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早在 1960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周密策划派遣雇佣军人侵古巴，开始对招募来的雇佣军进行训练之时，使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们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为训练雇佣军选择的场地，会不会招来可怕的、严重的后果和麻烦。

虚伪的美帝国主义不肯在美国的本上建立大规模的雇佣军训练营地，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既要作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办坏事，又怕坏名声；既要搞侵略，又怕摊侵略者的罪责。但是，这也还不是美帝国主义统治者的全部担心，他们还担心另外一件事，这就是也担心别人也来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美帝国主义也就害怕古巴训练美国的“黑豹党”，来到美国打游击，也到美国来搞武装斗争。

所以，美国佬把入侵古巴雇佣军的训练营地，确定在了危地马拉最偏僻难为人知的山地峡谷和荒岛上，确定在了波多黎各的比耶克斯岛，以及尼加拉瓜的一些地方。

美国在这些加勒比海的各个小国，豢养的走狗，是完全操纵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手中的。但是，这些小国家的走狗们，几乎也都一致地向中央情报局表示着一种担心，而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比他们还要早一些，已经在产生着这样的担心，他们的这种担心就是：他们害怕在哪个走狗国家训练入侵古巴的雇佣军，便会在哪个走狗国家招惹来由卡斯特罗派遣的，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

美国中央情报局知道切·格瓦拉不仅是游击战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他都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典范和权威。同时，他们知道古巴革命后，古巴领导层的分工，切·格瓦拉不仅主要负责古巴的经济工作，他也主管着对外事务，特别是他还主管着、领导着古已全国的所有准军事组织包括民会组织，预备役军人组织，军事动员组织。从这些组织中组建的游击队，进入训练入侵古巴雇佣军的国家来打游击，搞报复性的活动，或者干脆就以此为契机，展开在这些国家的革命，完全是一种可能被激发的行动。

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一些国家的走狗们，对这一点担心的紧，骇怕的紧，他们是充满了恐惧的。

那么，既然这是敌人的一个痛穴，既然这是敌人腹部的软组织，作为如此凶恶顽敌的对头一方的古巴方面，会不会想到和考虑到敌人害怕打哪儿，偏偏就打哪儿的出拳方位和手段呢？

这当然是无需说的。

善于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古巴领导人，同时是富于斗争策略和战斗艺术的。

因此，连傻子都能想到的事情，古巴领导人们，不会不能想得到。只是，他们也许想得更深一层，当时，他们可能想到了这样出手制敌的方法，但是他们可能进行了克制，为的是避免授人以柄，给敌人冒犯和入侵提供一个借口。

不过，猪湾事件以后，这样的借口就再也不能成立了。猪湾事件，美国佬组织雇佣军，利用它的仆从国的走狗，来冒犯和人侵古巴，他们犯下了不可侥恕的罪行。他们破坏了国际秩序的规矩。古巴人自然也就有理由来破坏这本来就令人不满的国际世界秩序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和压迫的秩序，本来早就应该打破了。因此，由于帝国主义和他们走狗的蠢举，他们派遣雇佣军入侵古巴的行动，事实上也就是对古巴革命者发出的永远有效的对

他们进行革命的邀请。1961 年 4 月的美国中央情报组织雇佣军人侵古巴，给古巴无条件进自人美帝国主义控制的一切仆从国家开展革命活动打开了大门。

美国佬不能只搞州官放火而不容百姓点灯。

从哪里开始组织反革命，就可以针锋相对地去哪里组织进行革命。有压迫就有斗争。对于站起来的革命人民来说，压迫是不行的，压迫只能引发斗争，永远的压迫，就有永远的反抗和斗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将是必然的状态，这将是不可制驭的状态。

因此，如果说，在猪湾事件发生之前，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他们的走狗最担心招来切·格瓦拉的游击队之初，古巴人并没有在他们想到的时候，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古巴人不能让他们掌握有根灵的预见性。

但是，从 1962 年 10 月，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以后，古巴革命领导层，开始对古巴面临的形势，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更为广泛的革命手段的选择，产生着了十分深刻的考虑。

面对着如此横行霸道、究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古巴不能不对自己的命运寄托有更多方位的考虑。

通过 1962 年的导弹危机，古巴人发现，依靠别人，是绝对不行的。赫鲁晓夫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可以依靠和信赖的人吗？他气壮如牛的时候，仿佛完全可以依靠，好像他会是强有力的，而他胆小如鼠，还没有怎么地就屁滚尿流的时候还能指望可以依靠他、惜助他的力量来支撑和帮助吗？那几乎就是完全不能够的了。

所以，古已人不能不多想一些门道。想什么样的门道呢？

门道当然很多，很多。

大约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导弹危机之后开始，其中所想到的门道之一，大约就包括切·格瓦拉放弃古巴国藉，放弃古巴党和政府中的高级职位和古巴国家的当时最高军衔，放弃与古已的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和牵连，然后去开辟新的战场，开辟新的大地。

古巴在拉丁美洲的斗争中，是不能孤立的。古巴在针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反抗斗争和进攻中，应该能形成犄角力量，应该形成前锋和后卫的部局，不能总是横站和独力支持。

出于这样的考虑，最高领导核心大约同意了切·格瓦拉的这样的建议，同时确定了由切·格瓦拉来主持这方面活动的全权策划，他不仅具有这种全权策划的非凡能力，同时也有这方面的绝对权威和资格。

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切·格瓦拉的绝对信赖和依恃，是绝对无可置疑的。由于有了这样的策咯，事实上 1962 年年底古巴导弹危机全面结束以后，

从 1963 年的年初开始，切·格瓦拉在哈瓦那，就开始独立地组织着一个班子，组织着一套人马，开始了一系列的高度机密的组织工作。

最初，是由几位从古巴革命军中抽调选拔出来的精干的上尉，来充当切·格瓦拉的助手，协助格瓦拉展开在这方面的工作的。

最初的工作，主要是两项，第一项是全面地掌握拉丁美洲帝国主义走狗统治的部分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等诸多方面的情况，第二项就是组织适合到古巴以外的地区开展工作的队伍。

这两项工作，最初是在切·格瓦拉的指导下，由他的主要助手们来实施

进行的。

也就在这时候，一个尚未取得古巴国藉来到古巴居住的外国共产党的女共产党员。通过工作联络，被组织进入了这个切·格瓦拉领导下的特殊部门工作。

这个外国女共产党员的真实名字叫塔玛拉。

一开始，切，格瓦拉没有直接接触她。一开始和她建立联系的是格瓦拉手下的助手，是那些年轻精干的上尉们。

这一位塔玛拉，当时具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籍，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籍。

塔马拉的爸爸妈妈都曾是德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35 年，希特勒在德国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搜查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塔玛拉的爸爸埃里希和母亲娜佳，逃出德国，迁徙到南美洲的阿根廷来投亲靠友，并在这里立下脚来。埃里希后来成了布宜诺斯艾里斯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他和他的妻子娜佳，始终不渝地坚守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37 年，他们在布宜诺斯艾里斯，出生了女儿塔玛拉。

因为塔玛拉是在阿根廷出生的，所以，她也佣有了阿根廷的国籍。

她的父母在阿根廷，后来也与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发生了联系。仍然坚持着革命活动。

1952 年，埃里希一家举家迁回了民主德国，他们又在东柏林落脚下来。埃里希和他的妻子仍然在教育部门工作。这时候，塔玛拉已经出落成一个十六岁的大姑娘了。她在阿根廷受完了中学教育。回到德国后，她就考入了柏森洪堡大学的语言文学系。

塔玛拉生得十分漂亮而且聪明，婷婷玉立，苗苗条条，健康而结实。由于她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她从很小开始便很有思想，很寓于政治生活的热情，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并且，她也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大量的文学书籍。其间她强烈地喜欢着一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比如《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绞刑架下的报告》，这些书籍对她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塔玛拉生性活泼、热情，喜欢音乐、舞蹈，弹琴唱歌，她都很有两手，而且，她酷爱体育运动，长跑、短跑、体操、跳高、跳远，还有一些球类运动，打网球，打排球，她都热衷而且练就一定的水平。

她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她由于政治上的成熟，成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她开始成为一个热情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外事部门工作。由于她是出生在拉丁美洲，出生在阿根廷的，她能非常熟练地掌握西班牙语和法语，同时，也十分明白拉丁美洲的一切风情民俗，比较熟知拉丁美洲的情况。正因为如此，1960 年初，当一个古巴革命政府的科学教育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时，塔玛拉成为了民主德国有关部门的一名接待成员，并且充当接待代表团的翻译。

当时，访问民主德国的这个古巴代表团的团长，是古巴科学院的院长安东尼奥·努涅斯上尉。

努涅斯上尉当时已经是一位中年人，他的文化水平很高，在参加古巴革

命之前，已经是拉斯维利亚斯大学的教授，后来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地下组织。1958 年第三季度，当切，格瓦拉带领第八纵队进军来到拉斯维利亚斯省后，他就投奔到第八纵队来参加了武装斗争，当时，切·格瓦拉任命他为第八纵队的作战参谋，并且授予上尉军衔，在解放圣克拉腊的战斗中，他身入虎穴，作为格瓦拉的全权代表，劝降了该市最大的要塞兵营，因而立下了很大的战功。同时，也进一步成为了切·格瓦拉的得力助手。

努涅斯上尉是切·格瓦拉的下属和亲密战友，他率团来民主德国访问，其间遇到了切·格瓦拉的女老乡塔玛拉，他们自然会十分热烈地谈论起切·掐瓦拉来。而谈起切·格瓦拉来，自然也就会谈起古巴革命决定性胜利的时日里的许多惊心动魄简直传奇般的动人故事，努涅斯和塔玛拉谈话不存在语言障碍问题，他们可以交谈得十分透彻而投机，英雄的古巴革命事迹，马上激发起了塔玛拉对古巴的无比向往。

1960 年 12 月，切·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中国之后，来到民主德国访问。塔玛拉作为接待代表团的翻译，她参加了接待切·格瓦拉访问柏林的工作，使她见到并且熟悉了她其实早已熟知并且无比敬仰着的这位古巴革命的英雄。

切·格瓦拉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了这位年轻的德国女革命家。她当然也和格瓦拉谈到了她曾经在阿根廷生活的经历，当然，这也引起了格瓦拉的兴趣。接着，塔玛拉就充满激情地向格瓦拉提出到古巴革命斗争前线去参加战斗工作的请求，格瓦拉向塔玛拉强调了当时古巴作为革命的前线国家，斗争任务的严峻和斗争生活的艰苦，所以，当时并没有答应塔玛拉的请求。

但是，强烈向往着投入革命战斗，充满理想激情的这位德国姑娘，充分地利用了她同时是阿根廷生人的优势，她的语言会话能力和生活习惯，都不会给她造成障碍使她来到令她神往的革命的古巴。最终她还是想方设法，使她如愿以偿，来到了古巴。

古巴在革命胜利后，最突出最中心抓的几项工作中，土地改革和全面扫盲教育，是尤其强调的。知识分子的缺乏和需要因而被珍视和欢迎，是自然的。当时古巴对拉丁美洲的所有教师和医生，几乎都敞开着进入的大门。于是，塔玛拉被欢迎来到哈瓦那，她首先在教育部门找到了工作位置，她当时既是个大姑娘，也还是个小姑娘，只有二十三岁，精力十分充沛，所以，除了干一份工作之外，她还考进了哈瓦那大学新闻专业学习进修。她也参加了哈瓦那的部门民兵组织，参加那里的军事训练，她不怕苦不怕累，同时也由于她有体育锻炼出来的好体力，她总是争先恐后地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义务劳动，她最爱干的活计是到甘蔗田里砍甘蔗，她最喜欢吃得食品，也就是啃甜甘蔗，真是既是饮料，又是面包。

塔玛拉很快成了哈瓦那的一个小有名气的明星。

她和切·格瓦拉有过联系，但是，很难得见到切·格瓦拉。切·格瓦拉在古巴，可以说是最大的忙人之一，可以想象他肩负着多少职务，他总是肩负着十个以上必须做实际工作的职务，而且，几乎都是主持工作和领导工作的职务。有一些工作职务是无形的，但几乎是更为繁忙的，比如意识形态和外事工作，所有宣传出版广播影视书刊印刷，几乎无不在他主管过问之例。外事工作更是繁忙，他是众所周知的不在位的外交部长，所有的外国代表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他都在接待者之列，有些外国代表团也奇怪，访问古巴时，好像不见到菲德尔、劳尔和切，就硬是不肯离开。所以，

塔玛拉难得有见到格瓦拉的机会，但是，有时她也会偏得，民主德国的各种革命代表团，几乎每年都有几批来访古巴，这时候，塔玛拉总是被请来作翻译工作，在这样的时候，在切·格瓦拉接见德国同志时，塔玛拉经常也就有能见到切·格瓦拉的机会了。

塔玛拉不仅因为与切·切瓦拉有联系，而被格瓦拉手下的助手们所熟悉，她和努涅斯上尉的频繁联系，也使她熟悉了许多格瓦拉的老部下，主要是在第八纵队干过的一些老战友和老同志。

这样，在进入 1963 年年初的时候，当初，格瓦拉领导下的一个特别行动组已经成立起来以后，在协助格瓦拉组建队伍的上尉们看来，塔玛拉既然是个外国人，既然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拉丁美洲的天然公民，所以，认定她可以是一个被吸收进入格瓦拉特别工作组的对象。

恰好在这时候，一个尼加拉瓜的革命组织，准备吸收塔玛拉到尼加拉瓜去参加那里的桑地诺革命阵线，塔玛拉表现出了积极参加的热情。这样，格瓦拉下属的上尉们，认准了塔玛拉是一个有志于参加革命地下工作，有志于完成艰巨任务的战士材料，因此，便也向她提出建议，请她来参与他们正在进行的秘密工作，塔玛拉当然欣然答应，甚至是喜之不尽的，因为她终于找到了为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去战斗和去献身的机会。

虽然，这时候，上尉们还没有告诉塔玛拉，她参加的是由切·格瓦拉直接领导和指挥的特别行动组织。

长时期的艰巨的战斗和斗争生活，培养和训练了古巴革命者最卓越最超凡的进行秘密工作的能力。他们执行着保密工作的铁的纪律和保密工作完备的铁的原则。他们的任何秘密机关，火候不到时候，是绝不随便揭开的。

塔玛拉在完全不知道她已经是切·格瓦拉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的特别行动组织的成员，开始接受秘密工作的严格训练。她被训练使用密码书写的技术，她被训练使用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她当然还被训练驾车、驾机和熟悉各种武器的使用，她被训练掌握秘密工作的反映、判断的能力和行动的规则，行动的铁的纪律。

所有这些训练工作基本结束以后，塔玛拉被派遣到西欧国家执行秘密任务。这些任务，有的是她经过适当的努力，轻易便可以完成的，有的是完全给她出的难题，是很难达到目标，甚至几乎是完全达不到目标的。塔玛拉在领受和执行这些任务时，完全不知道这是派遣她去作秘密工作的演习，完全不知道这是派遣她去适应秘密工作的生活，完全不知道这只是在考验她的品质锻炼她的能力。她最明确清楚知道的是，在她前往西欧进行这场演习和锻炼的时候，她已经不再是塔玛拉了，而是已经变成了塔尼娅。她的护照，也不是古巴签发的，而是另外一个南美国家签发的。她的身边，她的家族历史，自然也都不是实在的真实的了，而是完全变成了像是一部小说一样虚构的人物角色，只是每一个细节都合情合理，完全的天衣无缝。

塔玛拉，从此完全变成了塔尼娅。

塔尼娅似乎比塔玛拉更聪明了，特别是，更机警了。

她一切完全遵照秘密工作的规则行事，她的所有活动都没有出现任何麻烦和漏洞，看起来她是一个做秘密工作的天才。

在她进行整个演习和锻炼期间，切·格瓦拉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们，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秘密的，对她实行了配合。当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测验和考察。

测验和考察的结果，当然也是令人满意的。大约半年以后，塔尼娅又回到了哈瓦那。

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返回到哈瓦那以后的第二天，她被通知到古巴政府的工业部来，她被陪她来的上尉，领进了一间不大的，设备完全谈不上像样的房间。

切·格瓦拉已经在这间屋子里等着她。格瓦拉请塔尼娅在椅子上坐下。

塔尼娅不知道该向切·格瓦拉说什么话。她只是感到非常惊奇，格瓦拉怎么会单独接见她，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重要了呢？

切·格瓦拉首先向她一笑，说： “塔尼娅同志，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您一直是在我的领导和指挥

下进行工作和学习的。您的一切情况，我是都了解的，我都已经知道了。” 塔尼娅感到惊诧。她瞪起了圆圆的，像是多瑙河水一样晶蓝的蓝眼睛，

她眼盯盯地看着切·格瓦拉只说了一声： “是吗？”

格瓦拉一笑，说： “当然。”

塔尼娅立时感到激动和幸福。她真没有想到，她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在切·格瓦拉的直接指挥和领导下从事着工作和学习，这也真是太神圣、太伟大了。

于是，她说： “我真完全想像不到。切·格瓦拉同志，我真是太幸福了！” 切·格瓦拉说：

“我将完全不能保证您的幸福。相反，我们要您去执行的主要的任务，将可能是十分困难，十分艰巨，也是十分危险的，你必须要有完成任务的决心，也要有着作出牺牲的准备，这可能是最难的。”

塔尼娅说： “不。切·格瓦拉同志，这样的准备，在我奉命到西欧工作的时候，就

已准备好了。您想问我怎样准备的吗？需要不需要我先向您背诵一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呢？”切·格瓦拉说：

“为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一切，直至生命。这是无需经常背熟在嘴上的，但必须是常埋在心，必须是坚定的，准备必须是十分充分的。这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就能够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地前进，否则，动摇和摇摆都是可能发生的。而我们现在要你去执行的使命，任何的动摇和摇摆，都将是致命的，都将是危险的。”

塔尼娅大睁着眼睛说： “我坚信，我不会发生这样的致命的危险。我相信我能完成一切任务。

我并不想死，而且，我想活得更美好、更幸福。但是我决不怕死。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同志，我甚至愿意向格瓦拉同志作出个人的忠诚的保证，我将完全愿意无条件地完成您交托给我的任何革命的工作和任务。希望您能完全的信赖我。”

切·格瓦拉说： “我们已经在完全信赖着您了。塔尼娅同志。”

接下来，切·格瓦拉向塔尼娅交待了派她到玻利维亚执行特别使命的问

题。

这是在 1964 年的 10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