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利益的冲突

政治经济学以往在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之间变动不定。经济学家的每一种派别都是从利益冲突中产生的，可是每一种派别都否定它从而产生的那种冲突，认为是不自然的、人为的、暂时的东西。甚至集体主义的专政也计划要消灭利益冲突。个人主义各派期望达到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未来的利益协调：集体主义者期望达到在集体财产基础上的未来的利益协调。因此，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经济学说看作未来协调的理想化，不是对现有冲突以及怎样从冲突中产生秩序的科学研究。

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的理想主义有几个原因。第一是人们假定天赐恩惠和世界丰裕——只要神的法则不受人间罪孽的阻碍，就不会有利益的冲突。

另一个原因是“净所得”的概念，而不采取总所得的概念。净所得是个人的总所得和总支出之间的差额。可是，一个个人的总所得是另一个个人的总支出，一个的总支出是另一个的总所得。净所得的概念里没有利益的冲突；冲突起因于一个人的总所得在另一个人是相等的总支出。

这种利益的协调和冲突的说法，是由于研究中所用的根本单位而起。商品被看作和有形体的财产——物资的所有权——是同一的，因此利益冲突从而产生的所有权就被忽略了。当人们必须解说无形体财产或债权时，也把它们和商品同样地看待，商品的买进和卖出只是一种取得一笔净所得的手段。除非采用交易的概念，意味着两种所有权的移转以及结果两种债务的造成，不可能把总所得和净所得区别清楚。但是，我们使交易不仅成为利益的冲突，而且成为相互依存以及从冲突中建立秩序的集体努力。

因此，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起源于利益的冲突，以及人们要把利益冲突改变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利益协调的努力。经济冲突变成政治冲突和战争，这都是由于稀少性而起：而经济上的阶级是由于利益的相同，要在世界上有限的财富来源中取得和保持一份的所有权。世界上不仅有两种阶级，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而是在利益相同之中有多少不同就有多少经济上的阶级。最广泛的分类通常是根据财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区别，可是，作为所有人，这些又分为买的人、卖的人、负债的人、放债的人、农人、工人、资本家、地主：这些又分为麦农、棉农、银行家、制造家、商人、熟练的和不熟练的工人、矿主、铁路所有人等等，可以无穷尽地分成阶级、分阶级以及分阶级的更细的分类。

对这些经济阶级和他们的冲突进行研究（不是加以理想化），其重要性在于这些阶级一直在根据他们的经济利益的相同点，组、织和团结起来，采取一致的行动。数以千计的这种组织出现和消没，有些是全国范围甚至国陈范围的，总部设在具有经济或政治重要性的大都市，像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有些只限于一地或一区，根据他们利益相同的范围来决定。①各处都发生了集体行动的组织，时盛时衰，利益相同的范围或广或狭：从这些冲突中或者产生一种可以行得通的利益协调、或者产生僵局、或者引起大崩溃，那需要另一种集体行动——实际政治和战争——的实力干涉，不是造成“协调”，而是从“冲突”中建立“秩序”。

① 联邦贸易委员会曾出版包括数千家这种组织的工商人名录。

自从经济学的研究开始和哲学、神学或自然科学分开，研究者所采取的观点决定于当时认为最突出的冲突，以及研究者对冲突的会种利益的态度。经济学家当中的这种分歧就是所谓经济思想的“学派”。我们可以在这里对这些派别扼要他讲一讲，以后再详细陈述。

第一种学派是十三世纪和以后的“经院派”经济学家，他们的领袖是教会神父，最著名的托马斯·亚奎纳（1225—1274 年）。他们生在一种封建主义和强权者的绝对暴力的时代；然而，当时的商人阶级已经开始致力于从贵族和教会的支配下争取自由。新的经济问题成为买的人和卖的人以及借债的人和放债的人之间的冲突。亚奎纳攻击从罗马法学中承袭下来的民法，以及希伯来关于借钱给異邦人（非犹太人）的法律。根据罗马法，以超过实际所值的价格卖出东西或者以低于实陈所值的价格买进东西，都是合法的，根据罗马法和希伯来法（后者只限于借钱给異邦人），高利贷是合法的。亚奎纳建立了教会神父的“神的”法律，大意是说，既然一切人类都是兄弟，卖出东西取价超过“实值”，或买进东西给价低于“实值”，就是欺骗的罪行：为了钱的使用而索取代价是犯罪的，那是出卖并不存在的东西，因此引起不平等，违反公道。他提出“友爱”来代替“冲突”，作为经济学说的理想。这种解决经济冲突的方法，甚至今天当人们考虑到若是在经济生活中消

灭了压迫、守秘密和不平等，公乎和合理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问题时，还要想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创立了铁路调查委员会、市场调查委员会、商事仲裁、劳动仲裁、司法法庭，各种各样说不尽的机构。亚奎纳的合理阶值的观念是以劳动成本为基础，因此他的理论是第一个劳动价值论。

其次是重商主义学派，由于封建主义衰落，从前被人轻视的商人阶级取得了政治权力。重商主义者的目的是说明君主或立法机关怎样可以增进商人的利益，从而增进国家的利益，当局可以实行保护税则、出口奖励金、股份公司垄断性的特许、航海条例，或者对殖民地和本国的农民进行剥削；这样可以造成一种出超的贸易差额，使其他国家的金银流入本国。重商主义者在十六世纪中盛极一时，以洛克和 1689 年的英国革命为最高峰。实际上，他们今天还继续流行：不过那派别的现代名称是国家主义、保护（贸易）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或者共和党。

第一个对重商主义提出抗议的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在他们当时被称为“唯一的经济学家”。他们的领袖魁奈从 1753 年起就说，重商主义的政策对于像法兰西这样的农业国家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偏重制造家、商人、银行家和他们的公司，而这儿种人是非生产性的，只有自然力是生产性的。再说，金银不是财富——它们只是流通的媒介，便利财富的交换。这种财富，如果政府不如干涉，就会像血液一样，自然地流向需要的地方，供商品交换之用。

从这种比作血液的生理学的类比，魁奈和他的信徒们推论出自由贸易的学说——让“自然”任意发展，不必使政府参加商业。

因为“自然”是仁慈的并且能生产财富，不需要那种为了商人和制造家的利益而造成的人为的稀少性。重商主义歧视农业——只有在这一种行业里“自然”所生产的超过生产者所消费的，而剩余归于非生产的阶级。重农主义者的理论今天还有人重新提出来，例如，美国农民说他们供应世界上的衣食，可是不能维持生活或是保养地力，因为那企业阶级（他们称为“资本家”）控制政府，歧视农业。重农主义在法国盛行了三十年，可是这个学派今天在土地均分主义、农业经济学、单一税、累进主义或者不久以前的民主党这些

名义下，也还流行。

再其次是古典派经济学家，从 1776 年起七十年中他们的领袖是那彼此见解颇有分歧的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约翰·勒。

斯密承受了重农主义者的自由贸易学说和反对重商主义，但是，他的祖国是一个在工业上领导世界的国家。因此，在他和他的信徒们看来，自由贸易会保持英国工业和运输业的领导地位，让原料和食粮的生产由其他国家担任。他代表了重商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冲突，正如重农主义代表了重商主义和土地均分主义的冲突。

因此，他抛弃了重农主义学说中认为只有自然能生产财富的那一部分，回到亚奎纳和洛克的理论。现在他说生产财富的是劳动。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中的劳动也生产财富，虽然他对重农主义者让步，承认在农业里自然的恩惠增加了劳动的成果。

同时，马尔萨斯在他的著名的《人口原理》）（1798 年）里说明了人口增加比自然和劳动的生产力增加得快，并且他提出了稀少性、情欲、愚蠢、困苦，作为经济科学里的基本原理。后来达尔文采用了这些说法，加以扩充，在他的《物种起源》（1859 年）里应用到所有的生物上面。

1817 年，李嘉图，一个敏锐的资本家，采取了马尔萨斯的稀少性理论，以自然的吝啬代替了十八世纪那种上帝和自然的恩惠。这是一种从神学到唯物主义的改变：自然不帮助人——她抗拒人，甚至在农业里也这样。从这种改变了的对自然的观点，李嘉图展开了地主的利盆和资本家及工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理论。人口的压力迫使劳动和资本向外扩充范围到较低的耕种边际，或者向下增加深度到较低的生产边际，结果总是有一种把工资和利润减到最低限度的趋势，因为工资和利润总是相等于在这种最低边际上所能获得的数目。然后，竞争使全国的利润和工资一律相等，结果在自然的阻力较小的好地上，资本和劳动的所得也不超过在实陈使用中的生产力最差的土地上的所得。这就留下了一种剩余，李嘉图称为地租（约翰·穆勒称为自然增值），完全属于土地所有者，他们本身不需要花费任何劳动或业务经营。这种地租在英国更由对食粮的保护税则予以增多。结果，李嘉图提供了理由，根据这些理由工业家们在三十年后能够战胜地主们在议会里的抵抗，废除地主们为了抬高粮价而制定的那种保护税则。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悲观理论，所谓人口过剩造成递减的工资和利润，引起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土地国有论、单一税制和工团主义等种种学派。

共产主义派——根据马克思在他 1846 年和普鲁东辩论中的说法——保留了李嘉图的利益冲突，但是不像李嘉图那样对土地和资本有所区别。李嘉图的分析把资本家和工人联合起来在税则问题上反对地主。可是，马克思认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他把他们都作为只是财产所有者，他们联合控制的政府被用来剥削工人——一种非财产所有者的无产阶级。纠正的方法是一种未来的利益协调，可是要从没收一切私人所有权开始，以便把资本家都变成一种无产阶级。这一点，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肯定和领导下，在1917 年 10 月的俄国革命中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共产主义引起的反动力在德国发展成为纳粹主义。

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代表工资劳动者的利益，而普鲁东和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小自耕农的利益，反对大地主：代表小商人、小工场场主或小包工和零

售商，反对大批发商、大包工、以及他们和那控制金融与信用的银行家的联盟。普鲁东的剥削者是“商人资本家”，而马克思的剥削者是“雇主资本家”。从普鲁东的小有产者互助主义，以及他的代表劳动力的纸币，产生了合作生产、合作销售、信用联合会、缘背纸币主义、民粹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是想用农民、工人或小商人的合作行动或政治行动来排除中间商和银行家。

最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由索雷耳在二十世纪初把它们结合起来，称为工团主义。这个主义引起的反动力发展成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李嘉图的悲观主义的另一个结果是土地国有派，约翰·穆勒和亨利·乔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是这一派的领袖。穆勒虽然在古典经济学家之列，却和他们有一点重要的区别，就是他丢掉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改用货币作为价值的尺度。他接受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并且，为了避免没收，建议地租方面一切未来的自然增值应归国家所有。亨利·乔治更精确地遵守李嘉图的意旨，建议一种对地租的单一税，取消对资本和劳动的一切捐税。美国人没有经济理论的帮助，已经把这种自然增值的原则作了一次特殊的运用，在公路、街道和灌溉渠的建设中，为了筹措经费，对土地所有人有特别征税的规定，征税的多少决定于这种建设增加土地价值的程度，并且以不超过建设的费用为限。

同时，李嘉图的悲观的结论，这种引起了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且后来又引起工团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结论，在一段失业情况严重以1848 年欧洲革命为顶点的长时期中，曾受到利益协调派所谓乐观主义者直截了当的反对。在十九世纪中叶，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是美国的亨利·凯雷和法国的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凯雷赞成保护税则，有利于美国的工厂厂主；而巴斯夏赞成自由竞争，有利于法国的财产所有者。巴斯夏在和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作冗长的辩论中陈述了他的种种理论。

按照凯雷和巴斯夏的说法，跟李嘉图以及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相反，地主或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地对社会有一种服务。这种服务的价值就是雇主或工人一定会不得不付的另一种代价，假如他不付地租给地主，或是不付利润和利息给资本家的话。他付出地租而使用优良的土地，比他去使用那种不付地租的边际土地，所得较多：他付给资本家利润和利息，比他去给那种不能获利的边际资本家工作，所得较多。乐观主义者的理论还留存在为私有财产辩护的理由里，留存在美国法庭的价值理论里，留存在机会的选择里。然而，这种理论已经由比较近代的机会均等和讨价还阶能力均等的原则加以修正。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乐观主义者肤浅，虽然我们将看到后者的理论是美国法庭的理论。可是，经济学家认为财产权是不说自明的，不需要辩护或研究；于是把财富解释为物资和物资的所有权，就在这种矛盾的定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理论。凯雷和巴斯夏实际上是现代“无形的”财产的观念的创始人。可是，这些经济学家只有“有形体的”财产的学说。所以，他们认为所有权的一面等于物质的一面，因而不需要研究，并且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物质的东西的生产成本上，他们自己只管分析财富的生产、消费、冒险和交换的物质条件。

在他们以后不久，麦克劳德走到“商品”这个名词作为财富和财富所有权这种双重意义的另一极端。他试图完全丢掉物质的东西，把政治经济学完

全构立在债务和其他财产权的可转移性上面。可是，古典经济学家提出反对，他们认为财产权是表面的而且包含“一物两算”，例如麦克劳德在采用英美法的一项错误见解时曾辩说，如果一处农场估价一万元，那末用这个农场作抵押的一笔五千元的值务就是一种额外的“财产”，使得总的价值成为一万五千元，其实只是一万元。正统派经济学家认为必须不管财产权，而只管分析物质东西和劳动服务的生产、交换与消费。

这种明白地丢掉财产权是心理经济学家那个新学派的方法，这个学派在1848 年欧洲革命以后出现，在一段三十年的时期内他们的创始人是那不著名的戈森（1854 年）和著名的哲逢斯（1871 年）、门格尔（1871 年）和瓦尔拉（1874 年）。后来庞·巴维克（1884 年）、克拉克和费特把经济学的心理学派推进到晚近时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心理学派，发现它是制度经济学的最近的前驱。

十九世纪中所谓历史学派在德国兴起（罗叟、希耳德布兰德和克内斯），这一派推翻其他学派的整个论证方法，在经济学里采用了历史研究的方法，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他们说现行的生产和买卖制度是过去的不断变化的情况硬给现在造成的，是一种进化的结果。这一派把习俗、财产和利益冲突这些概念带进了经济学，这些都是古典派和心理学派明白地拒绝不谈的。历史学派引起了伦理和制度学派（希慕勒、凡勃仑），他们注重习俗、立法、财产权、公道和不公道，作为经济科学中的重要因素。

从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数理经济学家那一派也是从心理学派中产生的。可是，数学和统计已经成为研究的工具，而不是问题的解决，这种工具任何学派都能根据它所采取的准备数理计算的假设，加以使用。

二十世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第三阶段繁荣的时期，我们称为金融资本主义。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注意到普鲁东和马克思的抵触——普鲁东代表小有产者、小工场主和小自耕农，反对那控制信用和市场的大商业资本家和银行家：马克思代表雇主—资本家的工厂里的工资劳动者。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工业阶段，在这里雇主成为资本家，有大规模的生产适合于扩大了的市场，这种市场过去是由运输造成，由商人控制的。

我们查一下批准专利权的纪录，就能大致确定在美国从商业资本主义转入工业资本主义的时期。那是从 1850 到 1870 年这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专利品的数目从每年一千以下跳到每年一万一千以上。就是在这个时期里铁路造成一种全国性的市场，专利权办公室造成一种工厂制度。

第三阶段金融查本主义的先驱，是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的商业金融，具备商品销售所需要的短期信用。可是二十世纪的那些和商业银行有关系的银行辛迪加，或投资银行家，取得支配的地位，控制着产业的合并、债券的销售、以及一些公司的理事会，这些公司的债券他们经手卖出，并且一般认为他们应该负责。他们在萧条的时期中挽救了不能周转的企业，把它们接收过来，然后在繁荣恢复时供给它们资金。千百万的散户投查者现在自动地归到所信任的银行家的领导之下，把他们的储蓄的管理权转让给这些银行家。一家公司有将近六十万个股东。产业的所有人大部分是一批看不见的投资者的队伍，由一种看不见的银行辛迪加控制着。通过国际间的联系，辛迪加是全世界的银行家。各国设立一种“中央”银行，美国最近的类似的机构是联邦准备银行制度。国家、地方、产业和工人，都服从这种官方的和半官方的统制：二十世纪经济学成了银行家集体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这些银行家在世界

范国内控制着商人、雇主、雇员甚至国家。

因此，战后的政治经济科学是从七百年的经济冲突和结果的十多种经济思想派别继承下来的遗产。它似乎回到了亚奎纳的“合理的价值”，然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目，包含着全世界一切冲突的利盆，这种利益冲突经过世界大战和战前的历史变迁，已经呈现在人们面前。从前的一次世界战争，1789 年法国革命后的那二十五年，发动了十九世纪的各派经济思想。接着，1848 年革命以前的长期萧条引起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乐观主义等非正统的经济学家。现在新的世界大战带着它的俄国革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数以千计的经济学家，从事于再一次修正经济科学的基础。

因此，我们可以对以前的各派经济学家重行分类，按照他们对现今在繁荣和萧条的波动以及财富和贫穷的不均中生活的千百万人的各种意见，合于其中的哪一种，加以分别。有一种是“听其自然”的见解：认为我们对它没有办法：一切无可避免。又有一种“剥削”的见解：一切都用精明的手段从别人身上去取而不多给报酬。最后，有实用主义的见解：让我们调查研究，了解应该怎么办和能够怎么办，然后共同行动，如果可能的话，建立一种合理办法和合理价值的制度。

或者，这些经济学家的派别，又可以根据他们的理论从而出发的根本研究单位的观点来分类——例如，商品论者、心理论者、交易论者。但心理论者也是商品论者，并且我们又称他们正统派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对一件商品的观念，是物质的东西就等于东西的所有权那种矛盾的观念。不谈所有权的一面，一阵商品（例如一块面包）可以从客观的和主观的两种观点来看。客观地说，它是劳动的产品，劳动对那否则是不如控制的自然力加上了有用的特性。对于这种特性，我们给它李嘉图和马克思所用的名称——“使用价值”，这是“财富”的真正的意义。可是主观地说，那同一商品是在特殊的时间和地点满足某一个人的欲望的手段。这个人既不需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而是需要恰到好处。这种个人主义的供求关系，我们称为“稀少性价直”，或是“资产”，因为它的关键在于商品的稀少或丰裕，和财产权的意义相同。

可是，对交易论者来说，那根本单位是一种经济的活动，有关未来的物质东西的所有权的让与和债务的创造，这种活动我们称为交易，并且我们把交易区别为管理的、买卖的和限额的交易。这三种类型的交易是我们的根本的活动单位，一切经济关系都能加以归纳，化成这种单位。

因此我们的分类，根据经济学家在研究中所用的根本单位，把他们区别为两种类型：（1）商品经济学家，他们又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派，前者以商品的有用性（使用价值，客观的）为研究的根本单位，后者以依赖商品的感觉（递减的效用，主观的）为研究的根本单位；（2）交易经济学家，他们以各种交易为研究的根本单位。

可是，交易是一种所有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商品，如果在它的定义里不包括所有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或是财富的生产的物质关系，或是欲望的满足的心理关系。因此，交易作为一种所有权的或是制度的研究单位，本身就含有经济学家们意见分歧的一切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已经称为“冲突”、“依存”和“秩序”。

在每一件经济的交易里，总有一种利益的冲突，因为各个参加者总想尽可能地取多予少。然而，每一个人只有依赖别人在管理的、买卖的和限额的

交易中的行为，才能生活或成功。因此，他们必须达成一种实际可行的协议，并且，既然这种协议不是完全可能自愿地做到，就总有某种形式的集体强制来判断纠纷。如果人们接受这种判决作为前例，在以后的交易中当然地遵守，那末有权利决的当局不需要干涉，通常也不如干涉，除非冲突又达到顶点，成为原告和被告的一件纠纷。这种方法，我们称为以判决纠纷来制造法律的习惯法方法。对这整个的作用，我们称为运行中的机构的运行法则，它的目的是从冲突中造成秩序。

还有一个第三种的交叉分类法，可以按照各学派用作他们的社会哲学的基础的根本单位来区分。这种分类法把经济学家区别为“买卖派”、“管理派”和“集体派”。第一派以买卖的交易为单位；这一派的极端是无政府主义，它完全丢掉管理和限额。第二派以管理的和限额的交易为根本单位：它的极端是共产主义的哲学。第三派把限额、管理和买卖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系统：它的现代的结果是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有别于共产主义），例如塞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以及工团主义、工会主义、金融资本主义。

这又引起另一种交叉分类，按照经济学家们对社会和社会里集体行动的看法，把它们看作机械体、机器体、有机体或是“运行中的机构”。

如果是一种机械体的理论，或者用巴雷陀的说法①，是一种“分子社会论”，那末这种理论家采用物理学和化学的类比，社会不过是一群人口，而不是一种社会团体，盲目的自然力在起作用，没有什么因、果或目的，好像海洋的波浪或者恒星或行星。这些学派倾向于“听其自然”的见解。

和“机械体”的类比大不相同的是“机器体”的类比。机器体是一种人类设计的人为的机械体，而机械体是原子、波、浪、旋流等等的一种自然的运动。可是，机器是人为的，作为对社会的类比，形成一种机器论的哲学，由于工程师在机器时代的商业和政治中支配一切的地位，它日渐重要。机器成为全国甚至圣世界的一种所谓“运转的设备”，如果我们把轮船、电信和无线电考虑在内。它有它的动力发动机、动力传送的电池、以及原料、劳动和产品的组织，配合那整个的“社会机器”。一切都受现代科学家和科学工程师的技术能力的支配。这种类比适合管理派的经济学家，它们倾向于会种形式的独载，不管是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或者资本主义的：或是倾向于一种全国经济设计委员会，或者比较晚近的技术统制，或是一般地说来，倾向于我们所谓工程经济学。这种类比决不会倾向于听其自然的见解。它倾向于相反的方面：让我们一切用科学和科学管理来做。

其次，有些相似，可是从生物学而不是从物理学推论出来的，是“有机本”的类比。这里社会由一个中心动力所支配，例如“社会意志”或“社会价值”，通过“社会劳动力”在发生作用，这一切都类似人类的意志。它的价值和活动，以及一切个人，都消失了，变成了专门化的手、耳朵、眼睛、胃，服从一个唯一的意志的命令。这种学派倾向于从前费尔默的理论，或者各种独裁的社会主义（例如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甚至倾向于金融资本主义的霸权。

可是，这些都是从其他科学里得出的类比。我们称为“戏剧性的或者诗意的类比”，和每一个研究者在他自己的特殊科学范围内所构立的“科学的

① 参阅本书第 10 章（Ⅱ），《从个人到制度》。

类比”，形成对照。在“社会”里显得类似物理科学中的机械体或机器体、或者类似生物科学的有机体的东西，成为英美所谓“运行中的机构”，这是直接用商业的语言和习惯以及法庭的判决来说。这种集体行动的现行机构，有它们各式各样的“业务规则”，每一种都顾到未来和控制着个人行动：正是这种集体行动，我们用作我们所研究的真实的东西，而不是从其他科学推论出来的类比。他们是谈诗，我们是谈散文。

除了机械体、有机体、机器体和“运行中的机构”这些概念，经济思想的派别又可以按照它们据以解释实际情况的因、果和目的的观念来区分，例如平衡论、过程论和制度论等等。这些名词不可以认为是绝对的，因为它们以不同的程度在所有的学说中都出现。

“平衡”论，或者不如说是一种自然机械体的自动平衡论或分子论，用人格化的方法，硬注入一种目的，像海洋的波浪“寻求他们的水平，”或是“宇宙的谐调”带着它的“天体的乐声”。它们的模范是牛顿的“运动的定律”（见所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 年）。它们倾向于利益协调的理论，认为法律和它所涉及的利益冲突是“病理学的”，不属于经济学。

“过程论”注意“变动”以及从板微小的但是无意的或偶然的变动中所产生的进化。它们的模范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 年）中所讲的“天择”，那里面他说明了遗传、人口过剩、变化性、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这五重的过程，整个过程是从马尔萨斯的“稀少性”原则引伸出来的。

制度论，或者像我们的说法，现行机构论，建立在平衡论和过程论两者的基础上。然而制度论所注意的是有意的和有目的的变动，是一种管理的平衡而不是自动的平衡。这种有目的的控制，达尔文称为“人为的选择”，意思是说，人类的智力，通过个人或集体行动，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合宜的观念，控制进化。这些理论起于新的社会学科学，在美国首先陈述这些理论的是罗斯，在他的《社会控制》（1901 年）那本书里。

这样，我们对于经济思想的派别有好儿种交叉分类：第一，根据它们由于阶级冲突的历史起源：第二，根据它们的放任主义、剥削或是实用性的社会哲学：第三，根据它们的研究所用的根本单位，是商品、感觉或是交易，第四，根据它们的哲学以哪一种交易为基础，是买卖的交易，还是管理的或限额的交易：第五，根据它们的方法和类比，是机械体、机器体、有机体或是“运行中的机构”，或者是平衡、过程或是集体行动。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这些互相冲突的派别和见解得到不同的结论；在这样的一团迷雾中我们不能从普通接受的假设出发，然后用演释的方法推论到怎样实际应用于我们当前的周围。我们不如从头做起，像洛克在十六世纪的神学和政治教条主义的类似的迷雾中从头做起那样，当时那种情况曾引起混乱、不容異己和内战。我们应该检查我们的智慧，看看我们能真正了解的有多少，以及我们可以用来研究和了解的思想工具是些什么。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经过合作、冲突和遵守业务规则在生产、取得和限额分配财富中的活动。这些活动最初出现的时候仅仅作为感觉，我们不能肯定它们是由我们内部早有的倾向和社会哲学所引起的，还是由外界的活动所引起的。只有细心查察这种早有的倾向（我们称为习惯的假设）①，我们才能把自己准备好，以便从事于研究和了解。我们要把这件工作做得最好的方法，是继续像我们开

① 参阅本本书第 10 章（v），《习惯的假设》。

始时对洛克那样，考察经济思想的各种派别怎样把它们自己特殊的社会哲学注入或没有注入它们的学说。我们将继续用这种方法，不是研究所有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而是研究那些我们称为“新见识的先驱者”那些人。他们各有一些贡献，这些贡献我们在总结的时候必须给予适当的应得的重要性，和所有其他人的冲突的或矛盾的意见同样处理。这种适当的重要性，我们称为“合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