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

切·格瓦拉从古巴党和国家活跃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以后，又过了十九个月，他于 1966 年 11 月间，突然地出现在南美洲的腹地，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

不过，他是经过了彻底的化妆，秘密地来到拉巴斯的。

而且，他不是从古巴，不是从哈瓦那，而是由巴西的圣保罗市，搭乘飞机抵达拉巴斯的。

他的化名已经是拉蒙·贝尼特斯·费尔南德斯。他已经不再公开称呼自己是切·格瓦拉了。

他的腰间，揣着一张可以在拉丁美洲各国当作通行证使用的“美洲国家组织研究和搜集玻利维亚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情况的特派员”的证件。

同时，在他的腰间，还揣着一张乌拉圭公民的护照。护照上写明他的身份是商人，完全隐匿着他的真实身份。

他彻底的化装，是完全叫人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的。西服革履，气派排场，扎着漂亮的领带，领带上显然还洒着香气逼人的昂贵的法国高级香水，这样的装扮，可以显出他的富有和很高的社会地位，有这样派头的人物，在许多实行着根深帝固的殖民主义奴隶制度的拉丁美洲国家，是能够令一般人望而生畏和毕恭毕敬的。

切·格瓦拉完全脱下了他的伞兵靴和陆战队服，完全脱下了那在古巴的过去岁月中总也不离身的橄榄绿军装。而且，即使在切·格瓦拉过去当政府部长、当古巴国家的政治代表团、经济代表团、国家党政代表团团长时，从来也没有扎过领带，现在却扎起了绝对花俏的领带。

他的面貌也经过化装，完全地变了摸样，他卷曲的浓密的又长又硬的黑头发不见了。过去他有一脑袋那样乌黑卷曲的漂亮头发，总是扣在无沿的、缀着红星的软帽下。那种软帽就是格瓦拉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组建游击队的被服厂时，由他亲自指挥设计的软帽，这种软帽，后来就成了古巴革命军的正式军便帽。切·格瓦拉在过去的岁月中，总是戴着这样的帽子，压着扣着他的漂亮头发，可是，经过化装以后，他却露出了他的光秃秃的脑门儿，完全受成了一个业已谢顶的老人。不知道怎样的化装技术，能把他的那么年轻而英俊的面目，打扮成现在这样的满脸安祥老态，两鬓斑白，脸颊却完全刮的光光净净，任何人，在这副形象面前，大约都不会想象到，这就是切·格瓦拉了。

切·格瓦拉如此的化装，确实很成功，以至他在其间回到哈瓦那，在探看他的孩子们的时候，孩子们竟不再叫他“爸爸”，而是叫起他“老爷爷” 来。只是当他大笑起来，和孩子们说话时，孩子们才惊呼：“哟，这个老爷爷的笑声，说话声，怎么完全像是爸爸！”

可见，切·格瓦拉的成功化装，应该说是太到家了。

但是，再好的化装，也还是外表的，外在的方面，光靠这样的外在的化装，演技还是很难成功的。演员需要内在的功力，才能在舞台上把角色演好。而政治家、革命家在革命斗争的舞台上扮演角色时，对胆略的大的需要，几乎总必须是绝对的。一般的说，一个政治家，一个革命家，只有他真正具有革命的胆咯，他才能够在任何时候镇定而从容，临危而不惧。

切·格瓦拉化名拉蒙，胜似闲亭信步，来到美帝国主义链条最紧，所豢养的走狗也最为忠实的，他们统治的国家玻利维亚，他们的玻利维亚首都拉

巴斯。而且是搭乘飞机飞来，大摸大样飞来，在这个军警林立，美国特务四处出没和活动的拉巴斯，只有彻底的化装而没有巨大的胆略和魄力的人，他是很难迈开脚步的。

还是在最后一次去到开罗的时候，切·格瓦拉在和纳赛尔总统谈到国家与革命的问题时，谈话涉及到了非常深刻方面的内容。

他们谈到了革命和国家政权的关系。

无疑，革命总的来说，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其实质和内容，总是要针对压迫和反对压迫的。革命总是要反对不义和不公道，总是要反对黑暗衙门的。

但是，国家呢？国家就其实质的性质来说，凡是国家，就都意味着统治，包含着压迫，只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有的时候会有不同。比如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压迫者，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是被压迫者，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翻身解放了的、站起来的革命人民转而成为压迫者，而一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势力，成为被压迫者，这压迫的内容会有所不同。

然而，一个不可更改或很难更改的情况是，尽管国家压迫与被压迫的内容会有不同，但是国家的存在状态，即国家存在状态的形式，往往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而且，国家既是一个压迫机器，它就必须要拥有着它的特定的压迫机制，首先都是一样和都是必须的仍这就是，首先都会有一个衙门，而有了衙门，衙门里就不能是空的，像庙里不会缺少泥胎神像一样，是一个衙门，就总还是要设置官员的，有的地方，设置皇帝和大臣，有的地方会设置总统、总理和部长，总的说来，都要设置官员而且要划分等级，甚至完全是要严格格划分等级的。而划分等级，严格地划分等级，自然的，不可逾越的，就必然会形成一种不管名称多么不同，其性质则不会有变的官僚机制。没有这样的官僚讥制，就完全不可能形成压迫的手段和力量。

但是，官僚机制，是不是一定必然就会是一种官僚体制呢？比如千百年来在许多国家实行的王朝制度，皇帝都是世袭的，皇帝国王成了一种独家专门的职业，拥有统治权和压迫权成为他们与生具有的一种职能。这样，他们所形成的独裁或开明、半开明的统治和压迫，只能说是一种皇权贵族的纯粹官僚体制的统治和压迫，是完全的官僚体制的统治和压迫，是一种完全的、名正言顺和封建的官僚体制，然而，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国家制度在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的年代，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政治，或代议制政治制度，通过民主选举议会，而通过议会选举政府，或者还可以进行急统直接或半直接由国家全民选举，以此来形成统治和压迫机制，形成执行这种机制的官僚体系。

这样的体系，完全标志着民主的标号，或者公开或半公开的打开着民主的旗帜，自由的旗帜，然而，这样的体系，往往的，在绝大多的时候，总是在产生着独夫民贼、军阀和独裁者，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帜上台，通过民主的渠道上台，拥有统治权力以后就把这种权力完全变成私人资本，成为独家经营的民主和自由的笼断者，也成为完全像神仙和皇帝一般的统治者，绝对地作威作福、高踞在国家和人民的头上。

这样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差不多完全是通常的、公然的状况。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机制中，一般的都在延袭着虽然没有皇帝大臣，

没有主教和神权，但依然如有皇帝大臣，如有神权和主教的体制。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官僚体制也还是不变的，是在公然的运行中的。

因此，这样的体制势必产生独裁和特权，势必产生与封建主义国家体制同样的黑暗和不公平，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就其性质，它不仅不反对不公平，反而在本质上，是特别专门要保护不公平的。这样，出现官僚统治阶级的荒唐，也就成了自然不可避免的事情，滥用权力，贪污腐化，形成特权阶级阶层，形成鱼肉人民，社会蛀虫和最腐败的集团，也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

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对本国人民实行黑暗压迫，对外，对别国人民实行侵略和掠夺的帝国主义政策，都是官僚体制的结果，绝不是这样的国家人民的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果实。

从这样一些状态观察，国家，无论怎么考察，都可能是革命的对象。当然，这主要是说旧的国家体制，并不是说经过人民民主革命，赢得的胜利果实，赢得政权，所赢得的国家统治权力。在革命中或在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国家，本来的，它只应说是一种革命的果实。

比如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既然都是革命的果实，这样的果实无疑应该是，永运是鲜红鲜艳的，应该是永远甜蜜的。

它的国家体制，本来应该是最彻底的最完全的民主体制。它本来不应该有同样的皇帝、大臣和国王与子民的区别。但是，这样的体制在哪里实行过呢？最现成的，仍然只能是换人不换机器，反动的统治者被赶下了台，而由革命者，再来当总统、当部长，继续驾驭所谓的国家机器。这样在革命政府中，势所必然的，几乎是无可奈何的，仍然也就出现了官僚的角色。

不出现官僚，怎么能来运作国家机器呢？也许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儿”，只应该永远是个革命者是革命行列里的齿轮或镙丝钉，不应该变成高踞在革命人的头顶之上的老爷。然而，即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宫儿”也还势必要拥有管理财产、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统筹指挥建设、调动警察和军队的发号施令的权力，而在这样的权力行使中，会不会受到腐蚀呢？会不会在权力和财产的分配中，优惠和优待自己的亲属和裙带联系的亲族，会不会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中，有宽有严，有偏有向，借讥排挤打击异已和心志不同者，而怂容和宽待自己的同类胡作匪为呢？

权力的行使，给许多权力的行使者同时具有着一种被腐蚀的机会。权力，是绝对可以腐蚀人的。

权力，往往可以颠倒别人，也可以颠倒自己。

权力，扭曲任何一个人的力度，有的时候会出神人化，超过任何恶魔驱使的魔力。

中国人有一句最常用的描述权力使人形态变化的话，叫做：“官升脾气长”。确实，这句话说的相当准确，权力往往可以使一个人变态，因而同时变质，过去本来谦和的人，由于有了发号施今的权力，开始养成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的习惯，进而完全变成一个趾高气扬的家火，这是常有的事儿，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权力，甚至使一个人走路的步伐和习惯，都不再像他的亲爹亲娘一样，他要追求二种合辙的款式。权力，甚至经常把一些人的嘴脸郡完全扭曲起来，当然，他们的心胸有的时候会被扭曲的更歪。

即使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如果忽然当了大官儿，几乎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在他的里里外外、浑身上下、立刻产生出一种令人觉得怪怪的不同于人的味道。

这差不多总是难免的。

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几乎也仍然是不好避免的。

社会主义国家既然不能不要国家机器，因此，自然也不能不要一定的官僚机制，不能不要一定的官家制度、职务等级，名称可以很不同，但官僚等级的程式是一样的。官僚机制的机制，也还是一样的，因此，不可抗拒的腐蚀，还是一定会产生的。

而这样一来，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有的时候也就难免产生起了冲突来。这中间，无疑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是需要解决和必须解决的。否则，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就终会有那么一天：同归于尽。

那将是可怕的后果。

在埃及。在开罗。切·格瓦拉，曾经向纳赛尔总统十分深切他说过他的种种观察，说过他的十分深刻的种种忧虑。

切·格瓦拉告诉纳赛尔总统，他学习和研究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一时还找不到解决这样的矛盾，这样的问题的十分完整的可以令人完全解悟的答案。

切·格瓦拉还告诉纳赛尔总统，他还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访问中国，想从中国那里寻求另一些解决问题的经验和答案。

但是，中国的同志们是很谨慎的，他们告诉切·桔瓦拉说，毛泽东同志已经很严重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官僚主义性质的问题。但是，中国同志们说，他们提出了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这方面矛盾和问题的经验。他们说中国和古巴的情况有很大差异，所以，中国目前在全国进行的“四清运动” 经验，他们都认为不宜在古巴套用，所以，他们不愿意多说，中国同志强调不成熟的经验不可以拿出来“误人子弟”。

中国人不像苏联人一样，总是好为人师。

赫鲁晓夫在台上的时候，总是喜欢说长道短，比比划划，总想指指点点，告诉古巴人一些经验和道理，要他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可是，1962 年，一场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完全使赫鲁晓夫这位教师爷现了原形，原来这个教师爷无知愚昧而且愚顽，他当古巴人的老师不仅完全不够格，反而，古巴人倒产生了一种愿望，很想给赫鲁晓夫上课：首先从 ABC 教起，首先来提高他的文化水平，然后再教给他政治常织，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及革命斗争的策略和艺术。

在这方面，古巴革命家绝对比赫鲁晓夫更有水平。

而这样的问题提出来了，产生了，古巴革命领导人们，也就自然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愚人赫鲁晓夫，他是怎样爬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排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岗位上来的呢？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排头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无疑应该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者可以崇敬和效仿的榜样。他在一切方面，都应该是顶大立地的一个英雄和表率。

可是，赫鲁晓夫能够充当这样的角色吗？他一会儿是一个马屁精，满身满脸，浑身上下，全是奴颜卑膝；一会儿又成了吹牛的大炮，不可一世的狂人，好像就是个神仙皇帝，动辙口出狂言，几乎想对全世界的人都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而他所有的一切形迹，更是卑鄙的可以，在联合国的高峰会义上大敲皮鞋底也可能不能算是什么，但是在莫斯科他讲究的豪华，他讲究的排场，他讲究的尊荣，他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政策，他的那个流氓、无赖

加文痞的女婿阿朱别伊，切·格瓦拉都见识过，不就是这个阿朱别依，嚼着美国的口香糖，抽着美国的香烟、喝着法国的白兰地、穿着意大利的皮鞋吗？就凭他是一个世界名牌化了的赫鲁晓夫的名牌女婿，切·格瓦拉也不能不对不他报之以十足的不屑和鄙夷。

这样的家伙，已经与革命离开了多大的距离啊！他们像油一样地浮在苏维埃国家政体的上面，而苏维埃国家的革命人民呢？赫鲁晓夫甚至只作出这样的许诺：到了共产主义，也只能不过土豆烧牛肉而已。而他们自己，今天也岂止是土豆烧牛肉吗？

切·格瓦拉亲眼看到的过，善饮的赫鲁晓夫，即使在他的会客室里，也几乎总是滋滋有味儿地，总是不停地暖饮着最为昂贵的，从法国进口的自兰地酒，饮着像是玛瑙玉液一般的琼浆。

切·格瓦拉，在苏联看到的如此景像，曾经使他惊讶不已，甚至几乎使他目瞪口呆。

在古巴革命赢得胜利，赢得政权以后，当然也在政府的各级机构和部门里，设置了各色各样的官员。既然是开场了一台戏。总是要有这样或那样的角色的。

最初，有人造谣和攻击说切·格瓦拉少校住进了巴蒂斯塔政权留下来的最豪华的别墅，而且在迅速购置私产。

事实上，这当然完全是攻击和造谣，为了静养严重发作的哮喘病，他确实借住过一套别墅房子，但一旦康复以后，他立刻退出了那一套房子，他在当古巴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的期间，他几乎掌握着全古巴所有的国家财产，但他从来都呆在只有十二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他的家庭居室也只是住在哈瓦那的公寓房子里。他每月一百二十五元与美元价格相等的比索，是他少校和部长的月薪，也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这是仅够他用来养家糊口支付必须的花销的。正是因为如此，切·格瓦拉在最后离开古巴时，他竟没能给他留在古巴的妻子儿女，哪怕是留下存有一个美元或比索的存折。

切·格瓦拉在作为古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作为全国最高的管钱管物的官员，作为银行行长，计委主席和工业部长，作为国家的高级官员期间；他的无私和纯洁，他的绝对的神圣的圣洁和清廉，也是不容任何魔鬼来亵读的。

而越是如此，越是如此地圣洁和清廉，也是越为侵蚀和腐化、腐败不可沾染，也是不能对任何腐败和腐化现象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的。

在古巴，他不会。在苏联，他也不会。

在古巴革命胜利最初的年代里，在党和国家各级机构，政权建立的最初的日子里，在古巴最高领导层不容腐蚀，不被权力腐蚀的情况下，在下面，古巴最高领导层，却很快的，相当能敏锐地发见到了一些权力侵蚀所产生的腐化、腐败现象的迅速滋生和漫延。

有些本来并不纯洁的人，混进了革命队伍，有的是野心家，有的是投机分子，有的本来还是流氓、无赖和很不正经的人，绝非善类。

这样一些人，如果有一些被推上了国家机器、党和政府机构扮演角色时，有的人狠快就会原形毕露，有的人则会被权力侵蚀变质。首先从权力分配开始，有些地方就开始搞起一家天下，括起了裙带风，丈夫当了行政领导，老婆就当上了人事处长，儿子呢，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女儿呢，当上了财务主

任，女婿呢，当上了保卫队长。别的老共产党员、革命老战士，别的杰出人物，他们到哪里去呢？他们可以被挤走，调开，靠边站，或者去看大门，或者干脆离职退休去当普通老百姓了。

这是在权力分配方面开始出现的腐败的和变质。

接着，在财务分配方面，极端无聊的荒唐事情，开始出现了。当了官的，可以住最好的房子，一处不行再搞两处三处。在人民农场，五口之家的农工之家，可以只住一间茅草小房，而场长同志，一家人可以分到住上两幢三幢每幢都有十几套房子的别墅楼。格瓦拉还发现不止一个地方干部住进了宫殿，有的人甚至住进了迷宫，格瓦拉在一个地方干部的这样的迷宫里，替这里居住的官老爷查过他一人一家一户所拥有的空调设备和电视机，这一家领导干部的住处，甚至在厕所里也安着空调机，在每一个房屋的角落里，都摆着电视机，总共竞有十七台电视机。而他手下的工人们，一百户人家，竟一台电视机也没有。

这样，明显的又是权力变成了财富，权力成了特权和特殊。

接下来是生活方式和人格的变化。拥有很大权力的家伙们，开始借用权力的力量，借用权力相当于财富的力量，过起了不仅滥用权力，专横霸道，而且作威作福的养尊处优，挥霍无度，縻烂腐败的生活来，他们开始吃喝玩乐、终日无所事事；总是沉迷在大吃大喝的宴会中，总是狂饮滥吃，吃喝的东倒西歪，沉醉的一塌湖涂，而在烂醉如泥的状态中，他们也还不能忘记要他们漂亮而年轻的女秘书们来陪他们睡觉，也许这是为了等他们玩乐尽兴以后，不耽误把女秘书放在腿上，抱在怀里办公。

看看，这些原来也便是社会主义国家为数并不很少的一部分官僚的形象，一部这样的官僚的形态和形状。当然如果是需要的话，他们自然也还会一本正经，冠冕堂皇，说教训别人的话说的滔滔不绝，吹牛也直吹的天花乱坠，弄虚作假，瞒天过海，欺上瞒下，甚至也拉上边的人下水来同流合污。对下边的不满作乱造反之人实行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镇压。

到了这样的时候，国家与革命，又处在一种怎样的对峙中呢？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来解决这样矛盾和问题呢？

切·格瓦拉，在和纳赛尔总统探讨这样的深邃的革命哲学和问题时，纳赛尔总统更觉得切·格瓦拉的聪明和思想的深刻。

纳赛尔总统不是无神论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他也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他自命为是实用主义者，其实也是百分之百的理想主义者。他是坚决反对社会剥削和压迫，坚决主张社会公平和公正的 J 口果不是如此，纳赛尔总统不会总以这样一件事而感到不是沮丧，而是高兴和骄做，这就是，在埃及，在他领导的革命的影响下，这样的局面已经开始形成了，这就是，作为他的女儿，总统的女儿，在国家的大考中，因为分数不够分儿，完全进不了开罗大学，而他的司机，为总统开车的一名工人，他的儿子，则可以因为考试达到了分数线，因此可以完全昂首地进入开罗大学。

纳赛尔为缔造了这样的社会平等而骄做和高兴。而这样的社会平等，正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

相反，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这样的理想目标，被走后门和特殊化特权来催毁和破坏的话，那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叫作是社会主义制度吗？可以叫，只不过那就是徒有虚名的假社会主义了。

为了考查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假，切·格瓦拉对苏联，是进行过认

真的考查的，他考查的一个具体对象是赫鲁晓夫，也许还有米高扬，也许还有别的一些人，他的印象，情况是严重的。

为此，1964 年 11 月期间，在尼·谢·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他曾也赶到了苏联，借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的机会，也到了那里，像中国的周恩来、贺龙同志一样，以参加庆典为名，主要考察苏联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的政治走向和趋势。切·格瓦拉不晓得中国同志们是怎么想的。切·格瓦拉和古巴革命领导核心的一些其他领导同志，当时曾经期望，赫鲁晓夫下台，应该说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进程中的自我完善的步骤，应该是一个铲除毒瘤，铲除腐败的步骤，特别是，赫鲁晓夫被迫下台，曾被明显暗示指责为的一项罪名，是他在 1962 年 10 月古巴导弹危机中先是机会主义，后是投降主义的可耻可鄙丑行和严重夫误。这样，赫鲁晓夫的下台，很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革命自身完善的措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其意义一定会有针对性。

然而，经过切·格瓦拉的实地考察，原来并不像古巴的同志们推想的情况一样，赫鲁晓夫的下台，不过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权力交替。并不意味着任何革命，虽然有革命的形式，却并不具备革命的内容。因此，赫鲁晓夫下台，苏联还是在实行着赫鲁晓大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也还是不同于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

切·格瓦拉在和纳赛尔总统的谈话中，自然也曾谈到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自称是纳赛尔的忠实朋友、亲密朋友，他还曾把“苏联英雄” 的称号和奖章奖授给了纳赛尔总统。但是，纳赛尔始终对赫鲁晓夫怀有戒心，从来不说赫鲁晓夫是他的亲密朋友，他对赫鲁晓夫并无深刻的好感，因此，他对赫鲁晓夫赌天立誓指责罪犯的苏联前领袖斯大林，也并无大深的恶感。

当切·格瓦拉向他谈起斯大林时，他并不讨厌这个话题，甚而他也谈起了这个话题来，说有一次他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一起，在戴高乐总统向他谈起斯大林时，尽管尽人皆知，在斯大林在世时戴高乐是斯大林的一个十分强硬的对手，死硬的反共人物，总会成为斯大林强硬的对于的。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年代，戴高乐为法国重新争得世界大国的地位，和斯大林曾经进行过绝不退让绝不调和的争斗，当然他有时候斗不过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打败希特勒法西斯德国，他有了更多的力量和王牌，所以，他对斯大林，是怀有许多铭心刻骨的痛恨的。但是，这位曾经痛恨过斯大林的法国总统，在和纳赛尔总统谈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戴高乐总统说过：“如果二十世纪有伟人的话，斯大林肯定是一个，因为斯大林为世界干下了大事。至于赫鲁晓夫，还看不出他有这种可能，因为他除了揭露斯大林的阴暗面可以算是一个壮举之外，他还干什么事情了呢？他不过是一个跳蚤，连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都算不上。”纳赛尔总统这样说过以后，切·格瓦拉也引出一个例子来说，在苏联，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一个苏联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伟大作家肖洛霍夫，也是苏共二十大的代表。肖洛霍夫二十二岁那年，还是小泥瓦匠时，写出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一部，当时的苏联“普罗”文学俱乐部—— 所谓的左翼作家联盟，一轰而上，围攻和批判这部作品，然而，正是斯大林读过这个小泥水匠的《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时，第一个站出来，给小泥水匠和他的这一部作品，写了一封热情肯定的信，这才使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得到了应有的地位。也许正由于有这样的历史根由，所以，赫鲁晓夫全面否定

斯大林时，作为“二十大”的代表和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他是第一个公开反驳赫鲁晓夫攻讦斯大林“秘密报告”的人，他说过：“斯大林不仅有迷信，但是也有个性！”他当然也是在拐弯抹角地维护斯大林，因为在 1956 年，赫鲁晓夫正是风起育坪之末，人们还不能完全看透他是一股什么风。肖洛霍夫只觉得全面否定斯大林是不道德的，也是不能符合事实的。在俄语中， “个人迷信”的“个人”一词，含有“个性”的意思，所以，肖洛霍夫用这个词来很俏皮地反驳赫鲁晓夫，而且，还并不以此为止，肖洛霍夫还嘲笑讥讽赫鲁晓夫，想从别人那里，偷来人家扔在脚下的王冠，然后给自己戴在头上。

肖洛霍夫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实在是意味深长的。此后，赫鲁晓夫也许为了附庸风雅，总想把肖洛霍夫引为朋友，访问美国，访问日本，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里，总要点缀上肖洛霍夫这一位作家。并且，总以他本人和肖洛霍夫都是顿河的哥萨克，是同乡而搂脖子抱腰，逢人逢机会便夸耀一番，吹嘘一番他们是朋友，可是，对此，肖洛霍夫却从来并不热情附和，他始终也保有着他自己的个性，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

而正是从这个有独立性的思考的人的身上，可以看到对斯大林正确和客观的评价，中国人说斯大林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样的评价，应该说可以认为是杰出的。斯大林也许确实犯过很多严重错误，比如肃反扩大化，蒙受敌人的反好计之骗，妄杀无辜，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套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也是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列宁曾经一再批判和否定的行政手段，在斯大林时期，事实上被强化了。但是，有一个不能不令人惊叹的事实是：斯大林时期的官僚机制尽管也是越来越完备起来，而监督机制并没有非常广泛地建立起来，同步跟上，然而，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官僚机制，却还是多么朝气逢勃，饱富生命力而多么难得看到腐败现象啊，贪污腐化几乎是罕见的，裙带凤，太子党，夫人专政现象，几乎也是没有的，官僚的清廉而刻板有余，谁都不会超越任何规定的享受和待遇，绝不允许有任何人的贪婪和暴富，成为富爷、富婆和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在斯大林时期的国家机制上，由于革命的气氛的强烈笼罩，腐败现象滋主难得适应的气候，所以，虽然那样的国家机制也是官僚机制，但是，国家与革命，似乎还没有形成强烈的矛盾和对峙，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十分严重而普遍地突出出来，所以，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是不同于赫鲁晓夫时期的社会主义机制的。

而当然，还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机制给赫鲁夫时期的社会主义机制提供了基础和土壤。斯大林之后，由于涤荡了斯大林时期的气候，形成了赫鲁晓夫的新的气候，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官僚主义化，也就成了势所必然的正统。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新领导层，包括阿·伊·米高杨，怎么看，怎么都能看出来他们已经是封建皇帝和帝王一般的人物，怎么看，都能看出他们比资产阶级老爷更像资产阶级老爷。切·格瓦拉和赫鲁夫和米高杨，都打过直接的交道，而且都打过比较多的交道，因此，在很多时候，有过一种思想总是在他与这样的一些人物们面对面的时候，在脑海里索回。他不断地发问：这样高居于上层的人物，还是有下层人民的思想吗？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脑海里充满了统治的思想，他们还能拥有一垦一点几被统治的人民的合乎常情的对不公不平不义非礼无道的事物的愤恨吗？他们完全还能和革命人民、劳动人民，心气相通，心心相印地站在一起吗？大约是不可能的。他们

已经是神仙皇帝，大资产阶级老爷化了。让这样的神仙皇帝，资产阶级老爷，对内放弃他们贪得无厌的特权，停止他们完全不顾及人民的困难和死活的恣肆挥霍，不再像封建统治阶级一样构筑他们家族的权力的继承和延续，这是可能的吗？对外，他们还能有支援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他们的走狗的斗争的充沛热情吗？他们也许会圃于传统的习惯和要求，作一些适当的样子，也可能会付出一些投入，但是这些样子和投入，能有多少是真诚的，全心全意的，全力以赴的呢？

比如在刚果，如果赫鲁晓夫能全力以赴，作出一些全心全意的支援，刚果革命人民的领袖怎么能被帝国主义所杀害，怎么能把一场形势大好的革命运动，一场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斗争，最终演成一场十足的悲剧呢？

从这些侧面，不是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会产主与革命冲突和对峙的端倪吗？

那么，倒底该怎样解决这样的国家与革命的矛盾和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样的矛盾和问题呢？

切·格瓦拉有志想着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他有志于从国家权力的至高无尚的殿堂再走到统治权力笼罩着的人们中去，投入到反抗帝国主义实行着奴役和压迫的国家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去，再成为一个普通的革命者，成为一个普通的横扫不平、伸张正义的战士、重新享有纯洁的革命者的欢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切·格瓦拉可不可以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一面旗帜和榜样呢？切·格瓦拉向往着这样的实验和探索，他将绝不畏惧地勇敢投入这种探

索，他宁肯进行无条件的放弃权力，放弃很大权力的实验。他宁肯投身到崭新的革命暴风雨中去，重新做一个除了革命思想和勇敢精神，除了斗争的志气和夺取胜利的抱负，除了拥有斗争武器以外，什么也不再拥有的纯洁的革命者。

当然，切·格瓦拉产生这样的思想和意志，实行这样的行动，也自然并不是为着个人的净化心灵，自我完善的需要。作为他这样的杰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家，成熟的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人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和行为，总是和整个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想他有必要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永远融为一体的道路，他想锤炼一种革命领导人革命的激情永远能压倒或抑制统治欲和权力欲望的心灵，他想知道怎样可以永葆革命的青春和热情，怎样又可以永葆革命的坚贞和纯洁。

当然，除了这样的精神情慷之外，他自然还会有一些实际的追求、自然也还会有一些实际期望的目标。

他的行动并不是他完全的个人的兴趣所在。他全力以赴支争取的事业，完全是革命的需要。他的行动并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肩负着革命的任务去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