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重庆国民政府反共优先外交政策对其处理战后问题的影响

日蒋图谋单独媾和 1943 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日本侵略者已走上穷途末路，因而迫切希望从中国打开一条出路。日本认为：当时汪伪汉奸们同重庆政府方面的联系，是日本与蒋介石谋求媾和可资利用的一条途径。因此，1943 年 9 月 21 日，日本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决定《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其中规定：“在汪主席明确对重庆政治工作的真意与计划后，指导国民政府开始对重庆进行的政治工作⋯⋯希望日、华两国达成全面和平”，具体的和平条件是：“一、解除在华美、英军队的武装，并使其撤出中国。二、断绝同美、英的交通联系。不要求重庆政权对美、英宣战，但须对帝国进行的大东亚战争，作实质上的协助。”(105)显然，日本方面的这些条件是蒋介石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这项“和平工作”的结果只是为蒋汪权贵之间的勾结提供了“方便门”。汪伪政府中的巨奸如周佛海、罗君强、杨惺华、鲍文樾、丁默邨等为了给自己留后路更借机加强了与重庆方面的秘密电台联系。蒋介石则通过戴笠等人指使这些汉奸指挥大批伪军加紧对新四军等抗日武装作战，厉行“清查”共产党，为他看守京沪杭地区， 以便他日后重返南京，向人民发动内战。

日本方面见此项工作收效甚微，且战局日益对己不利，便决定另辟门路。1944 年 9 月 5 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通过了《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内称：对重庆政治工作的重点是“必须使重庆政权迅速停止对日抗战。为此，首先要制造彼此直接会谈的机会，以此为第一目标”。“如果可能， 使国民政府（汪伪政府）派遣适当人员到重庆去”。“和平条件，以完全的平等条件为原则”，大体为：中国对美英“采取善意的中立⋯⋯自发地使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并与南京（汪伪）政府谈判“两者间的调整”。废除《日华同盟条约》，“重新签订全面和平后日华永久和平的友好条约”。日本“现在，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美英在华军队如撤退，日本也撤退全部军队。“满洲国，不改变现状”，蒙疆“作为中国的内政问题处理。”香港让给中国。关于南方权益，另行考虑。但是为了今后“保障安全”，还须“使中国承认派遣必要的军队”。方案特别强调，“本工作方案应竭尽一切手段，坚决执行”。(106)日本政府还将此计划通过柴山兼四郎（原汪伪政府军事顾问、时任陆军省次官）向汪伪巨头陈公博、周佛海传达。柴山并称：“时机迫切，希望迅速进行。”(107)当时，日本政界元老，前内阁首相、公爵近卫文麿也在积极策划与蒋介石媾和。同年 10 月，近卫之弟水谷川忠麿为此到上海与重庆代表徐明诚举行秘密会谈。徐明诚提出的条件是日本首先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事攻势，然后再举行“和平谈判”。日本方面表示愿意接受这个条件，但提出和谈时重庆方面必须采取“官方正式活动”的方式。在这次和谈前，近卫

已征得日本侵华军参谋副长佐藤贤了的同意，故而日军的攻势其后果然止于独山。(108)但是当时的外相重光葵力主暂取“静观”，谈判未能进行。由于日本方面“慌不择路”，在这次谋和活动中，还曾演出一场“缪斌工作”的闹剧，导致小矶国昭内阁（1944 年 7 月 22 日——1945 年 4 月 5 日）的倒台。

而且，“周佛海派往重庆的使者无成功希望”，(109)因此 1945 年 4 月下旬， 新上台的铃木贯太郎内阁决定抛开汪伪，直接与蒋方谋和。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奉日本政府的命令，指派其参谋副长今井武夫负责打开对蒋介石直接联络的通路。今井先利用汪伪人物同重庆建立了三条无线电通讯线路，联络频繁，并且通过潜入南京的蒋方代表吴树滋的沟通，积极准备亲往河南与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直接会谈。

对日蒋之间秘密谋和的活动，美国方面深表不安。1944 年 12 月，戴维斯向罗斯福报告称：“蒋从我们这里可以比从日本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想同日本人作战。他所要的是（而且也许已经有了）一项与日本互不侵犯的协议，从而可以给他积蓄力量的时间来对付他认为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内战。⋯⋯我们不能再假定日本人想要消灭蒋介石和他的政府了⋯⋯日本人是把共产党当成比重庆更大的敌人的”。(110)戴维斯还指出： “蒋介石要在国内继续掌权，最大的希望只有寄托在与日本支持的傀儡们合作。假定美国（也许会有英国）会把日本人从华东赶走或使日本人从华东撤退，蒋介石要重新保住十分重要的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城市，最稳妥的战略， 就是同傀儡们进行合作。”(111)因此，“对于有些将领们向敌人‘投降’并将部队编入伪军，蒋介石如果不是给予批准的话，至少也是听之任之，心安理得的。”(112)戴维斯的担忧并非过虑，实际上，蒋介石看到抗日人民武装在敌后一天天壮大，八路军、新四军继续深入敌后作战，已经越过长江，向江西、湖南、广东纵深作战。而他自己的部队却被日军远隔在平汉、粤汉线以西地区，龟缩在西南一隅，深恐这种局势发展下去，对他极为不利。因此他迫切希望早日与日方达成协议，让日军尽快撤退，好让他的军队开入广州， 先行占领一个出海口。他向日方提出：日本军队如从中国全面撤兵，取消日本军阀对日本内阁的控制改由天皇亲自主政，他就可以为日本向盟国斡旋和平。(113)但是由于日本军部认为不能接受而作罢。延至 1945 年 5 月，德国、意大利均已崩溃，日本面临的形势也越严峻。蒋介石在西南虽收复了桂林、柳州，可是在华南的攻势作战却被推迟下来，日军从平汉——粤汉线撤退的迹象仍一点也没有。蒋介石对此十分焦虑，5 月中旬他通过驻扎在河南的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再向日方传达：希望日本军队无条件地立即从山海关到广州的中国本土上全部撤兵；并且要求日本军根据今后中日达成的有关协议从东北撤军。中国则保证不妨害日本军在中国以外战场上的行动。(114)此时蒋介石有意识地要求日本从山海关到广州的中国本土上撤兵显然是由于雅尔塔会议的影响。蒋介石希望日本从东北全部撤军，使苏联无由出兵东北，但是日本方面却并不知底细，对保留伪满问题采取顽固态度。蒋介石不得已而求其次，要求日军从山海关撤兵，以便将这个关口抢夺到手，切断出入关内外的交通。可见蒋介石的条件无不从他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的基点出发。对日本在中国以外的作战行动不加干涉，表明他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撕毁国际协定，背弃对盟国承担的义务。日本内阁鉴于大局已无法收拾，急于早日与盟军方面谈判，便指令冈村宁次迅速与蒋方人员接触。今井武夫接到指示后即着手进行与何柱国的直接会谈。何柱国并

非蒋之嫡系，蒋介石也不会轻易向何柱国委以心腹。因此这次会谈只是带有试探性的初步谈判。可是何柱国本人却认为它是一次洽降谈判，他并不了解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日本实现停战撤军以便阻止苏联出兵并利用日军对付共产党。由于双方联络上仍存在困难，直到 7 月 8 日，今井武夫等才身着便服抵达河南新站集何柱国部所在地。7 月 9 日，今井武夫与何柱国举行会谈，10 日又进行个人间的晤谈。由于双方对这次会谈的性质了解不一致，因此会谈一开始就出现了分歧。今井要求双方直接谈判停战，提出对伪满和汪伪的处理不能有违日本的“道义责任”。而何柱国强调中国是同盟国的一员，不能违背国际义务与日本单独媾和，日本必须向盟国投降，中国可以将日本方面的愿望转达给盟国。何柱国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宣称中国决不希望日本遭到毁灭，而希望日本在战后能与中国携手共同维持东亚的和平。中国殷切期望日本内阁作出决断，迅速实现停战。中国方面体谅日本国民的愿望，已向各国首脑表明应保持天皇地位的意见。至于撤兵，日本不仅要从中国本部而且要从东北以至海外全面撤兵，就是朝鲜、台湾及库页岛等也不能保留。何柱国表示这是盟国一致决定的，没有可商量的余地。今井武夫听罢真是如雷轰顶。他完全没有料到何柱国向他提出的竟是盟国要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他认为这已是日中谈判史上双方地位的完全颠倒。他提出双方的理解差距过大，对何柱国传达的内容日方认为没有加以议论的必要，建议双方将会谈结果各自向本国政府报告，听候指示。何柱国不明其中奥秘，同意了今井的建议。(115)今井于 7 月 14 日回到南京，即刻向日本政府作了报告，但是日本政府认为无条件投降关系日本国运，没有立即回答。何柱国将会谈经过上报蒋介石后当然使蒋介石感到不满，蒋介石不愿放弃这条与日本侵华军总部直接联系的途径，便立即下令召回了何柱国，准备派要员再度与日方谈判。日本方面据云也打算另委他人重开谈判，但由于时局的迅速变化，谈判未能举行。何柱国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冷遇，后因“精神上的障碍”双目失明，从此隐居杭州。蒋介石后又通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与今井取得联系，约定 8 月初在江西玉山会晤。蒋介石希望此次会谈能取得成功，使苏联无由出兵。可是他的希望又落了空。只是通过这条联络通道，实现了日军的洽降。8 月21 日，今并通过这一途径根据中方指令来到湖南芷江，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及美军代表、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巴特勒接洽投降事宜。这大概是蒋介石这次谋和的唯一“收获”，使他能利用日军阻止中国人民军队受降。

新疆问题与中苏关系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苏关系总的来讲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在这种平静之下却掩盖着激烈的矛盾和复杂的斗争。蒋介石对苏联存在着极大的疑忌和深刻的恶感，出于国内反共的需要，他对苏联明里讲友好，暗中却抱着极深的敌视态度。对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 他竟怀着一股恶意的幸灾乐祸的心理。1942 年 7 月 7 日，一向标榜亲苏联共反帝的新疆军阀盛世才，看到苏军在对德作战中一时形势不利，突然宣布“转向”，通过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向蒋介石表示归顺，并于 9 月 17 日悍然

逮捕了在新疆帮助工作的 100 多名中共干部，以表示他对蒋介石的“忠诚”。蒋介石得知此讯，欣喜异常，立即同意派军入新“援助”盛世才，并派宋美龄等去迪化（今乌鲁木齐）宣慰，告知“中央”已派兵进驻安西、玉门，牵制在哈密的苏军；并将委派外交特派员赴新，将外交权收归中央。指示盛世才“肃清”在新疆的共产党，通知苏军退出新疆。7 月 16 日蒋介石还召见了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宣称今后凡有涉新疆与苏方关系的事务，概由中国中央政府负责。同年 12 月 11 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回国述职后回到重庆， 向蒋介石递交了斯大林的信函，称：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在过去的艰苦环境中处处都有表现，他相信这种友谊在今后定能继续巩固发展，在战后能奠定两国人民合作的基础，树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他相信新疆问题不致影响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116)在此之前，10 月 24 日，邵力子回国述职前夕，曾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会谈。谈话中，邵力子首先对苏联同意中国假道中亚细亚地区运输英国物资一事表示感谢，莫洛托夫表示：“此为我等义务，我等现有极大战争，不能积极帮助贵国。而在我等能力以内，无不尽力。”他强调：“在本国自斯大林先生与我以及所有参加政治生活之每一人， 无不主张中苏两国之亲善。⋯⋯本人只能证明，本国对中国之政策，为一贯之亲善政策。⋯⋯我两国在历史上及政治上之关系，须为良好。⋯⋯想中国政府、蒋委员长，皆明瞭我等政策，我等一贯政策系根据我等对中国争取复兴之同情。”(117)

斯大林的信函和莫洛托夫的谈话，使蒋介石自认已经明瞭苏联对盛世才“转向”的态度：虽有不满但仍愿与他在新疆继续合作而不愿因此损及两国间的基本关系。蒋介石见有机可乘，便于 1943 年 4 月迫使苏军撤出哈密，又

于同年 6 月派军进驻哈密，以此作为他“收回新疆主权”的标记。蒋介石还支持盛世才秘密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三名中共在新疆的领导干部。蒋介石宣称，盛世才“转向”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 (118)而丝毫不顾及这种行动尤其是残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对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对抗战所造成的损害。更有甚者，蒋介石在 1943 年夏竟借端发动反共喧嚣，叫嚷要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企图闪击延安，发动一场反共内战。蒋介石的反苏反共行径，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严厉批驳和有力回击。苏联方面鉴于中国国内形势日益严重和苏联卫国战争已转入大规模反攻，苏德战局已根本扭转，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日趋强硬。苏联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馆向蒋介石表示对国共关系的严重关切，苏联报刊也在几年来第一次发表了抨击国民党的文章。此时，连美英等国亦不同意蒋介石的内战计划，致使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阴谋计划。可是他却借机攻击苏联干涉中国内政，阴谋扶持中国共产党，“赤化”中国。他在日记中说：苏联、中共散布的“打延安”的“谣言”，耸动美国当局。“美国参谋首长马歇尔果被其煽动，电询子文以此事之究竟，劝我勿用武力。可知俄国谋我之切。”(119) 他还说：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 1943 年 8 月 8 日发表的通讯，“明白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导致美国朝野误信”国民党“制造内战”，“这就是塔斯社积极为中共全面转变时作宣传的准备”(120)“其目的全在破坏中美两国的关系，⋯⋯使抗战归于流产，其政权由中共取而代之，”(121)妄图将发动内战的罪责强加到中共和苏联身上。

1944 年春，蒋介石与苏联的关系日趋紧张。1944 年 3 月，新疆哈萨克族中的少数分离主义分子裹胁部分居民逃往外蒙古，中国方面派兵追赶，遭到外蒙军队的进攻和飞机袭击。苏方宣称这是因为中国军队已进入外蒙境内， 而中国方面却予以否认，并说明苏联飞机已越境袭击了承化和赤台。3 月 17 日，蒋介石向美国通报了这件事，一再说这不是一件地方性的偶发事件。4 月 1 日，他又要求罗斯福注意苏联动态。8 月 11 日，盛世才再施故伎又在新

疆大批逮捕国民党员 200 余人，并致电蒋介石要求将他们撤换，另委他人接

管。与此同时，盛世才还给斯大林打电报表示“悔过自新”。(122)蒋介石闻讯立即于 8 月 29 日下令撤消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调盛世才为农林部长，任命

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到任便宣布敦睦邦交，向苏联表示友好。9 月 5 日，驻苏大使馆参事刘泽荣奉命向苏方以私人资格告知：“中央采此重要步骤足以表示调整中苏关系之决心，希望苏方明瞭此意，加以协助。如双方能将全盘问题开诚协商，必将圆满解决⋯⋯（苏方）答称新疆各问题并非单独性质而为全部不正常之环境所造成。⋯⋯须知新疆问题在中苏关系中已成为最痛苦而伤心之问题。⋯⋯苏方在新疆的所作事业并无秘密，中国政府无不知之。⋯⋯新疆为中国之一部分，当苏联对德抗战最困苦之际，居然以怨报德，实属痛心。此次中国政府更换新疆当局如其动机在调整中苏关系则不得不使人满意。唯苏联对于新疆之评价，尚须视该省新当局之态度如何而定。” (123)可是新疆的局势并未因此而安定。同年 11 月 12 日，在苏方支持下伊犁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与国民政府脱离了关系。由伊力汗吐拉任政府主席。伊力汗吐拉否认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称东土耳其斯坦是其祖国。他的错误说法遭到临时政府内阿合买提江·卡斯米、阿布杜克里木·阿巴索夫等坚持民族团结的人的批评和反对。阿合买提江指出：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是新疆人民的祖国。阿巴索夫向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宣传中国共产党，赞颂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认为新疆人民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事业的一部分。他们要求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他们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逐渐成为临时政府的领导核心。(124)苏联驻新疆的主要外交官员也认为伊犁政府宣布独立并不妥当。可是也有人表面不置可否，内心却另有主张。(125)伊犁临时政府的成立给蒋介石以不小的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向他建议说：“关于新疆问题，我们宜针对苏方策略筹划应付方针。查新省少数民族，⋯⋯因我过去民族政策之错误，⋯⋯故易受苏方之诱惑，发生叛变⋯⋯苟不筹预防之计，则一旦事变发生，颇难收拾，⋯⋯为谋确保新省之安全：须先安定少数民族，放弃过去一贯之高压政策，⋯⋯赋予自治政权，由我督导，⋯⋯增强省防⋯⋯但必须避免刺激苏联；⋯⋯改善交通⋯⋯；与苏联协商经济合作，须以经济互助为前提⋯⋯若借助于英美又易启苏联之猜忌，莫若顺水推舟，迎合苏联之意，⋯⋯ 一方既可达成我新省之建设，一方又可暂时稳定苏联对新之态度”。(126) 蒋介石犹豫不决，他认为此事关连到对苏外交的全局，不可轻动。吴忠信秉其旨意，一面“宣抚”地方，一面大讲敦睦外交，并请派青海国民党军队入新，权充后盾。但是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反而日渐严重，成为中苏之间的悬案。除了新疆问题以外，外蒙古也是中苏之间另一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10 月 17 日，苏联向美国表示，苏军对日作战不应只限于东北，而应以正面攻击东北日军，同时从外蒙经张家口、北平侧后包抄，也就是说内蒙及华北北部亦应划入苏军作战范围。外交部向蒋介石建议说：“苏联对于外蒙古已造成既成事实，我为收复计，唯有采取外交途径。在战事行将结束之际，我应发表宣言，声明外蒙古素属中国领土⋯⋯各国应尊重我领土完整， 放弃干涉。同时对蒙宣扬民族自治政治要求，促其取消独立，赋予自治权， 再向苏交涉⋯⋯并⋯⋯促英美及各联合国为我作声援”。(127)然而事实表明，如要解决外蒙古问题，决非能如此简单了事。

中苏关系的紧张使美国政府深感不安。罗斯福的对苏政策是，一方面需要苏联在战时和战后合作，欢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以便减少美军的伤亡，加

速战胜日本的进程。另一方面又需要阻止苏联扩张领土和扩大政治势力。他的对华政策在战时是援蒋抗日，防止中国发生内战。长期政策目标则是在战后使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成为远东的一个主要稳定因素”。(128)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也就是使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要促成“中苏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使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而又不在中国获取额外的利益，仅以恢复帝俄在华权益为代价。为此罗斯福希望首先须使中苏关系协调。

因此，当中苏关系日形紧张时，罗斯福决定采取行动。6 月 10 日美驻苏大使哈里曼奉命晋见斯大林讨论中国问题。斯大林在晤谈中表示同意哈里曼的意见，即蒋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国统一的人物，应当予以支持。他还把中国共产党人称为“人造黄油共产党人”，(129)以此使美国人相信苏联不会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同月下旬正当国民党正面战场溃败之际，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向蒋介石转达了罗斯福愿意充当国共中间调解人的口信，他还把哈里曼同斯大林谈话的要点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因此心中有了底，他要求华莱士“重视对华投资，不只是经济投资，而且是一种政治投资”，“斡旋”中苏关系。(130)8 月赫尔利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来华时也取道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莫洛托夫对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实现他们认为在中国所必需的和公正的改革，苏联没有援助中共，也不愿中国发生内战。(131)罗斯福这些行动收到了效果，蒋介石决定派宋子文赴苏谈判。由于苏联方面希望在即将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同美国成交后再同蒋介石打交道，建议会谈延到 1945 年 2 月，后又一再推延。

1944 年 12 月，斯大林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便提出具体要求，他向哈里曼表示：苏联须租借中国旅顺大连两港及其周围地区，租借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后合称中国长春铁路），此外，外蒙古现状须予承认，即保持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千岛群岛和库页岛（萨哈林岛）南部须从日本归还俄国。他还表示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在东北的主权。(132)

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 年 2 月 4 日，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美双方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进行了讨论。2 月 8 日，罗斯福与斯大林单独会谈，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交换了意见。2 月 10 日，苏美双方又讨论了斯大林提出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草案以及美方的修改建议。苏联提出租借旅顺、大连、美方要求将其划为自由港。苏方提出恢复苏在中东路及南满铁路的权益，美方建议可由中苏共管，并要求加入尚须征得中方同意字样。斯大林称：大连可以作为自由商港，但旅顺是军港，只能租借；东北铁路可由中苏共同经营；还表示他同意上述条件需取得中方同意，但是他表示中方也应同意外蒙古维持现状。罗斯福询问究竟何时向中方转达这些条件，斯大林称届时他会告诉美方。在苏美双方议定条款后，2 月 11 日，苏美英三方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其中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后的两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外蒙古维持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但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 苏联租用旅顺作为军港；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但苏联保有优越权益，中国则保有在东北的全部主权；千岛群岛交还苏联。协定并称有关外蒙古及旅大、中东南满路的问题尚需征得中方同意，但又称美国将采取步骤取

得该项同意，使苏联的这些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协定。(133)雅尔塔协定是一个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事先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没有由中国参加或附署却事涉中国重大领土主权问题的协定，由此可见，在美苏眼中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根本不算一个主权国家，而实际上则连自己的领土主权都无权过问，颇令蒋介石感到难堪。尽管名义上还列为四强之一。

蒋介石虽未能参加雅尔塔会议，但他却一直注视着会议的进展。尽管如此他当时也没有得到雅尔塔协定的任何消息，这使他“惶惑不置”。(134)3 月 15 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首先向他报告了协定中有关中东路及旅大等问题的决定，蒋介石闻讯“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并推测会议对“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135)而此时蒋介石对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态度，与太平洋战争初起时已截然不同。他深恐苏联出兵东北，会妨碍他“接收”东北，破坏他的反共内战计划。因此，他向苏方提出派遣高级代表团去苏谈判改善中苏全面关系，想借此探明苏方意图，遭到婉拒。苏方表示：“苏方极希望能早日与我（中）方讨论一切中苏问题；访苏团无必要，可由傅（秉常）大使或另派全权代表与莫斯科交涉即可。⋯⋯中苏无讨论国共问题之必要，但如我方愿谈亦可。苏方可担保决不以物资或军火供给中共，同时只希望此问题可以政治方式解决之；战后中苏边界问题急当解决；苏方希望我方停止刺激动作。”“苏方无讨论参加对日作战⋯⋯之可能。”(136)

1. 月 15 日，赫尔利由美国回任途经莫斯科。当天他即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斯大林表示“完全支持”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以便打败日本，赞同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政府”；他称赞蒋介石是个“爱国者”， 表示必须援助“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同意无保留地支持⋯⋯美国在华政策。”(137)4 月 24 日，赫尔利将会谈情况通知蒋介石。4 月 19 日， 宋子文在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会议前在华盛顿拜晤了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宋子文告知他将在旧金山会议后去莫斯科与苏方缔结贸易互助条约。杜鲁门宣称他希望中苏能达成一项双方都满意的协定，为建立世界和平，树立中苏关系的“巩固基础”。(138)在旧金山会议期间，莫洛托夫屡屡向中国代表团表示友好，声称“此次与中国代表团会聚一堂，深感宋部长及代表诚意合作， 希望不久能与宋部长在苏京相晤”巩固邦交。(139)但直到此时，苏美政府均未向中国方面通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使蒋介石深怀疑惧。

2. 月 8 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苏军移兵远东。雅尔塔协定的实行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5 月 26 日，杜鲁门指派霍浦金斯为特使赴苏访问，与斯大林讨论苏美间的一系列问题。5 月 28 日，苏美双方在第三次会晤中明确宣布： 苏军将于 8 月 8 日在远东作好参战准备，但实际参战日期须待雅尔塔协定履行情况而定。斯大林重申他将促进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的统一，而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实现统一。他还说苏联无意改变中国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苏联也没有领土要求；并欢迎蒋介石的代表在苏军所到之处建立行政机构。他还特别表示他认为美国是战后能够援助中国的“唯一国家”。苏美双方议定：宋子文应在 7 月 1 日前到苏谈判，苏方届时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知他，与此同时赫尔利在重庆将协定通告蒋介石。(140)

3. 月 9 日和 14 日宋子文再次会见杜鲁门。杜鲁门向他透露了雅尔塔协定的主要内容和斯大林与霍普金斯会谈的情况，并说为了保证苏联能对日作战，美国和英国同意支持这个协定。(141)宋子文立即表示中国不能同意雅尔

塔协定。但他却无伎可施，只得到霍浦金斯表示支持蒋介石接收东北的保证。6 月 12 日，新任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约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提出以雅尔塔协定的各项内容作为中苏交涉的“五项先决条件”，所不同的是将外蒙古维持现状改为独立。蒋介石提出“租借”旅大不妥，应改为共同使用，并表示欢迎苏联对日作战和两国合作。彼得罗夫坚称租借不含有特权，领土权仍属于中国，对中国无损，且协定已经英美同意。蒋介石坚持要求中国有使用旅顺军港的权利以便战后抢占东北，而彼得罗夫则以雅尔塔协定为本一步不让。(142)蒋介石无法，便于 6 月 14 日召见赫尔利，请其立电杜鲁门询问美国是否有共同使用旅顺军港的必要，企图获得美国的支持。然而美国却坚持要他履行协定。6 月 15 日，赫尔利奉杜鲁门之命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告了蒋介石。蒋介石阅毕深感他战后抢夺东北、发动反革命内战的计划受到了阻碍，便向美方提出：一、中苏协定，英美应为当事人，以期苏方遵守；二、旅顺指定为中美英苏四国海军基地；三、千岛及库页岛的问题应由四国而不是由中苏两国讨论。(143)可是杜鲁门不愿过多地卷入中苏谈判，予以拒绝。杜鲁门只希望中苏条约早日缔结以便使苏联尽快对日作战。(144)蒋介石只好任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蒋经国等为代表于 6 月 27 日前往苏联谈判。行前，蒋介石召见彼得罗夫表示：条约签订以后双方就得彻底谅解，共同信守，中苏之间或可相安无事。同时蒋介石也暗示他已同意以雅尔塔协定为中苏双方谈判的基础，表明他已向苏美作出让步。

1. 月 30 日，中苏会谈正式开始，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着重大分歧。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提出“国际化”的含义是由中苏两国控制，其他国家不得介入。必须保证苏联的优越地位，要求由苏联人主管该港口，并将该港的内海湾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市区则由中苏共管，其行政长官应由苏联人充任。宋子文则认为根据雅尔塔协定，大连应是一个国际自由商港，行政上归中国管理。苏方只应给予一些技术上的帮助，苏联可以在该港租借若干商用码头，而不能拥有海军基地。关于旅顺，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字样， 但要求不仅由苏联占用旅顺港，而且将旅顺市区置于苏联行政管理之下，苏联有权在该区内驻扎陆海空军和建立军事设施，中国只负责该区民政管理。对于这个超出雅尔塔协定的要求，宋子文表示反对。他认为苏军事区只应限于旅顺港邻近地区，旅顺军港和市区的行政管理必须由中国实施。至 7 月 12 日，他又同意大连以南也可包括在该区内，但大连以北不得纳入。(145)关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斯大林提出铁路的所有权包括沿线所有工厂、矿山、森林所有权必须属于苏联，铁路管理由苏联人主持，铁路警卫由苏联人担任，中国只可以通过中苏合营机构参与管理和利用铁路。宋子文认为，铁路所有权应属于中国，应由中国人和苏联人平等地共管铁路，铁路警卫应由中国人担任，否则即构成苏联在东北长久驻军。(146)后在 7 月 11、12 日的两次会谈中，斯大林作了一些让步，同意铁路所有权为中苏共有，铁路沿线工业企业只限于同铁路营运有直接关系的。铁路警卫由中国人担任。(147) 共管时期也由 40 年减为 30 年。但是至关紧要的铁路管理问题未得到解决。

苏方要求铁路由中苏合营 45 年，苏联人出任铁路管理局长及董事会大多数董事。

关于外蒙古问题，斯大林坚持所谓“外蒙古现状应予维持”的含意，就是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宋子文表示中国政府目前不会对外蒙古现

状提出异议，但它不能正式放弃对这片领土的主权，因为“没有哪个中国政府能在割让外蒙古后存在下去”。为了达成协议，他后来提出中国政府可以承认外蒙古享有高度自治，包括维持外蒙自己的军队和自由地与苏联达成军事安排。但斯大林坚持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共和国。(148)双方僵持不下，蒋介石指示蒋经国以私人资格拜会斯大林，要求苏方让步。蒋经国说， 中国尚未收复失地又要让出外蒙古，有违抗战的本意。斯大林认为外蒙古对苏联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必须与苏联保持紧密的关系。他又称，条约是靠不住的，中国能否与苏联长期友好，很难说，何况还有美国势力的存在。所以外蒙古必须独立。为了避免由此造成严重后果，蒋介石于 7 月 8 日指示宋子文作出实质性让步，即在苏联不以任何物质的和道义的援助给予中国共产党和新疆三区临时人民政府，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以及在铁路和港口问题保存中国主权的条件下，同意战后在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如多数投票者赞成独立，中国政府就承认蒙古独立。7 月 11 日宋子文提出这一让步并得到了斯大林的许诺，从而在外蒙古问题上达成一致协议。(149)但大连和中东铁路南满铁路问题还未解决。

1. 月 12 日，宋子文以回国请示为名离开苏联，斯大林亦因参加波茨坦会

议离开苏联，谈判中断。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斯大林、杜鲁门及邱吉尔（后

为艾德礼）在波茨坦举行了会议。在会议期间，杜鲁门和邱吉尔于 7 月 24

日讨论了波茨坦公告的草案，并一致同意将其发送蒋介石签署。蒋介石于 7

月 26 日接到该电立即复电赞同，只是要求将其名列于邱吉尔之前以抬高他的国内声誉。7 月 28 日，波茨坦公告正式公布，以促日投降，但未能得到日方响应。只是在 7 月 30 日，由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向盟国正式表示日本准备以重大的妥协条件结束战争。蒋介石当时并未得到这个消息，但由其他途径传来的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仍使他兴奋不已，认为苏联因此无由出兵东北了。(150)8 月 5 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指示驻苏大使哈里曼，要他转告苏方，美国认为“中国已接受了雅尔塔协议的要求”，“中苏之间不得达成进一步使中国让步的协议。因为这将对我们的利益起不利影响”，特别是不允许将大连变为苏联在东北的另一个军港。(151)8 月 6 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

形势的发展给中苏双方都造成一定压力。斯大林于 8 月 6 日要求立即恢复谈判，同时也准备做出某些让步。(152)宋子文则辞去外交部长，改由王世杰继任，并与宋子文一起赴莫斯科谈判。8 月 8 日双方重开谈判。在会谈中苏联又提出将日本在东北的企业与财产划为苏军的“战利品”。美国立电哈里曼表示反对。蒋介石在美方支持下亦指令宋子文称东北工业“皆应归我国所有”对此须“在订约之前，就与之切商或声明也”。(153)苏方当即表示日后再谈。就在同一天，苏联正式对日宣战。8 月 9 日，苏军越过中苏边界， 进入东北。8 月 10 日，蒙古对日宣战，苏蒙联军亦进入中国境内。蒋介石表面上致电斯大林赞颂此举使全中国人民奋起，使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暗地里却咒骂：“苏俄对日宣战，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154)此时中苏之间还有几点没有完全达成协议，如外蒙古独立后的划界问题，中长铁路局局长人选由哪方出任问题及大连问题等等。蒋介石仍希冀苏方能作出某些让步。但形势的发展却令他无法再等下去。苏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推进， 关东军复灭在即；新疆三区政府的军队已向迪化（乌鲁木齐）进军，蒋介石担心不与苏方签约，新疆也恐难以保全；8 月 9 日，美国又在长崎投下第二

颗原子弹，日本已于 8 月 10 日向盟国接洽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向日军发起攻势，日军在各地的防线正在瓦解，而美军能否在东北南部登陆仍难确定。最令蒋介石惊恐的是 1945 年 8 月 9 日，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延安总部发出命令：“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在一切可能条件下，⋯⋯歼灭⋯⋯敌人的力量， 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55)8 月 11 日朱德发出命令：着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各部向热河、辽宁、吉林进发；现在察绥的贺龙、聂荣臻部向北行动；朝鲜义勇队武亭部向东北进军。(156)8 月 13 日，李运昌部决定分三路出关，向东北进发。蒋介石非常担心东北（包括热河）、内蒙均为人民军队占领，又能得到苏联的支持，使他在战后发动反革命内战的计划全面受挫，所以他指令宋子文、王世杰在继 8 月

1. 日、10 日两次谈判后，又于 13 日、14 日与苏方加速谈判。在谈判中，蒋介石极力主张“苏俄对于不援助中共，尊重中国东北主权的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政，规定俄军自东北撤退期限，须提供保证”，(157)苏联如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提供保证，他就可以“作重大让步”。(158)因此在苏方重申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定将东北行政权转交国民政府的保证后，宋子文奉命在大连问题及中长铁路局局长人选问题上向苏方作出重大让步，他同意在“战时” 即对日和约缔结以前，将大连划入旅顺军事区内；同意由苏方出任大连港口主任并租用一半港口设施；他还同意由苏方出任拥有实权的中长铁路局长， 主持路局日常事务。且于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与苏方正式签订了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共八条，另附二项换文；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关于大连、关于旅顺口、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四个协定及二个附属议定书，另外还有关于苏军从东北撤军的记录。代表双方政府在条约、协定及议定书上签字的是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同年 8 月 24 日在重庆交换批准书生效，有效期 30 年。协定及议定书亦于同时同地交换批准生效。条约规定：双方应协力对日作战并于嗣后一方受日本侵略时，他方应尽力予以一切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双方互予经济援助及友好合作。在换文中苏联保证：对中国道义上与物质上的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斯大林且为此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和平解决国内问题。苏联承认中国对东北及新疆的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对外蒙古的独立，中国同意由公民投票结果决定。协定书及议定书规定：中东南满两铁路改称中国长春铁路，中长路由中苏共管，共同经营，并共同组成中长路铁路公司设在长春；中长路理事会、监事会、路局局长及重要职员由双方平均充任，中方负护路之责；对日作战时期苏方可用以运兵，平时可运军需品；苏方过境货物（包括运至旅大）一律免税；30 年后该路无偿移转中方。大连辟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中国；港口主任由苏方充任，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的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 30 年；大连平时不受旅顺驻军之军事监督，战时受其军事统制。旅顺为仅由中苏两国军舰和商船使用的港口，由中苏军事委员会管理（中方二人、苏方三人并由苏方出任委员长）；海军基地由苏方防护；民事行政属中国，但人选及任免须经苏方同意；苏方有驻军权；30 年期满后一切产权归中方。苏军在东三省内有权处理一切作战事务；中方得派代表在收复区内设立行政机构、协调中苏军队之合作、并保证行政机构与苏军的积极合作；苏军人员归苏军总司令

管辖；中方得派军事代表团与苏军联系。(159)这样，斯大林几乎得到了他所要的全部东西，而蒋介石也因苏联“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而对条约“一般地满意”。(160)可是蒋介石自知他无法阻止苏军在东北、华北的攻势，也无法阻止中国人民武装进入东北。他从条约获得的“权益”靠他自己是难以如愿的，他也不可能在没有军队保护的情况下建立他在东北的统治。因此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支持上。8 月 16 日，蒋介石将条约的内容告知赫尔利，表示他“怀疑苏联的地位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161)他私下里还称：“东北失地犹在俄军之手”，新疆、外蒙问题“亦未解决”，使他感到“万分忧辱”。(162)

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战后和平、维护盟国团结、加速抗日战争胜利的大局出发，对中苏条约表示谅解和支持。8 月 26 日，中苏条约正式公布。9 月 5 日，毛泽东发表谈话说：中苏条约“为远东和平之保障物”，并非“对我国之民主运动不利”，苏联与国民政府签约，“实则除国民政府而外自无可为对象者。然条约亦并未束缚苏联对中国政治批评之权⋯⋯中国获得强有力之盟邦，可勿疑心于被其他国家侵略”。(163)9 月 27 日，毛泽东再次指出： “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他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164)同年 10 月，聂荣臻在晋察冀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据有合法地位”，因此苏联与它签约是正确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迅速打败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有利。”苏联的“目的在于避免远东重新引起冲突与争取世界和平，对中国人民也是有利的。但我党的政策，则决不能为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所约束”，“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胜利，不能依靠别人”，只有靠自己去努力，“才能取得国际的支援，才是正确的道路”。(165)12 月 18 日，周恩来就接收东北问题发表谈话指出：“东北是中国的东北，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去接收东北主权，这是应当的，但如何建设东北，却是内政问题，⋯⋯不能混为一谈”。(166)中共的严正立场，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欢迎，人民军队奉命出关收缴敌伪武装、建立民主政权，为收复东北立下不朽功绩，也赢得了苏方的尊重和欢迎。事实证明，中共的这个立场无疑是正确的。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无条件投降。9 月 2 日，日本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奴役中国人民的迷梦，而且为中国彻底的独立和解放打下牢固的基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 104 万余平方公里的国

土和 1.2 亿人口，歼灭日军 52 万人，伪军 120 万人，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广大爱国官兵和政府人员的努力下，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克服了各种困难和干扰，坚持了抗日立场，在对日作战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合作，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受到世界各国的尊敬和赞扬。

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还没有使中国完全摆脱半殖民地的境遇，中华民族还未能争得彻底的独立。尤其是蒋介石密谋发动反革命内战和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使中国仍面临着两种命运的选择，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一场十分艰巨复杂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