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南京政府的彻底失败及其“末路外交”

请求四国干涉和联合国干涉的失败 美国政府虽于 1948 年 8 月 12 日指示驻华大使馆称：“美国政府不可做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表示，以支持、鼓励或接受有共产党参加的中国联合政府，美国政府无意再度担任中国的调解人”。(73)但是美国政府这时已经看到蒋介石势难支撑危局，必须另谋他策。美国认为：“采取增加对华援助的办法⋯⋯会把美国直接牵入中国内战中⋯⋯会连累美国政府⋯⋯其代价是无法估计的。”美国在全世界都有“苛重的义务”，而中国目前的形势已如此糟糕，这个办法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74)当时在欧洲，美苏对抗首先出现在波兰、罗马尼亚问题上，然后在德国问题上。自 1948 年 6 月柏林问题发生后，美国不得不用飞机运送物品供应被封锁的西柏林，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美国想出兵中国已是力不从心。1948 年12 月 7 日的《芝加哥论坛报》写道：“目前我们是牺牲四万万中国人去从共产主义者手中救出二百万柏林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报告， 1948 年以来中国军政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通过苏联调停与共产党和谈，成立联合政府是可取的。(75)司徒探询是否可劝蒋介石下台，让位于李宗仁，以便更“有效”地对付共产党。华盛顿认为这种设想也有其危险性，这将迫使美国承担支持李宗仁的义务。美国政府要求大使馆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 以便根据形势来决定行止。这就是后来新任国务卿艾奇逊所采取的“等待尘土降落”的政策。(76)蒋介石对美国的这种“观望”态度非常不满。10 月 29 日，他发表谈话，扬言他已“决心”与“共产党周旋到底。”他还重弹老调， 诬蔑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解放的战争是“倚恃共产国际支持之中、日、韩共党联合之军事行动⋯⋯倘若国际正义不能伸张，民主国家仍持隔岸观火不关痛痒之态度⋯⋯另一次大战则必发生。”对东北的完全解放，他悔恨交加， 惶惶不可终日，妄言“无完整之东北，即无独立之韩国，亦无和平之东亚。太平洋险恶风云又将以东北为起点。”他还说“中国正在努力剿共⋯⋯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发生，”竟荒谬地以“保障世界和平”作为他发动中国内战的根据。他还仿效“田中奏折”的腔调，宣称“共产党之信条欲控制世界，必先控制亚洲，欲控制亚洲又必先控制中国。”中国“沦入”共产党之手，“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由此发生”。而各“民主国家”如果帮他消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战爆发之可能性亦可因此减少”。他还呼吁“世界反共斗争必须保持整一之阵线，西欧与东亚原无轻重之分。”但西欧各国在“抵

御”共产党上，“远不如亚洲各民族之迫切，”“余愿美国人民及其政治家” 将“拯救亚洲”“引为己任”。(77)但是蒋介石这套耸人听闻的说教并无人睬理。美国驻华官员都认为蒋介石的崩溃已不可避免。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向美国政府建议“应该按照现在的计划撤退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78)美国政府虽未完全接受这个建议，但也同意减少顾问团的活动。不但如此，在东北解放，平津即将易手之际，美国又决定撤退在平津的美国侨民约800 多人。蒋介石向司徒雷登“拍了一封内容冗长的电报”，“恳请”他“不要向侨民预先发出通知，⋯⋯保证，他们的政府有能力保护⋯⋯所有的侨民”。(79)可是司徒雷登只推迟了四天，结果通知“一经公开，就立即出现了不少慌乱”。(80)蒋介石指责美国在民众中引起“惊慌”，美国却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虽然助长了人们疯狂逃窜的倾向，但这是早已有了的行动， 而且不管外国人怎么活动，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接着美国使馆又向所有的领事馆发出类似的通知，使蒋介石狼狈不堪。蒋介石此时一再“哀告”美国增加对他的援助，甚至向美国探询“是否”可向联合国提出“呼吁”。11 月 9 日，蒋介石亲函杜鲁门，要求“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的声明，支持我国政府从事奋斗之目的”，派一美国高级军官来华商谈军援计划，请美国顾问参加指挥作战。蒋介石还含蓄地表示，是美国劝他与苏联订立条约从而造成今日“如此之威胁”，所以美国对目前局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81)杜鲁门复函只允将依照援华计划订购的军火运往中国，对其他要求则概予婉拒。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也纷纷向美国游说。王世杰在去巴黎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还数次访晤美国务卿马歇尔乞援。蒋介石还打算派张群赴美活动，但司徒雷登却劝张说“他的使命是徒劳的”，(82)张群遂未访美。蒋介石又指使宋美龄于 11 月 21 日向美国发表广播讲话，呼求援助，一周后宋美龄突然亲自赴美求援。她此行出乎常规，既不把访美目的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也不用使馆人员为其办事，而是依靠孔祥熙夫妇及其子女。更令人惊异的是，当时马歇尔即将退休，而宋美龄却一味向他求援， 真可谓之锲而不舍，但一无所得。(83)正如司徒雷登所预料的她此行“肯定不会有什么结果”。(84)蒋介石百般无奈，竟想搞政治投机，支持当年发表“积极援华”讲话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竞选总统，把赌注押在杜威身上， 如其当选即可获得大量美援，结果杜威落选投机失败，蒋介石甚为懊丧。

1948 年 11 月 26 日，南京政府又告改组，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并代理外交部长。12 月 28 日，司徒雷登往访吴铁城。吴铁城愁眉不展，表示南京政府军事上已告失败，宣称准备考虑“光荣的和平”， 对方竟未作反应。吴铁城表示时局已濒临绝境，试探请求美、英、苏、法四国出面调停是否可行。司徒雷登为他打气，宣称美国决心反共，并准备适时予民国政府以各种方式的援助，对“调停”一事则认为很“困难”。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未放弃这个“四国调停”的打算。早在 1947 年 9 月，魏德迈在其报告书中即曾“建议”让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共管”东北，并建议国民党方面把请求美国援助事先向联合国提出。同年 12 月 20 日，张治中告诉司徒雷登，称他已向苏方“试探”恢复和谈的可能性，要求苏方“劝告中共停战”。(85)但是蒋介石拒绝苏联调解中国局势的提议。1948 年 12

月 25 日，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又向蒋介石发出“和平解决”的主张。美国政府也颇希望国民党“在光荣的条件上获得和平。”(86)因此蒋介石于 1949 年 1 月 1 日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提出以保障中国“独立完整”、

“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急”、维护其“法统”、“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为和平的五个条件。(87) 这篇虚伪的声明立即遭到中国共产党的严正驳斥。蒋介石又于 1 月 8 日令吴铁城分别照会美、苏、英、法四国驻华大使馆，宣称：南京政府“一贯致力于寻求国际和国内的和平⋯⋯从未放弃冲突仍可结束的希望。”现在“尽速恢复和平成为当前的急务”而“现代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互相依赖”，欢迎各国“可使中国的和平早日恢复的任何建议”并已准备通过调解“开始与中共谈判”，“民国政府兹向各有关国家的政府保证，它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的诚恳愿望。”(88)司徒雷登为此“请求四个政府单个行动或采取共同的步骤从中斡旋，以求把敌对双方撮合到一块，”但各国“都婉言拒绝了”。(89)美国政府因而决定打消蒋介石将美国当作“意外救星”的念头。尽管美国认为“当时无论提出什么条件”蒋介石都会欢迎美国“进行干涉，”(90) 还是于 1 月 12 日复照称：美国在抗战胜利后“曾贡献其充分努力”以达成国共双方之间的停战，恢复和平，但终致失败，所以“美国政府殊难相信在当前形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充当调解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 (91)苏联复照称：“苏联始终不渝地恪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并认为承担上述照会中所提的居间调解是不适宜的，”又称“恢复中国之作为民主的与爱好和平的国家的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要得到这种统一最好可经有关方面直接谈判，依靠中国的内部力量，无需外国干涉。”(91A)英国复照称：“对目前阶段的斗争进行干涉，除了违反莫斯科宣言外，只会使事情更加混乱，因此英国政府抱歉地决定拒绝干涉。”一俟中国恢复和平，进行重建时，英国将“尽力协助”。(91B)法国本来对中国局势就无心过问，所以也复照表示无能为力。四国干涉的计划失败后，又有联合国干涉的计划出现。1949 年 2 月 9 日，澳大利亚外长伊瓦特提出由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战的建议。同时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也表示，“关于联合国作为调停人来干涉中国内战的问题”他将予以“研究”。美国观察家更认为按照宪章第 99 条，秘书长有权

采取行动。同月 11 日，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孙科在广州宣称：“联合国之调处，实为获致我国国内和平之唯一实用途径”。宁沪国民党人士纷纷响应。联合国干涉的荒谬主张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中不干涉会员国内政的原则，引起中国人民强烈抗议，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关于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谈话”。发言人称“任何外国政府或联合国组织都绝对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澳大利亚外长关于由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建议是荒谬的，侮辱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卖国集团发言人孙科⋯⋯之流的可耻谈话，不过是表示他们一贯的卖国立场，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在其一月八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失败之后，仍在梦想新的国际干涉，但是任何这一类的企图，无论其出于何方及采取何种名义都只能遭受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虽然高唱“我始终持有必胜信念，而最后也必能达到成功的境域”，(92)但又不能不表示“如果不幸而失败，南京为首都所在地， 我是国家元首，就决定以身殉职，死在南京”。(93)可见蒋介石已经走投无路，“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94)

假和平的破产 1 月 21 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引咎自退”， 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在这出“换马戏”中美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幕后角色。1948 年 12 月 13 日司徒雷登在与张群交谈时就暗示美国认为蒋介石“是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应该削除”其“权位”，这是“美国制定政

策的主要因素”，美国也不认为苏联人“实际在共产党方面参加内战”。虽然司徒雷登口称一切决定都应由中国方面作出，但张群决非听不出其弦外之音的人，因而表示“将很认真地细想”美方意见。司徒雷登却催促他不仅是“要想”，而且应“快些做出来。”(95)12 月 17 日，司徒雷登又告诉孙科， 美国不能帮助一个“失去本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96)司徒雷登还向马歇尔报告说，最近中国国内要蒋下台的呼声“如此广泛”，以致美国如继续“维持一个失去本国人民的人执政”，“足以引起”对共产党“更大的同情，和强烈的反美情绪。”(97)他称李宗仁是“革新派领袖”，要美国政府注意李宗仁在竞选副总统时“表现得那么明显的民主的波澜，”认为这有可能发展成为“对政府中反动分子的合法而有效的反对派。”(98)所以，世人公认司徒雷登是这场“换马术”的导演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蒋介石下野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如人民解放军进抵南京对岸，南京已是危在旦夕；桂系首领对形势的估计和其自视能挽救危局的“信心”；以及蒋介石以退为进的一贯手法和他“有计划地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设想(99)等等。可是李宗仁当时同蒋介石一样，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解救危机。他一面不断地呼吁所谓“和平”，暗地里整军备战， 以便与共产党“划江而治”，保住东南半壁河山；一面向美苏及联合国求援求助。可美国政府对李宗仁脚踏苏美两只船的“求和”活动及其控制国民党各派力量的能力都深怀疑虑，所以采取了“等待尘土落定”的政策，李宗仁的乞援希望因而全部落空。

1 月 21 日，李宗仁被蒋介石一纸未经商定的文告，推上了“代行总统职权”的地位。他对蒋介石的此种做法甚为不满，可却颇思借此而有所作为， 因此于 1 月 24 日正式就任“代总统”。上任之初，李宗仁就力图先行三事， 一为与共产党议和，二为“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三为“寻求美援”。(100)第一件事在蒋介石的掣肘下根本没有成功希望，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也只是李宗仁的主观愿望，第三件事虽属外交，却与前二件事密切相关。前者成，则美国可能援李，不成，则美援就无希望。李宗仁也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到任后立即召见苏联大使罗申，探询苏方有无可能“安排”停战。罗申答称：“现在已经太晚了⋯⋯中国永远也不会断绝同美国的联系，苏联能为它做些什么呢？”(101)暗示李宗仁如不摆脱对美国的依附性，苏联是不会出面干预的。李宗仁见与苏联已无法协调，遂将外交活动集中在美国身上。他向司徒雷登大谈“如果美国现在拒绝帮助中国来阻止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今后他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 100 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使

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102)他要求美国贷款 10 亿美元，至少 5 亿美元来帮助他抵御共产党军队渡江。然而司徒雷登对此却不愿轻诺，他认为李宗仁很难获致和平并达到其“划江而治”的目的，称“李是处于一个基本上脆弱的地位。”(103)同时美国对李宗仁向罗申提出由苏联出面调停结束内战一事又深怀疑忌，因此司徒雷登答复李宗仁称由于局面尚未完全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会变。2 月 28 日，李宗仁直接写信给杜鲁门，表示其对于保持两国间“历史性友谊的愿望”，并郑重“申谢”美国政府过去对南京政府的“一切援助”。李宗仁的这封信换来的只是杜鲁门同样空洞而“客气”的回答。这种似乎彬彬有礼的外交辞令在如此“危难”的时刻显得极不协调，而它却反映出美国对李宗仁仍抱“观望”态度。3 月 6 日，吴铁城又与司徒雷登会面，询问美国为什么不肯给李宗仁以援助。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美

国对李宗仁控制目前局面的能力“不信任”。吴铁城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实际上仍控制着南京政府的事实，但又称南京政府行将实行“内阁责任制”， 蒋介石会成为仅供“谘询”的“元老政治家”而不能再“发号施令”。他请求美国支持李宗仁的这个“改革”不要袖手旁观。司徒雷登却仅称美国“希望这些措施将有所成就”(104)拒谈美国应负的责任。吴铁城的这番话显然是言不由衷的，他很清楚李宗仁及其左右并没有剥夺蒋介石“独掌大权”的能力，他的话只不过是为了争取美援而故作姿态罢了。美国对此当然也不会真信。果然当那个公然“自迁政府于广州”的行政院长孙科于 3 月 7 日辞职后， 继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却是美国人称之为蒋介石多年“扈从”的何应钦，其内阁的成员也以蒋系人物为主，且无一不是“受命”于蒋介石方出面任职的。这使美国在华官员深感失望，他们认为援助这样一个颟顸无能的政府，“只会更加增强共产党的力量”，说这些人只会把美国“所给予的援助” 转送到共产党人的手中。何应钦内阁的出现表明蒋介石“表面上的引退对民国政府的性质并没有起多少影响”。(105)这种情况当然会影响到美国援李的决心。然而在美国国会中也有一些反共人士要求给予南京政府以 15 亿美元的经济、财政和军事援助。新任国务卿的艾奇逊反对这种“不谙情势”的“鲁莽行动”，声称要待“尘埃落定”后再作决定，(106)这就是“等待尘土降落” 政策名称的由来。这说明美国在处处扩张处处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取“谨慎” 态度的窘状。可是美国也不愿意坐观李宗仁困毙，因此于 4 月 14 日通过延长

1948 年援华法案，规定将使用该法案下的款项截止时间展延至 1949 年 12 月

31 日。“院外援华集团”还坚持要求明文规定全部援助只能用于非共产党地区，企图借此为国民党打气。

4 月 2 日，南京政府派出的和谈代表张治中等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等开始谈判。在谈判中，李宗仁的主要和平条件：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受到中共方面的严正批驳。中共指出：“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协定也好， 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107)李宗仁甚感惊恐，亲自向司徒雷登吁请美国出面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司徒雷登认为李宗仁自己确实没有能力守住长江对此深表“同情”，但是他也知道由美国出面阻止将会给美国造成“难以预料的困难和负担”，所以他拒绝承担此项责任。4 月17 日李宗仁又借复活节之机在司徒雷登家里开了个茶会，邀请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使节参加。在茶会上李宗仁发表讲话大谈“共产主义扩张” 会使“整个远东”随之“崩溃”，乞请西方各国注意“中国内部灾难的严重性”，不要再“袖手旁观”。他还说他并不请求给予“物质帮助”，而只要求各国“表明态度”，予以“道义支持”，宣称这会给他带来“相当大的鼓励”，也给国际共产主义分子以“充分的警告”。(108)李宗仁还向各国使节宣读中共方面和平条款的译文，这些西方使节竟称“越听越气愤”，李宗仁说他不会在这种协定上签字，很得这些人的“赞许”，并“向他保证我们是真诚地同情他的”。(109)可是当李宗仁提出希望他们出面“支持”他一下时， 这些人又互相推诿，无人敢承应了。这使李宗仁非常沮丧和失望。出人意料的是，这时斯大林曾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等人来到西柏坡，主要是为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 中共中央正准备南下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些看法，曾一度要求中共方面不要急于过江，为毛泽东拒绝。(110)实际上，李宗仁、白崇禧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根本没有力量能左右当时的局势。蒋介石“下

野”退居奉化后，仍以各种方式控制着南京政府，指挥他的亲信及军队对李、白“掣肘”。李宗仁、白崇禧无法调动蒋军嫡系，桂系军队也无法守住长江。蒋介石又下令将库存的全部黄金、白银、外汇共约 3.35 亿美元（按市价约合

5 亿美元）运住台湾，使李宗仁成了一个一文不名的“空总统”。李宗仁束手无策求贷无门，他应急尚且不敷，怎么可能实行“财政改革”。蒋介石还要求美国政府将军援物资先行运台，再作分配，美国允予照办。当然，美国这样做，也有他自己的打算。李宗仁无兵无钱无枪，根本不能有所作为。再则，李宗仁是以“实现和平”为号召而上台的，可他并无真正“求和”的打算，一心指望凭借美国的支持来保住江南半壁河山。这种违反民心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南北朝”局面，当然不能实现。况且当时“国民党只有一百一十万左右的作战部队，”(111)在各方面都处于劣势，即使李宗仁拥有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部指挥权和对南京政府的全部控制权，再加上美国的援助，也难守住从新疆到台湾这样漫长的防线和广袤的领土。1949 年 4 月 21 日，在南京政府拒签和平协定后，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向国民党残部发起强大攻势，迅速解放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中心南京，经济中心上海和华东、中南各地，扫荡在华北残留的敌军，并向西北、西南、华南推进。南京政府仓皇逃窜，还要求各国使馆随之退往广州。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国大使，“都一致同意分别向各自的政府建议不要命令我们⋯⋯迁到广州去”，而继续留在南京。(112)其它国家的使馆也未离开南京。只有苏联大使罗申以“不给任何人以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为理由迁往广州。美国则在广州设立以克拉克为首的代办处与国民党政府保持联系。李宗仁于 5 月 8 日到达广州后不再谈和平而声称要与共产党“作战到底”，仍将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美援上。5 月 19 日李宗仁派甘介侯作为“代总统私人代表”赴美活动。然而美援迟迟不至，大局日益不堪收拾。何应钦任职未满三个月即辞职，李宗仁不得已在 6 月 3 日将自太原逃出来的阎锡山抬出来充任行政院长。民国政府摇摇欲坠。蒋介石见李宗仁已是智穷力竭，暗中称快。当李宗仁进行和谈时，他大骂“彼等腼颜至此，尚计其革命历史与人格乎”？(113)而当李宗仁重新主战时，他又讽喻“李代总统等主和求降甚至谓‘投降即光荣’，⋯⋯今不得不宣告和谈决裂，重新作战。⋯⋯中华民国生机与国民革命之复兴，亦即在于此也。”(114)与此同时，他又蠢蠢欲动，由奉化转赴舟山、澎湖、台湾等地布署防务，企图乘人民解放军海空力量“未备”之际，加紧各海岛的“警备”，作为他最后盘踞基地。7 月间，蒋介石先后前往菲律宾和南朝鲜“访问”，与菲总统季里诺及南朝鲜的李承晚秘商， 试图结成“东亚反共国家联盟”，“并力对共产主义作战。”(115)然而预定被推为“盟首”的美国对此却不愿问津，认为这只会使美国增加负担。因此这个“反共联盟”未能出笼。

白皮书的公布和美蒋的矛盾 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正当国民党处于此“危急多难”之秋，当年尚称不愿发表魏德迈使华报告书“打击国民党士气”的杜鲁门政府，却突兀其来地在 1949 年 8 月 5 日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美国在这份卷帙浩繁的文件集里，对蒋介石政府大加抨击， 指责其腐败无能，对中国共产党也妄加非议，歪曲事实进行攻击，并为美国在最近 20 多年，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的对华政策作辩解，将战争失败的责任完全加到蒋介石头上。蒋介石当然恼怒异常，大骂美国“落井下石”，足证美国国务院内有“亲共分子”存在的事实。他在日记中写到：“马歇尔、艾

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 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轨范”，杜鲁门发表这个“失信于世”的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116)但是鉴于当时如果惹恼美国，就会丧失最后挣扎的希望，蒋介石遂指令其外交部于 8

月 16 日发表声明，“郑重”宣布白皮书所载各节与事实殊异，“中国对此保留严重异议”。其后蒋介石及其官员、学者又在各种场合闪烁其词地谈到美国对国民党的“战败责任”：压中国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使苏联得以“扶植” 中共“攫夺”东北为其一；搞马歇尔“调处”，使中共获得喘息之机以巩固其新辟地区为其二；“调处”徒使中共坐大，而使国民党军攻势一再中辍， 以致士气再衰三竭为其三；美援既少且缓，使国民党军“空手”对敌为其四； 只知鼓吹民主却不顾中国实情，无异于鼓动“反动分子”攻诘，责难国民党， 破坏其“威信”为其五；支持“联合政府”，主张“容共”，破坏及阻挠国民政府“剿共”计划为其六；受中共蛊惑，为苏联诱骗，对中共认识错误， 一再阻挠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并“为匪张目”为其七；无理责难国民政府， 破坏其威信，滋“匪”以口实为其八；重欧轻亚，无视国民政府多次告诫， 任“匪”势炽张却不加阻止，反而对国民党苛求，听任亚洲“赤化”为其九； 背诺失信，取利忘义，推翻开罗会议时援蒋复兴经济的诺言，坐视中国经济凋敝，财政拮据，而见死不救，浅见短视，不知真正利害之所在为其十等等， 还有如史迪威“狂妄”、马歇尔“天真”，司徒雷登“不堪其任”，赫尔利“受打击”，罗斯福“受欺骗”等各种评述，不一而足。在蒋介石眼里，美国政府未能帮他消灭共产党早已铸成大错，又发表这样一个“对华错误政策之集其大成”的白皮书，更使其在国际上的“威信”大受影响，使民国政府及军队士气蒙受“严重打击”，所以美国还应对中国大陆的“全部沦陷”负有责任。白皮书的发表充分暴露了美蒋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对《白皮书》也就是对美国对华政策虽有种种不满，但一时不得不隐忍不发，以观美国的举止行事。当美国尚能支持他反共时，他对《白皮书》则避而不论，只是一再“告诫”美国不可重蹈复辙。当美国不肯帮他“反共复国”，“收复大陆” 时，他对白皮书就不免借机发些微言。而当美国一旦改变对华政策，准备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关系时，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蒋介石就一反常态，对美国大加抨击。1971 年 7 月，蒋介石授意梁敬錞写了一本

《史迪威事件》，竟称“扶共反蒋”是美国“一贯”的对华政策，对美国长期以来的扶蒋反共事实概予否认。1977 年，日本记者古屋奎二在台湾官方机构的协助下，撰成《蒋总统秘录》一书，对美国对华政策攻击更烈，归根到底是为蒋介石的失败作辩解。此外《白皮书》对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推崇备至，这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以致在台湾出现了奉行亲美外交的同时， 凡受美国赏识的亲美分子如孙立人、王世杰、吴国桢等人大都失势的反常现象。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蒋介石为防止“民主派”“大显身手”(117)取而代之而采取的措施而已。

中国共产党对白皮书粉饰美国侵略中国，攻击、诬蔑中国共产党是赤俄代表，敌视新生的革命政权、宣扬历史唯心论等谬论作了严厉的批判，指出美国企图干涉中国内政，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号召全国人民“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118)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击中了白皮书的要害，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妄图左右中国局势的错误政策，是它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其遭致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人士一致强烈反对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蒋介石竭力阻挠各国承认新中国政府 蒋介石竭力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进程的一切企图均遭失败，新中国犹如喷薄欲出的红日，已展现在世界东方的地平线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着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蒋介石在大陆的残存势力行将覆亡，这已成历史定论。尽管蒋介石在台湾、广州及西南各地奔忙，叫嚣建立华南、西南的“反攻基地”，但他自己也清楚这只不过是其幻想而已。所以，他对这些地方并不抱多大期望，对驻守在这些地区的杂牌军队也只是利用一下罢了，而将其余留的主要嫡系撤守到沿海岛屿上妄图卷土重来。同时在外交上则到处奔走求告，竭力阻挠各国承认势将出现的新中国政府。他的这种行动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反共内战中已遭到彻底失败，他已无力量阻止中国革命的前进。他的这番外交努力就难免遭到各方耻笑了。

1948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

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19)同年 9 月，中共中央决定准备

在 1949 年内召集各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宣布在 1949 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120) 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1947 年 10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八项已作了明确阐述。1949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关于外交政策进一步申述，“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外国宣传机关，统制外贸，改革海关。对外国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对外国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则“必须分别先后缓急”，“可以让他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普通侨民的合法利益予以保护。对于各国承认我国的问题，不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121)4 月 21 日，当人民解放军在镇江江阴段渡江作战中，英舰紫石英号、伦敦号、伴侣号及黑天鹅号竟侵入解放军防线并开炮轰击，解放军英勇反击，其中三艘被击伤向东逃逸，紫石英号在镇江附近江面搁浅为解放军俘获。此役毙英军 46 人伤 82 人，我军也有 252 人重大伤亡。事件发生后，英首相艾德礼竟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进入长江行驶”。保守党领袖邱吉尔在下院竟要求派航空母舰到中国进行报复。4 月3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了声明，严正斥责邱吉尔之流的狂妄叫嚣，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道歉和赔偿，声明中国人民坚决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不容侵犯。声明严正指出“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埔江和在中国其它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122)声明表示“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将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123)中国也愿意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 与各国进行贸易和经济往来。(124)为了获得紫石英号的释放，英国当局与解

放军举行 11 次会谈，解放军代表要求英方承认错误，进行道歉赔偿，然后才

能考虑释放紫石英号。英方故意拖延，逃避责任，至 7 月 30 日夜紫石英号乘中国轮船江陵解放号经过镇江下驶时强行靠近与之并行，逃出长江。

中共中央的号召和主张，受到各民主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普遍拥护，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来到解放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广大的国土的被解放， 中共中央于 1949 年 3 月迁至北平，各界民主人士也联袂北上南下到达北平。

1949 年 6 月 15 日至 19 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出席会议的

有来自 23 个单位的代表 134 人，其代表的广泛性民主性与 1946 年旧政协自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在开幕时讲话，阐明了会议的宗旨和对内对外政策。毛泽东在谈到外交政策时强调指出：中国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不干涉中国内政，对人民政府真正友好。“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25)

在此之前 1949 年 4 月，大军渡江之际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宣布了对待外侨的政策，一方面声明“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另一方面警告他们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法令，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1949 年 7 月 6 日，上海军民举行庆祝上海解放，纪念抗战 12 周年大游行时，美国侨民前驻上海副领事欧立夫驾车直冲游行队伍不听民警制止。上海市公安局将其拘押，经严正教育始于 7 日承认错误，写悔过书，并向中国民警公开道歉，始处以三日拘役。9 月美侨前美国大使馆武官柯瑞森因锁禁中国工人，被南京市外侨管理科传讯后表示承认错误，写悔过书并向中国职工四人一一道歉。同一时期美侨民前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非法解雇中国工人，克扣工资并殴打前往索取工资的中国工人，沈阳市公安机关还发现该领事馆外籍人员伙同中国败类从事间谍活动。市人民法院予以审理，判处主犯瓦尔德有期徒刑 6 个月，从犯雷贝克（美籍）克力斯坦（德籍）各处徒刑 4

个月，希克尼（意籍）巽四郎（美籍日人）各处徒刑 3 个月。五犯均缓刑一年，驱逐出境。其它各地外侨中也有数起因侮辱或殴打中国工人而被拘留的， 凡此都打击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气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新中国即将诞生，全国人民及一切爱国侨胞无不欢欣鼓舞、翘首以待。而蒋介石恰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很快解放了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蒋介石“恳请”各国使节南迁广州，但应者寥寥无几，且广州亦非久留之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还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更使他感到难有立足之地。他急电各驻外使领馆，要其向各国政府呼吁不要承认人民政府，但是从各国传回的讯息却使他难以安枕。印度方面首先传出“决意首先承认中共政权，拟在华北设领”。(126)蒋介石立令驻印度大使罗家伦“查明情况加以阻止”。罗家伦多方奔走，并与尼赫鲁晤谈。尼赫鲁表示： “中国变动太速，余现取注意态度，再定政策”。罗要求印将使馆迁穗，尼赫鲁称此举超出常理，似无必要。罗又要印召回使节，尼赫鲁表示看情势发展再定。罗无计可施，只好求请印度从“中印一贯友好”出发，不要“承认中共政权”，尼赫鲁仍不明确表态。罗家伦只好电告蒋，“必须我方军事站得住，方可转变国际承认态度。”(127)法国方面亦传出，西方各国将“相互谘询，一致行动，法已答复同意”(128)的消息，蒋连忙电询西方各国态度。

荷兰方面称“荷方并未收到此种照会。”(129)英国则有“竞先承认中共政府” 之传闻，并有“请商联邦国家，⋯⋯如中共决取台湾时亦拟不加阻止，盖以苏与中共间潜在冲突颇多，英将充分利用”之说，蒋介石无力阻止，惟令“严加注意。”(130)蒋介石一向倚重的美国方面也传出“国务院方面对承认中共政权问题，以美政府议院及舆论方面意见不一，主张在联合国内与其它民主国家采取同一政策，以谋解决，不由美单独先期表示态度。”而且在“中共成立中央政权后”到联合国“争取代表权”时，苏联等自会赞助支持。美、英、法也恐将“取消极态度，不表反对”。(131)各地使馆咸认此种情况只有挽回国民党的军事颓势才能改变，否则英、法、荷表面沉默“仍意存早日承认中共政权，⋯⋯美商态度颇有愿与中共贸易者，国务院认为无法阻止。” 美国虽不会承认新中国但也不愿出面阻挡各国承认，局势势将不可收拾。要蒋介石挽回军事颓势，如同挟泰山以超北海，他所能做的只有向各国哀告求援。他曾想请胡适再为冯妇，出任驻美大使或外交部长，为胡适婉拒。宋美龄在美活动，收效甚微，他只好另择人赴美求告。宋子文、蒋廷黻、孔祥熙、胡适、于赋、贝祖诒、李干、黄仁霖、周谦仲、他惟果等均相继赴美。李宗仁亦派甘介侯等赴美游说。这些人赴美后，“与国务院远东司负责人，国会议员，新闻记者接谈多次，解释误会”，说明“过去美援所奏之效”(132) 他们还拜晤前国务卿赫尔、马歇尔及现任国务卿艾奇逊，“感谢”美国帮助中国战胜日本并取得四强地位。赫尔称“我仍不能让中国完全赤化”。陈纳德、魏德迈等蒋之“老友”更表示他们“都热心援华”，但须等杜鲁门及艾奇逊首先决策。(133)杜鲁门及艾奇逊“对援华所存的疑虑，即南京失守后， 中国政府是否能在华南立脚。”(134)美方官员并告知，“今日吾人如继续援华，必将引起中国人民的敌视。”蒋介石所得到的成果，仅是 6 月 24 日公布

的由 16 名共和党和 5 名民主党国会议员签名的致杜鲁门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总统保证美国不承认共产党中国。”(135)可杜鲁门本无承认新中国的打算。这封信实是无的放矢。蒋介石所派的说客还向英法驻美外交官员游说， “希望他们支持自由中国以为香港越南之屏障，在道义及法理上，皆不能承认中共政权。”英法官员表示，“中共至今只有华北、华中及华东人民政府， 并未成立中央政府。故英法两国决不致在此时有所行动”，言外之意似有言之过早的意味。英法还表示同意“如果中国不保，香港、越南亦危在旦夕”， (136)却并未作出“不承认新中国”的承诺。当时表示“坚决支持”蒋介石的， 只有菲律宾等极少数国家。菲方宣称菲律宾“保证菲对华政策决定不变，菲决不与中共政府发生关系。将来无论我政府迁往何城市，菲决定继续承认。” (137)但是菲律宾驻华使馆“根据各国驻华外交团的决定”仍留一部分人员在南京。(138)蒋介石亲往菲律宾商谈“反共联盟”大计，可菲律宾毕竟力不从心，而且美国态度暖昧，终未凑成，蒋介石只得两手空空地返回台北。至于蒋介石热切盼望的那种“坚定”声明无论何时何地都坚决支持他的“反共复国”事业及矢誓永不与“中共政权”有任何来往的国家，简直连一个也没有。这令蒋介石极为失望，“痛责”国际间几无“道德”“信义”可言。

使蒋介石唯一感到宽慰的是：在美国发布白皮书后，“美国的态度，则是到此为最低潮而开始有了转变。”(139)留在南京的司徒雷登，本“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140)6 月底他“开始认真地为撤离作准备”，“动身的日子是在7 月 18 日。”(141)驻上海的总领事卡伯特也与他同机撤走，8 月 2 日他们终

于离开南京。原定接任上海总领事的兰金于 8 月 6 日抵达广州后即奉命留在当地，原来的任命“显然已被搁置起来了”。(142)8 月 24 日，美国在广州的总领事馆亦宣布关闭。驻广州的美使馆人员则于 8 月 19 日宣布撤往香港。兰金被任为驻香港的总领事。美国驻华代办，一等秘书斯特朗也曾“飞往重庆作了一次短暂的逗留”。(143)10 月 21 日，八位原大使，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由南京经上海到达香港。10 月 12 日，苏联前驻华代办亦从广州到达香港。英国政府宣称：“英国的一项一贯而明确的政策是：⋯⋯将坚决保卫这个殖民地——（香港）”(144)这表明各国暂时还未与中央人民政府建立联系，只有苏联是例外。苏联代办的撤离是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的表示，因为苏联已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然而蒋介石仍有不满的是各国并未将使馆撤往他“指定”的地点，而且在军事上他更加一败涂地。华北、西北、华东相继解放，10 月 14 日广州亦被解放。所谓的“民国政府”只有再次逃窜。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宣告成

立，“民国政府”已失去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资格。同年 11 月召开的第四届联大上，苏联即提出驱逐已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民党代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蒋介石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始于 1950 年 1 月依靠美国使这项提议遭到否决。同时，蒋介石又“反控”苏联“违反中苏友好条约、侵占东北地区、支持中共叛乱”(145)又靠美国协助，于 1952 年 2 月 1 日在联合国

第六届大会获得“通过”。蒋介石遂于同年 2 月 15 日宣布“废止”《中苏友

好同盟条约》。但实际上，早在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方已正式宣告该条约及一切附属协定、换文均失去效力。蒋介石不过借此装装门面，推卸其在反人民内战中失败的责任，而更深的含义则在于企图将“中共是苏俄在华之赤化势力”化为“国际公论”。蒋介石在 1956 年 6 月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就将此意表露得更为清楚。然而

蒋介石在联合国取得这微小的“胜利”，并不能挽救他失败的命运。11 月 30 日，蒋介石的“陪都”重庆解放，他只得逃往成都。12 月 7 日，蒋介石宣布迁“政府”于台北。12 月 10 日，蒋介石不得不逃离成都，飞往台北，最终结束了他在中国大陆 22 年的统治。12 月 27 日成都解放。1950 年 4 月 7 日， 人民解放军消灭了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支残余力量——胡宗南、贺国光部。蒋介石的所谓“西南反攻基地”彻底垮台，只能收缩在台湾及几个小岛上了。正如毛泽东在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上所说的，“我们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146)从此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