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中性论批判

技术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体系。因此，技术显然具有其作为达到人类目的的手段的作用。也许是对这种作用的过分强调，不少人因此而认为技术简单地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每一种技术都被用来解决特殊的问题或服务于人类特定的目的；并进而认为技术是中性的，只是那些创造和使用技术的人使得技术成为一种善的或恶的力量。

前哈佛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项目主任梅塞纳（Emmanuel Mesthene）就是这种技术工具论或中性论的代表人物。他曾这样说道，“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①因此，在他看来，技术可能比朴素工具论者所预测的更具不可预见性和开放性，但他对我们管理和调控技术以实现其社会利益的能力确信不疑。因此，技术或多或少是与进步同义的。

从技术中心论出发，技术不会产生什么特殊的伦理与政治问题，因为技术仅仅是实现价值的手段，而价值却另有其它的基础。确实，就现代技术已经创造了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毁灭性的战争力量或其他毁灭性的灾难处境来说，最适当的防范措施就是那些控制技术的人必须保证技术被适当的使用。但是，这种道义责任同过去所需要的道义责任在质上并没有多少不同。因为

① Norman J.Vig，"Technology philosophy and the State：Anoverview"，in Michael E.Kraft and Norman J.Vig， Technology and Poli-tics（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88），p12.

① EmmanulG. Mesthene，Technological Change：Its Impacton Manand Society（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70），p60.

正是人的动机或利益而不是技术本身决定着技术所提供的新能力将怎样使用。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中性论一直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技术观。由于这种观点把技术同它的社会后果区别开来，认为技术尽管可能会造成社会问题，但只有技术本身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变革才能够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法，因此长久以来受到广泛的欢迎，尤其是受到以技术创新与技术垄断为基础的大公司的欢迎。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很多公司管理人员坚持这种技术的工具论和中性论的教条，因这种观点能够为持续的技术革新进行辩护，并减少公众对他们的活动的影响与干预。

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技术与伦理、政治无涉的技术中性论开始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技术中性论假定技术的设计者和使用者能够完全理解技术的目的。但事实上，技术的大部分后果是难以预见的。一个发明与创新导致另一个发明与创新，新的发明可能与原来的打算根本无关。当代生活的一个特点是，因为有了技术，所以就连续地产生了技术的新的应用与使用。不仅如此，越来越明显的是，技术有一些次级、第三级甚至更多级的影响，它们将对自然乃至社会文化产生严重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由于其长期性和范围的广泛性而难以预测。的确，技术进步本身为监测这些技术过程提供了重要的手段。但即使如此，技术的生态与社会后果在技术使用后很多年甚至几十年后仍不可能觉察得到。
一旦技术增强了控制它的人的权力，允许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并导致一些大多数人所反对的后果与影响，那么，这时去宣称技术是中性的无疑是天真的做法。事实上，现在的情形正是这样。技术已经构成了它在其中发展并得以体制化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已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
如果技术真是达到某一目的的中性手段或工具体系，似乎技术现在所拥有的毁灭性能力仅仅源于对工具的滥用，源于人类对技术目的的不适当的规定。但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全面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对现代技术的虚无主义发展的与日俱增的无措与惊惧。

总之，把技术视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并进而认为技术与伦理、政治无涉的技术中性论虽然符合直观，并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却并不全面。因此，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采取所谓的社会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这两种观点。

所谓社会决定论，亦称背景论（contextualism），是一种认为技术不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且也是伦理、政治与文化价值的体现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技术不仅体现了技术判断而且也体现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那些设计和使用它的人的利益。如斯塔迪梅尔（John M. Staudenmaier）所说的， “⋯⋯脱离了它的人类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收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①

① John M. Staudenmaier，S，J.，Technology's Storytellers：Reweaving the Human Fabric（Cambridge，Mass，： MIT Press），p165.

根据社会决定论，技术的起源必须根据它的特定的社会背景来理解。例如，中世纪寺院中机械钟表的发明必须追溯到当时僧侣的有规则的祈祷生活。福特公司对简单便宜的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和 IBM 把个人电脑推向市场都反映了美国人对个体自由、隐私权与便利的偏爱与选择。因此，社会决定论在追溯技术的起源和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技术的差异性时特别有效。但问题是，它不能告诉我们关于作为现代现象的技术本身太多的东西。技术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它同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如宗教、艺术一样，仅此而已。此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社会背景与技术之间的因果链是难以确定的，除了文化决定技术外，也可能是技术决定文化，而更可能是双重的。

而所谓的技术决定论，则是一种认为技术根据它自身的逻辑发展，塑造人类发展而不是服务于人类目的的观点。因此，这种观点也被称之为自主技术论（autonomous technology）。在《技术系统》和《技术社会》中，埃吕尔（Jacques Ellul）最系统地表述了的这种自主技术论思想。他认为技术作为一种自主性的力量，现在已经渗透到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致于人类已经失去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像芒福德（ Lewis Mumford）、马尔库塞和舒马赫（E. E. Schumacher）等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们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单一技术”即使不是极权主义的，也是非人性的。

技术决定论的一个理论前提是，传统的工具/使用的两分是错误的。埃吕尔指出，“在技术与它的使用之间不存在什么差别。（在技术面前，）个体面临着一种唯一的选择，或者按照技术规则所要求的去使用技术，或者根本就不使用技术。”①这就是说，一旦技术系统被使用，它们就需要高度的一致性，而不管使用者的意图如何。它们也统治着使用者的生活，即使使用者没有直接控制他所使用的机器。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的后果与影响是内在于技术的，他们被设计在技术之中，而不管设计者是否完全意识到它。

从一开始，技术决定论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的确，人并不是完全泯灭在技术之中。比如，自 1945 年以来，原子弹并没有再次被用于杀伤性的目的。也不是所有的机器都导致以人类生活的控制，个人电脑就是既能保证个体自由，也能保证经济效率的技术。另外，技术的伦理后果明显地与它的社会背景有关。这就导致了一种所谓的“温和的技术决定论”（ soft determinism）的出现。与强硬的技术决定论相比，这种经过修正了的温和技术决定论思想认为，技术不再是硬性地决定而是规范或促使一些特定的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既可能适应也可能不适应已有的社会价值系统。如温纳认为，技术建立了很多人们赖以生活的规则。由于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的不确定，现代人都犯了一种“技术漂移（tehno1ogical drifi）症”。①

技术决定论无疑是一种精致的理论，它具有极为深刻的伦理与政治意味。首先，人已经成了技术的受害者。为了避免这类悲剧，不仅要在技术的使用阶段，而且要在技术的设计阶段就预见和控制技术。一旦技术被投入使用，就难以避免那些有害的后果。第二，如果技术不能规定人的目的与目标，

① Jacques Ellu1，the Technologica1 Society（New York：Random

① Longdon Winner，Autonomous Technology ：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Mass：MIT Press，

人就必须假定他的人性与价值的先在性。

然而，尽管社会决定论与技术论决定有种种差别，但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认为，技术不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它是负载价值的，因而具有其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就社会决定论来说，技术是社会价值的体现。而就技术决定论来说，技术由于假定了一些特定的价值如权力意志、对绝对效率的追求、利润动机而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