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德关系的演变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就曾由朱家骅等出面拉拢德国，从德国聘请了一批军事顾问，成立了军事顾问团，先后由鲍桦尔和克里伯任团长。那时中德关系还比较一般。1933 年 1 月，希特勒上台，推行对内独裁、对外扩张

的法西斯主义和复仇主义的政策，深得蒋介石的赞许。复兴社头面人物刘健群公开主张应仿效德国纳粹党将复兴社改造成“蓝衣社”，并鼓吹应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此即为当时将复兴社讹传为蓝衣社的由来。德国此时也加强了对华联络。1933 年 1 月，德国前国防部长萨克脱来华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德国军事顾问陆续增至百余人。他们为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提出各种整军方案，深受蒋介石的青睐。蒋介石曾亲自批阅德国顾问所提方案，发交部下执行。为了帮助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反共内战，德国还投资修造玉山——南昌的铁路，向南京政府提供军火。德国和意大利还帮助南京政府组建空军，而且首先用于反共内战战场。1934 年 9 月，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又先于西方各国将驻华使节升格，中方遂将刘文岛派充首任驻意大使。1935 年 5 月德国亦将使节升格，陶德曼公使升格为大使。程天放任首任驻德大使。然而德意两国的对华政治关系并未因此得到更大发展。中德之间的联系仍以军事为主。而德国军事顾问团又都是以私人身份来华并与中国政府订有聘约，表面上与德国政府没有关系。萨克脱死后，法肯豪森继任团长。1935 年 10 月该团拥有军官 43 人，1937 年 8 月为 30 人。中德两国政府间则

订有易货协定。德国以军火换取中国农矿产品，为中国训练、装备 40 至 80 个师。1936 年根据易货协定，中国共得军火物资 2374.8 万马克，1937 年又得 8278.8 万马克，包括卡宾枪、轻重机枪、火炮、坦克、飞机、高射炮、战车防御炮等。南京政府还用这些设备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团，团长为杜聿明， 设立了防空网并成立了陆军教导师。然而南京政府对这种关系的发展并非没有其它考虑。如果中国与德国结盟，则在对付日本时未尝不增加一个与国、减少敌国的一个重要盟友。但德国为陆军强国，一旦中日发生战争，德国远隔重洋，又无强大海军，如何支援与配合中国作战，不无疑问。与中国相邻的苏联和拥有海军优势的英美，是可能支援与配合中国作战的国家，然其与德国并不和睦，结一盟国而增数敌国，对中国并不有利。(161)此外，德国在远东最看重的是日本而非中国，中日能和则为上，中日破裂德国必弃华亲日， 即使南京政府想与之结盟也未必能成功。因此南京政府对德国既保持一定距离，以免开罪其他国家，又百般笼络，谋求援助。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德国是西方各国中唯一向中国提供军火援助的国家。这是南京政府对德外交的最大收获。

南京政府对德国固有其打算，德国在远东却自有其企图。德日两国几度磋商，终于在 1936 年 11 月 25 日成立反共产国际同盟。11 月 27 日外交部责令程天放探询德方企图：“（一）除已公布之协定外，是否尚有秘密议定书。

（二）协定文字意义含混广泛，难免有涉及第三者利益之处。（三）亚洲国家参与欧洲特殊集团，从此恐益多事。（四）中国深信能以自力防共，无待他国协助。（五）希望德日协定不提及中国任何利益。”(162)尤其是共同防共在当时中日会谈中正是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中方非常担心日方利用该协定压中方让步，对中方不利，所以要求德国能作出解释。同一天，外交部长张群又约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其提出疑问：德日协定中所称的第三国， 究指何国？中国是否在内？议定书规定缔约国对国内或国外直接或间接之人云云，应采严厉措置，范围广泛，究何所指？是否包括在中国从事共产主义活动之中国人或外国人？12 月 3 日，陶德曼回复张群，称“奉本国政府令向中国政府说明德日协定旨在成立一种防共之制度，⋯⋯防共协定之文字与精神，绝无干涉任何国政治之意。德国对于中德间之邦交，不独不愿为德日协

定而稍有妨碍，且为欲随时设法增进。该协定绝无影响任何国之利益，于中日纠纷尤属无涉。目下（德国）无邀请任何第三国参加该协定之意。（对第二点，系专）指⋯⋯缔约国管辖权所及之人。”(163)陶德曼还说，协定“绝对不能有对第三国采取防卫之解释。中方对于此点提出之问题恐系一种误解。张部长最后提议希望由德政府正式声明德国并无邀请中国采取防共措施或加入协定之意。陶大使允请示政府后再谈。”(164)此后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答复程天放，称“德政府深切了解中国之处境，除非中国自愿加入，德国决不邀请。关于此点，如由德国加以声明则对其他各国亦非同样声明不可， 故难办到。（协定）决不包含在中国从事共产活动之人在内，盖绝对不愿干涉任何国之内政⋯⋯与日谈判时一再声明德政府决不因订此协定而对中国有丝毫恶意，此后亦决不肯使此协定成为压迫中国之工具。”(165)德国的解释使南京政府了解到德国在力争德日同盟的同时并不愿完全摒弃中德关系。这不啻在中日交涉中增添了一个“理想的”中间人。德国曾告知南京政府：德国希望中日关系良好，愿为促进中日亲善而努力。一旦有不幸事件发生，如双方同意，德国可以做为中日交往的“传话站”。而蒋介石政府不仅需要德国的军事物资，也正需要有这么一个“传话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