谤与身灭 积久弥辉

——郭嵩焘

1876 年 12 月初的一个雨夜，⋯⋯海浪扑打着船舷。郭嵩焘紧抓船栏，一任风雨的吹打，透过夜幕和雨雾，他仍依稀得见渐渐消失在远处的海岸和亲切的灯火。此时，在跨出国门的时刻，郭嵩焘百感交集，浮想联翩⋯⋯。 1875 年，马嘉里案发生后，英国人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

国的《烟台条约》，并且要中国派使赴英赔礼道歉。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下，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答应这一要求。祖国危难，不能为一己荣辱安危置国家而不顾，郭嵩焘承担了驻英公使的艰巨使命。然而接踵而至的却是士大夫们的人身攻击。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使臣多有来者，出国公使却无一人。封建腐儒们认为：“天朝上国，何至换使‘夷人’，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驱策，随其濒笑，徒重辱国而已。”因此，根本没人议及出使之事，更何况负辱使外。对郭嵩焘出使，有人认为是操守不谨，有的甚至视他为“汉奸”，竟编出对联讽刺他。郭嵩焘气愤之极，反言相质：“数万里行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

这就样，郭嵩焘负着屈辱的使命走出了国门，成为我国第一个驻外使节。1818 年 4 日，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青少年时曾先后就读于湘阴仰高

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 1837 年乡试中举，他是 20 岁的热血青年。不久，“禁烟起衅，罢战议和，割地赔款，传教通商，均所目击，必焉伤之。”因而刻苦学习，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为保邦制治以自立于不败，”而投向“开眼看世界”的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之中。 1847 年考中进士， 1853 年授职编修，

以后历官数省，分任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署广东巡抚等职。 1875 年

3 月授福建按察使，旋被耀为兵部侍郎，出使英国大臣。

郭嵩焘不屈附权贵，不计较名声，为官廉直，敢于任事。在天津筹备海防、治理两淮盐政，都卓有治绩。他说：“当官勿避事。”“作伪心劳，不如一实。”他同情民众之苦，认为：当官者“平易近民，为政之本。”清军酷杀暴掠百姓，他“为之流涕”；对那些助洋人残害中国人的官吏，尤为痛恨。1858 年 6 月，两广总督把一个击毙夷兵的民勇抓来交给英人，竟被用铁钩钩在背上活活吊死。郭嵩焘闻听此事，愤怒已极！“民为朝廷毙贼，官乃为贼毙民，粤事岂堪问哉！”马嘉里案发生后，郭嵩焘不避利害，积极建议， 竭力寻求有利于国家的解决办法。

郭嵩焘就是这样怀着一颗爱国之心走出国门的。

经 50 多天的航行，1877 年 1 月 21 日郭嵩焘一行到达伦敦。

在英国，郭嵩焘顿感耳目一新，他觉得外国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学习。因此，他将自己所见所闻的日记整理成一册，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汇报了香港、新加坡等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军事、生活及民俗。不料遭到士大夫们群起诬攻，说他对国外“极意夸饰”，甚至说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腐败有清政府勒令将其毁版禁印。

郭嵩焘在诽谤和打击面前，并不退缩。而对国外日进无穷、其势相逼的形势，他心中急如火燎、万分焦虑。他说：“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有益处”，不应“反手关自己大门”。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国家从昏睡中猛醒， 幡然振作呵！他除办理外交事务外，每天都有自己的考察和学习项目。他旁听英国国会，研究外国政体和政治法律制度；搞教育调查，去学校详细询问学制及学习内容；参观科研机构、博物馆、图书馆、报馆和各种展览；考察军队、监狱、工厂、矿山、码头以及民土风情。他特别注意铁路、轮船、电报和新发明的各种科学技术。他把每天参观的情况极为详细地记在日记本上，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写下了 50 多万字的日记。这是对当时英国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全面考察报告，字里行间显露着郭嵩焘好学向上的爱国之心。连外国人都认为，他“论事如其所见，所详报者皆所得于西洋，而有益于中国之事。其尤可称赞、令人思其为国之苦心，在将外国实事好处切实说尽，以求入于偏疑猜嫌中国人之耳”。

身为外交使臣，郭嵩焘感到，“吾之蹇运实与国家蹇运相表里”，因此行事慎重。在郭嵩焘去英国之前，英国太古洋行趸船由于在镇江停泊不当， 影响江流，冲坍江岸，中国官员要求移船，太古洋行不理，驻华英国公使威妥玛也蛮横拒绝。1877 年 6 月，郭嵩焘照会英国外交部，英方反指责中国不顾两国友谊。郭嵩焘非常气愤，他数次去英外交部交涉，并亲自调查，查阅有关条文，询问国外此类事的处理方法。他正告威妥玛，“此事西洋各国皆有则例”，宜公平处理，“延俟太久，似亦非宜”。争论中，威妥玛声色俱厉，而郭嵩焘正气凛然，“厉声报之”，据理严斥。1878 年 2 月，英国无奈， 只好将船移泊。以后，又陆续发生了太古洋行轮船撞沉华商盐船，致死两水手事件和英商怡和洋行雇员枪杀我厦门一渔民事件，郭嵩焘在对英照会中，

措辞强硬，强烈抗议，多次交涉，最后，终于迫使英国给予赔偿。郭嵩焘在英其间，对每一欺侮中国人的事，从不相让妥协，直到合理解决为止。

身在数万里，丹心系国忧。时英俄觊觎找国新疆，英与喀什噶尔伪政权互派“使节”，为此，郭嵩焘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指出：喀什噶尔是中国领土，无权派使，英国必须收回成命。喀什噶尔“使臣”想与郭见面，以求“通融”，郭拒不与谈，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对俄国收抚喀什噶尔叛军头领，他敏锐地感到，“其用心尤有不可测者”，“念之尤可忧也”。他还提醒清政府，日本晚出，“日进无穷”，中国不亟于图强，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腐朽的清政府，听不得郭嵩焘竭诚之言，蚩蚩之士大夫极力攻击诬陷，必欲去之而后快。1879 年初，郭嵩焘离英回国。此后，一直在湘阴原籍，主讲于城南书院。

1879 年 10 月，崇厚擅自与俄国订定割袭国土的《收交伊犁条约》，郭嵩焘“位卑未忘忧国”，“条上六事”，主张再派使臣，重订条约。1880 年， 曾纪泽使俄，改定了条约。

正象他在诗中所说：“我老惭无经国计，早筹方略济时危。”赋闲居家的郭嵩焘，经常谈论必须学习西方以求国家富强。时人“以为忌讳，相顾而不敢言”，他的朋友见辄“相属”、“相戒”，他却不计毁誉，逢人必讲， “庶几渐次有知其义者，犹足及时自立，以不致为人役耳。”他认为办洋务必须政府重视，诉诸教育。认清本末，务求实用。政府应让不知洋务而好议论者出使；多派留学生出国学习，不要搞关门自毙；学习外国不应以兵法为主，而应先学习采煤、冶铁、铁路、电学等，这些“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他反对国家干予私人开矿，“强夺民业” 。这些思想和建议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郭嵩焘直到晚年，对鸦片滋害，深恶痛绝。在英国他曾接连上疏朝廷， 议禁鸦片，言词痛切，措施具体，促使清政府再次申谕禁令。1879 年七、八月间，他在湖南家乡组织了“禁烟公社”，设立公约，定期活动，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就在他临死前，还一再叮嘱子孙，有犯烟戒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

在讲学和朋友往来过程中，郭嵩焘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诗作，计有100 多卷。这些作品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体现了他的爱国思想和卓越才能。

1891 年 7 月 18 日，郭嵩焘病逝于农乡，终年 74 岁。“千秋论定归青史”。郭嵩焘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分子，其思想和行为都

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如早年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外交事务中不能将英国政府和人民相区别等。郭嵩焘虽无彪炳显赫的建树，也没有慑人心魄的壮举，但在我国近代历史中，他却不愧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和有胆略、有见识、肯办事的爱国外交家。

当时的国内外人是这样评价他的：“自郭公出洋后，乃使西人有敬爱华人之心。”他“为人和平诚实，签别事理之当，足壮外国人心志，使之看视中国异于昔日”。王先谦评道：“先生于泰西利用之道，推究本末，其有利无弊者，必思仿而行之。”“利在国家，岂图其私，蛮貊可行，州里或疑”， “谤与身灭，积久弥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