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与社会的理性化

文明的趋势就是使社会变得越来越有理性。韦伯认为：“现代生活是由理性的经济道德、理性的精神、以及生活态度的理性所构成的。”①那么，在这种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技术理性是否或是怎样起作用的呢？

我们认为，所谓理性化，指的是围绕着技术实践所形成的目的一合理的行为方式即技术理性向社会更多领域的扩展。技术理性作为人类征服自然、

① 洪谦主编：《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第 374—383 页。

① Marx Weber, General Economics History（London，1961）， p354.

自然的量化、有效性思维、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以及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等基本文化价值的一整套观念，不仅在客观上导致了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兴起与发展，而且也建立起了一种源于科学技术的世俗化的理性权威。当这种新的技术理性权威取代传统的权威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时，理性化就出现在社会之中。因此，理性化实质上就是技术理性化，工具理性化，主观理性化。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理性化的社会意义，那么，它意味着：

所有体制对技术与经济系统以及相关的国家控制的被动适应。

人类的财富是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现代技术与科学、工业研究与工业利用结合成一个整体，现代技术已经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和维持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这使得技术似乎是一种决定社会系统健康发展的自主性力量，好象科学技术的逻辑决定着社会系统发展的方向。

从这种观点出发，所有的社会体制都必须适应并服务于技术与经济系统，以保证这个系统创造出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因此，在现时代，技术以理性的名义导致了人类社会体制的大规模改变，人类社会变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性系统。这种社会体制的理性化过程的典范就是科层制组织的出现。科层制组织是迄今为止人类设计出来的技术上最可行、经济上最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科层制重视劳动分工专业化与权威等级制，注重技术效率和计划性，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事业。

所有社会集团对避免危及技术与经济系统的利益冲突的社会目标的强制接受。

尽管从理论上来讲，人类的财富取决于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增长，但在实践上，社会利益仍然决定着技术进步的方向，功能和步伐。任何社会利益的冲突都有可能导致技术与经济系统的瘫痪与崩溃。在现代社会，维护和保证技术系统的正常运转已成为一个道义上的责任。所有社会集团都必须避免它们的利益冲突给技术与经济系统所带来的冲突，所有政治行动都必须在不危及技术与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的原则下进行。

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的普遍接收。

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技术理性作为社会的中轴理性观念，以压倒一切的方式支配着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技治主义意识的出现就是这种技术理性观念向文化观念领域扩张的结果。

所谓技治主义意识，是一种由技术理性与唯科学主义所支配的意识。这种意识把技术理性等同于理性全部，认为人类的问题一切问题必须由技术与科学来解决。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之下，我们不再需要对民主、公众参予与讨论，我们可以把一切问题，其中包括社会问题，交给科学技术专家来处理，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一切。在各个领域，专家们将作出最终的决定。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在科学技术理性时代，技术与科学在技术主义意识形态下，已经执行着一种意识形态的附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