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逐步转向抗日的外交（1934—1937）

一 南京国民政府意图“协调”与各国的关系，延缓日本侵华的外 交活动

关于关内外通车通邮的谈判 塘沽协定及其善后协定规定，国民政府应速与日“满”谈判解决关内外通车通邮问题。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剂难服的苦药。因为 1933 年 9 月 29 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国联第 14 届大会上已正式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坚持其权利与要求，对日本以武力侵夺中国东北之既成事实，决不承认，决不同意。只是暂听任其存在而已。1934 年 3 月 1 日， 伪满实行“帝制”，3 月 11 日南京国民政府即发表公告，宣布将惩处伪满皇帝溥仪。国联也已作出决定：拒绝伪满可能提出的加入各项国际公约的请求； 不接受其为万国邮政联盟会员，不承认伪满所发行之邮票；不正式记载伪满货币之行情；不承认伪满代表所签署的文件及护照；唯各国向伪满派遣领事， 各国国民与满洲境内任何人订立契约或接受伪满当局之让与及委任，虽不在禁止之列，也不能视为对伪满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之承认。国民政府对此已表示完全赞同、全部接受。尽管对伪满公然在长城划界，1934 年 3 月 19 日还在长城各口树立“满洲国界碑”的行为，国民政府无可奈何。可是当日本要它尽弃前诺，与伪满谈判通车通邮时，仍未免使人难以下台，而且深恐比例一开，各国群起效仿，壁垒一旦溃决，则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国民政府采取了拖延战术。

但是，日方尤其是关东军却以极其强硬的态度催促蒋介石迅速实行通车通邮。黄郛对此甚觉“为难”，唯恐“失信”日方，彼或采取更为激烈之手段。1934 年 4 月 11 日，黄郛与蒋介石、汪精卫在南昌会议，决定由黄郛酌

情办理。4 月 13 日，日方再度要求举行通车谈判。汪精卫于 17 日电嘱黄郛： “从速进行，恐愈久愈糟。”(1)蒋介石则称：“日军部对华政策或采刚柔并用主义，应仍按照面谈办法，自动的表示为釜底抽薪之计。”(2)“此时提出中政会恐难通过，不如不提出为宜。”(3)黄郛因而决定，先电令北宁铁路局长殷同与日方交换通车办法之大体意见，14 日后再作最后之决定。以免日方久待无音而起怀疑，亦免日方将通邮问题一并提出对己不利。5 月 14 日和 15 日，日本关东军参谋后宫淳、驻北平武官柴山兼四郎、伪满洲国铁路总局局长宇佐美宽尔和殷同在山海关举行会谈，商定通车的具体方案。决定由中日双方共同组成东亚通运公司，资金 100 万元，双方各半。总经理、副经理交替选派，利润及损失亦由双方分担，列车乘员在山海关相互交换，每日由北平、奉天对开一列车。但是这个方案遭到国内各界的强烈指责，蒋介石为了推卸责任，亦不愿“认可”。招致黄郛的极大不满，他认为现值国难，无论成败利钝，各方都要负点责任。目前情势至此，困心衡虑，至感不易。若再延误，必生其他枝节。5 月 30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经过激烈辩论，终于通过通车案。蒋介石电告黄郛，要求将实际通车时间延至 8 月底。黄郛认为： “事实如此，岂尚能严守机密至两月之久？一面既无可掩，一面又反使生心， 甚非计之得也。”(4)他说已电令殷同，在具体事物上力事拖延，但能延至何时，未能预测，总以不另生枝节为限。他还说：“依迭次报告判断，是通车案发表当无重大反响，不如提早公表。⋯⋯（若）犹复秘不承认，是徒启社会之猜测，疑为真有不可告人之隐。”要求“提早实现并公布，以免内外两

方之猜疑。”(5)蒋介石对黄郛之建议并不一定欣赏，但是他认为在第五次“围剿”将克“全功”之际，与日本保持“和局”是他首要的考虑，遂于 6 月 28 日由北宁铁路管理局正式公布了平沈通车办法。6 月 29 日，由上海商业银行出面开办的中国旅行社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资设立的东方旅行社在山海关成立。7 月 1 日，由北平开出的第一列车驶往沈阳，该车虽因发生爆炸未能到达沈阳，但关内外通车已由此开始。为了声明此次通车并不意味着承认伪满， 国民政府还通过《大公报》散布舆论，称将通车通邮视为事实承认伪满是一种错觉。但是国内外舆论仍一致认为这是国民政府对日本作出的又一次重大妥协与让步。6 月 19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宣言，指出国民党此举是将华北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的投降出卖”。“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 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东北华北与全中国的‘塘沽协定’和‘中日直接交涉’，⋯⋯中国必须立即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取消一切卖国辱国的中日密约。”(6)7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再次重申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辱国的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满洲伪国，要求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宣布塘沽协定与一切中日秘密条约的无效。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与封锁苏区，使工农红军能够完全用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响应，各界人士纷纷要求蒋介石抛弃对日妥协的政策，实行对日作战。但是蒋介石对此充耳不闻，并反其道而行之，他一面加紧对苏区的“围剿”，企图将红军一举围歼；一面继通车谈判达成妥协后又进行通邮设关的谈判。

通邮问题较通车复杂，牵涉到各方面。1932 年 7 月 23 日，中国宣布停办东北邮务，要求各国不经东北邮路寄送邮件，但是各国并未照此办理，因此中国邮政当局规定凡关外邮件寄送关内，均作欠资处理。中国并将此项决定通告国联，但收效甚微。日本更在平津擅设邮政机构，处理关内外邮件。中国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方置之不理。在此情况下，1934 年 4 月国民政府外交部和交通部呈报行政院称，停办东北邮务，封锁东北邮路，原为孤立伪满， 但未收到预期效果，还引起许多“麻烦”。日方又一再催逼洽商通邮，中国已面临必须迫切解决的境地。行政院竟称可与各方协商，“通融”解决。1934 年 5 月 16 日，国联顾问委员会通过建议，称各国可将邮件经东北寄送；国联会员国邮政机关与伪满邮政机关之间由此产生的联系，只视为机关与机关之间的关系而不能视为国家之间或政府之间的关系；邮资问题由各国自由处理。中国驻法公使顾维钧在与国联秘书处交通运输部部长哈斯商讨此建议时曾称，他认为这等于放弃了不承认伪满的原则，将使国联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只能完全放弃对国联的支持。但哈斯却说，这可以使中国更便于对付日本。中国政府在通邮问题上由于担心舆论的反对，一直犹豫不决。这个建议将保护中国政府不受中国舆论的批评，从而缓和对抗日本的形势。顾维钧称中国无意放弃或削弱不承认原则，只要这个原则维持不变，中国在对日谈判中即可以此为据。而任何削弱或放弃不承认原则的企图都有利于日本不利于中国。哈斯表示通邮问题确实有困难，避而不采取任何行动是不可能的。出乎顾维钧意料的是国民政府却借此搪塞国内外各方的指责，以通邮并非承认伪满为由，与日方谈判通邮。7 月 23 日和 24 日，殷同又与冈村宁次、喜多诚一等在大连举行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即为通邮问题。由于通邮涉及全国，

非仅华北及东北之间的问题，故大连会议未能解决。8 月 12 日，黄郛在牯岭与蒋介石会商，拟定与日方谈判通邮的步骤。9 月 20 日，交通部指派高宗武、余祥麟、曹鉴庭为交涉委员与日方指派的交涉委员伪满交通部邮政司长藤原保明及代谷胜三、中岛俊雄等会谈。会谈于 9 月 28 日在北平开始举行。双方在邮件种类、邮票的国名标记、日戳的记年方法、邮资等问题上分歧甚大。中方提出建立一个商业性质的机构处理通邮问题，遭致日方断然否决。日方提出“关于满华间通信办法之暂行协定”，要求由双方邮政机关处理通邮事务，使用无“满洲国”称谓的新邮票；日戳尽量采用英文；邮资由双方自定， 不得再视为欠资。日方方案还提出，设立其它机关的方案绝不能容忍，将来还应使用有“满洲国”名标记的邮票。日方提案亦为中方否定。中方坚持不得使用任何有伪满标记的邮票、日戳、地名，日本方面则力图将伪满塞入通邮事项中。双方谈判几度陷入僵局。10 月 30 日，蒋介石在北平面见高宗武、余祥麟查询通邮谈判情形，明确表示放弃成立专用商业机构的建议，黄郛也认为：“久僵终非至计。万一不欢而散，第一今后之影响如何？第二是否能从此永远回避通邮？⋯⋯现在形势日紧一日，敢请切实⋯⋯谋一打开之道⋯⋯尤信於大局必有裨益”。(7)11 月 7 日，南京国防会议通过“通邮谈判新方案”，否决了成立专用商业机关的方案，表示这是最后的让步。但高宗武与黄郛商定仍应力避同意与伪满直接通邮，“彼方可默认如邮务代办所等不甚明显之名称，视为第三者可，视为非第三者亦可。我方必须加入记录， 标明为确实之第三者，而用‘东方民信局’之名称。弟⋯⋯恐影响及于全盘大局，⋯⋯乃下决心对于改用‘邮务代办所’名称之一点，许以由我负一切责任，而仍未能得其嘉允。”(8)双方谈判未能打开僵局。11 月 21 日，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奉命赶到北平。11 月 23 日，在日方压力下，双方举行“最后商谈”，会议气氛极为紧张。中方代表频频用电话向唐有壬请示商讨。最后以中方完全接受日方所提方案大纲而告终。11 月 25 日，唐有壬返南京复命。南京批准了这一大纲。12 月 8 日，双方会商具体实施事项，12 月 14 日正式达成“谅解”，在所谓“不为成文规定”的原则下，双方代表均未签字。这项谅解规定：通邮由双方邮政机关实行，在山海关，古北口设立转递机关； 不使用伪满邮票而使用特种另制邮票，票面上不印“满洲国”或“满洲”字样；邮戳、地名用规定欧文；各种文书尽量使用公历；邮资由双方自定；通邮实施期为 1935 年 1 月 7 日，包裹、汇兑为 2 月 1 日；通过西伯利亚之邮件

依旧例处理。1935 年 1 月 10 日，关内外实行通邮。2 月 5 日，关内外的电信

联系恢复，6 月 1 日又恢复了电话联络。1934 年 6 月 20 日，山海关税关宣布从即日起，以长城为界对输入品征收关税。8 月 16 日，天津海关宣布在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界岭口、义院口设立税务分所。12 月 24 日，伪满税务司长源田松三代表日方与殷同就征税具体事项达成协定，划定双方查验货物及征税的范围。“塘沽协定”及其善后协定的各项规定至此全部兑现，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

通车通邮通电讯设关等各项的实现，使人们对蒋介石是否进而承认伪满顿生疑云。蒋介石为了掩饰其极力对日妥协，全力实行“剿共”的企图，大事宣扬决不承认伪满的“原则立场。”1934 年 9 月，中国代表郭泰祺在国联第 15 届大会上宣称：中国于无可如何之时期，对东北现状固暂忍受。惟对不承认伪组织一点，中国之态度，更终始不渝。中国代表团顾问韦罗贝亦称中国与伪满通车通邮“其形式并不含事实上或法律上承认‘满洲国’政府之意，”

1. 所征“关税”与中国之厘金也无差别，并不认其为由外国输入之关税，纯属自欺欺人之谈。

国民政府与英美间的“国际合作” 南京国民政府一面向日本妥协屈从，一面争取国际援助，企图借助英美的力量来牵制日本，要求各国政府与中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加强中国与各国的联系，扩大各国的在华利益。指望在日本对华侵略时，势将危及他国权益，促使他们采取援华制日的政策。国民党统治集团还自鸣得意地为这个方针提出理论根据：“从广义言，凡以不平等条约加害中国的各国，皆是敌国。⋯⋯（但）广义的敌国，仅在中国攫取经济利益，尚少领土要求，与日本对中国的征服行动相较，无宁是友好国家。⋯⋯中国在外交上把握帝国主义者在华利益的矛盾，故能借助广义之敌，打击为害最烈之敌——日本，因而打破‘弱国无外交’之常例。”(10) 国民政府把这一外交方针表述为：“极力争取与国，并揭发日本军阀‘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之野心，提高美、英各国之警惕；同时信赖国联对‘九一八’事件之调处，使全世界人士均能认清日本不顾集体安全，甘为戎首之侵略行为，俾能求取国际上对我之同情与援助。”(11)实际情况远非国民政府所设想。根本原因就是它一面进行反人民的内战，不团结全国人民自力更生，一面完全依赖外国，承袭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的方针，其结果自亦相同。1933 年 9 月 29 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国联第 14 届大会上宣称：中国对国联特别大会通过的报告，迄未实行，深感遗憾，认为此殊足损伤国联盟约的尊严，而危及世界之和平。“中国虽处于今日万分困难之地位，仍欲集合全国力量，发展其建设事业。故在技术人才方面，甚愿得到国联之协助。⋯⋯此项合作办法，专为协助中国解决各种技术上之专门问题，与政治完全无涉。”(12)“我国政府甚愿继续执行此种合作政策，以期中国国内之复兴建设宏图及经济发展事业得以加速进行，斯则有利于中国，亦有利于世界其他国家。”(13)在此之前，1933 年 4 月 4 日，外交部致电驻法公使顾维钧，称中国政府相信，在中苏恢复邦交，苏大使即将到任之际，正是向美、英、法、德、意各国建议将双方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的时机。要其向法国政府洽谈，并告之与美、英的洽谈也将同时进行，与德、意的洽谈将在适当时机进行。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郭泰祺亦接到同样内容的电报，遂即各各着手进行。顾维钧向法方说明：如现在使节升格，是各国对中国的一种友好姿态，表明各国同情中国与日本对峙的目前处境以及将在外交方面支持中国的愿望。可是各国政府对升格问题并不积极。法方答复称：客观地说，并作为一个技术性问题而言，各国都同情中国政府的愿望，但问题确实在于时机。各国均认为办理此事最好等到中国出现一些全国性的新形势，现在还没有出现宜于变更外交使节的新局面。法方还暗示，基于地理上的原因，日本在中国建立大使馆是适当的。英国政府也表示了与法方大致相同的意见。于是与各国之间的使馆升格问题就被拖延下来了。与此同时，宋子文奉派到欧美各国活动，他先假出席伦敦经济会议之便，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於 5 月

29 日在华盛顿达成五千万美元借款的协议，由美国向中国提供价值五千万美元的美国剩余农产品棉花、小麦等。中国售出后将其所得利益用于“复兴建设事业。”6 月 28 日，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名义，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国联秘书长爱文诺，首先对国联自 1931 年 5 月以来派遣专家赴华合作，表示感谢。继而要求国联派遣技术代表前来中国，以保证继续合作。宋子文称：“国联行政院（即理事会）在现在情形中，如能采取办法，俾国联

对于中国建设之事业，克与国民政府继续合作，无少间断，例如派一专门人员，常驻国民政府及所属之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国政府殊深欣慰。”(14)7 月 3 日，国联理事会召开常会，讨论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问题。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席了会议并申明中国提出这个要求的目的和恳请国联早日予以审查的愿望。理事会决定设立援华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由国联理事会主席和中国、英国、法国、德国、捷克、意大利、挪威、西班牙等国的代表组成，并可以必要时邀请其他国家参加工作。7 月 14 日，顾维钧向这个委员会提交了备忘录， 阐明中国政府对技术代表的任务性质和范围的要求，特别强调说明中国政府委托技术代表的任务纯属技术性质，并无政治性质。7 月 18 日，特别委员会在巴黎召开第一次事务会议，美国驻法国大使馆亦派麦里纳以非正式的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决定派遣拉西曼为国联技术代表，并强调其任务系纯粹技术性的，而绝无政治之性质。宋子文在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之后于 8 月 29 日回到中国。9 月 18 日，中国决定扩大全国经济委员会，由宋子文、汪精卫、孙科任常务委员，负责和国联的技术合作并管理棉麦借款的使用。9 月 30 日， 棉麦借款的第一批美棉运抵上海。10 月 20 日，拉西曼也抵达上海，开始着手考察与中国的合作项目。10 月 29 日，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但仍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12 月 22 日， 中央政治会议增补蒋介石及新任财政部长孔祥熙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但是这些举动并未能扩大中国与各国的经济合作。美国对中国的“信义”表示担心，认为中国现政府中没有人能代表政府达成协议或承担义务，因而将棉麦借款额减至 2000 万美元。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也止步不前。与国联的

技术合作，除公路建设外，也未获得成功。1934 年 4 月 11 日，拉西曼向国联理事会提出报告，指出由于中国财政入不敷出，资金短缺，无力承担大的合作项目。至此蒋介石又借口总结“九一八”事变外交的教训说：“中国当时⋯⋯观察第三者的实情，亦不能尽得其真相。⋯⋯不知英美诸国各方有本身之困难，⋯⋯世界经济｜敝之秋，各国愈惴惴于和平之破裂⋯⋯其后英美诸国之干涉固然不见事实；而国联除几次决议外亦无表示，除所谓道义同情以外，亦更无力量；当时这种判断的错误，三年后的今日，也已证明。”(15) 他从那次“判断的错误”中得出的教训，不是停止“剿共”共同御侮，而是应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是所谓不应当坚持不撤兵不谈判的方针，认为应该一面继续讨好美英，倚为后援，一面与日本直接谈判，“巧于周旋”，一面还要拉拢苏联，与德、意搞好关系。多方应付，争取“与国”，化敌为友， 以待时机，这就是蒋介石所谓的外交新方针。南京国民政府正是本着这一新方针对待“天羽声明”的。

“天羽声明”及各国的态度 中国同欧美各国及国联的“经济合作” 虽然没有取得多大的积极成果，可是却引起日本方面极大的疑忌。1933 年 7 月，日本外务省发表谈话，声称：美国“对华积极援助其结果不仅会造成中国的反满抗日，而且导致对东亚持久和平的重大障碍，⋯⋯日方对此将表明坚决反对的立场。”(16)1934 年 3 月，国联可能对中国给予援助的消息传入日本。日本外务省认为此举有排斥日本之意，决意反对。当时日本力图阻止各国政府及私人在日本占领区以外资助中国的开发事业，但未产生效果。日本外务省认为：必须向各国明确表示，对中国的国际合作，从维护日本的实际地位及权威出发，这种合作的计划和实行，都应以日本为主。1934 年 4 月13 日，日本外相以第 109 号密电将此意传达给驻华公使有吉明，同月 17 日，

也就是拉西曼向国联理事会提出报告后六天，日本外务省情报局长天羽英二发表非正式谈话，一般称为“天羽声明”，日方称为第 109 号密电的普及版。可见天羽的所为决非个人行动，而是反映了日本外务省的意见的。天羽声称： “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 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因此，日本在原则上不得不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日本在东亚负有与其它各国不同的特殊使命。(17)这个谈话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各方不同的反响。蒋介石认为此举表明日本之野心，或可促使美英有所警觉，但又怕国际合作因此告吹，日本对中国会有更不利的行动。故中国外交部也于 19 日发表非正式谈话，称中国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得在任何地方主张有独负国际和平之责任。中国提倡国际合作，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中国与他国的合作，常限于不属政治之事项，苟或有军事上的事务，亦仅为国防上之必要，大都为维持本国秩序与安宁。意即为了“剿共”，又称“倘有不平之事态可予纠正，中日之关系，可令其改善而顾及两国共同之愿望。”(18)同时， 国民政府要员宋子文、孙科等则以“天羽声明”违反九国公约，主张诉诸舆论，并向美英揭示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野心。美英各国对“天羽声明”也提出责难，质询日本政府究取何种态度。4 月 20 日，天羽对此作了“说明”， 坚称日本是维持东亚和平的“唯一基础”，负有全部责任，并且具有“坚定的决心”。但又表示日本无意侵犯中国的独立和权益；希望中国靠其“本身的觉醒和努力”，取得统一和繁荣，不能依靠别国利己主义的开发。还称日本无意侵犯第三国的权利，“欢迎”第三国与中国通商贸易。可是日本反对各国采取任何形式以导致所谓扰乱“东亚和平和秩序”的行动。其他外国或国联对中国实行利己本位政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4 月 25 日，中国外交部再次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不承认任何国家在远东享有特殊的地位或独力承担维持和平的责任。4 月 26 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英美驻日大使提出答复，称： 日本不仅“从未侵犯”过中国的独立性和利益，也没有加以侵犯的意图，而且还衷心希望中国“保持”完整统一及繁荣。日本也没有侵犯第三国在中国的任何权益的企图。日本一向“支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原则，并“遵守”有关中国的现行有效的各种条约与规定。但是日本对任何违反“维持” 东亚和平及秩序的行动，不能置之不理。对任何第三国利用中国来实行自己的本位政策，日本也不能置之不理。4 月 30 日，英国外相西门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称日本无权单独决定对华技术援助和财政援助是否有碍于中国的和平。但又称日本政府的非正式声明，最终还是承认了九国公约的原则， 英国对此表示满意。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 4 月 26 日从广田处得到天羽声明的英文译本后，发现译文较原声明已作了改动，因此他认为：倘若赞成惟独日本才应维护远东和平的责任之说，就会使日本更有权要求拥有与英美同等的海军实力，还会使它能够独霸中国。天羽声明恰好准确地表达了日本正想推行的政策，似已得到几乎所有日本人的无条件赞同，美国必须表明它的态度。4 月 29 日，美国务卿赫尔训令格鲁向广田致送备忘录。备忘录要求日本信守自己的条约义务，不应干涉他国的权利、义务和合法权益。广田接到后仅称“天羽声明”已引起“很大误会”，以图掩饰。而美国的反应也仅止于此， 没有进一步的打算。法国和意大利也向日本致送了内容大体相似的照会。南京政府本望各国对日本能采取严厉的态度，指令中国驻各国的使节说明中国

政府的立场，称中国绝不能接受或容忍日本的这些要求。日本要求主宰中国和亚洲事务，是违背国际法和条约义务的，中国政府绝不能容许。但是各国政府的反应并不如其所愿，技术合作也久无下文，使它在外交上又遭挫折。1934 年 9 月，中国代表郭泰祺在国联第 15 届大会上发言称：国联正欲给予中国之技术援助，此为中国运用其自主权而决定与施行者。中国希望在技术上、在政治上加强与国联的联系，使之足以抵抗欲驱中国背向西方之压迫， 而假藉亚洲属于亚洲人之美名，强迫中国加入一不平不利之合作。中国信赖国联可以维持、增进世界的和平与文明。再一次向国联呼吁要其援助中国。对日本表示了强硬态度。然而黄郛等人则认为：各国的援助对增加中国的国力未见得有多大实际效果，反而徒遭日本之忌，故对经济援助，应交经济委员会负责研究，“俟有相当把握时，可公开者则公开之，较为稳妥。”(19) 表现出对“天羽声明”心存余悸。蒋介石亦认为应免遭日本猜忌为上，所以“天羽声明”之后，中日之间的关系不仅没有更加紧张，反而较前有所和解， 如上所述，通车通邮相继实现。这是一种反常现象。

“天羽声明”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及东亚的野心，是对美国倡导的华盛顿体制的公开挑战；它是日本政府的“国策”而不是个人的“不当行为”，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的公开信号。毛泽东针对“天羽声明”发表了谈话，指出“天羽声明”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日本帝国主义明白地确定了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并且直接地提出了日本将以武力保持日本对于中国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企图虽然遭受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对，但是它们真实的意义，只是限于不愿意日本把中国独占，要使中国⋯⋯成为‘门户开放’的公共殖民地。⋯⋯在这里表示最无耻、最可怜的就是出卖中国的国民党。”(20)中央工农政府发表《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宣言指出“在今年的 4 月 17 日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宣言，中国是日本的，日本是东亚的主人翁，日本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在任何名义下掠夺中国！⋯⋯‘满洲国’与华北的通车通邮已经开始，⋯⋯国民党更允许‘满洲国’在华北增设关卡征收捐税，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商品则可以毫无障碍地通行华北”。宣言揭露了“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与冲突⋯⋯正是为了更快地瓜分中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宣言揭露了国民党为了“剿共”，不惜承认伪“满洲国”，出卖华北权益。宣言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武装抗日。(21)

“中日协调外交” 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际，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 的错误方针，宣称：“甚望我剿赤将士如期肃清残匪，俾得候令抗日，克竟大功。⋯⋯不先安内，何以攘外⋯⋯”(22)“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23)他认为：“日本军阀⋯⋯既避免国际干涉，当不敢直入我关内侵扰，⋯⋯以意度之，无论战争至如何程度，彼倭⋯⋯最近期间，当不敢再来南方侵扰也。”(24)“倭寇之目的敌，实在美俄；如其果与我国大规模正式开战，则其无的放矢，虽胜必败。此为其最大之弱点，吾惟有与之持久战斗耳！”(25)因此，他认定： “滞延时日，乃为我之上策；但不能不急急准备。”(26)“此后，对日作战， 唯有以运用外交为重心，使倭寇时受精神上之打击为第一要义。”(27)“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

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28)《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更以疯狂的决心， 推行其“剿共”计划，竟动员百万大军，向各苏区发动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大规模军事“围剿”。而对日本，则以放弃不直接会谈为契机，企图推进“中日协调外交”。蒋介石宣示：“现在，已经是我们个人、我们革命军和我们的国家的成败生死到了最后关头，⋯⋯目前一切的一切其最重大的关键就在乎剿匪。⋯⋯我们⋯⋯消灭赤匪可以说毫无问题。但是⋯⋯因为国际环境之险恶，整个大局之危急，已经不容我们再有三年五年来剿匪了。”(29)而必须在半年内击破其主力，占领苏区。

就在其发动大规模“围剿”的同时，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却在东京奉命积极活动，与日本政界头面人物广为联络，推行所谓“改善中日邦交”的方针。蒋作宾的活动大得日方的赏识。外相广田称：“中日邦交，⋯⋯不可久任恶劣，宜速使之好转，⋯⋯宜趁此时机，使昔日理想变为现实。⋯⋯以后选择适当时期与地点，作秘密详谈，彼此开诚相见，以求发现其解决之途径。外务次官重光葵亦希望中日关系之好转。”(30)日本首相斋藤实称：“中日邦交急宜设法使之好转。”(31)并嘱蒋作宾与广田及其他阁员多作接洽。陆相荒木贞夫称：“中日亲善非空言所能奏效，切望两国今后以互让之精神开诚相见。（蒋作）宾答中日亲善有三要件，⋯⋯一开诚相见，二互相让步， 三则一切须得其平，⋯⋯渠（荒木）甚称善，希望从速照此进行。”(32)陆军大将真崎甚一郎则称：“中日主张亲善者久矣。固无诚意，结果适得其反。⋯⋯日本早声明绝无扩张领土野心，此事已上奏天皇，何能更改。贵国不可再用以夷制夷之策。一国际联盟有何力量又何肯以实力援助贵国。希望从此改变方针，实行中日提携。⋯⋯要之贵国无问既往，绝不依赖欧美，开诚与日本相见，则中日亲善立即实现。”(33)原因称：“中日纠纷最好与正规外交机关慎密磋商又与有力如近卫文麿者多作私人谈话尽量交换意见，或能得双方满意之根本解决，惟交换意见时须注意报纸登载，否则惹起外方猜疑，反生阻碍。”(34)芳泽谦吉称：“满洲问题目下无法解决，当今急务在两国⋯⋯使感情日趋和缓。”(35)近卫文麿称：“满洲问题现时不宜谈判。最好先研究两国共同目标及经济提携开交涉之端。”(36)币原喜重郎称：“请中国注意二点：一不向国际联盟再催满洲事，⋯⋯（因）日本宁甘向贵国让步不肯对国际联盟屈服；二须从实际上谋提携不必斤斤谋既成事实之根本推翻⋯⋯日本⋯⋯现时在满洲行为不过系过渡时之现象。况整理满洲于贵国亦无大害，此时急谋两国感情之接近。”(37)蒋介石、汪精卫接到蒋作宾之报告后，立即电嘱蒋作宾：“我兄答词甚为得体并祈注意以下一点：中国现⋯⋯对于欧美各国固力图合作，对于日本因邻近关系文化相同更有亲密合作之必要。历年以来中国因受日本侵略、乃不能不呼吁于列强，若不责加害者之强暴而责被害者之呼吁岂得谓之公道。中国⋯⋯绝无联欧美与日本交恶之心， 所望日本反省。”(38)通车通邮的谈判，造成日本暂图经营东北之假象，因而蒋介石曾谓：“（塘沽）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39)而蒋介石的“复兴之基”指的就是“剿灭共产党”。

与此同时，日本五相会议于 1933 年 10 月 25 日决定的对华方策宣称：“一为实现满洲国的发展完善、经济统制及其与帝国间的经济协调而计，要在帝国的指导下实现日满华三国的提携共助以确保东亚的持久和平。二从现在的

日中关系来看华北地区在停战协定成立以后出现好转的机运，其它方面也有中方在庐山会议上已决定打开两国关系的传闻⋯⋯三因此，帝国要促成华北地方好转机运自不待言，即在一般方面，为促使其放弃反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也应努力促其自觉反醒。”(40)蒋介石得知日本文官有利用中日提携，以“亲美联华结日俄不侵条约（之意）⋯⋯军部亦希望中日提携。”(41) 他便希望采取先安军人之心，使文人渐渐抬头，外交入于常轨，中国争取主动，可让者不待其拔刀相向，不可让者亦让其虽拔刀而置于无用的方法，先将关东军与华北的纠纷一扫而空，然后取消停战协定，循正常外交途径，由双方有识之士共谋“亲善睦邻”之道。1934 年 5 月，殷同去日本参观铁道展览会。黄郛于其行前致电称：“弟意（一）取消协定。（二）协定如未能取消，最少亦应要求善意的互守，勿时时为扩大解释。”(42)殷同抵日后，与驹井德三、加藤友三郎、币原喜重郎、重光葵、广田弘毅、若槻礼次郎、内田康哉、高桥是清等数十名日本政界要人单独晤谈，认为日本“对华政策仍不统一，广田虽努力标榜亲善，军部仍未肯一致行动，甚且南辕北辙，⋯⋯ 对华北一切问题，中央各部均异常隔阂；殆完全委之关东军及驻屯军处理，⋯⋯对我所陈述，⋯⋯结论总不外‘不妨与关东军商之’一语，⋯⋯无论千言万语，难使彼等释然。”(43)币原在谈话中称：“中国政府应以公使为交涉对手，不可只顾军人，⋯⋯以后凡事应努力与公使接洽，由双方协力使外交归于常道。⋯⋯本人当局时，中国不肯接受其提议，⋯⋯中国对日本政情太缺认识⋯⋯今后对满洲问题，愚意应采极端慎重态度。”(44)广田称： “早一日，好一日，恢复外交常轨。本人⋯⋯不愿在紧张空气中徒劳也。⋯⋯ 日本非拉中国共同前进不可。中国拒绝固为中国之不利，即不即不离态度亦难保和平，甚望中国识者顺应时势。⋯⋯两国应充分助长民间经济，使军人无从启衅。⋯⋯以后中国如在国际间有所企图，无妨与日本相商，必能为力。” (45)

为了表示对日本的“诚意”，1934 年 7 月 3 日，蒋介石公布实行新的海关税率，对主要从日本进口的各种商品给予优惠，日本称之为“亲日税率”。同年 7 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了题为“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精神训话”，大放厥词。他说日本已完成了一切准备，而“我们在物质上和实力上没有具备一点儿条件，所以当然抵抗不了日本。”(46)日本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他没有办法可以拿全力来征服中国。但是中国要贸然和日本开战，日本就可在十天之内，完全占领中国一切重要地区， 灭亡中国，中国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是自取败亡。他更荒谬绝伦地提出中国现在就是竭尽全力准备国防，也来不及，不能和日本相抗，就是努力 30 年也不行。何况日本不许中国准备，中国的人力、财力也办不到。所以中国要战胜日本，只可以精神来战胜它的物质，用智力抵抗他的物力，要有特别的战术和特别的精神。(47)现在的急务，是安内攘外，安内为攘外的惟一前提，与必要的准备工作。外能否攘，就看内能否安，民族能否复兴，就看国家能否统一。同年 10 月，蒋介石又撰“敌乎？友乎？”一文，以徐道邻的名

义，於 12 月 20 日发表在《外交评论》第三卷第十一、二期合刊上。在这篇文章中，蒋介石称：“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敌则两败。中日问题，主动完全在日本，中国目前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的政策，实在只是以表示当局的无办法。目前中国，只有尽力消弭战机，才

是唯一可采之路，中日问题的解决，为消弭战机之首务。目前僵局的造成， 双方均有责任。中国方面虽不能与日本负同样的责任，也有认识上或举措上的错误：一为失却时机，九一八时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使日本国内缓和派不能抬头。二为不彻底实行革命方略，既缺其诚，复乏勇气，结果自陷于进退不能的僵局。三判断对方谬误，既不知抵制日货徒增日本国民之敌忾同仇心理，又不知日本军阀早视国际条约为束缚，绝不肯以此为解决之准。四为审查自力错误，对于自身力量，不是夸张过甚，就是信赖过甚，无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五为观察第三国的错误，不知各国尽有其难处，不能有积极的援华阻日行动。六为内部凌乱，实力上顷刻之间不能强，体面上又种种牵制不能弱；举措失当，保密不慎。内部当局与人民不一致；人民各派之间不一致， 国民党与党外不一致，甚至党内亦不一致，内乱外患亦见严重。七为感情用事。日本方面的错误，则在对中国认识与国际上举措的错误。国民党并没有排日成份存在，日本认国民党为排日中心而极欲排除之实为错误。”蒋介石还说他自 1932 年以来所主张的对日外交方针就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日本再欲以武力威胁中国而得到屈服的结果，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日本欲以唾手而得沈阳的先例应用到全中国是办不到的。日本欲与中国提携合作，由于地理、民族、风俗习性相近相通，完全可以解决两国经济发展上之问题，实在没有“相厄相制以同趋绝灭”之必要。蒋介石最后说：“打开中日僵局的主动，当然在日本。但⋯⋯只要日本有诚意谋解决，中国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之解决，一扫国交上的障碍，人民应洞明大义，不作苛求，当局应忍辱负重，掬示忠诚。”他还说日本战胜非中国之福，日本战败以至于灭亡， 也非中国及东亚之福。中国不可图赖欧美，列强各国之目的在瓜分或共管， 其口号为利益均沾，并非中国之福。如果以为宁亡于欧美，不亡于日本，则须知中国为独立国家，寸地尺土，不能亡于任何国籍之种族。而对日本言， 第一要义应彻底扶持中国真正的独立，才为日本百年不蔽的国策。第二为彻底更新中日关系，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应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应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义感情与中国相结合。第三应知过去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方面至少有十分之六的责任。而中日问题的解决，只须日本一念之转移。”(48)蒋介石力图取得日本好感，又称：“中日本为东亚兄弟之邦，应以道义相交。”(49)

1935 年 1 月 21 日和 22 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与中国外交部长汪精卫会谈时公然提出，改善中日邦交的条件为：彻底根除排日与抵制日货；引渡“不法”朝鲜人并取缔其活动；停止从第三国招聘顾问和教官、购买武器及输入资本，而与日本进行合作。汪精卫称东北问题为中日亲善的关键所在，若不解决，则日方条件不可承诺。1 月 22 日，广田外相又在日本议会发表演说，声称日本极重视东亚各国间的亲善，甚望中国早日安定，日本对中国将采取不威胁、不侵略的方针。1 月 25 日广田在答询时又称他将努力使在他任外相期间不致发生战争。1 月 29 日，蒋介石接见了日本驻华陆军武官铃木美通。1 月 30 日，又接见了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汪精卫也于 1 月 29 日与有吉明进行会谈。在谈话中，蒋汪表示中日应该亲善。广田外相的演说， 说明时机已到。中国方面认为改善关系的前提，是两国的互让，即日本不侵略中国，中国取缔排日。日方却称日本已经屡次声明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 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只以中国取缔排日为必要条件即可。中方提出

“满洲国”是改善邦交的难关，日方宣称“满洲国”已经独立，不能容忍将其列为“问题”。中方对日本在广田演说未了之际就在察哈尔省境内采取军事行动表示遗憾，日方却狡称这是为了“保护”伪满的安全，故日方称此为“热（河）西事件”，中方称为“察东事件”。尽管如此，蒋介石对广田仍抱一线希望，他于 2 月 1 日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他认为广田在议会的讲话“具有诚意”，他对此有“深切的谅解”。他说：“中国人民因迭受刺激，发生一部分反日运动，政府曾不断予以合理的弭止。中国过去的反日情感，与日本对华之优越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我全国同胞亦当⋯⋯抑制一时冲动及反日行动，以示信义；余信日本亦能以信义相应也。”(50)当时担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的王宠惠正在上海，准备归任。蒋介石立电汪精卫：“王亮畴兄不日离国回任，拟请其取道日美转欧，使在东京历访日当局交换意见；以探明日方之真意，较之另派他人最无痕迹。兄如谓然，即请就近劝驾。”(51)2 月 19 日，王宠惠抵日与广田会谈，提出：（一） 应以和平的方法处理中日关系；（二）中日两国完全站在平等的立场，互相尊重对方的地位，日方应首先取消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尤其是领事裁判权；

（三）中日两国维持友好，中方取缔排日，日方停止支持地方政权及破坏中国统一、扰乱治安的行为。广田答称：中方欲行亲善，必须完全制止排日排日货的行为，切望中国政府贯彻始终勿因他国或国内的反对而中途变计。对中方所提原则他表示同意，但惟望中国暂勿提满洲问题，否则两国关系非仅不能好转反而会生逆转。王宠惠还访晤了首相冈田启介、陆相林铣十郎、海相大角岑生、外务次官重光葵、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前驻美大使出渊胜次等， 并于 26 日与广田再度晤谈，延至 3 月 5 日始离日赴任。2 月 20 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最近中日关系，表示要与日方改善关系。同日， 国民政府下令各报禁止登载排日、排日货的言论及报道。2 月 27 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下令禁止排日。2 月 28 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撤免“鼓吹排日的”中央党部宣传部长邵元冲，由叶楚伧继任。3 月 1 日，叶楚伧与组织部长陈立夫联名下令各地党部停止排日活动。3 月 15 日，教育部通令禁止使用有反日内容的教科书。蒋介石自称：“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实为余政治生活之一大重要事项。⋯⋯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52)

但是日本方面“亲善”的行动却只是提出有关外交使节升格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早在 1924 年 7 月 8 日就由加藤高明内阁作出决定：“适时解决”。可是十多年来毫无动静。1934 年 4 月中国曾向日本提出此议，日本未予明确答复。外务次官重光葵当时曾提议借此机会将北平使馆区的问题一并解决， 即借使节升格为名，取消各国在北平的使馆区及驻军权，而日军却可以凭借“塘沽协定”仍驻扎在停战区内。但是此议为军部所否决，尤以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反对最力。1935 年 4 月，驻华公使有吉明趁回国述职之机再度向外务省提出此议，日本军部仍认为升格为时尚早，有百害而无一利。外务省认为升格一事早有决定，这次只不过是履行外交手续罢了。5 月 7 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升格案，并由须磨告知汪精卫。双方议定同时发表。5 月 17 日，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将外交使节升格为大使的公报，并发表大使馆人选。6 月 14 日，日本首任驻华大使有吉明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了国书。6 月 20 日， 中国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向日本天皇裕仁递交了国书。所谓“中日协调外交”，付诸实现的仅此而已。在这段时期内，中日之间仍是障碍重重。1934

年 6 月 8 日发生的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事件，同年 6 月 18 日开始

的日本驱逐华侨事件至 1935 年 7 月已有 66 批回国，中方为此曾四次提出抗议。至于察东事件则更表明日方蓄谋扩大侵略。然而就总体而言，1934 年还算是比较平静的一年，而当广田大唱“中日亲善”之际，中日之间的平静状态，特别是军事上的平静就已临近尾声了。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准备将侵略扩至华北，中国面临着更大的民族危机。就在中日两国决定互换大使之同时， 华北事变发生了。这说明蒋介石力图与日本搞“亲善”，无异于与虎谋皮， 是完全行不通的，而广田的“亲善”，也只不过是掩盖扩大侵略的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