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苏关系的发展

中苏自 1932 年 12 月复交以后，由于南京政府出于国内反共的需要，对

苏联采取冷漠的态度，使双方关系一直处于低水平。加之 1933 年苏方提议向

日本出售中东路，严重地侵害了中国的利益，双方关系更为冷淡。1933 年 5

月 9 日，中国政府就苏联拟向日本让售中东路事发表声明，指出中东路的权

利系中国与苏联所共有，非经中国同意，苏联单方面的处理无效。驻苏大使颜惠庆还向苏方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此种作法的不当。但苏联方面置若罔闻，仍执意出售中东路，甚至不惜与伪满代表商洽。显然苏联的这种行动是有损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中国方面因而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1933 年 4 月，原东北军军官盛世才攫取了新疆政权。1934 年 1 月，苏联红军开入新疆， 支持盛世才，打败了马仲英，粉碎了英国扶助的反动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迷梦，平定南疆。盛世才因而标榜“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加强与苏联的联系。南京政府对这种事态的发展非常关切，对苏联在新疆的企图抱有疑忌。1935 年 3

月 23 日，苏联与伪满签订了让售中东路的协定，这又引起苏联对伪满究取何种态度的问题。在此之前，3 月 21 日，驻苏大使颜庆惠奉命向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探询苏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究取何态度，同时表明在上述问题未得合理解释前，双方关系很难发展的意向。李维诺夫答称：“（一）关于中日和缓，苏联对于中国地位之困难，颇能谅解。且苏联目的亦为和平，对于中国态度之软化（指对日亲善外交）不愿指摘。惟有堪注意及可虑者，各国对于不承认满洲国之决议原属勉强接受，年来感觉不便，已属显然。今见中国翻然改态，彼等难免不思藉此下台，进而承认满洲国。（二）中东路。签订

（协定后）日苏关系自将呈缓和之象。⋯⋯但苏联所希冀者为不侵犯条约， 屡遭日本拒绝，发生不良印象，无可讳言。至谓因让路而构成承认满洲国， 此乃日本之片面解释，苏联态度依旧未改。（三）（币制借款）各国对华借款较之日本单独借款终觉危险性较少。（四）新疆问题。一再郑重声称苏联只有商务经济关系并无任何政治野心，并述及苏联顾问屡劝盛世才服从中央。但如盛本人愿处于半独立状态，决非苏联所能为力。⋯⋯（颜）告以⋯⋯ 嗣后关于新疆事务苏联不妨与本馆或在京开诚相商，不必与地方秘密进行， 致启中国人民及世界各国莫大之疑虑。彼称苏联政府前次援助盛世才因马仲英有日本背景之故，苏联不容日本侵入新疆或外蒙，⋯⋯（五）鲍大使回任将携带商约约稿，以备开议。不侵犯约稿，仍拟提出。中苏虽无相侵之意， 但⋯⋯此类条约为友善之标志，故仍有订立之价值。中国方面如确有困难， 不妨通知鲍大使。最后李维诺夫一再声言，苏联对中国只有友谊与善意，请勿轻信日本谣言。”(148)南京政府对苏联的此番表白虽不愿全部接受，但认为在对付日本、牵制日本全力侵华上，苏联仍不失为一盟国。尤其是苏联在国际上提出：任何国家均不得以下列借口入侵他国：该国政治、经济、文化之退步，行政被称之为腐败，外侨有生命财产上危险之可能，革命或反革命运动，内战混乱或罢工，侵害他国或其人民之商业，让予或其他经济权利或利益，违背国际条约，经济财政之抵制，不理债务，外侨权利或特权之限制， 边境事件等。(149)对日本侵华的种种借口均加排斥，显然对中国有利，故中国一向力主苏联加入国联，以求得一盟友。1934 年 3 月，陆军大学校长杨杰赴苏考察，苏方“招待极为殷勤。7 日俄国外交副委员长 Sokolinkon（索科连科）午宴。⋯⋯S 称将来日俄如有战事，苏俄⋯⋯非特须排除日本军队于苏俄领土之外，且将（驱逐其）出东三省；⋯⋯惟须声明者，苏俄寸土不予， 尺土不取，⋯⋯必将东三省奉还原主。又称中国今日所处地位，极所谅解， 惟须早日决定政策，急起准备。⋯⋯中俄两国若能合作，胜日之数可操左券。惟中国若不助俄，俄亦自信甚有把握，故合作之利，惟在中国自择之耳。⋯⋯ 8 日上午杨将军又访晤苏俄军事委员长兼红军总司令 Voloshilov（伏罗希洛

夫）渠⋯⋯称中俄若无 1929 年事件，何致有今日溥仪僭号之事？故对于今后中俄合作亦极为注意。”(150)1934 年 10 月，蒋廷黻也曾率非正式代表团访苏，求其支援。但由于蒋介石当时在国内厉行“剿共”在国际上又与日本搞“亲善外交”，对英美寄予厚望，因此，所谓中苏合作问题一直搁延未决。

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日益加紧，改善中苏关系已提到议事日程。同时，日本在中苏边境屡屡向苏方挑衅，边境纠纷急剧上增，苏联也颇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以便对付日本。南京政府要员中虽有如黄郛等认为日苏均不可信，主张对苏仍应持慎重态度者，但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及蒋廷黻等均认为以苏联牵制日本、促美英援华尚不失为应急之策，至于孙科、张治中、邵力子等更是一向主张联苏抗日。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派陈立夫赴欧设法与苏方谈判合作事宜，并由蒋廷黻代颜惠庆出任驻苏大使，责成外交部与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洽。1935 年 10 月 18 日，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 同意改善关系，要求签订协定。12 月 14 日，苏同意与中谈判协定，在抗日中互助。日本二·二六事件发生后，日本的侵略野心日益暴露。苏联政府为防备其向北扩张，于 1936 年 3 月 12 日签订了苏蒙互助协定。蒋介石认为： 苏日“边境冲突较前加紧，其激烈形势，为从来所未有。⋯⋯其影响于中华之国运甚大。⋯⋯而转危为安之机亦在于此⋯⋯”(151)指望发生苏日战争， 趁机“剿共”，决定加紧进行对苏外交。外交部长张群屡次与苏联大使会谈， 寻求中苏共同维护远东和平的途径。日本对中苏接近极为反感，竭力阻挠， 在中日谈判中力图迫使中国接受反共产国际的内容。蒋介石曾告诉川越茂： 目前中国人民对苏感情日见友好，反苏不会得到大多数国人的赞同，但中国不会与苏俄结盟。张群则称中国在日苏冲突中将尽量保持“善意的中立”。苏联的外交部远东司长则告知中国：“苏外（交）部所得消息，日本不似有大举侵华之企图。（吴）南如询以若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万一事态扩大引致战争，苏联将取何态度？彼称苏联对华同情毫无问题，但言实际援助，中国须先有坚定之决心，并以事实上表现之。⋯⋯否则被侵略者若无决心，第三者轻率赴援，结果将成侵略者与赴援者之战事。此第三者不得不审慎熟虑。⋯⋯日本目标在征服世界，侵华仅其初步。但全世界政治家决不因其实行初步而群起制止。苏联对于任何敌人来袭，均严阵以待，⋯⋯但苏联决不愿自开衅端。南如询以若英美两国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之保证，苏联能否同样办理？彼答：深信英美此时决不能作保证。若果作此，⋯⋯届时苏联亦自当从新估量，重定方针。”(152)足见当时双方仍存在一定差距。可是事隔不久，1936 年 11 月 25 日，日本和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国际间普遍认为：这个协定是针对苏联的。苏联当然更为警惕，尤其传闻该协定还有共同对付苏联的秘密附议书，使苏联政府更感到有被迫在东西两面作战的可能。因此，拉拢中国牵制日本以避免两线作战成为苏联的当然政策。蒋介石在中日会谈破裂之际，争取苏援亦更加急迫，说明当时双方都存在着加强关系的愿望。苏联政府在随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中的异常表现，更使蒋介石对苏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所周知，张学良、杨虎城是力主抗战的爱国将领， 他们的行动为的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 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有害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是完全错误的。这在张杨二将军发表的通电、宣言和讲话中早已阐明。可是苏方却颠倒黑白，称“南京政府团结国内一切力量，向抗日之途径进行，⋯⋯张学良所部叛变⋯⋯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153)苏方代办还告知中国外交部：“苏联政府得悉

西安事变后表示明确态度，认为张之行动仅为增加中国敌人力量破坏中国统一。⋯⋯苏联政府直接或间接未与张发生任何关系，又苏联政府与中国红军无任何联络。现中国有人屡传流言，似乎苏联与西安事变有若何联络，苏联政府对此非常惊异愤慨。⋯⋯（张）部长告以⋯⋯自苏联政府表示态度后， 我政府深以为慰，对于传说并不置信。”(154)驻苏大使蒋廷黻于 12 月 15 日、16 日、17 日三次会晤李维诺夫，询问苏方态度。苏方均表示不干涉他国内政，不支持张杨的态度。苏方甚至诬指张学良受日本指使，给张带来不少压力。不仅如此，在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时，苏联又拒不给予签证，迫使杨虎城无法经苏境归国而落入军统魔手。苏联的种种作为，是对蒋介石的支持，同时也表明其不与“反蒋势力”来往的心迹。蒋介石虽然对苏联政府的态度并未完全释然，仍存疑虑，但是他起码获得一个信息：苏联将尽力支持他而不是支持共产党来“领导”抗战。西安事变爆发前，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即已回国述职。当时他曾向张群表示：“苏对中日谈判表示关切， 须有圆满结果，惟对共同防共问题深感不安，⋯⋯深望中日谈判勿以苏联为代价。部长告以中国力量足以剿灭国内反动，⋯⋯决不涉及苏联。（并请其转告苏政府）任何重大事件须与本部或蒋大使接洽。日本在华行动每以新疆为借口，苏新关系须加调整；中苏有接近合作可能，苏联对此有何意见。鲍对（一）未予相对答复。”对（二）亦仅称苏欢迎中国巩固新疆。“对（三） 谓应先订商约、不侵犯条约，俾人民有准备再订互助办法⋯⋯中国对商约坚持贸易平衡，致难进行。该约政治条款应行删除。”(155)张群称贸易平衡可缓谈，政治条款仍须加入。鲍格莫洛夫称政治条款可放入不侵犯条约。张群表示谈判上的困难可以设法解决，“深信将来可达到密切合作之目的。”可见当时中苏谈判尚存有障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苏双方态度较前更为积极和明朗。1937 年 4 月 17 日，鲍格莫洛夫向美国记者宣布中苏交涉现正在进行，并称苏政府曾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对华政策，决定支持南京政府。此时被羁留在苏 12 年的蒋经国也于 4 月 19 日回国，这都是苏联向蒋作出的友好姿态。而蒋介石虽然对苏方提出的结盟性质的建议不愿轻诺以开罪日本，但是对苏联提出的太平洋区域普遍安全协定深表赞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也在着着进行。苏方还向中国提供了日本在华北有随时启衅可能的情报，劝中戒备。鲍格莫洛夫还对高宗武说：“中国态度愈强硬，则日本愈让步，⋯⋯中苏愈亲睦，则日本愈顾忌。将来中苏两国须由更谋接近。” (156)中国方面正积极谋求取得苏联的实际援助，双方关系日渐密切，甚至有“长足之增进。”(157)

但是，蒋介石对苏联并非完全放心，他一再强调：“俄提互不侵犯条约， 我与之交涉时，外蒙问题与不宣传共产主义问题，应特别注意。”(158)“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倭俄均欲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159)但“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祸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160)所以蒋介石虽然迫于日本压力，与苏联改善了关系并取得苏方的军事、经济援助。但双方关系尚远非融洽，其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坚持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