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南京国民政府对外乞援对日谋和的外交活动

中苏关系的新发展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陷落甚至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援华最力的国家是苏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苏联曾是向中国提供军火援助的唯一国家，也是向中国提供直接军事

援助的唯一国家。董显光写道：“奇怪得很，此时表示愿助中国的唯一国家， 便是苏联。”他还说从 1937 年到 1941 年，中国单独对日抗战之际，蒋介石曾进行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以争取英美的援助。“但是外交战的结果，几至珍珠港事变的前夕，无时不使人痛心失望的。”(77)相反此时中苏关系则有很大发展。

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苏联政府及人民就明确表示愿意援助中国人民抗日。苏联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报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英勇事迹及苏联人民集会支援中国人民的消息。蒋介石对苏联真诚支持中国抗战却另有他图。他认为“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能有所觉悟则济矣！”(78)这就是以“赤化”势力进入中国为由进行威胁，俾与日本谋和。另一方面，蒋介石忧惧苏联援华真的会引来“赤化”，在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涉中他坚持“外蒙问题与不宣传共产主义问题，应特别注重。”(79)所谓不宣传共产主义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求苏联政府不以任何形式援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一切援助都给予国民政府，由蒋介石支配。他甚至在 1938 年元旦日记中写道：“倭祸亟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80)这就吐露出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原因。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 南京政府一反常态，迫不及待地于 8 月 21 日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方法”，“缔约国一方遭受一国或数国侵略时，他方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侵略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不利于对方的行动。”条约还规定缔约国对本约生效前订立的其它条约所负之权利义务不改变。条约有效期为五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9 月 1 日，日本外相广田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说：“苏联和中国在近几年中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缔结这样的条约，而竟选在这样特殊的时刻和形势下来缔结，这对于他实属不幸。”(81)在另一次谈话中广田告诉格鲁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使中日和解更加困难(82)，意即加强了中国的地位。但南京政府深恐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冒犯日本和德国，指令其驻日、德大使分别向各该国政府“解释”，条约的性质不是针对日本的。驻德大使程天放向德国外交部表示这个条约是因中央政府处于困难情况下“被迫签订的”，并称： “这个条约并不是中国对布尔什维主义友好倾向的表示，中国政府在对内政策方面也无任何改变。”(83)9 月 26 日，苏联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照会，抗议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南京和平居民，并坚决拒绝日本关于苏联大使馆撤离南京的无理要求，强烈抗议日本这种“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先例的行动”。(84)1938 年 7 月 17 日，苏联政府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强烈谴责日本空军对中国无辜的和平居民进行轰炸。(85)

苏联政府和人民不仅在道义上支持中国，而且给予巨大物资援助。据台湾国防研究院编《抗日战史》称，1937 年秋苏联即向中国提供机械贷款 5000 万美元。据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杨格统计，1938 年苏联向中国贷款一亿美元。(86)又据《美国外交关系文书》估计，苏联贷款总数为五亿美元。(87) 这也许是按国际价格计算，据孙科称，“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金仅 3 万元，装备每一中国师的费用仅合中国

货币 150 万元。”1938 年 6 月 9 日，他对顾维钧说，他从莫斯科所得到的新

贷款 1.6 亿卢布，“在国际上这实际是 4 亿卢布”。(88)苏联贷款具体日期

和数字如下：1938 年 3 月贷款 5000 万美元，年利 3％，还期 5 年，购买军火

武器，中国以农矿产品作价偿还。1938 年 7 月，贷款 5000 万美元，用途和

条件同前，还期 7 年。(89)而在武汉失守前中国并未从英美那里获得贷款或其他形式的援助。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出当时苏联贷款的重要意义。七七事变后，苏联即开始执行援华计划由伏罗希洛夫元帅亲自主持，1937 年底苏联曾派朱可夫将军来中国考察，后来以保卫斯大林格勒而闻名全球的崔可夫将军也曾被任命为中国军事顾问。截止 1939 年秋，苏联已供给中国飞机 1000

架，并派来“航空志愿队”共达 2000 人。(90)“航空志愿队”中有 200 多位烈士包括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拉赫曼诺夫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1941 年初，中国空军力量十分薄弱，总共不到 70 架飞机，且都过时。就在这时，苏联再次雪中送炭，供给中国 200 架飞机，战斗机轰炸机各

半。苏联还派来军事顾问及工程技术人员 500 人，他们当中一些人一直留到

1944 年夏天才回国。(91)苏联对中国军火武器的供给，直到 1941 年 4 月底

每月还保持两千吨之数，由驼队运送的汽油年达 200 万加仑。(92)必须指出， 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也支援了苏联，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和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的谈话中曾明白承认，孙科 1938 年初率代表团赴苏求援，在一次长

达 6 小时的谈话中，斯大林说，他“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斯大林还表示苏联将继续尽一切可能对中国援助军火飞机和其他军需品，但不会出兵。(93)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曾引起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苏联政府予以反驳，指出“苏联出售包括飞机在内的军火给中国，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准则⋯⋯特别鉴于供应中国军火武器这一事实一如其他国家供给日本军火武器一样”。(94)日本除抗议外，又在边境进行武装挑衅，苏联则予以坚决反击。1938 年7 月底 8 月初发生了张鼓峰事件。张鼓峰是哈桑湖与图们江之间一串小山中

的一个，其他均为无名山，或称湖外山。此处离河岸才十公里，距海参崴 130

公里，为战略要地。按 1886 年中俄珲春条约规定，沿分水岭向西流入图们江的水属于中国，沿分水岭向东流入海的水属于俄国。日军企图强占张鼓峰东坡，遭到苏军坚决回击，日方死伤 3100 多人，被迫于 8 月 11 日在莫斯科签订张鼓峰停战协定。

请求外援再向国联申诉 当陶德曼调停尚未结束，南京告急之际，南京政府又迫不及待地请求英美法出面调停，1937 年 12 月 21 日，驻法大使顾维钧拜会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正式请求法国向日本提出建议，要求日本停止敌对行动。莱热回答说，美英现正忙于应付巴纳号和瓢虫号事件，它们不可能提出一个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法国政府则认为“中国不能名正言顺地敦促它提出这个建议”。不久前，中国政府曾接受德国的调停，“这种举动出人意料，在巴黎、伦敦和纽约都引起了猜疑。三国政府都认为德国显然是日本的一个盟国，它的调停只能意味着为日本的利益服务，其方式是劝说中国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德国出面调停，肯定有它自己的某种目的，那就是劝说中国参加反共协定。如果他的意图得以实现，那么中国肯定会走向反共集团一边而和英、美以及法国为敌。很明显，那时蒋介石将军就要参加德、意、日阵营。鉴于蒋介石将军有这样的倾向，法、英、美三国政府曾感到有必要保持清醒而审慎的态度⋯⋯最好是静观德国的调停将以何种方式获得结果，而他们自己则按兵不动。”(95)

南京政府在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只得再找国联，准备把问题再度提交国

联。1938 年 1 月 25 日，顾维钧收到南京政府外交部关于向国联申述的训令。

1 月 27 日，国联理事会召开第 100 次常会。中国亦派代表顾维钧、郭泰祺等出席，准备在会上提出对日如果不能实行全面禁运，也要采取某些限制性的行动，如实行汽油、钢铁、军火禁运问题，会前并向英法苏美政府及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探询态度。英国外相艾登表示：禁运未易见效，日本储蓄汽油颇丰，而陆军需用不多。在远东行事，首要者需美国支持，但亦不可对其催促过甚。至于国联，逼之过甚也无实益，徒有空洞决议而无具体办法。苏联与华国境毗连，关系最切，接济较易，当先与其妥商。英国如有可能自当积极援助。(96)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对他说：“国联的无能早已彻底暴露， 并为人们所熟知，不需要再用什么考验来使它出丑了”。(97)法国外长德尔博斯则称最好由有关各国与美国共商时机是否成熟，再开九国公约会议商议制裁问题。如果由英法单行制裁则碍于欧局颇难实现，且恐引起日方激烈反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表示：实行全面制裁困难甚大，苏曾提议先行财政制裁亦遭英法反对。故苏联认为中国以不提制裁问题为宜，否则徒毁国联，于中国也无利。苏联建议中国商请英法苏荷等与远东有利害之少数国家共同出面邀请美国共议制裁，较为妥切。苏联还向英法说明苏联认为日本在中国有事，或可延迟欧战之爆发，于欧战不无裨益。(98)英法苏三国态度虽有不同，但均瞩目于美国。美国的态度如何呢？美国务卿赫尔向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明确表示：美国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重开九国公约会议，不见有何利益可言，似难收得实效。英法态度狡滑，一味推诿，毫无实际办法，美国无意与之合作。赫尔还暗示：美国国会及人民不会同意对日实行禁运，这无异于与中国结盟，会把美国拖入远东冲突之中。(99)英法代表在会上发言一致认为：解决当前冲突必须兼顾事实。若无各国间之充分合作，一切提案均属空言，决难有效。制裁日本及援华必须求取有关各国之协调方可收取实效， 其余与会各国意见纷纭，有的对中国表示同情但爱莫能助，有的反对制裁认为负担太重，有的则称鞭长莫及，只能弃权。中国代表顾维钧等在会上发言， 对国联的过去政策进行了相当强烈的谴责，但还是重申了对国联的信任。(100) 他声称，只有各国力行国联盟约义务，方可恢复国联之威望。在讨论会议决议时，顾等力争加入援华具体化及制裁必要性一节，意图在原则上先行肯定援华及制裁的合理性，亦遭反对。法国外长德尔博斯坚持在采取任何援华措施或对日约束行动的同时，必须取得美国的合作。他说这是法国内阁决定的。(101)顾维钧回忆道：“在后来另一次会议上，讨论中国申诉的决议草案时⋯⋯都表现得迟疑不定，不愿发言。⋯⋯会场有时鸦雀无声，显得很尴尬。”(102) 由于苏联代表李维诺夫的支持和调解，理事会于 2 月 2 日通过一项决议，其

内容除重申 1937 年 10 月 6 日决议外没有新的内容，一纸空文，毫无作用。

人们犹记 1937 年 10 月 6 日的决议通过不到两周，法国政府就决定中断由印度支那运交中国的一切武器和装备包括一部分苏联援华的大型武器，中国政府虽提抗议，但到 1938 年 1 月末，仍完全停止中国货运。(103)美国政府会后表示：英法此次又唱高调藉以归咎美国。美国将仍奉行既定方针，旨在整个解决远东问题，但现在尚非其时。英法如确有具体办法，美方亦愿合作。(104)2 月 21 日，美驻法大使蒲立德对顾维钧说：“中国应该继续推动苏俄、英国和法国，使它们对中国作出更积极的支援，这些国家按照盟约都有应尽的义务⋯⋯致于美国，情况就不一样，它可以利用影响，间接地促使这种援助实现。”(105)这样，在美国与英法的互相推诿之下，所谓对日施行制裁，

无从谈起，使日本从美英法等国可以大量购买军火武器、汽油，任意屠杀千百万无辜中国人民。

至同年 5 月间，国联理事会举行第 101 次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于 5 月

10 日的理事会上发言根据盟约第十七条正式重申了中国的申诉。在 13 日的理事会秘密会议上，顾维钧又概述了中国的迫切愿望，并要求迅速行动。英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发言中反对援用十七条并反对根据这一条采取强制性措施。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则表示“全面支持中国的申诉”。(106)5 月 14 日， 理事会正式通过一项决议，决议再次吁请各成员国“尽最大努力”对国联已作出的各项决议认真执行，对中国提出的请求给予认真同情的考虑。(107)

1938 年 9 月，武汉、广州危机之时，国联召开第十九届全体会议和理事会议，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再作一次努力。会前，外交部长王宠惠曾电令我驻理事会员国的各使领馆：“国联对中日问题历次决议均系空言无补实际，我政府决定重提盟约第十七条以期对日实施制裁”，希迅与驻在国政府“切商， 请其竭力助我主张”。(108)9 月 12 日，王宠惠又电令中国代表团，内称此次“务必在会内严词力争，在会外竭力运用”。并称“我方回忆国联已届严重关头，万勿再令我国失望”。(109)9 月 14 日再致电称代表团可在与英、法、苏等各主要国家代表密洽时告以国内公共团体纷请政府：不达制裁目的， 应即退出国联。政府对此甚感为难。倘各国不予赞助，则政府益感困难。万望各国深谅政府此种处境，赞助我方之主张。(110)然而英美法各国并不体谅国民政府之处境，尽管其他与会国表示同情，“竭力赞助，”(111)“情词甚笃”，(112)有的称倘“准备实行制裁，北欧诸国当无异议”；(113)也有的国家称国联已成强弩之末，应付时局已无能为力，只能对中国抱同情等等， 但英法态度则相反。9 月 7 日法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对顾维钧说：“中国的要求很不明智，因为在欧洲目前形势下提出这种要求，肯定得不到任何结果”。他还告诉顾维钧英国也反对中国援用盟约第十七条的要求。(114)国联大会于 9 月 12 日正式开幕。当天下午顾维钧和英国外交次官巴特勒会谈，“发现英国的态度比法国更为消极⋯⋯在交换意见中有时还流露出讥讽的口气”。(115) 竟称中国坚持提第十七条，会议碍难商集。英国代表还表示：中国代表已提出第十七条案，英国深觉可惜，此时言及制裁鉴于欧洲局势殊无希望，要中国代表相机收回。法国则表示无美国策动，此议断无结果。既以援华而论， 英法军备不足，焉能再助中国。再则国联亦无能力，证之捷克面临危势尚不求助国联，可知国联已名存实亡，只不便布告而已。近如奥、捷，国联尚不能救，况远在东亚之中国？(116)英法态度如此，所谓制裁已属渺茫。顾维钩说“14 个月来中国实际上是单枪匹马捍卫国联的事业，除苏联外没有从其他会员国得到任何真正的支持”。(117)在这种情况下，9 月 15 日，蒋介石电令外交部：“现在欧局紧张，援用十七条事，恐各国不能重视。⋯⋯不如由我自动设法转圜；待欧局稍形和缓，再要求实行制裁。但借款及勿助日本二节，仍须始终坚持，务达目的”。(118)这无异将会前王宠惠给代表团的训令撤消。但事实证明，就连蒋介石提出的借款及勿助日本这两项最低限度的要求也落了空。正当英法在欧洲推行慕尼黑阴谋之际他们不可能对日本强硬起来。

会议伊始，中国代表顾维钧、郭泰祺、钱泰即就与会方针电呈外交部询问可否明示脱离国联之意，以促国联赞助中国。蒋介石闻讯连忙阻止，称代表团提出要求第十七条已嫌过早。如有可能应等欧局明朗后再定进止，“此

乃外交相机之常识”，亟应“自动的设法转圜，明言待欧局和缓再行要求制裁，不愿于此时致增国联之困难也”。(119)这无异又将王宠惠 9 月 14 日给代表团的训令撤消。对于代表团拟向国联请派视察团到中国了解日军轰炸平民及施放毒气一案，蒋介石则立电复同意，望即提出并期早日实施。

经过多番交涉，克服多番阻挠，中国代表顾维钧终于在 9 月 19 日国联理事会上作了发言，重申要求理事会立即实施盟约第十七条的提议，并要求理事会建议对日本采取某些禁运措施，对中国给予财政和物资援助，以贯彻国联以前所通过的有关决议。同一天理事会按照第十七条第一段条文规定，向日本政府发出派代表来日内瓦的邀请。英国代表巴特勒知道盟约第十六条的制裁规定将随着援用第十七条而自动生效，就在日本政府答复到达国联的当天，即 9 月 22 日，在第六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有关十六条的重要声明， 赞成实施军事制裁和经济制裁是非强制性的。这样就使中国代表团援用第十七条失去意义。第二天在第三委员会会议上顾维钧和巴特勒发生了“尖锐的争论”。(120)中国代表顾维钧对巴特勒头一天的声明发言作了评论，并阐明了中国对第十七条的含义和解释的立场。博得一些代表的好评。9 月 22 日， 日本果然不出人们所料答复国联拒绝国联理事会根据第十七条对它所作的邀请。正当顾维钧准备提请理事会根据第十七条第三段的规定采取行动时，中国代表团的另一代表郭泰祺已通知理事会和巴特勒，如果英、法、苏能与中国商议援助问题，并共同行动帮助中国，中国就不再坚持要求引用第十六条。顾维钧说：“我听后大吃一惊，因为这样一来等于提前暴露了我们的底牌。我觉得郭泰祺的这种过早泄底会使我完全失去与巴特勒折冲时的砝码。”他说，后来巴特勒在几次反驳他要求实施第十六条的场合中就引用了郭泰祺的话说“中国政府已训令中国代表团以要求商谈援助来代替要求实施第十六条”。(121)9 月 30 日，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大意为国联会员国有权单独采取第十六条规定的制裁措施，至于执行这些措施的共同行动，必要的“协作要素”则“尚未得到保证”。象过去多次空谈口号一样，决议要会员国给予中国同情和援助。(122)关于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的问题，同日理事会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一些出席理事会和顾问委员会会议的国家，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即驻华外交代表就地调查中国所指控的使用毒气案件，并提出调查报告。这次所取得的唯一进展，是取得盟约第十六条在原则上的适用，但这不过是一纸空文，毫无约束力。

1939 年 1 月，国联理事会将举行第 104 次会议。重庆国民政府训令中国

代表团采取的纲领有三点：（一）对中国实行财政经济援助，（二）重申 1937

年 10 月国联大会的决议，特别是要避免在中国对日本侵略进行有效抵抗的道路上设置困难，保证为中国政府提供运送军用物资的过境便利，（三）由理事会负责按照 1938 年 9 月由全体大会宣布援用的第十六条，协调各会员国的步骤。(123)但是英国代表巴特勒带头反对中国代表所提交的决议草案，争论最剧烈的，是关于成立协调委员会以采取有效措施。结果由苏联代表苏利茨提出他的所谓折衷方案，稍加修改后才被通过。据顾维钧称，这个折衷草案实际上是中国代表团早已准备后的草案，预先交给他的，以便作为第三者提出的草案。(124)经过五天讨论，1 月 20 日，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各成员国为采取有效措施援助中国进行协商。决议没有就成立协调委员会达成协议，决议仍是一纸空文。

至同年五月理事会举行常会之际，欧战已迫在眉睫，国联已处在风雨飘

摇之中。1939 年 5 月下旬国联理事会召开常会，和以前一样，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草草闭幕。

日蒋秘密谋和 在南京失陷、武汉告急之际，蒋介石处于动摇与恐慌之中。他既不知日军的攻势到何处为止，又无法扭转战局，所以他一面向美、苏、英、法及国联求援，要求调停中日战事，一面则与日本暗通往来，谋求和缓日军攻势。南京沦陷，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蒋介石派出的秘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及日本科科长董道宁潜往已经沦陷的上海，以打开一条直接与日方谋和之路。1938 年 1 月初，董道宁在上海会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了解到日本已决定召回大使，中断外交关系的内情后，即设法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拉上关系。西义显为日本陆军大将西义一的亲戚，与日本陆军头面人物有来往。董道宁向西义显表明自己的来意：探明日本的和平条件；谋求和谈。董道宁还特别向西义显表白蒋介石、汪精卫等与日方谋和的诚意，探询日本政府在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是否关闭了和谈之门。西义显对蒋介石派人前来谋和甚感满意，认为这是动摇蒋介石的抗战意志、迅速降服对方的好机会。他立即表示愿意为董道宁沟通有关方面的联系，并且赶回东京向日本军部作了汇报。在日军部的安排下，董道宁于 2 月中旬抵达日本，与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本间雅晴、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日方表示希望蒋介石能下决心毅然停止抗日战争，日本将充分考虑与蒋介石和谈的条件。影佐祯昭还托董道宁将两封亲笔信代交其故交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信中希望日中双方应开诚相见，摒弃“前嫌”，共建“和平”。还举出中国古人为例，要何、张不惧“国人囿见”而率先与日本谋和。(125)在董道宁留日期间，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本同盟通讯社中南总分局长松本重治以留日同学关系接上头，松本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有往来，就双方谋和问题互通信息。3 月 16 日，高、董及松本、西义显等在上海会面，约定代号及联络方法， 决定到香港举行会谈。在香港会谈期间，高宗武透露：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人组成的“和平派”将会尽力与日本实现“和平”。高宗武的话使日方颇感兴趣，认为这是“和平运动”的一线曙光。(126)实际上这是日汪勾结、投敌叛国之肇始。3 月底，高宗武、董道宁回武汉向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到日本方面有意和谈的回报时“非常感动”，(127)他对影佐致信何应钦、张群的行动“甚表敬佩”，表示愿意与日本“以诚相见”。蒋介石还声称他愿与日本和睦相处，而战争的胜负本不在他计议之中，希望日本对胜负也不必计较过重。他要高宗武向日本转达口信称：他认为日本对华作战的真实意图在于：（一）防苏，（二）保障在华权益，对此蒋介石亦愿“原则上承认”。他提出以（一）东北及内蒙容他日商议；（二）河北和察哈尔归还中国，确保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作为和平条件，并称日本如能先行停战，双方即可开始和平交涉。(128)4 月 16 日，高、董二人即到香港向日方转达了蒋介石的口信。高宗武在与日方的接触中，还向日方透露： 汪精卫、周佛海等人认为“尽早求和符合中国的利益”，日方因而对汪、周的动向更为注意。(129)但是此时日本大本营已下达在徐州聚歼中国军队主力的命令，“采取和平解决的气氛已经消失，日本朝野完全沉醉于盲目的兴奋之中”，主张靠作战解决中国问题的倾向完全占了上风。(130)蒋介石闻讯便迁怒于高宗武，责令其停止交涉。可是高宗武受周佛海的指使，仍奔走于日

汪之间，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牵线引路。

1938 年 5 月，日本内阁进行了改组，由主张尽快解决中日战争的宇垣一成出任外务大臣。宇垣上台后，即着手与蒋介石沟通直接联系。为此，他在 6 月 17 日与记者谈话时就暗示中日并非无议和可能，以求取蒋的响应。蒋介石闻知如获至宝，立即指令与宇垣有旧交的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以电贺宇垣出任新职为名，恳请宇垣借此良机完成中日亲善友好的宿愿。宇垣本要电邀张群访日面谈，张群也已应允，可是双方都顾虑张群的目标太大，怕激起国内外各界舆论抨击，反而弄巧成拙，因此又商定先由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平一出面，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再由孔祥熙迳赴日本长崎直接与宇垣等会商。6 月 23 日，乔辅三与中村开始谈判。乔辅三首先表示蒋介石确有实现和平的诚意，声称双方和议不经由第三国而采取直接接触的方法甚为得体，接着便迫不及待地探询日方的和平条件，特别是日方是否还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和平条件。日本外务省在接到中村报告后即电告其称：日本的和平条件与去年陶德曼所传达的相同，对蒋介石下野一事可向对方暗示，现在排除蒋下野尚有困难，但可以暂不遽为决定，留待日后商量。(131)7 月 8 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以“中国现中央政府为对手，实行调整日华全面关系”，和议如成功就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日本扶植的伪政权予以合并，令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满与反共政策”，且蒋介石个人应下野。在蒋介石未“屈服”以前，“不谈停战等问题”。蒋介石如“不屈服”，日本就将“更加集中国力，即以作战、内政、经济、谋略、宣传” 等一切手段，迫使其“屈服”。(132)乔辅三在接到日方这种苛刻条件后，不敢遽复，立即去汉口向蒋介石作了全面汇报，领受指示。7 月 18 日，乔辅三返回香港向日方表示：战争进行至此，表明中国军队并非能轻易征服，况中日两国均已疲备不堪，日本扶植的临时、维新两政府也并未得到民众的支持而不过是在日本的帮助下勉强维持占领区的治安罢了。中国对日本外务当局是“了解”的，只是担心军部的破坏，因为和平在汉口失守前尚有希望，汉口失守后就绝无可能了，以此来乞请日方放宽条件。乔辅三还称蒋介石是全国“众望所归”的领袖，中国事实上的国家元首，要他下野不可能。如果日方坚持要中国领导人承担责任，那么现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可承担全部责任，引咎辞职。(133)乔辅三还就宇垣提出的六项和平条件——承认伪满、中日在华北及内蒙共同防共、中日“满”文化经济合作、日本在华驻兵、中国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对日赔偿(134)——表示说：“满洲国”可用中日“满” 三方条约间接承认，华北地区的特殊化虽有困难，但划定非武装地带可依日方要求具体解决，反共是不成问题的，可赔偿对中国来说实在没有能力支付。(135)蒋介石的这种讨价还价，使日本方面极不耐烦，日本军部下令制定对武汉、广州的作战计划，以摧毁蒋介石“最后的统一中枢”，“切断其主要补给线”，迫其全面求和。(136)蒋介石求和的目的只在保全其现有的势力，日方的这种行动当然只能使他大失所望，因此香港会谈此后不久便无形中止了。

蒋介石在与日本直接和谈难以成功的情况下又转向英美求助。7 月 24 日，蒋介石指令外交部长王宠惠在汉口访晤美驻华大使詹森，称日本政府已经关闭了谈判大门，现在又要关闭谈判的后门，中国迫切希望英美及法国采取措施，促使中日早日停止冲突。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也向英国政府作了同样表示，但是均无结果。(137)

就在此时，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利用日蒋秘密谋和之机，由高宗武穿针引线，与日本军部暗通关系，达成了卖国投敌的卑鄙交易，最终酿成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一幕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