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制造者”的人

芒福德认为，根据目前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我们的时代正在由一种不得不借助工具和武器的发明去实现对自然的支配的人类的原始状态，转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人类境况。在这种新的境况下，人类不仅已经完全控制了自然，而且也把自己从他的有机的栖息地彻底地分离开来了”。①人类将利用他的技术创造出一个统一的、涵盖一切的结构来实现彻底的自动化。而人将不再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工具使用的动物（tool—using animal）而存在，相反变成了一种被动的、服务于机器的动物；如果这个进程不变的话，那么，他将来的适当功能就是，或者给机器加料，或者为了非人化的集体组织的利益而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

很显然，这种前景是骇人的。因此，芒福德决意对那些导致我们对目前技术与科学进步的形式的信奉的前提与假设提出质疑。他认为，我们尤其应该对我们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所普遍接受的“人是工具制造的动物（tool— making animal）”的人性理论提出质疑。在他看来，这种人性理论就暗含在我们对工具和机器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的过高估计中。然而，对于芒福德来说，不仅这种把生产工具放在人类社会的中心位置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那种把我们时代的狭隘的技术理性主义曲解为人类的整个故事，并把未来世界设想成为一个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不复存在的终极状态的温和思想也是错误的。

芒福德认为，如果没有对人的本性的深入洞察，我们就不能理解技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然而，那种对人性的洞察在上个世纪就已是模糊不清的了，因为它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限制。当时，大量机械发明的迅速增加，席卷了许多旧的进程和体制，并改变了关于人类的限制和技术的可能性的许多观念。于是，“人们开始习惯地把人定义为一种工具使用的动物”①。这种定义对柏拉图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柏拉图把人的起源归因于俄耳浦

① C. MItcham，“What i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i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5，no. 1

（March，1985），pp73—88.

① Lewis Mumford："Technics and the Natureof Man"，In Philiso-phy and Technology ，ed.by C. Mithcham

（Newyork：The Free Press，

①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p77.

斯而不是普罗米修斯。然而由于把人当做工具使用和工具制造的（tool— making）动物的概念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以致于仅仅几块与一些稍稍成形的砾石堆在一起的头盖骨的碎片，就被认为是人类的先祖（象南方猿人的发现），而不管它与早期猿人和人的明显的解剖学差异。

然而，在芒福德看来，这种通过把人定义为工具制造的动物来解释人性的方法存在着严重的错误。首先，由于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求生的石器上，许多考古学家把人类智能的提高归因于工具的制造与使用，尽管在这种基本的制作活动中所涉及到的协调并不要求任何显著的敏锐力。南方猿人的脑容量只有人的脑容量的三分之二，并不比猿大多少，因此，早期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既不取决于其丰富的大脑装备，也不是导致其丰富的大脑装备的最终根源。

其次，这种解释人性方法的另一个不可容忍的错误是，它把现代人自己对工具、机器和技术工具的过分兴趣赋予史前时代。实际上，在他制造出更有效的石器工具之前，早期人类的工具与武器就是他的牙齿、指甲、拳头等东西。芒福德认为，早期人类之所以能够在没有外来工具的情况下获得生存，是因为他发展起了那些非物质性的文化。事实上，正是这些非物质性的文化，才大大丰富了他后来的技术。

芒福德认为，技术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东西。如果考察一下复杂的鸟巢、海狸的水坝、蜂窝、蚁丘，那么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正式出现之前，就做出了大量的技术发明。因此，如果我们只把技术能力作为人类的标志，那么，人就永远只能停留在与其他种类的动物并列的尴尬位置。因此，结论是明确的，“早期人类的技术在它被语言符号、社会组织与美学设计所修正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①工具使用与制造并没有把人类提升到一个特殊的种类位置。相反，人之提升为人，是因为它拥有一个比任何后来的装备更重要的、能够服务于所有目的的工具——他自己的心灵激活的身体。比起那些极端原始的工具来说，人体本身是早期人类扩展他的技术水平的更重要的财富，尽管它并不特定于任何一个单个的任务，但它在使用它的外部资源与它同样丰富的内部资源——精神资源上更为有效。

芒福德认为，由于人的过度发展的、无限积极的大脑，人所拥有的精神能量远远超出他在动物意义上求生的需要。因此，在疏导这些超额能量的过程中，人并不只是将它导入到生食物获取与再生产之中，而且将这种能量转化为适当的文化的即符号的形式。因此，张扬生命的文化劳动比功利主义的体力劳动具有更优先的地位。它涉及到的要比制造与使用工具活动中手、肌肉和眼睛等的使用要复杂与精致得多。它需要控制人的所有生物功能，包括他的欲望、他的排泄、他的情感、他的性活动、他的梦想。甚至他的手也不再只是充满老茧的劳动工具，它抚摸爱人的身体，将孩子拥入怀中，作出优雅的举止，甚至在舞蹈与礼仪场合中表达出一些不可表达的关于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的感觉。工具技术与机器技术只是生命技术（bitechnics）的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生命技术，芒福德指的是人的生活的总体装备。

由此，一个人可能会问，在从一开始就在工具的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的标准化与可重复性是否仅仅起源于工具制造活动。难道它们不同样，甚至更多的起源于礼仪、歌唱、舞蹈等原始先民追求完美的活动中。事实上，庆典

①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p77.

中的仪式精确性早在劳动中的机械精确性之前就已出现了，甚至劳动的精密分工是通过庆典中的职责的专门化首次出现的。可以说，这些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容易厌倦那种可能改进我们的物质富裕的单纯机械劳动的人，能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些有意义的仪式活动。

总之，对于芒福德来说，尽管在狭义的技术意义上的工具制造确实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原始非洲先祖，但是，他们的技术装备一直是有限的。只有在一种具有比这些原始先祖更接近于人类的神经系统的天赋生物出现之前，人类的技术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天赋生物不仅使用他们的手和脚，而且也使用他们的整个身体和心灵，因此他们不仅创造了他的物质的装备，而且也创造了他的符号形式的文化。而正是这种符号方式的文化才真正反映了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