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

孙幼军

你们看了这个题目会觉得好笑。这也是我小时候写过不知多少次的作文题。不过,让我讲“少年时”离开我的爸爸,我好像没办法开口。

我也只有“少年时”才有爸爸。他 39 岁那年就去世了。

记忆里,爸爸很瘦,高得不得了。等到我长得比叔叔还高时,叔叔说: “你爸爸跟我一般高。”我总是半信半疑。

这是说实际身高。在我的心目中,爸爸也无比高大,是我们的不周山—

—神话里那根擎天大柱。

我少年经历的是伪满洲国,逃到关内后是汪精卫伪政权,接下来是蒋家王朝。乐观派说:“天塌了还有大个儿顶着呢!”爸爸对我来说,正是那个“大个儿”。一切灾难都由他抵挡着,我这个保护伞下的小生灵大体上还可以过无忧无虑的日子。

爸爸给我设计的前程是当个“技术人员”。由于一颗残破的心脏,爸爸从来不相信他会活到我成年,所以,他的这个设计仅仅是为了我,为我将来“不管谁来了都有饭吃”。我一开始想当个飞行员,接下来又想当作家。爸爸表态,认为我的这个设计不妥。但他并没有强迫我放弃,有一回甚至还建议说,“多读一些小说,这里搬来一点儿,那里搬来一点儿,就成了自己的书。”我曾觉得非常可笑,但后来想想,爸爸也未必是坚信“天下文章一大抄”,而仅仅是深入浅出地向一个小孩说明借鉴的重要,劝我多读些书而已。

5 个孩子里我最顽皮,用我妈妈的话说是,“淘得没边儿!”所以,我偶尔也会挨两巴掌。但总的说,爸爸是平等地对待我的,并不把我当成“小孩子”。他习惯同我“商量”,我记着他的许多“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在一些小事上,爸爸要求我是严格的。例如,东西哪儿拿的,一定要放

回哪里。他同时陈述理由:“这样,屋子总也不会乱。”假如我随便在桌上去一支铅笔,他就会拿起来问:“这是从哪儿拿来的?”我也就只好打开书包,取出笔盒,把铅笔放回去。再如吃饭,必须吃得碗里一个饭粒也不留, 这是因为“粒粒皆辛苦”。假如碗里剩下几个饭粒儿,他会把我叫回去,说: “看看你的碗!”一直到今天,我 63 岁的时候,我还是要在放下筷子之前, 不怕麻烦地把最后一个饭粒夹到嘴里。

爸爸也有忘记“粒粒皆辛苦”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把他关进哈尔滨的监狱。他说,他把碗里剩下的几个饭粒捏起来,坐在牢房中不停地用手指捻来捻去,“最后,那个小疙瘩硬极了,像个小铁珠儿⋯⋯”我听爸爸讲这事时,已经读到了小学五年级。在黏黏的饭粒变成“小铁珠儿” 的过程中,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一位家庭妇女的妻子和四个嗷嗷待哺的娃娃给他心理上造成怎样沉重的压力?当时我这个“长子”也只有 6 岁。

由于严刑拷打,爸爸的心脏眼看就要停止跳动了,日本人才答应让这个“病囚”“保释就医”。爸爸出狱是用担架抬出来的,全身水肿,脸已经“胖” 得我完全认不出了。医生摇头,说他绝活不过一年去。爸爸说:“我死也不死在这儿!”带了我们全家逃亡关内。

那根支撑着天的柱干仍旧勉力支撑着,不让天坍塌在我头上,而且奇迹般地,一撑就是 9 年。他在秦皇岛摆菜摊子,在北平卖破烂儿,却绝不肯让我失学。不论流落到何地,爸爸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送进学校,使我创下入过 9 所小学的纪录。

翻旧相册看到爸爸,有时我会生出一个很奇怪的念头:要是爸爸忽然活过来了,他会对我说什么呢?是说:“行,小子还可以!”还是说:“都 60 多了,你到底干了些什么?”以我爸爸的性格,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这么一想,我就认为我的方针不该是“颐养天年”,而应该再拼搏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