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肩来到新战场的壮丽英华

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无疑可以被列为是人类的最高品级。他们和任何平庸的人，是永远无可比拟的。

在这个到处充满剥削和压迫，非礼不义和不公不平的世界上，如果有机会而拒绝成为一个革命者，就很难说有资格成为一个合格的人。

切·格瓦拉无疑是人类最高品级的人，无疑也是人类最为合格的真正的人。

他这样伟大的英雄人物，并非是神仙和上帝选出来的天才，而是伟大的革命时代的伟大历史产物。

切·桔瓦拉来到玻利维亚，同他同时出现，并肩来到这同一革命战场的真正的革命战士，他们的能力、水平、脾气和性格有所不同和差异，但是， 作为并不差劲的革命者，在本质上，他们都进入了人类的最高品级，他们都是真正的人，纯粹的人。作为崇高的伟大的人，他们都是合格的。

最初进入玻利维亚，为切·格瓦拉在这里展开活动探路和开劈行径的里卡多，他的实际身份是何塞·马丁内斯·塔马拉上尉。

首先，这是一个最健康，最优秀，也是最聪明的人，他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什么苦差事多都吃过，什么累差事多也受过。但是，吃苦、受累， 并不影响他的健康和聪明，有时甚至正好是相反的，吃苦受累可以使人变得更加健康和聪明。

里卡多大约就是这样的。参加古巴革命军之前，他是一个开拖拉机的工人，从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争年代开始，他参加了革命队伍。由于他的勇敢、机智和顽强，他很快成为战斗部队的骨干和初级指挥员，在革命胜利后， 他还学会了开飞机，成为古巴革命空军的飞行员，后来他还担任了坦克部队的指挥员，1961 年 4 月，他亲自驾驶着苏制坦克，并且指挥一个坦克连，在猪湾战役的长滩战斗中，成为轰击和进攻入侵雇佣军的一支最为坚不可催的力量。

里卡多为赢得古巴革命胜利和保卫古巴革命胜利果实，建立下不朽的丰功伟绩，是古巴革命的元老，也是古巴革命的功臣。

在猪湾战役以及后来的导弹危机结束以后，为了多有几手的革命需要， 里卡多开始转入秘密工作战线，成为秘密工作战线的尖兵，他先后出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先是曾经进入危地马拉，帮助危地马拉革命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斗，嗣后，历尽千辛万苦，他跟随着切·格瓦拉，穿过非洲的高原和丛林，穿过坦噶尼喀湖洲，穿过基伍湖，进入到非洲的心脏，去支援了刚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的殊死战斗，在那里近二百个日日夜夜的激烈战斗中，他始终和切·格瓦拉在一起，历尽了各种各样的千难万险。

由于长时期的游击战争和总是承担和完成艰巨任务的经历，养成了懒于琐事和比较散慢的生活习惯。在玻利维亚的战斗生活中，他被切·格瓦拉批评为是最不守纪律的古巴人。但是，就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献身精神来说， 他是矢志不移的。所以，在他英勇牺牲以后，切·格瓦拉崇高地评价他是“品质优秀”“出色的战斗员”，指出他的牺牲是革命的“重大损失”。

在切·格瓦拉化装进入玻利维亚，在拉巴斯飞机场降落伊始，除了帕乔

（奥卡上尉）陪同他走下飞机外，来机场迎接他并同时保卫他的，还有他多年形影不离的警卫员，年纪刚刚二十岁多一点的卡洛斯·科埃略中尉。他先格瓦拉一步，和庞博——加里·塔马约上尉一起，来到拉巴斯，负责安排切，

格瓦拉到达这里时的安全保卫事宜。他来此间时的化名是图马。切·格瓦拉有时候亲切地把他叫成“图迈尼”，这是像叫小孩子一样的昵称。

事实上，卡洛斯·科埃略中尉（图马），是来到玻利维亚追随切·格瓦拉开劈新天地的军衔最低的古巴革命者，同时，他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战士， 多年来，他一直是切·格瓦拉的警卫员，1964 年，切·格瓦拉作为古巴代表团的团长，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完讲话，走出联合国大厦的出口处时，忽然一个浓装艳抹的妖女人扑向格瓦拉，从她的手提包里快捷地掏出了一把雪亮的白刀，然而，就在她飞刀闪过来的一刻，一只钢铁一般冰凉而无情的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抓住了这个妖女人的罪恶的手。这只抓住妖女人的手，怎么来得那么快速而机警？是从什么样的电子武器中闪现出来的呢？

不是从电子武器中闪现出来的，而是就是来自格瓦拉的贴身警卫员，就是来自科埃略中尉的一只手。

科埃略中尉胜利地保卫了切·格瓦拉，他的功劳是很大的。

之后，切·格瓦拉到非洲去，到那里去投入反对帝国主义，支援刚果人民走出水深火热的出生人死的战斗。卡洛斯·科埃略中尉义无反顾，劝慰他的恋人同意推迟婚期，让他去随同切·格瓦拉战斗和工作。

这个年纪轻轻的卡洛斯·科埃略中尉，已经是多少年来，与切·格瓦拉生死与共战友感情笃深的老战友了。

切·桔瓦拉此行玻利维亚，这个年轻的图马，又告别新婚不久，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毅然决然地再次跟随切·格瓦拉走上新的战场。

但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不幸，有的时候会是难免的。

1967 年 6 月 26 日，在玻利维亚游击战胜利开展半年以后，在历次胜利的战斗中，立了了许多新的功勋的这个宝贵的年轻中尉，牺牲在了激烈的战斗中。

切·格瓦拉在留下来的战斗日记中，在这一天的日记上，他记述了图马壮烈献身时候的情景。

切·格瓦拉的日记上，留着这样的笔迹：

图马腹部受伤，我们马上把他抬到屋里，准备立刻就地动手术。图马的肝脏被打碎，肠子被打穿，在动手术时死去了。他的死使我失去了一位近年来形影不离的同伴，他的忠诚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他的离开使我感到好像失去了我的儿子一样。当他被打伤时，要求把他的手表转交给我，但是由于大家忙于照料他而没有这样做，他自己就摘下来，并交给了阿图罗，用这一行动表示他希望我把这只手表转交给他的还未见过面的儿子。过去我就这样处理死去的伙伴们的手表的。我将在整个战争期间把它带上，我们把尸体放在一匹牲口身上，准备埋葬在远处。

年轻的卡洛斯·科埃略中尉——图马，在这场战斗中，就如此悲壮地献出了他年轻的，因而也更为宝贵的生命。

年轻同志的生命是更为宝贵的，这不等于说年纪较大的同志的生命就不足珍重。

其实，来到玻利维亚参加游击战争的古巴革命者，除了切·格瓦拉在 1967

年是 39 岁以外，其他十六位同志，最“老”的同志，也不过只有 35 岁。 这位最老的同志，就是古巴医生安东尼奥·桑切斯·迪亚斯少校，来到

玻利维亚，他的化名是马科斯。

他不是以技术军官、军医的身份来参加玻利维亚游击队的。他毅然放弃

当时在古巴佣有的最高军衔少校的职衔，放弃医师的职衔，来到游击队里， 只充当着一名普通的战斗员。

他十分满足于他这个普通战斗员的角色。

他对切·格瓦拉满怀着崇高的，崇敬的感情。他对切·格瓦拉是十分尊重和爱戴的。

有一位曾经是古巴人民社会党的领导成员，在古巴革命后革命统一组织中，也作过很重要的负责工作，后来也是古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这位同志也追随切·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参加这里的革命斗争工作。切·格瓦拉对这一位不是从马埃斯特腊山区来的革命同志，古巴人民社会党的老党员，相当器重，甚至委以重托。但是，这位同志，有的时候，喜欢以“老革命”“更有水平”自居。对切·格瓦拉有时不够尊重，甚至轻慢的表现，他承认切·格瓦拉是革命领袖，但有时候他觉得，似乎他本人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他便有一些自行其事的言行。

在原则问题上，切·格瓦拉对任何人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但是在非原则的问题上，切·格瓦拉从来不作任何计较，态度总是十分宽容的。所以， 他与那一位人民社会党的老党员，从来发生不了磨擦，合作的仍然是默契的。

然而，安东尼奥·迪亚斯少校，也就是马科斯，对任何轻慢切·格瓦拉的言行表现，却是绝不宽容和原谅的。于是，为此，他便和那位人民社会党的“老革命”，不断产生计较，最后甚至超越说粗话的吵闹水平，以武器相威胁起来，这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切·格瓦拉严厉地批评了马科斯。

马科斯是愿意接受格瓦拉的批评的。但是，在遇到冲突时，他依然会十分激动，以砍刀和拳头相威胁他的对方。

对此，切·格瓦拉郑重地向他发出警告：如果他不能改正和克服这种严重的毛病，他很有可能被从这支游击队不光彩地清除出去。

马科斯的回答却是：“宁肯被枪毙也不走。”他誓死要跟着切·格瓦拉战斗到底。

这位忠勇的革命者，拥有古巴最高军衔的少校，后来在 1967 年 6 月的一场激战中，一往无前地献出了他的生命。

在这样的无比忠勇的革命者，切·格瓦拉的忠实的战友们中间，还有一位是奥尔兰多·潘托哈上尉。他是协助切·格瓦拉指挥仅有二百多人的第八纵队，在古巴革命战争中，以闪电战的进攻方式攻打数千敌军守据的圣克拉腊城并赢得胜利，建树过奇功的伟杰，是第八纵队的参谋长，一直是格瓦拉最亲密忠诚的战友。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他担任过更为重要的军职，在古巴国内和国外，多次完成过非常艰巨的战斗任务。也是一个功勋卓著的英雄， 但是，由于他在古巴解放战争中，负过两次重伤，其中一次是脑袋受伤，他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有的时候由于过劳和激动，会引发神智错乱，因此， 事实上他已经是一个有了残疾的同志。

然而，当切·格瓦拉出师玻利维亚时，他知道新的战场充满了艰难和危险，他对切·格瓦拉再三请求说：“参谋长是永远不该离开司令员的。他坚持要与格瓦拉同到玻利维亚来，并肩战斗。只是，他向格瓦拉提出一项要求， 就是考虑到他的脑部负过伤，有时会犯病出现麻烦，所以，在新的战场上， 只作战斗员，不作指挥员。

切·格瓦拉满足了他的这个请求

在玻利维亚，当年在古巴英雄的第八纵队的参谋长，传奇式的英雄奥尔兰多·潘托哈上尉，后来一直作为普通的战斗员，和切·格瓦拉始终并肩战斗在一起，最后，在格瓦拉牺牲的前一天，在与敌人的殊死决战中，他战死在格瓦拉的身旁，他在最后一息的时候，他伸出五个手指来，告诉身旁的战友：前方有五个敌人，快消灭！

实际上，这时候他已被战友们背离了战场，一个敌人也看不到了。他是犯了脑病，他的神智又有些模糊了。不过，在最后一刻，他还是认出了跑过来的切·格瓦拉，他的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流了出来。那是他最后从心中涌出来的，对切·格瓦拉挚爱的热流。

多么悲壮的队伍啊！

在玻利维亚战场上，切·格瓦拉依重最多，期望甚高的罗兰多，也就是埃利塞奥·罗德里格斯上尉。他在这里演出的最后一幕，也充满着惊大地、泣鬼神的色彩。

他也年纪很轻，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他还是个少年，是个孩子。在切·格瓦拉当第二纵队、第四纵队司令员时，他是切·格瓦拉的小通讯员。后来到了第八纵队，他成了切，格瓦拉手下的一支战斗分队的指挥员，当然因此成了古巴革命的著名英雄战士，古巴革命胜利后，曾经是最年轻的军区司令员，后来，他还成为了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他是切·格瓦拉一手培养、教育，提拔起来的干部。他是在切·格瓦拉进入玻利维亚以后，才辞去古巴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又赶赴到玻利维亚来，追随到切·格瓦拉其后的。当时，切·格瓦拉问过他：“你怎么也来了？”罗兰多的回答是：“司令员来了，通讯员怎么不来？”

他来后，格瓦拉确定他担任了指挥部的主要领导成员。格瓦拉对他寄以很高的期望，本来已经在准备着派遣他来当第二战线的司令员的，然而，在1967 年 4 月 25 日的一场非常激烈而重要的战斗中，罗兰多过早地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这位年轻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党和国家年轻的高级干部，在他离开亲爱的祖国古巴时，也离开了五个最亲最爱的亲人，这就是年轻的妻子内莉亚·巴雷拉斯和三个幼子，以及他年迈的母亲。

他在给他的亲爱的妻子留下来的告别信中，充满了无限的深情，同时也预言到了阵亡：

内莉亚·巴雷拉斯：

离别是不好受的，但我知道，你也像我一样非常了解，一个正直的人为了履行最神圣的天职：同帝国主义斗争，总是愿意作出自我牺牲的。

你要勇敢，要撑得住。我希望，如果我在斗争中牺牲了，我们的孩子一到年龄就能接我的班，并且也跟我们一样，对兄弟民族遭受的苦难和贫困感到义愤填膺。

也许有一段时间会得不到我的音讯。但是别忘记，不管相隔多远，分别多久，我的心是永远和你在一起的。

一方面，我丢下我最亲近的人——丢下你，我的孩子，我的母亲，我感到心酸；另一方面，我知道，我这样于是为了去同使千百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敌人作斗争，又感到快慰。

你要保重自己，爱护孩子，热爱我母亲。你们所有的人，加上我的革命的祖国，都是我的至宝。

假如我注定要阵亡，那么在临终的时刻我会想到你们的。埃利塞奥

1966 年 11 月 16 日哈瓦那

这位年轻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在写给他妻子的这封信后又五个月零十天，他果然视死如归，阵亡在了革命的战场上。

切·格瓦拉在战斗日记上，他以诗一般的悲壮的笔调，写下这一位壮士归去的经过。时间是 1967 年 4 月 25 日：

罗兰多受了伤。过了一会，他们把他带回来，他流血过多。刚开始给他输血。他就死了。一发子弹打断了他的大腿骨和整个血管神经节，还未来得及抢救，他就流了大量的血。我们失去了游击队里最好的人，当然也失去了游击队的一个支柱。从他小时当第四纵队通讯员，到后来的登陆，以及在这次新的革命冒险事业中，他一直是我的伙伴。对于他默默无声的死去，只能在将来有朝一日这样讲：“你这个勇敢的上尉的小小尸体，已经把你钢铁般的形象扩展到整个宇宙中。”

罗兰多——埃利塞奥·罗德里格斯上尉，是在玻利维亚游击战争中牺牲的第二位古巴英雄，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给切·格瓦拉带来的悲痛，是难以言喻的。

而在这场英勇的战斗生活中，第一个献出生命和鲜血的，却还是曾经是古巴革命政府的一位部长的鲜血和生命。

这位在玻利维亚献出生命和鲜血的部长，便是古巴革命的老战士赫苏斯·苏亚雷斯·加约尔。在古巴革命前，他就积极参加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活动，几次被捕，几次下狱，后来流亡到墨西哥，1958 年潜回古巴，奔赴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后来，他也是切·格瓦拉指挥的英雄的第八纵队的一员勇不可挡的战将，屡建奇功，也曾多次负伤。

古巴革命胜利后，由于他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农民的儿子，最懂得农民对土地的珍惜和感情，因此，他被任命担任了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席，后来调回哈瓦那，担任国家面粉托拉斯和矿物资源委员会主席，从1964 年开始，成为主管古巴经济支柱产业的食糖工业部的副部长。

1966 年 12 月，在切·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已经展开一场新的战斗近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位副部长，也辞掉了在古巴政府中崇高的官职，追随切·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作一名普通的游击队的战斗队员，他化名费利克斯，但大家更喜欢称呼他的绰号，叫作“黄头发”。

1966 年 12 月里，当他行将告别哈瓦那，踏上走向远方的征途时，他也写下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这即是他写给他儿子赫苏斯·贾利克斯·苏亚雷斯的告别信。

此时，他的亲爱的儿子苏亚雷斯还是一个仅仅刚满四岁的孩子。父亲写给这样一个幼小的儿子的信，可以说饱含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的全部的对儿子的热爱之情：

亲爱的儿子：

促使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很多。我是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写这封信的。将来待你长大成人，读这封信的时候，你是能够完全理解我所采取的决定的⋯⋯

今天你满四岁了。你是我寄予希望的未来。在我能够呆在你身边的有限的日子里，你给了我莫大的愉快。你是我唯一的儿子，要是你在我身边长大，

我一定会跟你说很多话的，如今当我去履行我的革命职责时，而我在斗争中是很有可能牺牲的，如果不把我本来会对你说的话哪怕写几句给你，我认为， 那是不可饶恕的。

我能生活在我国历史的关键性时期，我感到异常幸运。古巴，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正在创造人类历史上一首宏伟的史诗。它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革命，战胜着针对它的每一个威胁和每一次侵略⋯⋯

古巴革命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给正在遭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榨取的其他各国人民指出了解放的道路。那些国家的人民，不能象我国人民这样，自己建设自己的未来。在那里，千百万男女的劳动，只养肥了一小撮剥削者， 使他们发财致富。在那里，成千上万像你这样年龄的儿童，或者年龄更小一些的，因为缺医少药而夭折，许许多多孩子读不上书，请不起老师。伴随剥削而来的贫困和无知，便是他们的命运。

这就说明，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一个古巴革命者的职责应当超越本国的范围，把他引导到至今还存在着剥削的地方去，引导到帝国主义还在榨取人民血汗的地方去。

由于我这样理解革命的职责，我势必离开祖国，到异国去同帝国主义作战。我知道我这样做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我在这里留下了我最热烈留恋的东西和我最亲近的人，但同时我感到无比高兴和骄傲的是，我将在各国人民同剥削者进行残酷斗争的前沿阵地上占有一个岗位。

在我亲近的人当中占首位的就是你，我的儿子。我很想守在你身边，注视着你成长，看着你成为一个男子汉和革命者。但是考虑到我的决定，这是很难办到的，我希望，我的榜样，我留给你的我一生的精神遗产（我的一生整个献给了革命），以及作在革命的国家年所受到的教育，能绰绰有余地弥补我不在你身旁这一不足。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决定，永远不要为此责备我。我希望（这是父亲的合理希望）你将以我为荣。既然我没有可能像其他做父亲的人那样给你个人以舐犊之情这类细微的快乐，但是我的决定能成为你幸福的源泉。

我希望你能刻苦学习，并以最好的方式把自己锻炼得能够担负起革命的任务来。我想，至少我希望，你将来不至于再要使用武器来为人类的幸福作战了。你将在科学、技术或者任何创造性劳动的舞台上活动。在这些领域中， 也可以为正义事业作战，也可以表现自己的英雄主义，并获得荣誉，如果一个革命者满腔热情地、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这些领域的话。

你要时刻警惕，坚决果断地捍卫本国的革命。它是用许多鲜血换来的， 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莫大的宝物。

我希望你永远做一个真诚、严正、善良的人。你要永远看重真理，不管它是怎么不合口味。要听取批评，但同时要毫不动摇地维护自己的意见，如果确信自己是对的。

不要听人家阿谀奉承，也永远不要去阿谀奉承人家。要永远严于自我批评。

等到你能看懂这封信的时候，大概你已经知道何塞·马蒂所写的绝妙的诗篇了。这位先驱者写过一首题为《轭和星》的诗。你一定要读这首诗，并且要加以深思。要记住，我希望你在选择各种不同的生活道路时，要永远偏重于“星，它能够照耀，也能够惩罚坏人”。

祝你做一个无愧于祖国的儿子！

祝你成为一个革命者。 祝你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你爸爸拥抱你。

赫苏斯·苏亚雷斯·加约尔1966 年 12 月 2 日哈瓦那

“黄头发”多么热爱他的儿子啊！

临行前，他给他四岁的儿子，留下了这样一封胜于年年月月絮絮叨叨千言万语的信，说出了他多少希望和爱的深情，这样深挚的爱，是多么宝贵和崇高，是比千金万金还要贵重的。这才是革命者留给自己后代的，永远不朽的财产。

然而，就他本人来说，他荣幸也不幸地成为了切·格瓦拉领导的玻利维亚游击队里来自古巴战友中的第一名烈士。他也同时是牺牲在切·格瓦拉游击队展开的第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这一场战斗旗开得胜，使切·格瓦拉游击队获得了一次震动整个世界的很大的胜利。这一场战斗，可以说是初战告捷的一次战斗，切·格瓦拉指挥着的刚刚组建不久的全新的玻利维亚革命武装部队，全部兵员不过四十几位的游击队，一举歼灭了由一名少校和数名尉官指挥的一支数量多于游击队人数的政府军，是清剿游击队的政府军，十名敌人被击毙，包括两名中尉，三十名敌军被生俘，包括一名少校，还有六名受伤的敌军士兵。游击队第一战全歼四十六名敌人，而游击队方面也付出了一死一伤的代价，牺牲的就是“黄头发”，原古巴食糖工业部的副部长，老战士苏亚雷斯同志。

比较小的代价赢得了较大的胜利。

苏亚雷斯同志为这一场胜利贡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仅只是在他给他四岁的儿子留下那封长信的一百多天以后。

对切·格瓦拉来说，这样的胜利，他仍然是不足为喜的。他为在这一场战斗中失去“黄头发”苏亚雷斯同志心头特别沉重，他在他的战地日记中写道这样的“结局很不幸。”他在战地追悼“黄头发”的简单仪式中，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和悼词，他甚至伤心地恸哭出了声来。同时，他亲自掘土， 安葬了苏亚雷斯同志，在他的墓穴上立了一块红石，权作烈士的纪念碑。

切·格瓦拉带领的玻利维亚展开新的革命战斗行动的古巴战友，总共包括格瓦拉本人，是十七人，其中有四名古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除了几名中尉以外，十多人是古巴的党和国家的高中级干部，绝大多数是从马埃斯特腊山走过来的老战士，除了切·格瓦拉本人 39 岁以外，其他人都在 35 岁以下， 他们在古巴国内都留下了年老的双亲，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最后十四人血洒玻利维亚，在经过一番轰轰烈烈的崭新的、照亮着拉丁美洲，也照亮着整个世界的雷鸣电动的革命暴风雨后，最后回归古巴祖国的英雄只留下三个同志，他们是庞博、乌尔瓦诺和贝尼尼奥。

他们三个幸存者，在战斗中也曾负过战伤。在切·格瓦拉最后壮烈牺牲的前四天，1967 年 10 月 5 日，作为外科医生的切·格瓦拉还成功而有效地以手术治疗了贝尼尼奥已经有点儿化脓的枪伤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