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平均

首先，我们怎样创立一种单位，用来计量一切使用价值的总数量？这种计量单位数以千百计，例如小麦的蒲式耳、建筑物的尺寸、衣服的套数、铁的吨、土地的亩、电力的瓩时等等，各种单位不知多少。可是，有一种单位对大家共同适用，就像货币对大家共同适用一样，这个单位，照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说法，是生产那些东西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单位。

这个单位是一种时间单位也是一种数量单位。它量度一种程序。它把经济学从“静力学”改变到“动力学。”李嘉图没有指定一种特殊的时间单位。他使用了工年、工月或工日。马克思把这种单位定为工时，从而制定了现在已经成为科学管理的单位，用来计量个别劳动者或者一个工一或一个国家里所组织的一切劳动。

可是，马克思的工时是一种平均工时。关于“平均”的使用，有两种相反的错误见解，可以叫做个人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谬见。这两种谬见应该加以研究，因为在经济学里我们使用许多的平均。元的价值是它的平均购买力的反数。劳动的效率是它的平均生产能力。经济学里需要平均，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是大量的动态，平均是普通日常谈话的习惯说法。然而，所谓平均只是心里存在的一种公式。并没有一个平均人或是平均购买力那种东西。只有个别的生产者和个别的价格。因此，个人主义的错误见解完全否定平均的使用，因为，只有个别的人或个别的价格有真实的存在，科学不能研究虚构的东西——它必须研究具体的真实。

可是，我们使用平均，并不硬说它真正存在。我们使用它只作为一种心理上的公式，为了研究和行动。作为一种公式，它的效力靠它适合当前的问题。牛的平均和人的平均对于某些目的也许不是一种有用的平均。可是，人类的平均寿命是人寿保险的根据。

共产主义对平均的错误见解恰恰相反。它完全抹杀个人，把各个人变成整体的若干单位部分。在这种错误见解的基础上，马克思构成他的社会劳动力的概念。个人本身消失了，而作为整个社会劳动力的单位部分的倍数或分数重新出现。普通劳动者工作一小时是他在全部工作中的单位部分。熟练工人有两三个单位部分，儿童有成人的一半，妇女有三分之二等等。个人主义的谬论否定了平均，因为只有个人真实存在；共产主义的谬论否定个人，因为只有社会劳动力是真实的存在。

可是，个人确实存在，他们作为社会的人力而存在。这是我们用一个运行中的机构来比喻的意思。他们作为交易的参加者而存在。他们的参加管理的交易是“运行中的设备，”用他们的社会劳动力生产出使用价值。他们的参加买卖的交易是他们的“运行中的业务，”各人在世界的社会人力所生产的使用价值中取得一份。他们参加管理的交易的结果是他们的共同的效率。他们通过买卖的交易，对他们的产品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决定于彼此对稀少性的控制。

那末，如果我们要比较一个工厂和另一个工厂的效率，或者同一工厂在不同时间的效率的变化，或者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效率，显然我们必须创立一种心理的单位，平均工时。如果我们要比较参加者所取得的份额，就必须创立另一种心理的单位，货币的平均购买力。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谬见使得个人消失，认为只有社会劳动力是真实的

存在，我们加以研究，发现他不知不觉地在构成一种加权的平均。熟练技工算作三，普通工人算作一，女工算作零点六六，童工算作零点五。个人不是真正消失，但是在一种加权的平均中，我们给予他们不同的用数字表示的价值。共产主义的谬见使一种加权的平均成为真实的存在。这种虚妄的说法有时候被称为“形而上学”或是“真实化”一种心理的公式。它是轻信的人们和毕达哥拉斯的信徒的一种普通错误，他们认为数字是真实的存在并且解决了争论。

可是，在构成加权的平均中，可能有一种更重要的错误。那是效率和稀少性的混淆。对年俸二万元的总经理，进行加权，应该二十倍于他的每年工资一千元的速记员吗？假使我们在制作一种平均所得的公式，这是正确的加权。可是，如果我们是制作平均效率的公式，那就说不出是不是经理的效率高于那速记员。他们做的工作不同，不能比较，然而各人都是整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知道经理拿的工资较多，可是，这也许是因为经理的人才比较稀少。假使经理和速记员同样的多，他们的工资大概就不会较高。这一点对带着“白领”靠薪水生活的职工来说，可怜已经是非常明显。科学家或发明家的脑力工作创造了机器或计划，增加工厂的效率，他们的贡献也许超过其他的人全体的工作，可是所得的工资少于经理，因为科学家和发明家比经理多或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不及经理。关于他们的比较效率，我们只知道他们对于那特殊团体或者整个国家的社会人力的有效率的运转，都有必要。因此，我们构立一种简单的平均，把每个人作为“一”。实际上，在做同样工作的时候，个人可以和其他的个人比较。可是，在工作不同的时候，唯一可风量度的差别是他们的工资，工资量度相对的效率。因此，平均工时单位是一种简单的平均，把每个人作为“一”。

不同的企业如果生产不同种类或不同质量的使用价值，我们也不能比较它们的效率。我们不能比较一个汽车厂的效率和一个服装厂的效率。我们可以用“元”来加以比较，但这样就变成比较赚钱的能力或是讨价还价的能力，离开了效率。我们只能比较生产同一种类或同一质量的产品的不同企业的效率，或者比较同一企业 1920 年的效率和 1929 年的效率。

这种用平均来比较的方法是否有用，最后决定于我们对政治经济学本身的概念。经济学是一种程序呢，还是各种势力的平衡呢？是静的，还是动的呢？如果它是一种程序，那末我们所量度的是变化。这是指数、平均和离势的问题。量度效率上的变动，工时是恰当的单位。量度相对稀少性上的变化，元是恰当的单位。一个表示脑力、体力和管理的劳动的平均生产能力的变化；另一个表示货币的平均购买力的变化。

创立了平均工时作为一种计量单位以后，怎样把公式应用于生产程序呢？马克思是第一个人分析了这种技术的社会程序，这个我们现在叫它效率，可是他叫它“剩余价值的创造。”①马克思创立了两种概念，“不变资本” 和“可变资本，”以便发挥他的剩余价值的观念，可是，总的来说，根本不过是效率的概念。他说：

“⋯⋯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不过是原资本价值放弃货币形态，转化为劳动过程各种

① 这一点在本书第 211 页的图 5 中没有表现出来。该图所表现的是市场上的交换程序，不是工厂里的生产程序。

因素时所采取的不同的存在形态。

转化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与劳动手段）的资本部分，在生产过程中，不会变动它的价值量。所以，我把这一部分叫做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

反之，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却会在生产过程中，变动它的价值。它会再生产它自身的等价，并在这以上生产一个超过部分，一个剩余价值。那是可以变动的，可以大可以小的。这一部分资本，会继续由不变量，变为可变量。因此，我称它作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它为可变资本。这两个资本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观点看，是当作客观的因素和主观的因素，当作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互相区别；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看，就是当作不

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来互相区别。”①

人们不应该推论，马克思所用的“不变”和“可变”这两个名词，意思有些像古典经济学家的“固定”和流动资本。他所谓“不变”资本，意思是指固定资本的折旧和陈废结合上“流动”资本中转移到工厂或农场的生产物里去的一部分。这样，用他的例证来说明，一套机器形式的固定资本的全部价值也许是一千零五十四元，可是，在若干产品的生产中机器的耗损只是五十四元。这种耗损的价值就是他所谓“不变”资本，资本家在生产中的垫支。假定说，一个资本家像这样在生产过程中垫支五百元。这个数目被分为：“不变”资本四百一十元，“可变”资本九十元，生产过程完毕后，原来的资本已经从五百元（C）增殖到五百九十元（C1）。那增殖部分九十元是“剩余价值。”

可是，那不变资本（四百一十元）本身包含三个组成部分，原料的价值，三百一十二元；辅助材料的价值，四十四元；机器耗损的价值，五十四元。我们把这些叫做原料和损耗。那全部价值四百一十元是他为了价值的生产而垫支的不变资本。

既然所使用的机器的总价值假设是一千零五十四元，而生产过程中所耗损的只值五十四元，还有残余的价值一千元，“仍然保存在机器中”。耗损的价值是“不变的”，正因为它不是“固定的”。它“流动”，就像原料的价值流动一样。所谓“流动”，他的意思和魁奈一样，是指“价值”的转移，不增多也不减少。根据同一理由，材料（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是“不变” 资本。这些价值的总和四百一十元，在生产过程中，毫无变动地被“转移” 到生产物中去。

可是，购买劳动力所付出的那九十元是“可变”资本。它是可变的，因为它是活动的力量，不断地把不变资本改变为一种“可变的量。”他把这种活动的过程叫做“主观的因素”，而“生产手段”（材料和耗损）是过程中的“客观的”因素。从资本家所购买的“资本的要素”的观点来说，客观的因素是生产手段和劳动力；从“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的观点来说，这些同样“要素”是“不变的和可变的资本。”

扩充到一个时期的整个社会程序，马克思认为就是材料和耗损的那种“不变”资本，用光全部“残余的机器”（比照他的例证来说，是一千元），把它的价值转移到全部社会生产物里去。这样，所谓“固定”资本，通过“耗损”的概念，被马克思变成了和“材料”一样的“不变”资本的概念，因为两者的价值都转移到社会产品里去，不增多也不减少。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 卷，第 232—233 页。

这种社会程序，我们将效法晚近的经济学家，把它叫做“社会技术周转”。马克思的理论的基础显然是回到魁奈的“流通”的概念，这种概念斯密已经悄悄地放弃，代以分工。①他把“价值”这个名词，像李嘉图那样，看作等于把材料和耗损的“不变”价值转移为生产物的价值的整个社会程序中生产物里所包含的劳动力量，这种价值我们把它变成他的社会使用价值的出量，相对于他的社会劳动力的工时的入量。这又是现代的效率的意义。

显然，这里效率的概念是他的“剩余价值”概念的起源。如果使用价值的“出量”被称为“价值”，因为它是劳动所创造并且用工时来计量，而“入量”被称为“可变资本的价值”，因为它是在生产程序中供给工人生活的工时成本，那末，出量和入量的差额也许可以称为“剩余价值”，因为它属于雇主，不属于工人。

马克思的一个难题是，怎样处理工厂外面所发生的变化。他的创造剩余价值的程序只发生于工厂或农场里面生产进行的地方。他对于这种外面的势力，用两种理由解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不变的比例。

他给予“必要劳动时间”一种双重意义，并且为它辩解。②一种是生产全部社会生产物的价值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包括“剩余价值”在内。这会包括由于耗损而用光“固定”资本所需要的时间。另一种是仅仅生产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他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管就哪一种情况来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受社会条件的限制。

这些在个别工厂外面的社会条件，我们依照他的说法，可以区别为三重的：自然条件的变化，发明和陈废的变化以及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

关于自然条件上的变化，他用农业生产中的变化作为典型。

“假设生产一种商品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变动了——比如，一定量棉花，在歉收的场合，就比在丰收的场合，代表较大量的劳动——一切旧商品都会生反应。旧商品原来只是当作该类商品的一个样品，它的价值，总是依照社会必要的劳动，从而，依照现存社会条件下必要的劳动来计量。”①

这意味着他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上的变化。它是“不变的，”不是在价值上不变，而是它所转移到生产物里去的价值不多于或少于它当时的价值。

“假设，”他说，“一磅棉花，今日费六便士，明日因棉花歉收的原故，可以涨价至一先令。在继续加工中的旧有的棉花，依六便士的价值购进的，现在会以一先令的价值部分，加到生产物中去。已经纺成也许已经变作棉纱而在市场上流通的棉花，也会以原价值的二倍，加到生产物去。”②

如果不用货币而用工时计量棉花的价值，同样的道理还是适用。不变资本的作用是，通过原料的价值和设备耗损的价值，把那在多变的物质自然条

① 参阅本书第 8 章（v），《从流通到重复》。

② 参阅《资本论》，前引中译本，第 1 卷，第 242 页，注 29。

① 《资本论》，前引中译本，第 1 卷，第 234 页。

② 同上书，第 233 页。

件下生产出量所需要的若干工时的价值，转移到生产物里去。“社会必要” 劳动不过是李嘉图的最高劳动成本（工时）——在耕种边际生产费用最大的一部分生产物所需要的劳动力。这种最高劳动成本，由于自由竞争的作用，给予所有同时在同一市场上竞争的单位同样的交换价值，不管各个单位的工时成本。因此，当人们所注意的是整个的社会生产程序和社会效率的变化的测量时，他们不考虑个别事业的级差效率或者级差效率利润。这是马克思所以排除李嘉图的地租学说的一个原因。他的“社会必要”劳动是李嘉图的边际工人，边际工人的劳动成本决定一切超边际的生产物的价值。①

机器的发明和陈废是在个别工厂外面发生的另一种“社会条件。”

“假设因有一种新发明，同种机器已经可以由较少的劳动支出再生产出来，旧机器的价值就多少要减低，从而，移转到生产物去的价值，也要依比例减少。但在此，价值的变化仍不是发生在机器当作生产资料来发生机能的过程内。它在这个过程内移转的价值，决不比它在这个过程外具有的价值更多。②

这里可以说“⋯⋯不是发生在⋯⋯过程内”这句话，指的是科学家和发明家的“脑力劳动”，并且包括在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力的意义以内。在他看来，那不是工厂程序的一部分，而是发明和陈废的整个社会程序的一部分，通过自由竞争的作用，影响着个别工厂。

最后，在工厂里的生产“过程以外”有物价的一般涨落。这是一种“社会条件”，它或多或少地同样影响一切材料、资本设备以及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的市场价值。这里很清楚，如同马克思在关于其他“社会条件”方面所说的，他的理论的基础不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任何绝对的差别。而是两者之间的“比例”或相对的差别。若是所有的货币价格和工资相等地涨落，那末，生产全部产物所需要的社会劳动力和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社会劳动力之间的比例，显然不变。

因此，诚然很对，如果想要确定社会效率的变化多少（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的变化），个别特殊价格或全部一般物价上的任何变化必须丢开不谈。他对于由发明和陈废而起的技术条件上的外界变化所说的道理，适用于价格上的一切变化，包括丰收和歉收等农业条件上的变化。比例不变。他说：

“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可以大大变动，以致以前十个劳动者，用十件价值很小的工具，还只能把比较小量的原料加工好，现在一个劳动者用一架贵的机器，就可以把百倍于以前的原料加工好。在这场合，不变资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量）大增加了，可变资本部分（为购买劳动力而垫支的部分）大减少了。但这种变化，只会改变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量的关系，或改变总资本分为不变部分与可变部分的比例，却不会影响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差别。”①

这样，马克思是第一个经济学家，他排除不必要的因素，而把一切必要的因素有系统地说得符合现代的效率的概念。人们不接受他的推理，不是因

① 参阅本书第 8 章（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

② 《资本论》，前引中译本，第 1 卷，第 234 页。

① 《资本论》，前引中译本，第 1 卷，第 234—235 页。

为它不准确，而是因为他的社会哲学以及他用来证明那种哲学的语词的古怪的意义。难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徒们在俄国会把他们的整个命运寄托在一种技术的革命上，不顾马克思所排除的那许多“社会条件”，把这些条件除掉是对的，如果所讲的只是一种效率的学说，而不是一种多方面的学说，应该要包括那种“外在的”因素，例如人民的习惯和习俗、国际的复杂情况、货币和信用、物价的涨落等等。所讲的范围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效率，作为社会程序中种种因素之一，他陈述了一种从“外在的”工程专业中刚刚开始进入经济学的原则。可是当这些工程师进一步在他们的效率概念上加上一种社会哲学时，他们结果也得到了和马克思实际上相同的结论，就是，共产主义或者颠倒过来的共产主义——叫做法西斯主义。

我们将着手把马克思的理论改造为一种仅仅有关效率的理论，根据我们所看到的它作为政治经济学全部学说的一部分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