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英法政府“退而不出”的对华政策及重庆国民政府“反共优先， 对外退让”的外交

香港受降问题与英国重占港九 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理应由中国受降。可是英国却顽固阻挠中国的受降工作，引起中英之间的冲突，这是英国战后企图继续维持其殖民制度的例证。

早在 1942 年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时，中国就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并讨论归还香港的问题，遭到英国的无理拒绝，致使中英之间的废约谈判迟迟不能达成协议，最后重庆国民政府作了让步方达成协议。但是中国方面并未放弃收回九龙租借地和香港的计划，美国为了减少阻力，也曾建议设想以香港主权由英国交还中国，“中国自动划香港九龙之一部或全部为自由港区，在该区内不征收税捐”。中方答以“卡尔大使在渝曾有表示，英愿放弃香港，顾大使在英亦获得英方此种同样感想。此次洽商废除不平等条约时，英方则表示愿在战后再商交还九龙问题，战后香港军事重要性已不存在，至经济地位如中国严格以外国属地视之，香港即行破产”。(22)希望英国认清形势，早日商洽归还香港问题。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英如交还香港后，我国可自动宣布香港及旧九龙割让地为关税自由港”。(23)在对外宣传上则宣称：“九龙为租借地，故中国民众咸认九龙问题为废除外人在华治外法权问题之一部”。对于香港问题“一般中国民众有一共同感觉，即中英既是盟邦，此项问题不久必能完满解决。”(24)在开罗会议时，中美英三国之间亦曾提及香港问题，美方提议英国即刻将香港归还中国，再由中国宣布为全世界之自由港，中方表示愿意接受这一方案。英国却顽固坚持香港、九龙战后英国仍不放弃的立场，拒绝有关此问题的任何建议。由于英国政府企图战后维持其殖民帝国，它对中国战后成为一个大国的设想非常不满。英国不仅断然拒绝将九龙香港归还中国，而且对中国政府一再要求其战后不要插手西藏事务，以维护中国的统一也充耳不闻。1944 年 9 月 27 日邱吉尔曾以幸灾乐祸的态度

评述 1944 年的中国战局并表示遗憾。同年 11 月 3 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对赫尔利声称：他本人和英国政府都不赞成美国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的对华政策，中国将不可能实现统一，国共两党间的冲突将越演越烈，中国只会处于长期动乱之中。薛穆还说，即使中国能够统一，促使其统一的政策也是错误的，一个统一的独立的中国只会在东方制造麻烦，统一中国取得成功，将会意味着在未来的年代里欧洲人的努力在东方被消灭，而白人对东方的统治将随之丧失。(25)薛穆的此番话，历来被视为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注脚。英国同法国、荷兰还互相勾结，共同反对亚洲各国人民在战后取得独立，在锡兰

（今斯里兰卡）的康地组成三帝国会议，进行宣传和其它活动。

1945 年春，大战行将结束，香港问题急待确定。蒋介石恳请美国出面维

持原议，将香港归还中国，辟为国际贸易自由港。1945 年 4 月 5 日，赫尔利在伦敦会见邱吉尔，赫尔利提出希望英国依照《大西洋宪章》放弃控制香港， 以压迫苏联放弃对大连的“优先权益”。邱吉尔却毫不让步，扬言英国的殖民地不受大西洋宪章的约束，谁也不能迫使英国放弃香港，他也决不会放弃任何一块，哪怕是一小片英国领土，他“誓死不愿”归还香港，又称“美国对中国之政策为一大幻想”。(26)邱吉尔还傲慢地宣称：英国对任何人都无所求，因此也就无所与。赫尔利反唇相讥请邱吉尔不要忘记美国曾经帮助英

国维持住了其生存和体面。杜鲁门继任总统以后，对由中国政府将香港辟为国际自由港的建议也表赞同。但他深知英国不会同意这种解决办法，所以他并不坚持。1945 年 8 月日军投降在即，重庆国民政府谋收香港更加积极，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理所当然地由中国政府受降，这是关系中国的体面与尊严的大事。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内许多人从国家和民族大义出发，也极力建议趁日本战败之机收回香港，至少也应收回九龙。他们指出：“该岛控制珠江之出口，把扼广州之门户，垄断粤汉铁路商运之源泉，为华南经济中心，与闽粤各省不能分离，应属于同一统治之下。”(27)他们提出 1842 年南京条约中所述割让香港是为英国修船及贮料之用的理由今已不复存在；现在大战结束，为谋世界永久和平，对香港这样可能导致国际摩擦的因素应于消除，故中英两国应对此问题予以合理之调整。至于九龙租借地，既然英国已与中国订定新约，宣布废除一切在华特权，则该地应即归还中国，现在各国租借地均已交还，唯独九龙不还，实属无理。当年英国租借九龙说是拱卫香港，太平洋战事证明此说并无意义，现在战事结束，实为重议此问题之适当时机。他们要求立即与英国直接谈判，商定专约，由英国政府将香港及九龙租借地同时交由中国政府收回。中国政府可声明永久保护英国政府及其人民在华投资经营并予以贸易便利，充分利用香港及九龙为中英永久友好合作之枢纽， 具体办法可由中英商约规定之。他们还提出：收复香港，不纯为政治性质， 且与中国战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实为战后整个对外问题之一节，交涉之成败，关系中英及有同等情形国家之邦交及情感，故不可不善为筹划，慎重运用。他们认为可以在时机成熟之际，以精兵假道广九线直袭港九，务须捷足入据港九，为外交步骤留一先着，再与英方交涉，至少以收回九龙租借地为限度。只要中国举国一致，有计划、有步骤、慎重推进，外交、军事、交通、经济、财政各部门互相配合，贯彻国策，则问题必可解决，香港、九龙定可回归祖国。(28)这些意见实有可取之处，然而蒋介石缺乏自立自强的意志， 凡事均仰赖外国，尤其是美国。若无美国的支持他就一事无成。而美国这时的态度明显偏袒英国，终于使蒋介石收回香港、九龙的计划功败垂成。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依照盟国间受降区域的划分，香港地区已划归中国战区受降。可是英国政府竟悍然宣称：香港是英国的海外领地，英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可以不受战区限制，向香港日军受降，英国并派出以海军少将哈可尔为司令的一支舰队驶往香港，企图以武力夺回香港。当时中国军队已进入九龙境内，蒋介石闻知：“英军舰已驶到香港附近，有重占香港之企图”，(29)立即筹谋对策，指望美国出面阻止英舰驶往香港海面。但是英国政府也向美国提出：关于受降令中，中国境内的解释不应包括香港。英国首相艾德礼致电杜鲁门告知他英国舰队已向香港进发，其任务是从日本手中接管香港。艾德礼说：香港的日本指挥官可能会把香港包括在中国境内，因此他要求杜鲁门指示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最高指挥部保证驻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日本地方司令官，应在英国海军司令官到达后向英军投降。杜鲁门竟依照其要求指示麦克阿瑟部署香港向英国投降事宜，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并将此事通知宋子文。8 月 20 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致蒋介石的备忘录中称美国已通知中国由英国在香港受降，薛穆还向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称美国不反对英国派遣舰队前往香港，美国同意英国在香港受降。蒋介石当即致电杜鲁门查询美方态度，恳请美国不要对波茨坦公告和麦克阿瑟发布的投降条款作任何片面的修改，否则会造成不良的先例，

在其它地方也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他要求美国应让英国遵从麦克阿瑟原先的指令，撤回部队，打消在香港地区接受日本投降的任何企图。蒋介石还建议如果美国政府同意英国派军队来港，则可让日本先向中国政府投降，美英可派代表参加。受降后由蒋介石授权英国部队登陆并重行占领香港。英军不得在中国大陆登陆，并称这是中国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杜鲁门在复电中称香港日军投降问题主要是军事行动性质的问题，中英两国在行动上取得军事合作，是完全可行的。杜鲁门称：“英国在香港的主权是没有疑问的，倘为投降仪式而发生麻烦，似乎将抵偿不了其恶劣影响”。(30)蒋介石接电后当即气馁，只得下令将在九龙的部队后撤至新界河，所谓收回九龙已成泡影， 更不可能收回香港，只有在受降问题上还能争回一点面子。8 月 22 日蒋介石电告麦克阿瑟，他将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名义，授权英军司令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8 月 23 日他又将此决定电告杜鲁门，并称他还准备指派一名中国官员和一名美国官员去参加香港的受降仪式，要求英国事先与中美两国在行动方面取得必要的军事协调。蒋介石还说：作出这些让步是很困难的，但是出于与美国合作的衷心愿望，他可以这样做。杜鲁门认为蒋介石的让步十分合理且可以就此解决问题，当天即回电表示赞赏蒋介石所采取的慎重措施。可英国坚持称香港的主权属于英国，受降权也属于英国，无须经过中国的授权，扬言英国不能接受这种有损英国权威的解决办法。蒋介石坚持不让步，他“与赫尔利、魏德迈商谈英国拒绝我委托英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提议，决定仍坚持委托方案。如其拒绝，则违法坏纪，责在英国。余则不能不守定中国战区统帅之权责也”。(31)8 月 27 日赫尔利致电杜鲁门详细报告了情况，说明困难根本没有解决。同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详述英国的顽固态度，通报 8 月 27 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代表英国政府答复中方的内容：英国不能接受中方提出的关于英国军官应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代表在英国的属地上接受投降的建议。英国欢迎中美代表参加受降仪式，但受降将由英国军官执行，中美代表可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代表的资格参加，并可以证人资格在日军降书上签字。蒋介石表示他不能同意英国的立场，说他已经告诉英国大使，香港并不在英国的受降区内，而明确地划在中国战区内，作为这个战区的最高统帅，他有履行和遵守与盟国签订的协议的义务。授权英军在香港受降，纯系出于维持盟国间友好关系的愿望，如果超出这个限度，则既不符合盟国协议的精神，也与战区最高统帅的职责不符。蒋介石还说，他已通知英方，自今日起他授权哈可尔少将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蒋介石称：美国一向在国际关系上始终表示严格遵守公正原则和协议，所以他深信杜鲁门会支持他，而训令麦克阿瑟对哈克尔少将发出必要的指示。然而杜鲁门表示他对此爱莫能助、深感遗憾。蒋介石乃决定召见薛穆明告：“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嘱其通知英国政府，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 则破坏联合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32)蒋介石对英国的态度极为愤慨，他对赫尔利说：他从英国方面接到的每一通知，都带着武力威胁。他说英国的态度是帝国主义式的，飞扬跋扈，是与联合国成员的资格不相称的，非但在香港是如此，在其它地方也是如此。英国政府最后在重占香港的情况下稍示让步，同意可以委托方式受降。蒋介石竟称这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明证”。但他自己知道“惟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33) 然而所谓自强，对蒋介石来说，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1945 年 9 月 16 日，

英国哈可尔少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香港举行受降仪式，日军司令官藤田频太郎在降书上签字。蒋介石派出素以有“涵养”著称的罗卓英参加， 可英方的态度使罗也处处感到难堪，无法忍受。对于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一事，根本无人提及，英方完全以香港解放者自居，对中国故意采取蔑视态度。英国殖民当局甚至借口为了不使居民发生“误解”，无视中国参加受降的事实，严禁悬挂中国旗帜庆祝抗战胜利。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要求收回香港完全是正当的。英国强行重占香港则是毫无道理的，尤其是在英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后仍拒不交还九龙租借地，充分暴露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本质。可是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了妥协政策，企图依赖美国解决问题，结果徒招轻侮，这说明蒋介石虽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但并未能真正取得平等的国际地位。

越南受降与中、法、越关系 越南受降问题，是蒋介石在对日受降中遇到的一个特殊问题，越南是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支持越南人民在战后实现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愿望。蒋介石也一再宣称他将帮助朝鲜、越南等国人民在战后实现独立。可是法国却顽固地阻挠各国的独立，力图重温其殖民帝国的旧梦。这样在越南受降问题上，中、越、法之间的一场较量就难以避免了。

在战时讨论战后国际问题的会议上，中国一向表示支持越南独立。1943 年 2 月 25 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宣称：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在战后攫取朝鲜、

越南、缅甸或其它地区。同年 5 月，中国方面派人与标榜“亲华、反法、抗日”的越南革命同盟会建立联系。但是这个越南革命同盟会，成员复杂，组织涣散，没有多大力量。而由胡志明领导的，真正代表越南人民的越南独立同盟则发展迅猛、势力强盛。可是，蒋介石以越盟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所领导而拒绝予以援助。1943 年 8 月 27 日，中国与法国维希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与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建立关系。戴高乐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军队进入越南， 宣称：他希望在战后将法国的全部殖民地交还给法国，如果中国军队进入越南，法越方面将进行抵抗。美国不支持戴高乐重返越南。罗斯福曾说：凭什么逻辑、什么习惯、什么历史的法则，越南要属于法国。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与蒋介石、斯大林一致认为越南在战后应获得独立，邱吉尔则极力反对。罗斯福遂提出所谓战后托管越南的主张，也遭英国反对，罗斯福因而决定，不给在越法军以任何援助。可戴高乐坚持要“重返”印度支那，甚至不惜在印度支那与日军作战，而决不让战争在没有法国参战的情况下结束。蒋介石对法国并无好感，他力图建立一个亲蒋的越南政府，极力扶植武鸿卿、阮海臣等人搞独立运动。可是在史迪威事件发生时，蒋介石为了向美国施加压力，突然于 1944 年 10 月 10 日秘密接见了戴高乐政府的驻华大使贝志高（即贝契柯夫）。蒋介石向贝志高强调加强中法政治联系的重要意义，希望与法国加强经济联系，他要贝志高向戴高乐转达他的保证：“不论对于印度支那或者印度支那领土，我们都没有任何企图。”“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贵国驻印度支那的军队如果受到日本的压力而不得不退到中国时，将会受到兄弟般的接待。” (34)这是蒋介石向法国妥协，抛弃其支持越南独立诺言的证明，也是法国战后要挟蒋介石的重要依据。可当时法国在越南尚有军队，蒋介石开的还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1945 年 3 月 9 日，越南局势突变，日军以支持保大实现“独立”为名，

向驻越法军发动了进攻，法军虽有 5 万多人，但素质不良，很快即为日军击败，余部由亚历山得里中将率领退入中国。法国在越南的殖民体系彻底瓦解。戴高乐由于未得到美国的任何支持，无法增援而对美国极为不满，扬言战后法国将不受盟国约束，“重返”印度支那。退入中国境内的法军经法方一再要求，由中国政府安顿在云南蒙自，一切给养按盟军待遇予以供应。法国在遭到这次挫败后，对越态度被迫有所改变，称越南可成立邦联，作为法兰西联合国之一员，外交由法国主持；在法国全面国防系统之范围内，越南得组织海陆空军；越南实现经济自主可与各国直接发生商务关系，尤以中国为然； 俟越南光复后，即可征询民意，付诸实施；越南并可在联合国独获一席。另一方面，法国又勾结英国，力谋将越南划归东南亚战区，蒙巴顿并擅自派英国飞机在越南上空飞行，遭致魏德迈的抗议，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在波茨坦会议上将北纬 16 度以南的地区划拨东南亚战区，以北仍归中国战区。同时杜鲁门告知戴高乐：美国政府不反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戴高乐仍不满意， 认为由英中在越南代替日本的地位，并不是帮助法国解决问题，美国对此也负有责任。杜鲁门又向他保证：美国不会给法国制造障碍。这样，法国得到美、英、中三国的保证，“重返”印支似成定局。但是，1945 年 8 月，在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人民举行全国性的起义，8 月 16 日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9 月 2 月，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正式宣布越南独立。越南八月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越南的局势。这是蒋介石、戴高乐等始料不及的，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制定国民政府对越南的政策。

根据盟国的协议，越南境内北纬 16 度以北的地区由中国受降。蒋介石不肯放弃这个在东南亚显示其威望的机会，遂任命卢汉为受降主官，率部入越受降。蒋介石此举还有另一个企图，就是将云南部队调虎离山，以便他排除云南省主席龙云。卢汉率第 60 军、第 62 军、第 93 军入越以后，蒋介石即于

1. 月 30 日密令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包围了云南省政府，解除龙云在昆明的武装，免除龙云的一切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由卢汉继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原受命在越南解除日军武装；组织军政府管理民政；阻止驻扎在云南的法越军残部入越，卢汉还打算长期驻守越南，由中国托管越南，扶助越南独立，由亲国民党的党派主政。可是龙云一被免职，他自然无心在越南长住，除了派军队入越以外，蒋介石还令行政院组成顾问团，随军入越，协助工作。顾问团由外交部代表凌其翰及军政部、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粮食部等部代表组成。9 月 15 日，行政院向顾问团下达了《占领越南军事及行政设施原则十四项》，规定入越军队应与并不存在的法方当局联系一切交接事项；对法越间一切关系概严守中立态度、不加干预，事实上即等于指示入越军队一俟法国“重返”越南，即将越南“交还”法国殖民当局，完全无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显然，这个原则是行不通的。当时法国表面声称： “举国朝野均认越南人民在政治上应获得与法人平等的地位，经济上则越南必采门户开放政策，以矫正以往法人垄断地位；对中国则在最惠国待遇之外尚拟畀以旧日法人在中国租界内享有之特权。至于旧有对华侨之种种限制， 则将一律取消”。(35)实际上则认为“中国军队占领着北部和中部以及老挝的一部分，却是最令人讨厌的事情。我们（法国）的政治和行政活动将长期受到阻碍。中国人进来以后，什么时候才撤走呢？他们要索取什么代价呢？” (36)尤其是中国明令在越南日军投降以前，法军不得进入越境，所有在中国

机场停留的法国飞机均不得私自起飞。入越中国军队在越南人民的要求下， 禁止所有被释放出日本集中营的法国俘虏及侨民携带武器，也不得悬挂法国国旗。戴高乐闻知，甚为不满。在此之前，1945 年 8 月 18 日，法国临时代办戴立堂与中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在重庆签订了《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将广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以示对华友好。同月，戴高乐在华盛顿会见宋子文时，宋子文又向戴高乐表示将协助法国“重返”越南。9 月 19 日， 宋子文由驻法大使钱泰陪同到巴黎拜晤戴高乐，戴高乐即向他提到卢汉将军那种“令人不愉快”的态度，称这种态度与中国的保证是不相符的。宋子文答称：他完全同意戴高乐的看法。但中国的保证是言而有信的，中国政府将进行调查，制止这种行动。宋子文重申他将履行这种保证，若有意外，他将来自出面处理，以满足法国的愿望。戴高乐对此表示感谢。宋子文又向戴高乐请教对付共产党的办法，戴高乐向其传授剥夺共产党的军权及所取得的“过多”地区，给予与其它政党同样名义与同样条件的地位并使其“不可能”在议会得到多数等一套办法。宋子文非常感兴趣，认为很值得效法，但是这次谈话并未能很快改变法国在越南的处境。

1945 年 9 月 28 日，卢汉在河内主持日军投降仪式。事前蒋介石指示卢汉要掌握中法交通线，对越南当局取不管态度及不阻止法军进入越南。蒋介石还指示卢汉对法越纠纷严守中立，对越党不干涉，对法国人生命财产尽力保护，所以亚历山得里亦被邀观礼。但是亚历山得里却提出让他作为法方代表并在会场中悬挂法国国旗，为卢汉拒绝，因此他没有出席。结果英美高级将领及越南临时政府高级官员均出席观礼，惟独法方缺席，会场中遍悬中美英苏国旗却无一面法旗。日本驻河内的司令官土桥勇逸率两个师团及一个独立旅团向卢汉投降后，卢汉在会上发表布告称：中国军队非为越南之征服者或压迫者，而为越南人民之友人及解放者。凡在中国受降区域内的一切行政监督均归中国军队司令官负责，现任各级行政人员应各尽本职，努力工作。凡扰乱治安者，不论其种族、宗教、一律严惩，毫不宽容，凡遵守现行法律之人民，不论任何国籍，中国军队一律保护。布告强调：在日军尚未遣返， 和平秩序尚未获得保障以前，中国司令官实握越南北纬 16 度以北地区之最高权力，如有必要，决不吝惜使用，以达成盟军之任务。戴高乐闻讯气急败坏， 说是不管中国中央政府怎么表示友好，卢汉却仍以主人姿态住在河内发号施令。而越南临时政府根据缓和与中方冲突，集中全力对付法国的决策，对卢汉的布告表示支持，使局势暂时稳定下来。戴高乐认为“恢复法国直接的管理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法兰西共和国与印度支那联邦各成员国之间的协作”。(37)而要这样做就必须派军队去越南，在进军方向上戴高乐决定先南后北，俟局势明朗化，中越关系紧张，法越建立联系后再派军队进入北越。9 月 12 日，法军开进西贡。在英国的支持下，北纬 16 度以南的印支地区（包括柬埔寨、南越及老挝南部）全部沦入法国之手，戴高乐得意忘形地宣称：“现在法国又在印度支那显示自己的尊严了⋯⋯我们的威望已经恢复了。”(38)可是法军仍无法开入北部地区，所以戴高乐处心积虑，想把中国军队挤走。蒋介石对越南临时政府的出现并不表示欢迎，他希望的是反共政权，可是在当时情况下他又不能出面镇压。陆军总部驻越代表陈修和告诫他：胡志明的临时政府深受越南人民的拥护，如果中国不同胡志明合作，就会激起越南人民的反对，导致冲突。蒋介石踌躇再三，决定派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的名义前往河内，指示机要。10 月 4 日，何应钦会

同在越高级官员作出决定：10 月 31 日前完成受降工作；11 月 10 日前完成日俘集中；集中兵力占领战略要点；对于临时政府的态度必须审慎，保持友好态度，但不可有正式公文来往，办理交涉最好使用不列双方衔名的备忘录； 并决定在司令部内设立第五处，由卢汉兼处长，陈修和为副处长，另一名副处长原拟由美方出任，美方拒绝后由宋子文推荐黄强担任。该处负责主持对法、越联系工作。此时，国民党的中央海外部、侨务委员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统和军统都在河内设立机构，同蒋介石扶植的越南国民党武鸿卿和越南革命同盟会阮海臣等反共分子互相勾结，大肆活动，对法方却示冷淡。卢汉及陈修和等对此无可奈何，无权阻止。蒋介石在未和法国就废除不平等条约及保障中越交通等问题达成协议前，不愿轻易撤军。因此，法国方面“重返”越南北部的计划一时无法实现。越南临时政府抓住这个机会，集中力量对付法国，对蒋介石作了一定的让步。整个的局势仍交织着错综复杂的斗争。法方派圣德尼为驻北越专员兼法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他向何应钦极力表示友好，希望合作，声称法国已撤换亚历山得里的司令职务，改由萨朗继任，是对中国友好的表示。另一方面，又由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指责中国在受降仪式上对法国的态度不合理。圣德尼等在与中国代表接触中，表示法国愿与越盟对话，解决越南问题，以迎合中方赞助越南独立的立场，同时还宣称将向中国作出让步，包括假道问题，赔偿中国战时损失及华侨问题等均可依中方提议办理。蒋介石本急于从越南抽身，但又想借此解决中法遗留问题，在了解到法方态度后，即着手准备与法方正式谈判。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更是催促中方早开谈判，于是双方于 11 月在重庆举行了初步会谈，在华侨待遇问题，中国假道越南的过境贸易问题，中越通商问题，中国提前无偿赎回滇越铁路以补偿战时损失等方面，法方代表均表示可以让步，但协定的签订必须以中国同意撤军交防为前提。中方表示，撤军原则上早已无问题， 但法越纠纷没有解决以前，中方不便撤军。法方表示希望中国能促成法越谈判，中方表示颇感兴趣。这表明蒋介石已俨然将法国作为越南的统治者看待， 与法方的谈判不仅涉及到法国战前遗留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此后中越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蒋介石等于承认法国“重返”越南。所谓支持越南独立的诺言已是欺人之谈，引起一部分驻越中方人员的不满。

法方见中方迟迟不允撤军，竟采取种种手段向中国施加压力。1945 年 11

月 18 日法国借货币兑换问题激起风潮，企图断绝中方财政来源，经中方几度

交涉，至 12 月 7 日风潮才告平息。11 月 18 日法方在西贡发布命令，停止面

额为 500 元的越币流通，11 月 20 日圣德尼擅令北越同样实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亦宣布停兑，中方货币关金券受其冲击，币值下降。中方因而宣布法方命令无效。11 月 22 日，中国顾问团向法方提出抗议，限其 26 日正午以前作出答复，11 月 27 日，由于越南群众示威抗议法方行径，法方竟开枪镇压， 双方发生冲突。11 月 29 日，中方采取断然措施，扣留东方汇理银行总经理罗朗和河内分行经理白兰，封闭该行库房，勒令次日照常复业，兑换 500 元钞票，以安人心。12 月 1 日，在美方调解下，双方开始会谈，5 日始达成协议：500 元越币禁止流通的命令不适用于越北，风潮始告平息。但法方又到处制造事端，法越之间矛盾亦形尖锐。当时流传海防四乡有人“用武力禁止运米入城，意图四方居民自乱⋯⋯（扬言）将破坏电灯并在自来水中放毒”。(39)法国则选派军舰驶往越南，宣扬“目前法人退出越南则越人难免内乱， 法人生命财产堪虞”。(40)“卢汉行动不符中央政策而致（中法）协定无法

实现”，(41)散布中国军“征用日军，拘留法人之房屋，妇孺流离失所，⋯⋯ 此种情形贻羞于联合国”，蒋介石“於八月间向革命党公开允承予以扶助。” (42)对南越的华侨，法方口称予以保障但实际上并未实行。1946 年 1 月 10 日西贡法军虐杀华侨多人，是为堤岸事件。中方要求法方赔偿，法方却无理狡辩，拒不承认。

1945 年 11 月 25 日，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了巩固革

命政权，发出“抗战建国”的指示，决定于 1946 年 1 月 6 日进行全国普选， 选举新国会，成立正式政府。蒋介石乘机提出要越南革命同盟会、越南国民党参加越南政府，企图夺取领导权。临时政府为了全力对付法国，对蒋介石作了让步，允许他们加入临时联合政府。在普选的 300 多席位中，为其保留

了 70 个席位，胡志明并致函蒋介石，要求其实践援助越南独立的诺言。蒋介石口称：中国对越南的独立，具有充沛之同情，但希望越南以不流血之手段与渐进方式实现独立，故盼越法谈判解决，中方必予协助，如越法双方希望中国斡旋，中国亦愿调停。蒋介石要求凌其翰以口信方式向胡志明转达其答复，蒋之意图是想借此促成越法妥协，以便他脱身撤出军队对付中共，同时也增加他向法国讨价还价之砝码。1946 年 1 月 4 日，凌其翰以口头方式将蒋介石的答复告知胡志明，在场的尚有阮海臣、武鸿卿等。胡志明表示：越南各党派都一致要求独立，中国支持越南独立，他很感谢。越南人民的独立， 无论以何方式，都希望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但对中国出面斡旋一节， 表示婉拒。他称法越之间暗中确有接触，可是法方仅允“自治”，不承认越南独立，使双方谈判难以进行。凌其翰据此回报蒋介石。此时，法国驻越北部司令萨朗正在重庆活动，他获悉蒋介石已内定将驻越部队开赴东北后欣喜异常。但他与军令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的会谈却始终不得要领，最后仅由代厅长龚愚答复他称在越南的法军 3600 人可即时返回老挝，河内的法军 6000 人在交防协议签订后可获得武装。萨郎在与驻重庆的荷、英等国使节交谈后， 得知蒋介石在国内面临重重困难，在对外事务中问题也丛集如山。因此他认为此行收获颇丰，取得了在行将举行的谈判中所需要的东西。当时蒋介石正准备与法国谈判解决中法遗留问题。驻越、法的外交官员纷纷就此向蒋介石提出建议。陈修和等认为越南正在争取独立，中国万不可弃友援敌，尽忘法国与日本合作谋华的前仇，结怨越南，应在越保留三个军，协助越南防守， 否则虽欲安然撤军恐亦不能如愿。驻越司令部参议袁子健经卢汉电呈外交部，称华侨在越安全未得保障，越南人民抗法之心甚坚，现在可联越向法国严重抗议，要求法方停止迫害华侨的一切暴行并惩凶赔偿，在此种惨案未解决以前，宜严重交涉并暂不签订任何协定。姚定尘致电提出：“对法交涉提高华侨待遇问题，全侨闻之深表关切，乘越事坚持具体要求以改善法属各处华侨地位实为时机”。(43)驻法大使钱泰电告法方对妥商经济协定与交防问题，表示“诸事不难商量，惟赔偿问题⋯⋯应向日方要求赔偿。”(44)提醒蒋介石注意法方真实意图，这些建议均为蒋介石“留中”。各地领使馆还报告蒋介石：“圣德尼与胡志明开始谈判。法国对越改采比较温和政策已渐明显，称越北问题如何解决当视中国对法态度而定。”(45)“法驻华大使梅里蔼，已将我方所提对越经济协定草案电法，法方大致均感满意。⋯⋯越北接防当亦可顺利进行。”“（法越）谈判甚可乐观”。(46)“关于越南军事经济诸协定及换文，我方所提各点，法方大致均可接受，希望可顺利解决。法方已无坚持之意，似可照我方原稿促其接受。”(47)“关于华侨身税，征集

各方意见，均希望能彻底取消加纳税即比例税及类似税目。正税则当与越人同。⋯⋯而优越待遇及特权享受应继续保留”(48)“法国本无意对越用兵， 但在实力未充时与越盟无法谈判。现在法越谈判已进行多次，至越北接防问题顺利解决，对中法侨民均甚有利，滇越路及海防自由港已不成问题”。(49) “法舰及运输舰等共有一百余艘载队伍 10 万人以上，将于本月 26 日开往北圻登陆，并配有飞机及降落伞部队，南圻防务仅留少数队伍”。(50)这些情报在中法谈判中对蒋介石了解法方意图和动向很有用处。由于中法双方在会谈前对对方意图均有了解，尤其是中方得知法方急于接防，对中方所提各点， 若无大碍，将一律照允；而法方也探知蒋介石无意在越久留，只等签约即撤兵，因而力求早日签约，结果双方只会谈两次，就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1946 年 2 月 28 日，外交部长王世杰与法国驻华大使梅里蔼在重庆签订了 4 个条约及换文。《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规定：法国公司及人民在中国应受中国政府管辖，现行中法间的条约或协定，凡授权法方管辖中国境内法国公司和人民的一切条款概行撤废；废除《辛丑条约》， 将北平使馆界交还中国；交还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及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的法租界；双方互予对方人民以旅行、居住、经商之权；双方谈判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及设领专约；废除法方在中国通商口岸之现存之权利；双方互予对方船舶以最惠国待遇；废除法国在租界内之特别法院，关闭所有在华境内的一切法国法院；废除法方在中国口岸的引水权；废除法国军舰在中国领水的航行权；废除法国要求在中国邮政内任用法国公民的权利；废除法国船舶在中国领水内的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的特权。《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规定：中国人民应继续享有其历来在越南享有之各种权利、特权及豁免，在旅行、居住及经营商、工、矿企业及取得与置有不动产方面中国人民享有最惠国待遇，法国允准中国在海防港保有特定区域为中国过境贸易之用，来往货物概行免税。滇越铁路在中国境内段由中方提前赎回，1903 年 10 月 29 日

所订滇越铁路协定即日废止。中方赎款只能从因日本于 1940 年 6 月封闭滇越

交通而可能取得之日方赔款中拨付，若损失额超过赎款，则以北纬 16 度以北地区日本财产清算所得，作为此项损失之补偿，此项日本财产之清算，应于最短期间，由中法混合委员会办理之。上述条约及协定，均于 1946 年 6 月 8 日在南京交换批准生效。《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规定：交防于 1946 年 3 月 1 日至 15 日期间开始至迟应于 3 月 31 日完毕。中方军队交防后不能即回者可在登轮口岸的停留区域内集中。河内的法军于接防时可恢复武装。《关于法国供给中国驻越北军队越币之换文》规定，法方自1945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每月垫付中方以越币 6000 万元，自 1946 年 1

月 1 日起，垫付款仍以 6000 万元为计算基础，按期商议，至中方全部撤出为止，法方垫付款项应由日本负担，中国对法国为谋此项偿还之交涉，应予支持。这些条约及换文签字后，王世杰发表谈话，称中国决定撤退入越军队， 中国对越南内部之纷争始终取不干预政策。中国支持越南民族独立，但希望各方能避免流血而获公允和平之解决。王的谈话对蒋介石在中法协定中公然将越南视作法国殖民地的食言行径未置一词，讳莫如深。法国大使梅里蔼亦发表谈话对协定表示满意。法方认为：“法国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早经法方考虑⋯⋯法国与英美相同，不因此而受损失，越北接防协定至可满意，希望执行时与越南英军撤退时情形同样良好。对越经济协定于将来关系至为重大，必须双方切实合作以博良好结果。”(51)但法方也有人对蒋

介石极不满，认为中国“对法冷淡，亲美空气太浓厚”。(52)中法协定签字后，法方立促中国交防。越南人民则疏散布防，准备抵抗。看到这种情况， 中国驻军认为在法越协定未签订前仓促交防，必导致冲突，自己也遭池殃， 遂于 3 月 4 日在交防会议上表示：法越谈判没有成功之前，不能交防。法军

竟于 3 月 6 日在海防强行以武力登陆“接防”，中国守军立予还击，法军溃逃。海防人民因而奔走欢呼，支持中国军队行动。法方原企图“赔偿与肇事军官之责任问题，最好由中国方面自动提出，使法方得以下台”，(53)但在中方严词责询下慌忙又表示“双方利益在树立以后友好关系，应避免事态扩大，以中法友谊为重，地方误会宜解不宜结，不必过于追究”。(54)法方看到中国态度坚决，惧怕中国可能会支持越南进行抵抗，而使法军遭受更惨重损失。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又坚持要求法国承认越南独立自主，法国拒不承认，最后胡志明将“独立”改为“自由”，法方没有理由再加拒绝，才于 3

月 6 日达成法越双方初步协定。中、英、美三国代表作为公证人参加了协定

签字仪式。法越协定签字后，经中、越、法三方商定，法军于 3 月 7 日在海防登陆，3 月 18 日开入河内。中国军队相继交防撤出，其大部分由蒋介石调赴东北参加内战。至 5 月，中国军队完全撤出越南。在接防问题上，胡志明严正表示，法国军队以盟国地位来越北接防，越南人民欢迎法军与越军联合接防，对法国所谓“重返”越南的荒谬论调给予驳斥。中国军队撤出以后， 由蒋介石扶植的阮海臣、武鸿卿之流在越南无以立足，纷纷逃到中国，乞求蒋介石援助。蒋介石此时在越南已无力推行他“反共独立”的谬论，只好“撒手不管”，反共亲蒋势力在越南既被扫除，越南人民的革命政权因而得以巩固。

中法协定签字后，1947 年 1 月中法双方在南京举行会谈，讨论具体实施方案。但由于当时法国派军侵入中国的西沙群岛，中方提出严重抗议，拒谈中法商约，迫其撤兵。而法方则提出以中国不增兵该岛及对上海前法租界之文化团体房产宽予保留为先提条件，实行撤军，遭中方拒绝。中方指出：西沙群岛主权属我，法军必须撤出，不容牵涉其它问题而有附带条件。对越南华侨损失赔偿问题，法方也一再推诿延宕，中国以经济手段抵制，使中法商务几形停顿。加以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迭遭败绩，内外交困，法国撕毁法越协定后亦遭到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的打击。所以此次谈判以无结果告终，中法协定实际上已无法履行。

接管东北与中苏关系 蒋介石在对日投降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接管东北。按照盟国间的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东北日军由苏军受降，行政则由中国接管。可是蒋介石为了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急于将东北的军民两政全抓到手，并阻止人民武装收复东北失地，使问题复杂化。 1945 年 8 月 15 日，当苏军越过大兴安岭进入东北平原时，日本宣布无

条件投降。美国向盟国各战区发出通知，内称应停止向日军发动进攻，命令日军停止抵抗，集结待命。显然这样做对苏联是不利的，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指示苏军各部在敌人尚未在实际上投降以前继续积极作战。8 月 16 日，苏联发布由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签署的通告，宣布：日本军队还在继续抵抗，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因此苏联不承认日本军队已经投降，将继续予以打击。8 月 17 日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通过电台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投降。苏军并决定使用空降兵在哈尔滨、吉林、沈阳、长春以及东北和朝鲜的其他一些城市实施空降，以便迅速占领全东北。8 月 18 日，日军复电宣布

准备投降。8 月 19 日，苏军空降兵占领了伪满“首都”“新京”——长春机场，派出特命全权代表命令山田乙三投降。山田乙三和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被迫在降书上签字。在此以前 8 月 15 日，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已宣布“退位”，此时成为苏方俘虏，伪满洲国彻底崩溃了。苏军编组的由装甲部队组成的快速支队奉命向前快速推进，配合空降兵作战，於 8 月 20 日占领沈阳，21 日占领长春与哈尔滨，24 日占领旅顺。在华北方面，苏军于 8 月22 日占领张家口，与八路军会师，苏军在察哈尔、热河，绥东不断推进，伪蒙疆政府也被迫投降。8 月 22 日日本关东军有组织的抵抗终止，8 月 23 日莫斯科鸣放礼炮，庆祝消灭关东军。苏联军队还攻占了库页岛、千岛群岛、及北纬 38 度线以北的朝鲜，苏联完全达到了预定目标。

驻守在冀热辽地区的八路军李运昌部，抽调 13000 余人于 8 月中下旬分三路出兵东北、热河。8 月 30 日攻克山海关，9 月 5 日经锦州进入沈阳，同时解放了热河全境，占领了承德。9 月 18 日，以彭真、陈云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到达沈阳，中共中央并抽出 13 万部队、2 万干部由山东、河北等地进入东北。中共中央任命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后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人民武装并解放了烟台， 保障了胶东到东北的海上交通线。人民武装进入东北以后，向敌伪军队发动猛烈进攻，解除了敌伪武装，解放了大片城市及乡村，同时还解放了冀东的18 座县城，使东北、热河、冀中、平北等解放区联成一片，为东北人民武装提供了可靠的前进基地。在中国人民武装和苏联红军的配合作战下，沦陷几达 14 年之久的东北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蒋介石非常惊慌，十分气恼。他急忙派出四路大军： 令傅作义从归绥（今呼和浩特）出发，沿平绥路向东进犯；胡宗南由山西运城出发，沿同蒲路和正太路向北进犯；孙连仲从河南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北犯；李品仙从徐州出发沿津浦路北犯。蒋介石企图以此四路军队先行进入张家口、北平、天津再经北宁线和热河进入东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遭到人民武装的沉重打击，无法推进。蒋介石又乞求美国阻止苏军占领热河。杜鲁门指出：苏军事实上已在热河，而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曾授权苏军在其战区内接受日军投降，美国对此也无可奈何，所以尽管热河不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蒋介石也不可能在热河受降。蒋介石的军队在陆上打不通，只得由美国空运了三个军进据北平、天津、唐山。但靠美国在烟台登陆的计划未能得逞。国民政府无法将军队开入东北，接管东北就将成为纸上谈兵。但蒋介石决心尽早抢占东北并在军事、外交两方面双管齐下。8 月 24 日，即苏联宣布消灭关东军的第二天亦即中苏条约交换批准的当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上宣布： “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首先在于恢复东三省的领土，⋯⋯此为我国父创造国民革命的一贯方针，亦即我全国国民不惜牺牲数千万生命以对日抗战之最大目的”。(55)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立法院要求通过中苏条约时解释说：这次与苏方签约是以吃亏来换取 30 年的和平， 又称政府决有办法收回东北。8 月 26 日，中苏条约正式公布。如何接管东北行政，成为蒋介石的当务之急。8 月 31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明令发布将东北划为合江、松江、吉林、安东、辽北、辽宁、嫩江、兴安、黑龙江九省及哈尔滨、大连两个特别市。9 月 4 日，又任命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公布九省二市政府成员及东北行政组织机构的成员名单。可是这

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无国民党军队保护的情况下均不敢赴任，所谓接收东北仍只是空谈。蒋介石不禁哀叹：“党国之危机，九一八以来未有甚于今日也。如果偶一不慎，⋯⋯甚至陷于万劫不复也。此时唯一政策，在接收国内各地区敌军之投降与缴械，其次为接收东北之失地，使俄国不能不履行其条约义务为首务，否则，⋯⋯革命乃真整个失败矣。”(56)蒋介石毫不顾及中国人民武装已进入东北，收复东北失地的事实，坚持要不惜一切“接收”东北， 再次表明他坚决反共的顽固立场。魏德迈支持蒋介石接收东北的计划，他向蒋介石建议组成中美苏英法五国共管东北临时委员会，派遣中国第一流的政治军事官员主持华北政务，以确保长城以南的国民党政权，他还派出 5.3 万名海军陆战队占领平津地区。这些美国部队公开援救伪军，与中国人民武装作战，甚至与几个月前的作战对手日本军队一起为蒋介石守护铁路线。同时他还积极筹划利用美国飞机和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去东北进攻人民武装。但是由于蒋介石顾忌五国临时委员会无助于他接管东北并极易招致物议，这个共管东北的建议即告夭亡。在苏联将 59.4 万人的关东军缴械完毕之后，10

月 1 日，苏方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在 10 月下半月开始撤出东北，请于本月

1. 日以前派遣代表去长春与苏军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交涉。蒋介石立即决定用美舰运兵赴大连登陆，接收东北。10 月 5 日，苏方通知：大连是商用港， 苏方不能同意中方军队在大连登陆。10 月 9 日王世杰与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交涉。称中国认为大连只是给予苏联“优先权益”的“自由港”，当不妨碍中国使用，苏方不予置理。蒋介石只得改取一面交涉一面准备易地登陆的办法。同日，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率行营人员抵达长春。10 月 10 日，行营举行了象征性的“接收”升旗式。熊式辉及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则于 10 月 12 日抵达长春。10 月 13 日， 熊式辉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会谈。苏方提出：中方军队不得在大连登陆，如空运需由两国政府解决。中方军队进驻某一地区时，须待苏军全部撤走之后。熊式辉等一再要求苏军允许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俾便沿哈尔滨—大连铁路迅速推进。苏方予以拒绝，称铁路车辆缺乏，即使登陆也无力转运。大连为商港，不宜用于军事。蒋介石即令转至葫芦岛和营口登陆。10 月 27 日， 国民党军队在葫芦岛登陆受阻，11 月 2 日又被迫退出营口。蒋介石在东北境内登陆的计划遭受到挫折后便折回青岛，改由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进犯。11 月 5 日国民党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所部第 13 军到达山海关，公然向驻守山海关的人民武装进攻，受到顽强阻击，16 日杜聿明在第 52 军配合下夺取了山海关，25 日又攻夺了锦州。到 29 日为止，国民党军队向前推进了两百公里。同时，11 月 5 日，熊式辉与马林诺夫斯基再次会谈。苏方通知苏军已自葫芦岛及营口撤退，对于国民党军队在上述两处登陆的问题不能负责，熊式辉提出编组“地方武装”实即伪军以及派接收人员到各主要城市接管行政的要求也被苏方否决。熊式辉因而声明苏方作法不符合中苏条约的精神，中国军队不能进驻东北，国民政府不能接收东北主权的一切责任应由苏联承担。11 月7 日，国民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正式抗议。11 月 8 日，蒋介石决定放弃在营口登陆，改在大沽口及秦皇岛集中，全力从山海关循铁路线进入东北，同时空运部队进入长春，向苏联提出交涉，若苏方拒绝，即从长春将东北行营撤出，故意造成苏方没有履行条约的迹象。11 日国民党军即奉命由秦皇岛登陆沿北宁线进犯，企图以武力接收东北，然而抢夺长春的计划未能实现。11 月12 日，熊式辉返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中共武装已进入长春，东北的共产党武装

正在扩大。蒋经国、董彦平从长春致电蒋介石称东北问题没有全盘解决以前， 长春问题无从解决，即使占领了长春也无补于大局，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苏联全面履行条约。11 月 15 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通知苏联：中方决定将东北行营从长春撤至山海关。苏联表示：苏军将按计划在 1945 年 12 月 3 日以前撤出东北。苏军已自营口、葫芦岛及沈阳以南地区撤走，苏方将完全履行中苏条约。11 月 17 日苏联提出“（一）日本在东北所经营的工厂企业应作苏军的战利品，（二）伪满洲国及中国人所经营的工厂企业交还中国政府，（三） 日本和伪满合办的工厂企业由中苏两国政府正式谈判解决之”。(57)11 月 24

日马林诺夫斯基向张嘉璈说明苏军对日作战的战利品价值在 100 亿美元以

上，同时列举 154 项企业清单建议由中苏合办。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随即表

示“苏联以东北企业为其战利品，实为逾越国际公法范围以外”(58)2 月 9 日美国照会中苏两国表示“（一）东北工业由中苏共管，乃违反门户开放原则，（二）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应由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作最后分配之决定”，(59)也想染指。但日本这一庞大工业体系正是九一八事变后 14 年间在

3500 万东北人民血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方面答复称：政治局势尚未解决以前，一切都谈不到。11 月 16 日，张嘉璈正式宣布将行营移至山海关，第二天，东北行营的机关及人员开始撤退。苏方对此表示：苏军可暂缓撤退，以便国民党接管东北行政，希望国民党先行接收长春市行政机构，苏方可负责保护行营安全，并否认苏军曾予中国共产党任何帮助。蒋介石为表示其坚定决心，仍令行营如期撤退，而将蒋经国、董彦平留下与苏方继续谈判。同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称接收东北事实上非常困难，即使将现在准备接防东北的 5 个军全部开入，也未必能控制住局势。他故作姿态宣称中共在一两年内不一定能安定东北形势，不如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 将原来开入东北的 5 个军调到华北方面，先安关内，再图关外。同时蒋介石又电告杜鲁门，称苏方的违约行为不仅危及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对东亚和平与秩序的重大威胁，要求美国与他以积极的协调的行动，防止局势的继续恶化。11 月 20 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会晤美国务卿贝尔纳斯， 说明国民党方面决定从东北撤退的立场。23 日蒋介石再电杜鲁门，表示他已放弃接收东北的努力，集中力量稳固华北。26 日，蒋介石命令杜聿明攻占锦州后即停止待命，勿再向沈阳前进，声称接收东北的工作不再进行，看苏方举止再定方略。蒋介石扬言他要看看苏联将来如何解决这一国际和平安全所关的东北问题，企图对美国施加压力。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放弃”东北的意图当然不赞同，但认为东北形势极为严重，苏联可能“扶植”中国共产党占领整个东北，从而使美国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在远东发挥作用的设想全部落空。因此，美国政府决定“最大限度”地支持蒋介石重建在东北的统治， 蒋介石要求美国出面干预东北问题的计划得以部分实现。然而对蒋介石来讲，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苏联，苏联毕竟是东北的实际控制者，没有苏方的“配合”，蒋介石无法“和平”地进入东北。11 月 30 日，中苏双方达成协议：苏方协助中方空运军队至长春、沈阳两地，其它地方中方可先派警察， 苏军延至 1946 年 1 月 3 日撤尽。12 月 4 日，蒋介石派蒋经国、张嘉璈由重庆飞赴长春。5 日蒋张二人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蒋经国等提出：中方空运一师至长春、陆运两师至沈阳，并要苏军解除驻区内“非法”武装，以协助中央政府绥靖地方，取消一切未经蒋介石承认的政权。苏方对蒋介石的这个要求未提出异议，也未明确同意，只是应诺将苏军撤退日期延至 1946 年 2

月 3 日，并协助中方建立东北政权。但是在交接防务的方法上双方未达成一致，苏联方面并不接受担任蒋军先导，将各地防务交付蒋军的办法。对经济合作问题，张嘉璈宣称应在东北接收完竣，苏军撤出后再议，以此作为苏军撤退的条件。苏方要求先行确定经济合作的项目，强调苏联从本身安全考虑， 不能允许任何人将东北变成反苏基地，坚持东北的日本重要工矿企业都是苏军的战利品，应归苏方所有。张嘉璈不同意所有日本企业均为苏方战利品的提法，要求日后再商。经此番协商后，熊式辉等即回返长春，先空运保安第二总队到长春，继于 12 月 8 日宣布接收辽宁省政，在锦州成立省政府，13 日接收长春市政，22 日开办中央银行长春分行，27 日接收沈阳市政。同时蒋介石又指令杜聿明积极准备继续进犯，23 日已向驻守在北镇、黑山的人民武装发动进攻。1946 年 1 月 9 日攻占盘山，10 日进入营口，可见蒋介石声称“放弃”东北，不过是他玩弄的一套手法。

1945 年 12 月 16 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开会，莫洛托夫提出讨论中国局势及美国在华北驻军问题。贝尔纳斯表示可以非正式讨论，称美军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协助受降的，任务完成立即撤退。贝尔纳斯又反过来提出苏军在东北的问题。莫洛托夫不同意讨论，声明中苏两国对东北已达成协定，双方并无分歧，苏联已从东北南部撤兵，若无中国要求，北部撤兵亦可完成。他还说苏联本可于 1946 年 2 月 1 日以前完成从东北撤兵，但中国方面唯求他人来代替其工作，苏联反对其它外国军队帮助解除在华日军武装， 他要求美国和苏联商定，以最迟不得超过 1946 年 1 月中旬为双方从中国撤兵的最后期限，他强调苏联坚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要求其它国家也应如此。贝尔纳斯称美国决不干涉中国内政，日军未能按时遣返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阻碍”。他说苏联既已同意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就应该赞助其实现统一。莫洛托夫重申苏联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宣称苏军留驻东北正是应蒋介石的要求以便蒋介石的军队争取时间进驻沈阳和长春。贝尔纳斯表示他接受苏方的解释，但是拒绝苏方有关美苏同时撤军的建议。12 月 23 日斯大林会晤贝尔纳斯，询问美国为何不从华北撤军。贝尔纳斯仍重复他过去的解释，斯大林重申苏联与蒋介石政府订有条约，将继续支持蒋介石。两天以后，斯大林邀请蒋经国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苏访问。斯大林首先向蒋经国指明“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60)他并提出苏联愿意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在新疆发展经济。但是苏联反对美国在中国驻军，尤其不能让美国插手东北。苏联并不反对中国和美国建立关系，美国也可以帮助中国建设经济，但是美国在中国驻军则是另一个问题。蒋介石自以为得计，他认为将美国引入东北或许能使苏联退让，他让蒋经国提出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由中苏美三国合作开发。斯大林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蒋介石在 1946 年 1 月

19 日的日记中写道“经国访俄归来，详报史达林之意见与态度，彼对余所提门户开放与中美苏三国合作问题，口头虽不能拒绝，而勉强应之，但其内心定不欲也。”(61)

1945 年 12 月 27 日，三国外长会议结束，在最后发表的公报中声称：三国外长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苏美双方均原则上同意撤出在中国的军队，但时间、方法、条件仍各持己见，公报还称三国外长一致同意在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的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建立一个团结的、民主的中国。就在此时，杜鲁门委派马歇尔作为特使于 12 月 20 日抵达上海，蒋介石认为这是利

用美国解决东北问题的一个机会。从此东北问题又增加了新的复杂因素，美国已由后台转到前台，直接插手中国问题了。

除了接管东北以外，中苏之间的另一问题是新疆。在中苏条约谈判时， 斯大林表示承认新疆是中国的领土，这为解决新疆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迭电蒋介石请派政府大员来新主持政务，自己却龟缩在迪化，一筹莫展。蒋介石特派张治中前往新疆考察省内动荡情况。张治中自知新疆问题不与苏联达成协议不能解决，临行前特向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探询。苏方表示新疆是中国的领土，苏联不会插手，也不同意新疆独立。张治中了解了苏方态度，于 9 月 13 日抵新视察。时在新疆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向他报告说：迪化（乌鲁木齐）已危在旦夕，新疆伊犁、塔城、阿山

（今阿勒泰）三区的“民族军”两日内可抵达，而国民党军队的援兵缓不济急。现在情况已不容乐观。张治中一面令朱绍良加强防务，力保省城安全； 一面指令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通过外交途径向苏方提出请其调停，张治中并亲自向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甫塞也夫提出请苏方出面调停。叶甫塞也夫表示这是中国内部事务，苏方不便干涉，他希望中国能以政治方法解决。张治中表示赞同，又请其从中疏通，叶甫塞也夫同意了。张治中于 9 月 16 日飞返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蒋张二人都认为苏联若有和平解决的愿望，新疆问题当可解决。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再次向中方表示：苏联政府对其与新疆接壤地区之安宁与秩序甚表关注，如中国政府同意，苏方可派驻伊宁领事，向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造成之局势，苏方并暗示苏联不支持三区政府脱离中国，但希望其能自治。三区民族军方面也停止了进攻， 表示愿与蒋介石谈判解决。10 月 14 日，张治中率梁寒操、彭昭贤、屈武、邓文仪等再赴新疆与三区政府代表举行谈判。谈判自 1945 年 10 月 17 日开始至年底方将和平条款的正文及有关省政府改组问题签字通过，军队问题延至1946 年 6 月 6 日才正式签字。在谈判过程中，苏方始终积极参予其事，曾就谈判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从中斡旋，与此同时，苏方还趁便就中苏遗留问题进行会商，达成协议。三区政府取消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名义， 仍称三区政府，国民政府方面则宣布改组新疆省政府，扩充名额，省府委员中 10 名由中央直接指派，15 名由各区人民代表保荐由中央任命，其中由三区保荐 6 名。同意给予新疆人民以一定的民主权利，准允组织民族军队，吴忠信辞去省政府主席，改由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兼任。副主席为阿合买提江·包尔汉，新的省政府宣布要加强各族民众的团结，保障全省和平，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增进中苏友谊，新疆局势得以暂时稳定，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苏方加紧进行。1945 年 10 月 20 日外蒙古举行公

民投票。10 月 21 日塔斯社发表报导说：根据 13 个省投票的统计，有 381242 人参加投票，他们一致投票赞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没有一张反对票， 另有 5 个偏僻省分的选举结果没有送到。塔斯社还称：中国代表司法部专员雷法章亲自参观了两个区的投票，雷法章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当局的代表们表示：他对投票的程序表示满意，认为公民投票是严格遵照自由表达人民意志的民主原则进行的。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于 1946 年 1 月 5 日，宣布接受外蒙公民投票的结果。可是在划界问题上，有关各方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成为历史遗留问题。

综上可见，中苏关系中各个主要问题，尤其是东北问题，在 1945 年内都

有所进展，但都没有得到解决。

蒋介石坚持反共立场，竟把这些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写道：“东北俄军逾期未撤，并发表声明藉词与驻华美军同时撤退， 乃不惜与美国公开为敌矣”。(62)他又写到⋯⋯“美国舆论对俄之谴责，亦已日渐积极，加以邱吉尔在美演说，主张⋯⋯准备对俄作战，几使人有第三次大战其将来临之感矣！”(63)蒋介石等了三年，第三次世界大战始终没有爆发，他自己却被赶出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