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伐期间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

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相反，苏联在整个北伐战争的高潮期间， 从外交、军事、物质、道义等各方面给予国民政府以巨大的支持和援助。这也是北伐战争得以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时期，直到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国民政府也基本上坚持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外交政策。

1926 年 11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随后，斯大林又在中国委员会上做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政策和前途。主要内容有：1.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严重性，强调“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这是现在帝国主义干涉的根本特点”。(16)2.明确指出：当前中国革命胜败的关键在于农民问题。特别指出：“在目前革命发展的过渡时期，哪个阶级毅然攫住这个问题给以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袖”，“如果不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同等看待，国民政府将不能在革命中保持政权，也不能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17)3.提出了“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18)的著名论点。斯大林的这些论点，构成了此时苏联对国民政府政策的主要核心，即：防止帝国主义的干涉，推进中国的民主革命，打破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封锁，巩固和发展苏联与武汉政府间的合作关系。

苏联政府和苏联顾问根据斯大林的决策，一面继续在军事上、物质上给予国民政府巨大的支持，甚至连整个北伐进军的计划也是由苏联军事顾问亲自帮助制定的；一面又不断提醒国民政府注意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加伦将军亲自制定的北伐军事计划，依据广东的财政支付能力以确定北伐军所需

的军费，部署北伐的军事行动。根据北伐开始后，南方各省份可能出现的形势，安排国民革命军防守广东和出击北伐所需的兵力。加伦认为，由于有帝国主义干涉的存在，对某些将领的行动和安排应特别注意。他还指出：北伐的行动可在 1926 年下半年开始。建议北伐的作战方针应是首攻两湖，消灭吴佩孚，再攻江西，不失时机的夺取武汉，然后三路汇合直取沪宁并迅速北上讨伐张作霖，以统一中国。(19)显然，加伦的计划不仅有军事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为的是迅速消灭军阀实力，避免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为了迅速实现北伐，苏联帮助国民政府整编了国民革命军，提供了武器设备。据不完全统计，1925 年间运抵广州的军火，仅子弹一项就价值 56.4 万卢布。1926 年又将大批武器分四批运到广州，计有步枪 1.8 万枝，机枪近百挺，子

弹 1200 万发，火炮 24 门，炮弹 1000 发，飞机 15 架等。苏联政府还在外交上声援国民政府，谴责帝国主义对国民政府的干涉和破坏。苏联政府不断发表声明，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苏联报纸详细报道北伐的经过，苏联人民还进行集会，庆祝北伐军的胜利。当英帝国主义调遣大批军队和兵舰云集上海时，苏联《真理报》专门发表社论，谴责英国的强盗行为，指出：帝国主义武力干涉中国的危机并未渡过。

在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及对苏外交中仍沿用“联苏”的方针， 以取得苏联的合作和支持，完成统一中国的夙愿。但是，随着帝国主义推行分化国民政府的“新政策”日渐“深入”，国民政府的“联苏”政策也日渐动摇。尤其是身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竟以某些苏联顾问在工作时操之过急、方法不甚得当为借口，声称中国不是苏联的“殖民地”，暗中策划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