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变革

21 岁以后，龚自珍写了很多批判和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政论文章。其中最有名的，如《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尊隐》等篇，都闪射着战斗锋芒。《明良论》共有 4 篇，主要抨击了清王朝官僚政治的极端腐败， 指出封建官僚集团的寡廉鲜耻和昏庸无能。在《尊隐》一文中，作者预言： 有一种反抗力量，即那种大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山中之民”，正在蓬勃崛起，腐朽的清王朝有可能被他们所埋葬。尽管“山中之民”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政治力量，龚自珍当时还无法明确指出；然而，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这位才思敏锐的诗人，仿佛已经谛听到大规模反抗清王朝斗争暴风雨来临前的隐隐雷声了。这正是鸦片战争前夜清代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客观现实，在龚自珍脑海里引起的回声。

这些政论文章，还表达着龚自珍一贯要求社会变革的思想：“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他揭露和抨击社会时弊，目的是唤起最高统治者警觉， 以实行他变法和改革的政治主张。“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在这一点上，他把“中国 11 世纪的改革家”宋代王安石作为学习榜样，曾经

9 次亲笔抄录王安石那篇著名的力倡改革变法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直

到 38 岁，他第六次参加进士考试，还以这篇文章的精神，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写成《对策》，进一步阐述自己要改革和变法的主张。所以， 当时有个叫张维屏的诗人，就这样说过：“定公得志，恐为王荆公。”意思是说，如果龚自珍的政治主张得到实行，恐怕他就是又一个王安石了。

龚自珍认为，“一祖之法无不弊”，要振兴国家，就必须实行改革，而要实行改革，就必须有一批思想开明的精明强干之士。他在《上大学士书》中写道：“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 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不绝于世而已。”他认为，一个衰败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缺乏人才，“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工， 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阻，薮泽无才资，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龚自珍的“君子、小人”观虽然不一定正确，但确定勾划出了封建高压政策下的死沉局面。对于任何试图有所作为的人物，封建统治者都极尽迫害之能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必欲置之心灰神灭之境地

而后快，龚自珍对于这样可耻的行径给以猛烈的抨击。在《病梅馆记》一文中，他把受尽凌残的“士人”比作病梅，指出，人们现在把梅树的曲折疏散的病态看作婀娜多姿，为此不惜大动刀斧，这是多么令人哀痛呵。他发誓要为病梅除去束缚，移之于地，使其自由自在地生长。

龚自珍不同凡响的人才观，他对封建政治制度的尖锐批判，使他成为近代思想史上的杰出人物。有人指出：“近数十年，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 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足公开之。”龚自珍的思想对于后来之维新、革命志士都有很大影响。梁启超曾说，初读龚自珍的文章，就象突然触电一样， 精神为之一振。

龚自珍学识渊博，他把自己的学问称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也就是“经世致用”的学问。他认为研究学问要对治理国家有用处，所以时刻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为了抵御列强侵略，他致力于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对于西北地区尤为注意，曾专门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西域置行省议》。他指出：西北地区域广人稀，经济落后，各种军备物质等等都要由内地辗转运往，跋涉千里，不仅劳民伤财，而且迂缓不灵，一旦边疆有急，难以为应。他提出利用边疆地广人稀的特点，移民突边，以开发边疆作为保卫边疆之基。为此，他提出首先要在西北地区改革行政体制，设立州县，以便统领，并为此拟定了具体计划。

他研究过经济问题，注意过生产的发展，写过重要的经济文章《平均篇》和《农宗》。前一篇反映他早期的经济思想，在财产分配上，要做到富者不太富，贫者不太贫，求得大致的“平均”；后一篇则是反映他关于农田土地分配与宗法制度方面的重要思想，反对王室、大官僚集团利用政权力量兼并土地。为了这些问题，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冥思苦索，考虑如何探讨和选择经世治国的方法，用以贯通古今世事的变化，安定人民的生活。他曾建议兴修江苏、浙江之间太湖流域的水利工程；也曾提出多值桑，多养蚕，以发展民族经济。

他考虑最多的问题，莫过于禁止鸦片的输入和如何巩固东南海防和西北边塞的安全了。为此，他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研究东南海域的地理知识，并专门写过《罢东海番船议》的文章。他特别注意到 17 世纪以来沙皇俄国蚕食中国北方领土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移民西北、巩固边防的建议。他还敏锐地指出英国名义上同中国做生意、搞贸易，实际上是为了侵略和掠夺；于是大声疾呼，对于这个“拒之则叩关，押之则蠢国”的“巨诈” 之邦，国人必须要张大警惕的眼睛！龚自珍的这些精辟见解，在当时真可以说是独具慧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