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笔著新书

英国侵略者攻占定海后，又溯长江进攻，直指镇江、南京，一时海防警报急如星火。

正在扬州忙于写作的魏源，看到了腐败的清政府软弱无能，他郁积在心中的感触转化为愤怒，决定暂时放下《海国图志》，把以前写过的文章先进整理，编写一部歌颂清代武功的历史书，借以激励人心，振奋土气，抵御外侮，并联系朝廷中当权者的妥协投降活动，鞭挞那些主张屈辱求和的达官贵人。

在清政府屈服于城下之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时，魏源终于完成了《圣武记》。这部书约 40 多万言，讨论了海防、战争、练兵及筹饷等策略，这是他推求盛衰之理、筹划海防之策的精心之作。

一年后，魏源来到战后的南京，漫步秦淮河畔，登上朱雀桥头，满怀对侵略者的仇恨，写出《秦淮灯船引》的长诗。诗中列述了英军从长江口长驱直入，占圌山，破镇江的侵略罪行，揭露了妥协投降势力退让求和的丑恶嘴脸。

著完《圣武记》后，魏源又继续撰写《海国图志》。1843 年初的一个早晨，魏源写完了最后一页。这是他深思熟虑、呕心沥血之作。他怀着激情写道：“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

《海国图志》五十卷，凝结着魏源的爱国思想，作为当时东方各国人民了解和抵抗西方的第一流的宝贵典籍，就这样诞生了。

在西方的船坚利炮面前，魏源感到以前的经世致用思想太软弱无力了， 而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伦理经义也一筹莫展，必须面向海外。他在这部书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他不象一些顽朽的士大夫那样，从中国是中央之国的昏聩自大的眼光来看“化外”的“蛮夷之邦”，而是向人们宣告，闭关自守时代已告终结，而今进入海国时代。他描绘自己的工作是“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痛定思痛，追根寻源，找战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清政府腐朽统治的必然结果，“养痈于数十年之前，溃痈于设巡船之后”。坚决反对妥协投降的“羁糜”政策，指出侵略者贪得无厌，决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希望统治者能“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时。”

他激动地写道：“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 要愤发图强，反抗侵略，应该去伪饰，去昏聩。正是这种昏噩麻木、昧干世事的颟顶官僚和崇尚虚文、满口诗云子曰的学风导致了国家的虚弱，战争的失败。如果不进行内部改革，不讲求实效，是难以虞胜侵略者的。他还认为民气可用，主张训练士兵水勇，反抗侵略者。

魏源看到侵略者凭着“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些“长技” 来侵占中国，认为中国也要学这些“长技”，方能反抗侵略者。他提出要设翻译馆，广译外国书目。建船炮局，学西法造炮。这在当时却是骇人之论。许多顽固派坚持认为除中国外的一切都是“蛮夷”，机器是“奇技淫巧”， 有伤中国伦理道德，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是抵御侵略之本，而西方先进机器只是“形器之末”。魏源针锋相对反驳道：“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西方各种机器都是有用之物，为什么就不能用呢？他充满信心地相信， 只要能向西方学习，则“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优西海之民”。

在经济上，他也有一些变化，产生一些新思想，由从前的“除弊”而转到此时的“兴利”了。他提出应允许民间开采银矿，以增加国家财富。还主

张改进币制，“仿铸西洋之银钱”。难能可贵的是，他力主反侵略、反对鸦片贸易时，仍主张通过正常的外贸来互通有无。他打破“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陈腐观念，坚决反对顽固派闭关锁国的愚蠢政策，主张进口洋船、洋炮、火器等工业品，以富民强国。他进一步主张自己设厂制造工业品，“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水、自转礁、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以于此造之”。他甚至提出凡“沿海商民，有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在当时，能提出这些主张是有一定的远见和胆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