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日美三国对国民政府的“新政策”及武汉政府的对策

五卅运动以后，帝国主义对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北伐军进抵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的中心区域——长江流域以后，为了避免革命锋芒的打击，英帝国主义在不放弃武装干涉政策的同时，企图采取所谓对华“新政策”，即以对革命政府的少许让步来换取摆脱反帝运动重点打击的地位。1926 年 10 月，刚刚在同年 9 月 5 日下令英舰炮轰四川万县，

打死打伤中国军民 1000 余人，造成骇人听闻的万县惨案的英国政府突然改换面貌，委派新的驻华公使蓝普森来华，目的在于试探国民政府的态度。1926 年 12 月，蓝普森抵达武汉，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举行多次非正式会谈，互探对方意见。陈友仁向英使明确提出要改善中英关系，英国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承认国民政府。蓝普森答复说：现时中国尚未统一，一时难于接受。蓝普森的汉口之行引起了北京政府的怀疑和不快，认为蓝使得出了“一个不利于北京政府的印象”。(1)陈友仁同蓝普森的会谈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国民政府第一次与外国使节会谈。其后，日本代表佐分利贞男、美国代表迈尔亦先后到武汉，探询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

1926 年 12 月 18 日，英国政府分别照会参加华盛顿条约的国家，提出：

1. 列强改变他们对华传统态度，放弃任何强迫控制中国的意图；2.关税会议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应允中国立即实行华盛顿会议所议决的二五附加税。税款不必存入国外银行，亦不须抵偿外债；3.各国共同声明，一俟中国成立有权力进行谈判的政府，即与中国开始谈判修约问题。一俟中国新税法公布后，即可承认中国关税自主；4.对于小事，列强无须提出抗议，对于违反条约义务的重大行为，列强应采取共同行动，中国应尊重条约的义务。英国在北京外交使团会议上提出的这个备忘录，最后强调说：“照本政府之意，此项新策，似以对于华会附加税立予无条件之准许，为企图付诸实行首先应行之步骤也。”(2)对此除美国有赞同意思外，各国反应均极冷淡。据《纽约先驱论坛报》报导：巴黎方面“毫不犹豫的怀疑”，东京方面“坦白的不兴奋”， 华盛顿方面“不舒服的喜悦”，英国的声明“抢先说了美国的话”。(3)1927 年 1 月 18 日，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在议会发表对华政策演说，向武汉国民政府表示“友好”，宣布对华政策四原则：1.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并慎重避免干涉内争；2.促进两国邦交之巩固及经济上之合作；3.同情并协助中国人民达到其正当之愿望；4.对中国现时局势抱耐心与容忍之态度，同时用合理方法保护日侨之正当利益。(4)

1927 年 1 月 27 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向中国表示友好。他说：“美国一向希望中国团结独立和繁荣。它希望在我们对华条约中所规定的关税控制和治外法权尽早放弃。⋯⋯美国愿意以最宽大的精神对待中国⋯⋯，美国政府以同情的兴趣注视中国民族的觉醒。”声明说： “本政府在中国没有租界，并且绝不曾对中国表现任何帝国主义的态度。”

声明还强调：现在美国政府正准备与列强一起或单独与能代表中国的政府谈判关税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问题。(5)针对这种情况，斯大林曾指出：“据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广东派和整个中国革命有表示‘好感’的某些迹象。据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这方面也不落后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同志们，这是自己骗自己。必须善于区别帝国主义者（包括日、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的本质和它的伪装。”(6)1927 年 1 月 22 日，国民政府亦发表宣言指出：“目前待决之问题，非如各国声言，‘为适应中国合理之欲望计’，所欲赋与中国之事物。乃为民族主义之中国欲不背公道与正义行将界与英国及其他列强者⋯⋯倘一日不能达到则中国民族主义与英国帝国主义之间，必无妥协之可能。”宣言宣布：“凡有害社会之大憝若作霖及其同盟者均将按照法典之所规定，视为不受法律保护之人，并将加以相当之处分，而英国及他国投机之人民，倘有悍然不顾为虎作伥者，吾人亦当以国际土匪视之。尽法严办，不使幸免也。”宣言表示：国民政府“愿本着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原则，单独与任何国家进行谈判，修改两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的问题”。(7)武汉政府认为：英国之所以采取对华“新政策”，美日之所以转变对华态度，是由于武装干涉的政策行不通，而不意味着他们甘愿放弃武装干涉的政策。正如《向导》杂志当时所言：“英帝国主义者，不管由兰浦生口中怎样说出愿意开始对华的‘新政策’，但事实上，没有一分钟放弃其干涉中国的阴谋”。(8)

事实的确如此。当时英国不仅调集军队“拱卫”上海租界，还照会美国称将“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在华权益，希望美国与英国共同行动，以维护远东的“国际秩序”。(9)美国也向上海调集兵力，美国总统柯立芝声称：要以武力来保护在华美侨。但由于当时北伐军的主要战场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 在此期间，英国所蒙受的经济损失最大。1926 年香港同内地的贸易，出口比1924 年下降了 49％，进口下降了 45.9％，由香港驶往广州的英国船只，也从 1924 年 8～12 月的 160 至 240 艘降至不足 30 艘。(10)与英国相比，美国不仅没有受到损失，相反却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和增加了自己的贸易。因此， 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曾向国务卿凯洛格建议：“我认为我们可以忠诚地与英国、日本合作，”但要尽力避免“将中国人对英日的仇恨转引到自己身上”。(11)故而，美国对英国武装干涉计划袖手旁观。正当英国决定增派兵舰来中国时，美国公开宣称：“美国在对华关系中从未表现过帝国主义的倾向。” 这不啻给予英国一次沉重的公开打击。日本也同美国一样，对于英国的干涉计划持“观望”态度。日本外相币原曾照会英国政府称：“日本对不列颠在中国的处境深表同情，但认为日本现时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12)日本报纸公开表示：“在英日同盟时代，日本热烈地赞助英国的干涉政策，但这种帮助对于日本是价值甚钜的。英国人能够从武装干涉中国之中得到利益，日本人则只有失败。因为中国民众的仇恨永远是转过来反对日本。日本民众应该尊重英日同盟，然而不应忘记这个同盟的约章早已不存在了”。(13)无怪乎《泰晤士报》抱怨说：“我们的竞争者和敌人，用直接和间接的方法把整个运动引向为反英的骚动。这是完全明显的。平时与我们好好相处的国家到了艰难的时刻，就转到反英的阵营里面去，想在中国取得一个优越的地位”。(14)尽管英国力图嫁祸于日、法，为自己推脱罪责，但无济于事。英国政府曾一再向国民政府表示：五卅血案发生于日本纱厂，本“与英人无关系”， “而中国各地借口此案之发生，混淆事实以耸动对英之恶感。”关于沙基惨案，英代表也申辩说：“是役原非英人独任其冲⋯⋯，而华人因此案发生，

何以独仇英人？”(15)

鉴于这种情况，国民政府决定继续采取“单独对英”的外交策略，以分化英、美、日联合阵线，孤立英国，中立美、日，争取各国人民包括英、美、日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经过沙基惨案和接踵而来的许多惨案的教训，使武汉国民政府的许多领导人不仅从经济上认识到“单独对英，解脱他国”的重要意义，而且也认识到在政治上“单独对英，建立广泛统一战线” 的重要性，于是由单纯的对英经济绝交的策略转向集中一切力量从政治上打击英国，同时区别对待他国的策略。如：当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时，日本也很担心，颇有和英国联合对付中国的可能。国民政府察觉到这种危险后，即由外长陈友仁出面召见日领，明确告诉他：只收英租界，日本和其他国家不必担心，不仅不收，而且只要不和英结伙，国民政府还将加以保护。再如，当英国想拉日本，指使奉军南下支持吴佩孚时，国民政府及时向日本揭露了英国的这一阴谋，结果日本阻止了奉军南下，粉碎了英国的这一阴谋。武汉政府还将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加以区别。国民政府为了取得英国人民的广泛支持，曾专门派遣代表团赴欧宣传、解释国民政府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仅广大英国人民纷纷组织团体声援中国革命，连英国伦敦总商会会长也警告英国政府：在采取对华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英国商界的利益，这一点政府过去的做法是失策的，使英国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政府现在应当尊重中国人自己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