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东三省沦入敌手，蒋介石步步退让，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此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市民以及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军侵略暴行，抵制日货的高潮遍及全国。例如江苏省国难救济会李根源、黄炎培等在 1931 年12 月 3 日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通电中指出：“诸公⋯⋯日以民族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号召，一旦有事不期尽反前言⋯⋯使东省⋯⋯不亡于逊清，不亡于洪宪，不亡于军阀而亡于以党治国之今日，事前既无预防，临时又不抵抗，事后又无筹备，一听国联主张⋯⋯恐政府签约之日即中华民国亡国之时，国之不存，党将焉附！”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更张，速筹战备，以图自决而救亡。”(182)在东北沧陷区，人民更是拿起武器进行抗日斗争。东北义勇军在沈阳曾经突击机场，一举击毁日本飞机 27 架，还一度包围长春。(183)1932 年 8 月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近日东北义勇军攻击牛庄，截断南满铁路之军输，而日军海陆并进尚不能抵抗。” (184)其后各地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抗日联军，声势更加强大。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当地爱国官兵无不义愤填膺，积极起来抵抗。1933 年 3

月上旬长城抗战，特别是喜峰口的守军 29 军将领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奋起抗敌，战况极其惨烈，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得到全国人民声援。是继“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所取得的又一次军事胜利。5 月 23 日，傅作义率领的 59 军又在怀柔与日军“进行一场最壮烈的血战⋯⋯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鲜血洗去了那天城下之盟（按：指停战协定——引者）的一部分耻辱。”(185) 但是蒋介石对于这些英勇抗战的将士们竟不予援助，以致他们的英勇作战未能持久。

蒋介石所奉行的对日政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他还说：“这个外交政策，也是始终不变的。” (186)这个所谓的“四不”政策实际上就是不战不和、拖延等待。但蒋介石的“不讲和、不订约”绝非如他所言“是始终不变的”，塘沽协定就是一例。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或按他自称的叫“四不”外交政策，是由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方针决定的。他在 1932 年 12 月 9 日就曾明确表示：“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之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187)他还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比作疥癣之疾，而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视为心腹大患。他曾恶狠狠地表示必先除去

这个心腹大患后才能考虑“医治”疥癣之疾。他说：“因为这个内疾不除， 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188)蒋介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这个问题上， 一贯言而无信的蒋介石倒是颇为“有言必行”的。他对日本的侵略“忍辱负重”、步步退让，不惜出卖领土主权以换取一时苟安，宣扬“此后对日作战， 唯有以运用外交为重心，使倭寇时受精神上之打击为第一要义。”(189)很有一派“以柔克刚”的“雅量”。他甚至宣传日本人的“一切行动，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乎礼义廉耻”，(190)都符合他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精神， 以说明中日两民族在道德精神上的一致，要全国人民“化敌为友”，去学习日本人的“忠君爱国”。而对革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蒋介石却认为名为同胞，实属异类，与他毫无共同之处，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公开号召他的部下用炮火、枪弹和刺刀对付工农红军和劳苦大众，以至于“刺刀用坏了”，就用“枪杆”，用“手脚”，用“牙齿”来和红军作战，用“舌头”去谩骂、攻击共产党，以发泄他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191)他宣扬“中正来赣督剿，实本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凡我剿匪将领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立斩无赦。”(192)“残匪一日不肃清，则吾军一日不能脱离匪区。⋯⋯不先安内，何以攘外。”(193)无怪乎在寇深祸亟、甚至南京都受到日军威胁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也不肯稍撤围困革命根据地的数十万大军去与日军作战了。非但如此，而且自“九一八”事变以后， 蒋介石还动用了上百万军队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企图全部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然而蒋介石的这种倒行逆施，是很不得人心的，也是违背民族利益以至他自己的利益的。历史证明，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只有实现以国共合作为主的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本共同作战，才是中华民族（包括蒋介石及国民党在内）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