者们的连篇累牍的空话，这一伙人给报纸寄来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他为他们斟字酌句，去芜剔杂，吁请他们关注理智和觉悟；要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不要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做一点共产主义的偷运功夫，而要切切实实地去讨论共产主义。于是，他们觉得受委屈了，他们十分擅长地装出一副痛苦欲绝的样子，如鲁登堡者便是。他们逼迫你，威胁你，如梅因者即是，此公“象孔雀一样炫耀自己，郑重其事地拍着胸脯，拍着佩剑，瞎说一阵‘自己的党’如何如何，扬言……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并且仿照波扎侯爵[1]的腔调(只不过比他更坏一些)高谈阔论……”[2]
另一方面，受着书报检查的絷困。从早到晚都要忍受“最可怕的书报检查的折磨”。先由“我们的”书报检查官作全面检查，编辑部跟他已经混熟了。然后还要把报纸送到警察局去，受本地行政区长官的特别审查。在那里他们统统要嗅上一遍，只要警察的鼻子嗅出一点“非基督教的、非普鲁士的”东西，报纸就不能出版。要驳斥总督的无休无止的指控[3]，要忙于同部里通信交往，还要应付省议会的责难、股东的埋怨。简直无法忍受!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强使他留在编辑岗位上的话，那也不过是意识到了他有义务“不让暴力实现自己的计划”。
如是，忍耐的苦杯已达极限。在这般氛围中，马克思开始感到窒息了：
“即使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4]
他早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表明：惩罚思想方式的、追究原则的法律是以无原则为基础的。因怀疑而施制裁使作家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与其要我把留胡子的信念当做剪胡子的标准，倒不如像尽人皆知的俄国沙皇通过御用的哥萨克人所做的那样，干脆把所有人的胡子统统剪掉。”[5]
创办一份由欧洲优秀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参与的期刊的一个庞大的构思出来了，有一些东西已经成熟了，这些东西“在德国这里将找不到书报检查官来检查，也找不到出版商来出版，也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6]这里所指的是马上要出版的《德法年鉴》，所谓的这些东西便是即将问世的马克思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时，这将出现在苏黎世抑或巴黎，尚不得而知，只是他[7]不能、不应当也不想“同未婚妻分手而离开祖国”。他丢下这份凌乱不堪的报纸，到克罗茨纳赫去结婚，和燕妮在一起呆上哪怕一段短暂的时间，好好地思考一些问题；或者再写上一点东西，因为在刊物出版以前无论如何总得有几个现成的作品呀。
度过了婚后令人陶醉的数周之后，他们艰难的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平添出许多琐碎的家务事。这些事也是应当做的。已故的父亲一直主张打好脚下坚实的根基，而不要虚构空中楼阁，他曾一再关注于养成儿女“重实”的气质。他说，一旦你成为一家之主，责任就会落到你的肩头，你就必须像样地挑起这副担子，因为你必然要成为别人的靠山……如果可能，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不妨去跟叶尼根先生交个朋友，同埃塞尔先生“见见面倒也不无裨益……”这些身居枢密顾问官高位的海怪似乎也只是在等待自己的机缘。
枢密监察顾问埃塞尔来到克罗茨纳赫的疗养地后，曾秘密地代表普鲁士政府提出过有关年轻博士功名问题的建议……这一切怎么能在不失尊严的条件下实现呢？当他还在天真幼年的时候就已经懂得，在柏林下的蛋不是勒达的蛋，而是鹅蛋。现在他又明白，那是最新的鳄鱼蛋[8]……
“在他通知我这些建议之后，我就离开普鲁士到巴黎去了。”[9]马克思断然拒绝了盛情的邀请、有人曾经许诺下的“肥缺”以至普鲁士产的桂冠，因为这也无非是一种羁绊而已。
马克思在整个一生当中，对于出自某些人的种种“硬要给予的庇护”，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因为他对这些人的个人品德和政治才略是持有疑虑的。革命时期，当他去科隆领导民主运动之无产阶级一翼时，以往的同事、当时已成为普鲁士内阁首相的康普豪森[10]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马克思到柏林他那里去。马克思没有理睬这种“暗中的拉拢”。甚至即使像弗洛孔[11]，激进派弗洛孔，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员，表示愿意提供一笔钱(如此急需的一笔资金!)作为创办《新莱茵报》之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谢绝了这一建议，他们不愿意“从即使是友好的法国政府那里领取津贴”。
但是，对于独立来说，贫困也许可以说是最严重的威胁。时时日日发生的现象，有时是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方式在使他屈服，这时候他也会感到自己是多么的不幸。在40岁生日来临之前的寒冬，冰冷的屋子没有煤块取暖，餐桌上空无一物，妻子仅有的一条披肩送进了当铺!……这时从他胸中迸发出一串深沉的哀怨：
您对不幸的理解——屈服
“的确，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我宁愿被埋葬在百丈深渊之下，也不愿这样苟延残喘。老是牵累别人，同时自己也总是疲于同卑微的日常琐事作战，长此以往，实在难以忍受。我自己还能在埋头研究一般问题时忘却这种困苦，而我的妻子自然没有这样的避难所了。”[12]
有时候我竟然还会把自己的景况告知那无意中结成的普鲁士贵族亲戚，其结果也只能是进一步考验我那颗已经痛苦了的心。燕妮的异母兄长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执掌着内务部的大权，应当说，他是很容易使妹妹一家摆脱苦难的。但是，对于马克思一家来说，对于他们那艘历经风暴的家庭幸福航船来说，这样的避风港是不存在的。还在结婚以前，卡尔·马克思早就清晰地领悟到同虔诚主义的贵族亲戚打交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而卡尔则永远是站在街垒另一边的人。在处理与君主制度的卫道士的关系上无产阶级一翼的领袖不可能有别样的选择。
从阴谋家和钻营分子、革命的可怜的卡普勒僧侣[13]嘴里吐出来的诽言谤语是何等的荒诞，何等的无稽。他们大肆渲染马克思是奸细的凭据乃是所谓“他是普鲁士内阁大臣的内弟”，他们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适应对科隆的战斗实施叛卖性炮火准备的需要。对此马克思答复道，是的，冯·威斯特华伦先生确与马克思有来往，不过那只是在这样的时刻：威斯特华伦没收了贝克尔的印刷厂，把贝克尔关进科隆的监狱，以此来阻挠马克思即将问世的著作集的出版；还有便是威斯特华伦百般刁难付印工作都已准备就绪的一份杂志的出版。
事隔一年半两年之后，他还可以补充道：“跟大舅子大臣还有过一次接触”，那是在巴登边境的一个小村子里，警察暗探遵照冯·威斯特华伦的命令如数没收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并且就在磨坊里把它们全部烧光了。
此外，还有另“一次接触”，不过这一次“接触”马克思实在并不知晓。燕妮在筹措生活所必需的钱财时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于是在“未经卡尔同意”的情况下去向哥哥要钱。后来她无数次地感到后悔，并为此不断地责备自己。她烦恼不已地给恩格斯写道：这一步“我过去甚至在最糟糕的时候也是避免的”[14]，倒并不是因为没有得到资助，而是因为遭到了冷遇，而且不久就显出来“我是处在了令人怀疑的境地”，“把自己的手脚捆了起来”[15]。那个疯癫的自私自利的反革命分子的哥哥手里捏着家庭档案材料，不久他出版了燕妮的很有声望的祖父的手稿，最可恨的是他还给这部手稿写了一篇令人作呕的序言，在那里发泄他对父亲，一位真正高尚且宽宏大度的人的仇恨，“虔诚的儿子甚至在他入土之后都不能原谅他”，因为他只是“精通莎士比亚，而不是精通圣经”。[16]
……在枢密顾问官同年轻博士的交道失败以后，匆匆过去了15个年头，马克思重又来到柏林。现在他已经是名震全球的“红色博士”，是广泛传播的一种学说的奠基人，是著名的革命家了。要想利用祖国法律方面因威廉登上普鲁士王位而作出的一些虚伪的姿态——颁布大赦令的时机，应当研究宣传和发展事业的现实可能性，应当提出恢复自己的国籍问题，回到老家去看看，顺便到柏林探探情形，看从老“鳄鱼蛋”里究竟孵了些什么出来。
柏林的民主派贵族，为了显示“反政府的立场”，对杰出的革命思想家表现出格外的重视：为他举行宴会，安排他会见显贵，跟上流社会一起消磨时光……马克思承认，“我在这里无聊得像条哈巴狗。人家像对待沙龙里的狮子那样对待我，我不得不同许多专事卖弄‘聪明’的男男女女见面，这是很可怕的。”[17]但岂止只是沙龙。人家还把他领到了剧院里去，“说来可怕”，还让他坐进了紧挨着国王的一个包厢里，这是为了要“侮辱王室”。演出枯燥得要命，面部表情很不自然，布景倒把每一个场景都仿造得像照相一样真实。
他们还去看了另一场更加忧郁的演出，那是从议会的记者席上观看了普鲁士协商派议会开会的情景。会议厅很狭小，旁听席少得可怜，议员们坐长板凳，“老爷们”坐安乐椅。议长吓人地晃动着他的驴腮骨，“以内阁看门人那种十足丑恶和粗暴的首长气派”[18]，向躲在下面的庸人们猛扑过去——真是“官厅和学校的奇妙的混合物”。议院受到蔑视。饱尝了革命时期民主果实的小伙们，正准备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鏖战一场。而“美男子威廉”正“受赤色幽灵的折磨，他把他的‘自由主义者’的名声看做”陷阱。[19]
唉，柏林一如既往，虽然有时盛行一种傲慢无理而轻浮的风气，但并没有什么“高级政治”，也没有什么坚定的民主派。到处都是穿军装的人，而那些旧时的遗民，诸如鲁登堡的同辈，则成了自由主义的懒蛋，他们很乐意收取小费，就像摆设一样，从小报的一些主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主人那里。
恢复国籍一事自然遭到了拒绝，因为政府害怕伟大的革命者返回祖国。“到亲爱的祖国去”——马克思想起了席勒在《威廉·退尔》中的诗句。不，这已经不是那样亲爱的祖国了，到那里去也已经不是那样欢愉了……他可以完全坦荡地向亲近的友人这样承认：
“德国是一个最好不要在那里生活的美妙的国度。至于我，要是我完全自由，而且又没有某种可以称做‘政治良心’的东西驱使我，那我决不会离开英国而去德国，更不会去普鲁士，而且无论如何不会去这个可怕的柏林，不管它有什么‘沙土’[20]、‘教育’和‘最聪明的人’。”在柏林，凡是有点血气，因而可能感到沮丧的人……都非常渴望有人同他们共患难。
[1]波扎侯爵是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中的主人公，一个企图影响暴君的、高尚的、有自由思想的内侍官。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39—440页。
[11]斐迪南·弗洛孔(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256—257页。
[13]卡普勒僧侣是天主教的僧侣，属圣芳济派，以乞讨为生，穿带兜帽的僧服，所以也被称为尖帽托钵僧，这一派约于1525年在意大利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