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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与重庆国民政府联系受降 1945 年 7 月 26 日，

中美英发表了促日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宣布同意对日本应给予一个机会，以结束战争。条件是：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及军阀势力；盟军进驻并占领日本；开罗宣言必须实施；解除日军武装，惩办战争罪犯；日本实现民主制度；日本对各盟国予以赔偿；日本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公告警告说：除此一途，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亦宣布赞同此公告。8 月10 日日本宣布在保留天皇地位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8 月 15 日，日本天皇亲自向国民发布《终战诏敕》，宣布“朕已指令帝国政府向美英中苏四国通告接受其共同宣言。”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然而，日军的军事行动仍未完全停止，武装也没有解除，日军还占据着广大的中国领土，敌伪头目仍未受到任何惩处，因此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迫使数以百万计的日军投降。8 月 9 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它同盟国作战。⋯⋯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8 月 11 日朱德总司令向除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所有敌伪军发出通牒，令其立即投降。8 月 15 日朱德总司令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其所部下令投降。此时各路人民武装正向敌伪军队展开大反攻迫令他们投降，敌伪政权在人民力量的打击下摇摇欲坠。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为了重建在中国的独裁统治，企图独揽中国战区的受降权，力图排斥对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参加受降。8 月 10 日，当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刚传到重庆，蒋介石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受降问题。他认为：接受百万大军的投降，虽非易事，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精锐部队远在中国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中，无法迅速开进。因此，当务之急是阻止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受降，故而决定由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出面，“命令敌军驻华最高指挥官维持现状⋯⋯听候中华民国总司令或各战区长官的处置。⋯⋯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政府指令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各战区均应派遣主力部队挺进，负责解除敌军武装⋯⋯”(1)“这个训令的第三部分乙项是为预料共军将会抢先缴收日军武装，而预为禁止日军应承。⋯⋯还有丙项的措置是为了收编原为日本军阀傀儡的伪军，以封锁共党分子的活动”。(2)蒋介石并于 8 月 11 日和 13 日通过广播“命令”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就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于 8 月 13 日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执行这一荒谬的命令，指出这实与民族利益不符合，仅仅有利于敌伪。8 月 15 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美国宣布在不危及盟军安全的条件

下，停止对日本陆海军的进攻，并划定中国（东三省除外）北纬 16 度以北的印支地区由蒋介石受降。同日，朱德总司令向美英苏三国政府致送说帖，明确提出：“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人民武装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投降⋯⋯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3)但是蒋介石却利用此机，一面命令冈村宁次：“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4)8 月 23 日国民政府当局又正式通知冈村宁次“（甲）中国境内之非法武装如擅自向日军追求收缴武器，在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指定之国军接收前应负责作有效之防卫。（乙）如果各地⋯⋯在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指定之国军接收前为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收部队。”(5)此处所谓“非法武装”“股匪”都是对人民武装的污蔑。蒋介石还通过军统委任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维持临时治安，加封华北、华中各地伪军以“行动总队”、“暂编军”等各种头衔，令其拒绝向人民武装交枪投降；一面又于 8 月 14 日、20 日、23 日十天之内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并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飞赴延安迎接。蒋介石在邀请电报中声称：“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瞭。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6)妄想剥夺人民武装的受降权。中共中央于 8 月 25 日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并提出克服内战危险，保证民族独立，成立联合政府等具体方案。中共中央再次严正提出，“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严惩汉奸，解散伪军。”(7)为了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民主和团结的，中共中央派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於 8 月 28 日由延安飞赴重庆与国民党方面举行谈判。蒋介石虽然向侵华日军下达了全面投降的命令，指派何应钦为中国方面的受降指挥官，并任命一批伪军政头目充任“维持地方治安”的长官，可是他自己也很清楚，没有日方的配合无法受降。国民党军队远离日军驻守的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被人民武装包围的成片日军可能被迫向人民武装交械投降。蒋介石从维护其独裁统治出发承认当时“险象环生”，(8)所以他急于同日军取得联系，洽商投降事宜。日军方面在聆听了天皇诏书并接到日本大本营发布的停战令后陷于一片慌乱，8 月 16 日，大本营又派专人到南京重新传达所谓“承诏必谨”的敕令，指令各部队停止武装行动，接洽投降。日军已临瓦解之境，蒋介石一纸维持“秩序及交通”的命令，使日军重新振作，竟宣布在未正式投降以前，日军仍负维持治安之责，对“越轨分子”进行“坚决的讨伐”。蒋介石在 8 月 15 日发表的《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中，还对那些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大讲“以德报怨”。他说：“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以德报怨，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要做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这是我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9)蒋介石这篇冠冕堂皇的演说其实质就是要争取日寇的合作。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得意的说，他的这

个“以德报怨宣言”起了很大作用，“使敌伪安心受降，而共党遂亦无煽惑之机矣。”(10)这个“以德报怨宣言”也深得日本侵略者的欢迎和大力传播，冈村宁次对此事还大加赞誉，称谢不已。8 月 18 日，冈村宁次起草了一个《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草案，并以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的名义发至全军，作为对蒋介石广播演说的响应。纲要要求一扫日华间的“旧怨”，令其部下“坚持气节”，严肃军纪，“不得已”时可采取断然态度，发挥实力，以武力“自卫”。对国民党军队要积极配合，完全彻底地交出武器、弹药、军需品，充实其武力并以设备、器材、技术人才及原保密的工业技术等促其经济复兴。对共产党则应断然予以“讨伐”(11)可见日蒋之间气息相投，已经合流。8 月 17 日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称已派派遣军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等於 8 月 18 日赴杭州候命飞往玉山，接洽投降。蒋介石闻讯甚喜，

可是玉山机场已被大雨冲坏，只得复电冈村：要今井於 8 月 21 日到湖南芷江，随身应携带必要文件以备洽降。同时指令何应钦“承本委员长之命，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负责迅速处置南京伪组织政府，恢复南京及其附近之秩序，敬待国民政府还都”。“调动部队，占领中国战区内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要点及要港⋯⋯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我受降计划者，得呈请本委员长下令惩罚之，敌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并对不遵命令之敌部队长或敌军最高指挥官，直接予以处置。” (12)今井武夫等于 21 日飞抵芷江机场，下午 4 时，即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副参谋长冷欣开始谈判。参加谈判的还有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巴特勒。萧毅肃要求今井出示身份证明，可是今井竟答称此行只为订立停战协定作准备工作，是出于礼节考虑与中方取得联系。萧等极为难堪，问今井是否有证明身份的其它文件，今井等仅出示冈村宁次令其与中方取得联系的命令副本，萧毅肃如释重负宣称可以此代替身份证明。随后萧毅肃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送达日方，备忘录要求冈村宁次自接受备忘录之时起立即执行何应钦的一切规定，指挥中国境内（东三省除外）台湾及越南北纬 16 度以北地区的日军投降。上述日军应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保存全部武器、弹药、航空器材、军舰、商船、车辆及交通通讯工具、飞机场、海港、码头、工厂、仓库、物资、建筑物、军事设施、文献、档案、情报资料，以备接收；维持地方良好秩序；释放盟国人员，不得向非指定部队投降缴械，接洽交出所占地区与物资、移交行政机关等。备忘录还称将派冷欣去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正式投降须俟另行通知。今井答称他可将备忘录转达冈村，但内容能否照办，难以答复。萧毅肃又提出中方要在最短期间内空运部队去南京、上海和北平，要日方预作准备，并要求与日方保持无线电联系，日方应允。此后两天双方又讨论细节，中方官员的态度极为谦恭。今井称他们不象对待敌国败将，而象对待朋友一样。8 月 23 日，何应钦与今井会面，竟对今井远道而来表示“慰问”，要求日军对即将空运中国军队去南京一事予以协助。当日下午今井奉命返回南京。由于中国方面并未要求日军看管汉奸，勿令逃逸，所以这些人仍然逍遥法外。陈公博等在日本的庇护下，竟于 8 月 25 日逃匿日本。8 月 27 日，冷欣到达南京就职。8 月 28 日，冷欣与冈村宁次会面时特别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也必须确保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武汉、广州、香港等八大城市能移交国民党军队，冈村保证八大城市不会发生问题。在此之前 8 月 24 日日本大本营根据盟军总部指令

命令冈村率其所属全部官兵及驻台湾的第 10 方面军、驻越北的第 38 军并中国境内的日本海军向重庆国民政府投降。8 月 27 日，国民党军队开始空运到南京、上海、北平、开封等地。9 月 2 日中国方面正式收回南京和上海并举行凯旋仪式。9 月 8 日，何应钦抵达南京。9 月 9 日上午 9 时，何应钦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正式接受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率部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武力侵吞全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企图终于遭到彻底失败，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是全民族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共同斗争的结果。抗日战争，是全国人民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共同进行的，是全民族的抗战。

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意旨制定的具体受降计划，“其主要着眼，暂保持日军之建制指挥系统，使其担任联络传达⋯⋯使冈村宁次在统一联络状况之下，始终能有秩序的接受并奉行我最高统帅及陆军总部之命令，实施投降”。并于当日任命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下令中国本部（除东三省）、台澎、越南北纬 16 度以北的地区之日本陆海空军，不准再接受日本政府之任何命令。各地区日军指挥部一律改称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由各部主官出任联络部长，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向中国军队投降。9 月 9

日下午 7 时，冈村下令各部无条件投降。自 9 月 11 日起，各地日军分 15 个区陆续向中方投降。蒋介石、何应钦等对能与日军迅速取得联系，接洽受降，踌躇满志，尤其对冈村宁次在阻止人民武装受降上与其充分合作深表满意。对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头号战犯优礼有加。9 月 10 日，何应钦会见冈村，表示今后将共同努力，实现中日和平互助，对日本官兵的投降事宜特别表示将宽大处理，甚至邀请日军将领共同进餐，态度“殷切诚恳”。10 月21 日何应钦再次与冈村会面，握手言欢，举杯共贺。12 月 23 日，蒋介石召见冈村，对其慰勉有加，态度十分和蔼，称接收情况顺利，殊堪同庆，表示愿帮助解决日侨困难，促进中日合作。蒋介石在“反共优先”的方针下，倒行逆施，竟公然视敌为友，视友为敌。

国民政府的受降工作及美国助蒋抢占战略要地重庆国民政府虽然与日伪合流，但仍无法迅速将各主要城市及交通要道抢夺到手，因此他们一面借口与共产党谈判，争取时间，一面向美国求援，请求美国尽快帮助运兵。中共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在国共重庆谈判的同时，以“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态势，对仍盘踞在中国领土上拒不投降的日军以及为虎作伥的伪军发起攻击，迫使他们投降，先后收复了华北、东北、华东的 190 座城市及广大农村，对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的行径予以坚决回击。

早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蒋介石就力促美军在中国沿海港湾，特别是广州、青岛、秦皇岛及大沽等地登陆，以便他战后迅速运兵，抢夺北平、天津、山海关及济南等重要战略要地，控制关内外交通要道及津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通过魏德迈不断要求美国派兵在中国港口登陆，并空运国民党军队，以阻止人民武装从敌伪手中解放被占领的城市。美国政府也正有这种计划，美国总统杜鲁门回忆说：日本宣布投降后，魏德迈就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提出建议不准日军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纵队等部队投降。杜鲁门遂命令在日本投降条款中规定所有日军武器包括在伪军手中的武器都要交给国民党军队。(13)魏德迈又向总

司令麦克阿瑟报告，为了在中国战区使大量日军投降，并能保持“法律与秩序”，必须迅速运送“中央政府军队到战略地区”。(14)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遂指令魏德迈全面援助国民党军队夺取日军所有占领地区和武器装备，拒绝共产党人参加受降，命令称美国将尽力协助中国控制主要的港口和交通中心，美军在中国登陆后即归魏德迈指挥，命令还指示魏德迈要避免卷入中国内战，但却没有要他防止可能发生的冲突。蒋介石又通过魏德迈要求美国派遣五个师的美军到中国，其中两个师在大沽登陆，抢占平津；两师进驻上海，控制南京；一个师在广州登陆，为他抢先打开一个出海口。美国陆军部同意派出两个师到中国港口登陆，但具体登陆时间要视具体情况再定。8 月 12 日国民政府任命军令部长徐永昌为中国出席盟国受降仪式的代表。8 月 17 日徐永昌赶赴马尼拉，会晤麦克阿瑟，直接同美方商谈。但是美国由于其受降区域非常广阔，不仅包括日本本土及北纬 38 度以南的朝鲜，而且包括分布在太平洋上的若干岛屿，运输任务很重。同时美国虽然邀请英、中两国参加占领日本，但两国都无力派出部队，美国为阻止苏联在日本本土插足，只有自己单独占领。美国对日本抱有防范心理，为了炫耀武力又抽出相当数目的舰艇、飞机向日本运送部队并在日本沿海巡弋。结果徐永昌一无所获。美国陆军部还告知魏德迈，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眼下难以实现，美国也抽不出更多的运输工具到中国，它要求魏德迈尽最大努力运用中国战区的美军帮助蒋介石受降，并由美国第 14 航空队尽力协助。自 8 月 27 日起美国就开始空运国民党军队。9 月 2 日当盟国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之际，国民政府也急忙宣布“凯旋”上海、南京。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当时并未能完全控制这两个城市，以致于负责上海防务的汤恩伯在所谓凯旋式上竟要求日军派人充当扈从，实为罕见的怪事。9 月 9 日，何应钦在南京接受冈村宁次的降书时，许多被指定受降的官员并未到达预定的地点，负责解除日军武装、接防治安的部队也大多仍在途中，日军的投降仍只停留在纸面上。9 月 26 日，美国在接管日本甫定的情况下，公然派出海军陆战队两个师开赴中国海岸，于 30 日在塘沽登陆，“接收”天津。杜鲁门曾毫不隐讳地说：“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如果当时我们要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开往海岸，那么整个中国将为共产党人所接收，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作为守卫，直到我们能空运中国中央军到达华南并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来保卫海港。我们曾训令日本人守住他们的岗位，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军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把日军遣送回国。(15)新华社对美军的行径发表评述指出：“美国当局过去曾经宣布中国战区解除日军武装事，完全由中国方面负责，故此次美军在天津大量登陆，殊难索解。据称，美军在天津登陆的目的，在于帮助中国军队解除日军武装，但尽人皆知，平津日军武装，即无美军登陆亦可顺利解除。目前日军武装之不能解除，完全不是由于中国无此力量，而是由于国民党当局之偏见所造成。”评论指出：华北在八路军的包围之中，理应由八路军受降，平津地区亦当如此。可是国民党当局却无理地阻止八路军受降，宁愿让敌伪“维持治安”，延长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美国真要帮助中国迅速解除日军武装，只要劝告国民党当局以大公无私的态度处理此事即可，完全没有必要劳师动众地派大军登陆中国，使美军广大官兵不能早日回国，与家人团聚安享和平生活。评论还说：国民党一再要求美军登陆，显然不是真正为了解除日军武装，而是用以反对八路军受降。而美军的行动，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实际上必然

会干涉到中国内政，加深中国内部的分裂。评论最后要求美国不要帮助中国这一党反对那一党，而应以公平合理的态度促进中国国内各党派的团结。(16) 但是美军仍陆续不断地在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并企图在已为中国人民军队解放了的烟台、威海地区登陆，遭到严正拒绝。美军登陆后，甚至还强行向解放区进犯。第 18 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此奉命于 10 月 26 日向美军提出严重抗议，指出这是美军蓄意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人民挑衅。要求美军立即停止此类行动，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美方负担全部责任。11 月 4 日朱德总司令向魏德迈提出严重抗议，抗议华北美军在各地的挑衅行为，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挑衅行动，向中国人民道歉并赔偿损失。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共的严正要求置若罔闻，继续运送国民党军队至华北、华中、华南以及东北各地，抢夺胜利果实，仅空运至华北的人数即达 14 万人之多。在美国

的援助及敌伪的“协助”下，蒋介石从 9 月 11 日起至 10 月中旬止，将大部

分日军集中缴械完毕。至 1946 年 2 月初，国民党政府宣布受降工作结束时，

在中国境内的 128 万多日军已全部缴械，(17)另有 85 万多日侨至 1946 年 6 月遣送完毕。如果不是蒋介石出于一党之私利，无理剥夺中国人民抗日武装的受降权，整个受降和遣侨工作何至拖延达 10 个月之久，徒自增加沦陷区人民的痛苦，也使日本侨民无端遭到损失。

根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1945 年 10 月 25 日，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了日本驻台部队的投降仪式，台湾正式收归中国。出席仪式的中国受降主官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日本投降代表为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出席仪式还有中方驻台部队的将领、国民政府各部委驻台代表、台湾各界代表及美军联络组顾问等共约 300 人。当日方投降代表呈送降书后，陈仪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回归祖国，所有领土主权收归中国政府所有。中国人民经过了 50 年的奋斗，终于收回自己的神圣领土。

1946 年 5 月 5 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还都南京。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严惩日本战犯及汉奸头目的呼声下，对战犯汉奸竟迟迟不加拘捕，意存保护。国民党当局公然让冈村宁次等负责日本官兵侨民的遣返“联络”工作，对“维持治安”有“功”的汉奸如周佛海之流则放任自流，对握有一定实力的伪军则予以收编，令其“戴罪图功”。而对抗战有功的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的迫害却有增无已，这种黑白颠倒的行径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有人公开质问国民政府，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周佛海为什么还不明正典刑？蒋介石深恐众怒难犯，遂下令拘捕日本战犯及汉奸。本来逮捕通敌有据，罪恶昭彰的汉奸及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依法判刑是受降工作的重要内容，各国在自己的受降区内无不如此办理。惟独蒋介石以所谓“以德报怨”“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名，对日本战犯及汉奸罪魁的处理完全从一党一派的私利出发，而不顾全民族的利益。国民政府开列的日本重要战犯名单共 261 名，其中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等是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已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审理，其余或为日军侵华部队方面军、军、师团、旅团的重要将领，或为伪政权的主要顾问，或是战时日本的重要人物如吉冈文六、半泽玉城、芳泽谦吉、川越茂、鲇川义介、十河信二、本多熊太郎等。但对冈村宁次、今井武夫、小林浅三郎等日军投降时的重要战犯，都未列入战犯名单。国民政府判处日本战犯死刑的共 141 名， “其余情节轻微，或无显著暴行者，悉予遣归。”(18)而所谓的情节轻微者，

实际上是看他对待国共的态度而定。国民政府虽扣押了 2000 多名战犯，但判

刑的人数极少，仅 400 余名，量刑也偏轻，如上海军司令官泽田茂仅判五年徒刑，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虽被判无期徒刑，仅服刑三年多，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等则未予追究，第 11 军司令官笠原幸雄根本未予传讯。广州军事法庭

曾判 40 名战犯死刑，由于日方“恳求”，移至上海再审，竟全以无罪遣归。

1946 年 10 月 25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对被关押的战犯无“确证”者一律

释放，已判刑的送回日本“服刑”。1949 年 1 月 29 日又将 259 名日本战犯全部遣送回国。对冈村宁次，更是袒护备至，汤恩伯甚至宣称冈村“有功无罪”，仅仅由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才于 1948 年 7 月 12 日以“战犯嫌疑罪”

开庭审理冈村。1949 年 1 月 26 日，冈村竟被法庭宣告“无罪”。判决书为冈村宁次开脱，竟称他对南京、徐州、长沙及湘赣浙粤等地的日军暴行均无“责任”，对冈村在华北推行的残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的罪行又竟一字未提。显然，在蒋介石看来，侵华日军在对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作战时无论犯下何等罪行，都不在他追究之列。这个判决传出后，舆论哗然，连冈村也深感意外。中共发言人指出：“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共发言人要求“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给人民解放军。”(19)可是国民党方面却于 1 月 29 日将冈村宁次也遣送回国。中共发言人指出：“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是“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20)此后国民党方面即置民意于不顾，匆忙宣布日本战犯已全部处理完毕。蒋介石集团逃到台湾后，又于 1952 年 8 月 5 日将关押在日本巢鸭监狱的 88 名由中国判刑的日本战犯全部释放。在汉奸的处理上，蒋介石也是从保持他的独裁统治出发，对曾是他的政敌而现在又无作用的汉奸如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等汪派汉奸，王揖唐、王荫泰、梁鸿志、齐燮元、叶蓬、胡毓坤等旧派军阀政客，叛他而去的缪斌、殷汝耕等均立即判处死刑。而对“有功”于他、有罪于人民的周佛海、周隆庠、罗君强等，则加优待，虽判死刑又予特赦。对握有一定实力，能在反共内战中为其效力的伪军头目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门致中等则一律赦免，加以改编。蒋介石原本打算在日本侵华军中招募一批有反共“经验”的军官充任“顾问”，1945 年 10 月 29 日国民党当局通知冈村宁次说：“兹为调查日军官兵经历，以便遴选良材起见，特颁发经历表格”，指令冈村“确实填报，以资考核”。(21)后因美国认为此议不妥，主张全部遣返日本战俘、侨民，蒋介石只得取消此议，仅留下少数“良材”，在国防部成立了第三研究组，专事研究第三次世界大战，实即美苏大战的动向与对策，其余人员分别经由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海防、基隆、高雄等十二个港口由美方负责海运遣送回日本。从 1945 年 10 月至 1946 年 6 月，共遣送 213 万人。在遣送战俘及侨民回国的过程中，得到中国解放区有关部门的协助与合作，留在或经由解放区的战俘及侨民均被迅速安全地护送到指定地点，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精神。对一些暂时不能归国的侨民，其中包括许多的日本孤儿，解放区的人民与政府也作了妥善的安排。

在审理战犯和遣返战俘及侨民工作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由于他们坚持反共立场，又做了不少有违民族利益

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