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论政——贞观政要

那是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有个谏议大夫叫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即使唐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从不退让，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

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唐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俊逸的鹞子，他让鹞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来跳去，赏玩得高兴时，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唐太宗怕魏征提意见，回避不及，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还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有损自己善于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很少见丈夫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唐太宗下拜。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这番话就像一盆凉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灭了。

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故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眼泪说：“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上面的这些故事，记录在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著的政论性史书《贞观政要》中。吴兢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期间，长期担任史官，著述丰富，编著有《乐府古体要解》、《唐春秋》、《唐书备阙记》、《太宗勋史》、《睿宗实录》、《中宗实录》、《贞观政要》、《则天实录》、《唐高宗实录》等，可惜只有《贞观政要》传于后世。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

《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录了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及身边大臣如魏征、王珪、房玄龄等45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施政措施等，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

书中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讨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求谏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居安思危为其重点。书中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来君主以为借鉴。由于叙事详实，文字明畅，论述的又是统御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历代治国者的重视。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后世皇帝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

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点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

为此，唐太宗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唐太宗朝政的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边民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

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贞观政要》是一部独具特色、富有启发性的历史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在史料学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旁注]

魏征　（580年～643年），字玄成，隋唐时期巨鹿人，唐代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文贞，为“凌烟阁二十四功”之一。以直谏敢言著称，是我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长孙皇后　（601年～636年），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史上著名贤后之一。善于借古喻今，匡正李世民为政的失误，并保护忠正得力的大臣。谥号文德皇后。13岁时嫁给16岁的李世民。先后为李世民诞下三子四女，幼子为唐高宗李治。

天宝　是唐玄宗李隆基继开元之后使用的年号。天宝三载正月朔改“年”为“载”。唐玄宗改开元为天宝的原因：认为一生中的大事都已经办完，想要开始享受成果；唐玄宗的同辈兄弟于开元年间去世两人，为了避晦气，改元天宝。

王珪　（571年～639年），隋末唐初祁县人，即现在的眉县马家镇车圈村王家台，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唐初为太子舍人，是李建成的心腹。“玄武门之变”后，召拜谏议大夫，迁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与房玄龄、魏徵、杜如晦等齐名，人称“唐初四大名相”。卒赠吏部尚书。

房玄龄　（579年～648年），唐王朝的开国宰相，杰出谋臣，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房玄龄智能高超、功勋卓越，因其善于谋，与杜如晦合称“房谋杜断”。他善用伟才、敏行慎吉、自甘卑下、常行让贤。去世后谥号“文昭”，配享太宗庙廷，陪葬昭陵。

文景　是指西汉汉文帝与汉景帝的合称。两帝相继，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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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中记录了王珪与唐太宗的一段。唐太宗时，王珪与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共同辅佐国政。唐太宗问王珪：“你善于品鉴人物，为我评论一下你们的才能品质。”

王珪回答说：“要论一心为国操劳，知无不为我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我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公允，我不如彦博；治理繁琐紧要的政务，我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我不如魏徵。至于洁浊扬清，疾恶好善，我比他们有一日之长。”唐太宗连连称善。房玄龄等人知道后，都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