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名人故里以及祠墓

把在历史上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历代名人的故里（包括故居）及祠墓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然后给予特别的保留与保护，以供给后来的人们瞻仰纪念或者凭吊，这在目前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业已成为受法律保护的社会时尚和文化传统。

在将近 3000 年时间的有确切文字可考证的中国古代历史中，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涌现的各种类型的历史名人成千上万。其中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画家等等。

由于历史久远和生态变迁，三晋大地上历代名人的故里故居及其祠墓大多已经不能见其确址原貌，保留下来的则不足其百分之一二。

唐叔虞，本周武王姬发的幼子，西周初年被其兄周成王姬诵封于山西南部古唐（今翼城、曲沃、绛县一带）之地。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因当地有晋水而改唐为晋。所以唐叔虞堪称为三晋历史上的始祖第一人。据此，唐叔虞的故里亦即封唐之地均应在今天的古汾浍交流处翼城、曲沃一带，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该地区发现的数座西周晋侯墓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这一史实。

太原晋祠亦即唐叔虞之祠，可以说这是山西大地上至今保留最为古老的古代祠宇。北魏时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即记载说：“昔智伯遏晋水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至有淫朋密友， 羁遊宦子，莫不寻梁契集，用相娱慰，于晋川之中，最为胜处。”①从这段记述中，我们不但可以确切地了解到至少是在公元 500 年以前时（郦道元公

元 527 年被肖宝夤杀害，《水经注》注文中出现的最后一个年代是北魏延昌

四年，亦即公元 515 年。陈桥驿先生认为此时《水经注》全书尚未脱稿）唐

叔虞祠已经存在，而且还对起码是 1500 年前的晋祠周围的环境生态也有了一个具体翔实的认识。关于太原晋祠的始建年代，尽管今天我们已无法准确考证，但我们根据一些悠久的历史信息与生态信息推测，坐落在古晋阳城侧悬瓮山下的唐叔虞祠极有可能在公元前 4 世纪末战国初已有雏型。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周代各诸侯国均将祭祀之事视为国之根本，即所谓《左传》中所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事情即莫过于宗庙祭祀与出兵打仗了。早在韩、魏、赵三家分晋以前，赵简子（即赵鞅） 就已经开始经营于晋阳之地。《左传》中记载，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 497 年）“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② 赵简子为什么往晋阳奔逃？因为此时晋阳早已是他的根据地了。晋静公二年（公元前 376

① 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8 页。

② 《左传》，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385 页。

年），韩、魏、赵三家彻底将晋国瓜分之后，此时晋阳事实上已成为赵国的都城。所以，我们以为太原晋祠中的唐叔虞祠应该是在战国初期时就有了的，它应该是赵国举行宗庙祭祀的地方。而此时赵国的宗庙祭祀无疑仍应将唐叔虞作为其开国始祖给予礼祭，因为无论韩、魏、赵三家中的任何一家， 实际上在瓜分晋国后，都还把自己作为唐叔虞所开创的唐晋的正统继承者而自我标榜着。“‘祠’，古音同‘食’（饲），义同飨。宗庙四时祭的春祭叫‘祠’；战国时引申为祈祷得福后报神祭叫‘祠’；至秦汉时又引申为泛指祭祀。”① 无疑，晋祠（亦即古唐叔虞祠）之在太原，最初的诞生即应在这样久远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中。

我们推测太原晋祠始建于战国初期赵国的宗庙祭祀活动的另外一个根据，则来自于对晋祠中古代植物生态遗存的综合观察。正像 1400 多年前郦道无当时就对晋祠山水树木所描写的那样，“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树木繁盛，以致于人行祠中常常很难见到阳光。现在我们以今天晋祠中仍能见到的古树之生态去对照郦道元当时的记述，确实仍感到他的形容并不为过。清末举人刘大鹏，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 年）45 岁时隐居故里（晋祠以北里许赤桥村）开始编撰《晋祠志》，约 4 年后书成。全书共 42 卷，其中即有两卷

（第 26 卷与第 27 卷）专门记述晋祠植物。仅树木一项就有松、柏、桧、枞、杨、柳、榆、槐、桑、梓，椿、桂、柽、樗、柘、桐、桃、李、银杏等多达30 余种，花草 20 余种。尤对历代种植古树木如松、柏记述甚细，“晋祠古柏颇多，高可十仞，大可十围，有周柏，有汉柏，有隋柏，有唐柏，有宋、金、元、明柏，或数千年，或千年，或数百年，阅寒历暑，久而不改柯叶⋯⋯” 其中周柏共有两株。一株叫双柏，原在朝阳洞石阶下左侧，清道光初年（公元 1821 年）被人砍伐；另一株名为齐年柏，植于圣母殿前“鱼沼飞梁”十

字桥北侧，躯干向南半卧枕于另一古柏之上，虬劲奇绝，仅其胸径即达 1.91 米。明末思想家傅山先生曾书“晋源之柏第一章”7 个大字于其傍。傅山先生的儿子傅眉则有专门描写晋祠周柏的《古柏歌》传世。诗的启首 4 句即为： “晋祠众木临水多，青杨白柳交枝柯，不能老大作妩媚，此两柏树可奈何？”

①很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这两株周柏在晋祠群木中的特殊地位。近年山西省林

业厅原厅长刘清泉先生，在多年专业研究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地区性的古稀珍贵树木研究专著《山西古稀树木》。书中专门介绍了晋祠周柏与其他古代树木。这些千年古树应该能从自然生态遗产的特殊角度，去为晋祠的古老历史作出某些客观的说明或旁证吧。作为国内最古老的祠宇遗存，经过了 2000 余年的经营变化，到今天晋祠已成为一座集儒、释、道于一体的大型古典园林。它以其拥有古之“三绝”（周柏、唐太宗李世民亲写御碑和圣

①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纵论》，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3 页。

① 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增点校：《晋祠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母殿宋代彩塑）而闻名域内。 1961 年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近年来国家又投入巨资对北宋建成的圣母殿给予落架大修，使得这座古老祠宇又焕发出了新的青春气息。

如果说唐叔虞祠是以其古老悠久而渐成典型的话，那么，作为历史名人，三国时的蜀将关羽则是实实在在是以其妇孺皆知的知名度使古今之人对其故里、陵墓和祠宇产生敬慕之情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个人的知名度是其他任何历史名人都无法比拟的。一位是山东曲阜的孔子，另外一位就是山西解州的关公。关羽败走麦城被东吴杀害后，其身首异处。身躯埋葬于湖北当阳县城西北，而头颅则埋葬于河南洛阳市南，所以关羽的陵墓就有两处。湖北当阳那处被称作关陵，河南洛阳的则被叫做关林。位于今运城市常平村的附近有关羽祖茔，然而关羽的陵墓最终未能建在家乡。天下庙宇以关庙最为兴盛，数量也最多。古代中国乡村常常可以不建文庙（文庙一般建于县治以上的城市之中），但是不能没有武庙。武庙即关帝之庙，专供乡人祭祀关羽。明清以前关庙仅见于中国国内。从 18 世纪末叶开始，随着海外华人的增多，在东南亚各国甚至欧美及日本的华人社区都出现了祭祀关羽的庙宇。如在今天的马来西亚，竟然会有 6000 多座关庙出现。在我国的宝岛台湾，

大大小小祭祀关羽的庙宇据说达到 3 万座以上。

始建于隋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的山西解州关帝庙，是国内外最大规模的关庙，也是距离关羽故里最近的一座关庙。但是此庙却不是关羽的家祠，它是历代皇帝对关羽进行国祭的地方。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时，敕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故明清以后的解州关帝庙其形制已完全类于帝王宫阙。真正的关羽家祠至今保留在关羽故里运城市常平村内。祠中除主祭关羽以外，还配祀关羽的始祖、曾祖、祖父与父亲之神像。这在域内外关庙中属仅见一例，表现了真正家祠与一般关庙的区别。常平关羽家祠中有一八角七层砖塔，世代传为关羽父母之墓。据说当年关羽在家乡杀死恶霸吕熊之后远逃他乡，但年迈的父母却无法逃走，只得投井自尽。后人在井口之上起砖塔一座，以为陵墓。关羽死后，关氏后裔又于关羽父母陵墓所在处建关羽家祠。关羽家祠始建年代不详，但民间传说当在解州关庙之先。解州关帝庙建于隋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距离关羽被害的时间东汉建安二十四

年（公元 219 年）计 370 年。解州关帝庙已于 1988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 1990 年开始，关公故里在关羽的诞辰纪念日

（东汉延熹三年亦即公元 160 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连续举办数届金秋大

祭暨传统庙会活动，在海内外引起相当大的文化共鸣。闻喜县东北 25 公里处有一个百余户的小村落名曰裴柏村。村子坐西朝东，背后与南北两测近十座山峦成半圆形排列将村庄拱围起来，煞有气概。村子虽小，然而气魄颇大。中国有句古语叫做“天下无二裴”，意思是说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碰到的人是姓裴的，那他肯定都来自于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河东闻喜县的裴柏村。关于裴氏姓氏的起源，金大定十一年（公元 1171 年）编写的《裴氏

世谱》原序中认为，闻喜裴氏“出自有熊氏，乃柏翳之后，与秦同祖，佐舜又赐姓赢，佐殷伐桀，佐周伐纣，累世有功。秦封◻城，至陵，更邑从衣， 因以为姓。始祖遵，始自云中，徒居安邑。曾孙晔，迁闻喜，东五十里裴柏而家焉”。①这段 800 多年前写出的文字，有的内容显然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中。意思是说，闻喜裴氏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至远古时的有熊氏，它与秦之赢姓同祖，都出自伯翳之后，曾扶佐商的始祖共同讨伐夏桀， 也曾扶佐周人讨伐商纣，历史上功绩累累。到秦代的时候先封至◻城那个地方，而到了一世祖裴陵时，才将“◻”字下面那个“邑”更改为“衣”，真正的裴姓从此时方才诞生。而直到十二世祖裴遵时，裴氏才从云中之地迁徙到了安邑；又到十五世祖裴晔时，此时已是西汉，裴氏方定居于闻喜之地， 这就是后来的裴柏村。叫裴柏，是因为此地柏林茂盛的缘故。到两晋时期时， 裴氏人丁繁衍已经遍布域内。当时仍旧家居河东（泛指今晋南一带）者称为中眷裴，而居于燕地者则称为东眷裴，居于长安以西直至西凉地区者又称为西眷裴。从两汉以下，直到隋唐，千年以内真是裴氏的黄金时代。有人曾经根据历史文献的确切记载，又参考了《裴氏世谱》，统计出在宋之前，裴氏历代担任过宰相的多达 59 人之多；在五代以前，担任过历代尚书之职的则

多达 54 人；而在宋以前，还有 42 人担任过历代朝廷的各部侍郎；还有在唐

代之前，担任过历代大将军职务的裴氏人物也多达 58 人。裴氏一族在唐代官场尤为显赫。顾炎武晚年在曲沃隐居时，曾就近造访裴柏村，瞻仰裴氏宗祠，后来留下了一篇《裴柏村记》的短文，文中论及人才与国家民族兴亡之间的关系时，一方面赞叹裴氏的人才济济，另一方面则为裴氏对唐王朝的卓越贡献和重要作用，由衷地发出了“观裴氏之与唐存亡，亦略可见矣”① 的慨叹。

纵览 2000 余年中的裴氏家族，其享有赫赫盛名的历史名人可以说比比皆是。他们遍见于中国古代的各个历史时期，也遍见于封建社会的各种领域。在这些风云人物中，曾经出现过像裴秀（公元 224—271 年）那样被称作东方托勒玫②或中国古代地图学之父的地图学家。他第一次写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图学理论专著《禹贡地域图》，而且在此书中首次提出了所谓“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别叙述和阐明了地图绘制时的比例尺、方位和距离等一些基本原则。一直到明代时，这些原则仍被当时的地图学界所广泛遵循。裴秀的一些观点，甚至直接影响到了现代地图制作理论的诞生与成熟。

生活在东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的裴松之（公元 371—451 年）、裴骃父

① 贠创生、周庆义、王午申点校：《裴氏世谱》，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 页。

① 贠刨生、周庆义、王午申点校：《裴氏世谱》卷十，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16 页。

② 占希腊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著作有《地理学指南》。其生活的时代约在公元 90—168 年之间。

子，是闻喜裴氏家族历史上的又一骄傲。父子三人前者以为《三国志》作注65 卷而名扬于世，后者则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写下 130 卷《集解》而彪柄史册。事实上，裴松之、裴骃父子的名字，已经与司马迁的《史记》、陈寿的《三国志》这样珍贵的中国古代经典历史文献一样成为不朽。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百花园里，其形式与体裁多种多样。“传奇”即为其中之一种，后世人以其泛指唐宋文人用文言体所写的短篇小说。然而，许多人都不知道，“传奇”最初也是闻喜裴氏家族中一位名叫裴骃的所首创的。裴骃，约生活在公元 9 世纪中叶以后的唐代末年。他的小说集《传奇》共 3 卷，然而身后皆散佚。现代学者郑振铎先生曾经依据北宋小说总集《太平广记》，辑得了裴骃《传奇》一书中的 24 篇作品。著名者如《聂隐娘》、《裴航》、《昆仑奴》、《韦自东》、《封涉》等，元明以后多将其故事改编为戏曲。总之，把裴骃称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传奇小说的主要开拓者当不为过。

古代的闻喜裴氏家族中，也出过十分著名的法学家，这就是曾致仕于南梁、北周与隋三个朝代的裴政。裴政 15 岁时即跻身于仕林，做过法曹参军； 北周时又任刑部下大夫之职。《隋书》中记载，裴政判案常常是“簿案盈几， 剖决如流，用法宽平，无有冤滥。囚徒犯极刑者，乃许其妻子入狱就之。至冬，将刑决，皆曰：‘裴大夫致我于死，死无所恨’”。正因为裴政有这样好的执法之名，到隋开皇年间时，隋文帝就仰赖他和苏威等人修定律典。为此，裴政博采魏、晋、齐、梁等南北朝时各家刑典，取其可用则废其种种酷虐刑种。虽然“同撰著者十有余人”，但凡遇到疑滞不通，不能最后决议时， 就“皆取决于政”。①就是在裴政的实际主持下，中国古代著名的法典《开皇律》终于诞生了。这部法典废除了前世的枭首、圜刑与鞭刑，而更定刑名为死、流、徒、杖、笞等 5 种。中国古代所谓的“十恶大罪”之概念也即始自这部《开皇律》。《开皇律》从本质上讲它无疑仍是一部镇压人民和维护封建皇权的法典，但它在中国 2000 年的封建法律制度发展史中，却有着它应该拥有的历史地位。

旧时的裴柏村曾有裴氏祖祠，祭祀裴氏列祖；又有裴晋公祠，则专门祭祠中唐名相裴度。裴度（公元 765—839 年），其政治生涯共经历了唐德宗、

唐顺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和唐文宗 6 个唐朝皇帝。在唐代的大政治家中，裴度的名字则完全可以与他之前被誉为“再造唐室”的郭子仪或唐初的魏征等人相并列。裴度一生的最大功绩是竭尽毕生精力去一次又一次地削平藩镇割据势力以维持唐政权的大一统局面。唐宪宗时淮西吴元济藩镇割据日甚一日，甚至事情发展到了暗杀朝廷大臣于京城官邸的恶劣程度。就在这种情况下，裴度于元和十二年（公元 817 年）秋请往淮西亲自督战，并下定了淮西一日不平就一日不返京城的决心，史称其亲往延英殿向唐宪宗表示：

① 《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549 页。

“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①此年 10 月淮西藩镇元凶吴元济果然被破就擒。裴度平定淮西后凯旋而归，即被封为上柱国并晋国公。裴柏村裴晋公祠中现存有一通高 2. 54 米、宽 0. 92 米的裴度平淮西石碑，碑文由唐代文学家韩愈撰写，加上清代咸丰年间山西大书法家祁隽藻的精绝书法，世称该碑为史、文、书“三绝”之碑。现裴晋公祠已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芮城永乐宫的主轴线建筑群以西，有一座“吕公祠”。游永乐宫的人们常常与这座面积不大、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式的建筑擦肩而过，却不予重视。其实，正是由于先有了“吕公祠”，全真教永乐宫才得以兴建于后来。永乐宫和吕公祠原建均在今芮城县城西南约 25 公里黄河北岸的古永乐镇，而永乐镇西的招贤里竹水墟，据说就是道教‘八仙’故事中吕洞宾（本名吕岩， 洞宾为其入道后之道号）的故里。

关于吕洞宾，过去曾经有许多人认为他只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个神仙而已，历史上并非真有斯人。然而，根据近年来发现的一些文献以及考古成果和研究结论来看，历史上应该是真有吕洞宾其人的。当代著名宗教史家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即认为：吕洞宾的确切主卒年代虽然“无考， 但据可靠史料，他们（包括钟离权，‘八仙’中的另外一位神仙）活动于唐末至北宋初，在五代末已颇有名”。②《全唐诗》中就收有吕洞宾的诗词共 5

卷 121 首。其中第一首即他初遇钟离权后的言志之作，题曰《呈钟离云房》：

生在儒家遇太平，悬缨重滞布衣轻。谁能世上争名利，臣事玉皇归上清。

这首七绝所透露出的诗的作者的身世，与历来见于各种文献中吕洞宾的生平及出身是基本相符的。传统的说法认为吕洞宾的出生时间为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 798 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其家庭约在唐初高宗朝即已定居河东永乐一带。吕洞宾的祖辈从唐代最兴盛的时期开始，几乎每代均担任过朝廷官职。但是到吕洞宾时，尽管他曾经十分醉心于功名科举，然而当他最终拿到一个进士的头衔时，已经是 37 岁的年龄。此时的李唐朝廷严重衰败，吕洞宾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弃官入道的，也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遇到了钟离权，而且写下了那首题曰《呈钟离云房》的七言绝句。吕洞宾入道后大约不到百年时间，亦即五代与北宋相交之际，其名声就已远播，成为当时天下人中神仙。根据永乐宫历代碑记所述，吕洞宾的祠堂肇始于唐末，宋金代有所修。金末元初，道教北方全真派兴，更将吕洞宾奉为全真始祖，加之民间道教“八仙”的传说日益普及，吕洞宾的名字在国中堪称家喻户晓。到蒙古

① 《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211 页。

②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90 页。引文括号内文字为本书作者所加。

太宗四年（公元 1232 年），全真派传世弟子潘德冲奉旨将昌洞宾祠观扩建为道宫，称曰“大纯阳万寿宫”，主祀纯阳真人吕洞宾，是为道教全真派第一祖庭。

与吕洞宾的超然脱世截然相反，在山西的历史名人中，以杨业和杨延昭

（民间传为杨六郎）为代表的北宋杨家将，则是以其一腔热血和满门忠烈谱写出了一曲宏壮无比的爱国主义史诗。杨业，五代后汉时本随其做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刺史的父亲家居麟州。后汉乾祐三年（公元 951 年），郭威袭破开封以后，后周取代后汉。此时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在其控制下的太原建立北汉政权，杨业的父亲杨弘信将杨业送到太原做了刘崇的义子，改名为刘继业。后周显德七年（公元 960 年），赵匡胤攻破开封建立宋朝，当

时太原仍在北汉的控制之下。从宋太祖乾德初年（公元 963 年）至宋太平兴

国四年（公元 979 年）太原城陷为止，十几年时间中赵宋多次派兵强攻北汉， 杨业一直竭尽全力死守太原。故元代人撰写的《宋史》称杨业为太原人。

北汉亡后，杨业归顺宋朝。《宋史》中称，宋太宗赵灵“以业者于边事， 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让他去镇守代州雁门一带边关，以防契丹人袭侵。杨业不辱使命，连战连捷，“自是契丹望见业施旗，即引去”。

①杨业归宋后的第八年，即雍熙三年（公元 986 年）时，辽军大军压境，宋太宗命令潘美、杨业所部宋军掩护代北四州边民内迁，监军王侁与潘美贻误战机，陷杨业所部于辽军重兵埋伏之中。最后杨业身负重伤在拼杀中被辽兵所擒，绝食三日后而死。这场残酷的战斗中与杨业同时战死的还有他 7 个儿子中的一个杨延玉，战场地址在今朔州市与宁武县相连接的地方，杨业受伤被俘处则在今宁武县北部的陈家谷口。

杨业遇难后，他的其余 6 个儿子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和延彬继续为宋廷镇守边关。特别是杨延昭，《宋史》记其“智勇善战，所得奉赐皆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在边防廿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①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 1014 年），延昭卒，终年 57 岁。延昭的儿子杨文广继承父业，继续为宋廷戍边效力。杨业祖孙数代人驰骋疆场，热血洒遍长城内外。从宋太祖至宋英宗，百余年间，杨家将身经百战， 功勋赫赫，朝野感泣。尤其在晋、冀两省长城一线，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地名以杨六郎之名命名，如“六郎塞”、“六郎城”等。后来，在元代至元十六年（公元 1279 年）时，杨业的第十四世孙杨山与杨友在今代县鹿蹄涧建杨忠武祠。时杨山与杨友分别以坚代（指坚州与代州，今山西繁峙与代县） 永定军节度同知和坚代永定军节度使的职务仍然镇守在内长城边关一线。这可能是从北宋初时就永久定居在今代县一带的杨业的一部分后裔。杨友与杨

① 《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9303 页。

① 《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9308 页。

山兄弟二人的墓葬即在距鹿蹄涧村数公里的繁峙县雁头村（古时曾称晏头村），而有关鹿蹄涧的来历，清雍正十年（公元 1732 年）刊刻的《重修祠堂碑记》则描述了一个动人的传说。记曰：当时杨友和杨山镇守坚、代二州时，“政优而猎，逐一鹿不见，留蹄石上，遂聚族于坚西代东之间，因名其庄为鹿蹄涧”。这块碑记仍存于鹿蹄涧杨家祠堂中，鹿蹄石也存于祠堂后院正中。碑记中明确记载着鹿蹄涧村是杨业的后裔们聚族于此以后才形成的一个杨性居民点。与代县鹿蹄涧相呼应，其周围有关杨家将的传说及遗址甚多。如怀仁县的金沙滩古战场，代县枣林镇的杨七郎墓，峨口东南的木阁村

（传说中穆桂英的娘家住地），五台山台怀镇北杨五郎落发为僧的太平兴国寺和五郎阅兵台，以及始建于宋代原本是杨家家庙而后来改建的龙泉寺（寺附近东北坡上今仍有人们称为“令公塔”的杨业墓塔，传说杨业蒙难于陈家谷后，杨五郎后来寻回父骨遂葬于此，并建祠祭祀）等等。杨家将在历史上所留下来的这许多遗址及其历史文物，业已成为晋东北地区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

本世纪 50 年代末以前，山西境内的古墓葬大多保存完好，特别是其中许多历史名人的墓葬尤其如此。在这些历史名人的祠墓处见到的大都是松柏葱郁，碑石林立。而在 50 年代末之后，除了在此之前已经引起国家文物部门高度重视的一些名人祠墓，或者是祠墓所在地居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较为强烈者外，大多被毁坏。陵墓封土被平，松柏虽有数百年或千年之久也遭砍伐，更多的是那些极有文献价值的古代碑碣，竟被统统砸碎，或被作为烧制石灰的材料，或被粉碎做石子供修公路之用。而越是在这样一种情态之下， 对于那些幸存于今日的部分历史名人祠墓，也就越是感到其无比珍贵而应倍加珍惜。除了以上我们所举的那些事例外，目前山西境内仍然较完整保存并有一定典型色彩的历史名人祠墓，则还可选择性地举出如下一部分来。

猗顿墓——位于今临猗县（该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临晋县和猗氏县合并而成）涑水南岸牛杜镇王寮村，有较大规模陵园，陵园四周又有砌筑围墙。陵园始建年代不详，但墓尚占，墓前存“猗顿墓”古碑一通，又有历代重修陵园碑记与猗顿德行碑，现存陵园建筑为清咸丰年间（公元 1851—1861 年） 重修之物。猗顿，本为战国时期鲁国贫士，因向陶朱公范蠡请教致富方法， 遂来到古晋之地经营畜牧，最后在涑水河畔定居，成为天下巨富。西汉置县时县以“猗氏”命名，即因猗顿居地之故。传猗顿身后留有三子，分别叫做王寮、王景、王鉴。现临猗县有王寮、王景、王鉴三自然村，即当年猗顿三子及其后代所居村落。

晋文公墓——即重耳墓。位于今绛县卫庄乡下村西岭。重耳，晋献公诡诸第 2 个儿子。献公错杀太子申生激起晋国内乱后，重耳流亡国外 19 年， 后复返晋国成为晋国国君，继齐桓公之后称霸，先制秦而后伐齐败楚，成为春秋五霸中最有声名者。晋文公在位 9 年，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 628 年）

夏四月卒，葬子绛山东麓，墓因地形而起，高 30 余米，状若山丘。据民间

传说，陵丘所有封土皆运自曲沃城北太子滩。墓后有祠，墓周松柏成林，皆毁于抗日战争中日军之手。本世纪 50 年代初，晋文公陵园重新绿化，现已

槐荫葱郁，秀蔚不减当年。有明刻“晋文公墓”石碑存于墓前。该墓在 1962 年时，已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元好问墓——位于忻州市南 5 公里处韩岩村。元好问，金元之际著名诗

人。蒙古蒙歌汗七年（公元 1257 年）九月诗人卒于河北获鹿旅途之中，遂

归葬于故里祖宗先茔。现存元墓为清乾隆六十年（公元 1795 年）重修。陵园为山屏水环，有村舍毗邻。红墙四围中，高堂错落，碑蝎井然。高达丈余的诗人墓冢之上生古榆一株，虬劲盘曲，参天而立。冢前墓碑由诗人当年亲传弟子魏初、姜彧所立。元好问陵园中又有著名的“野史亭”，亭最初传由诗人亲自设计构筑，然已毁于沧桑，今亭是乾隆年间重修元墓时所新构。诗人之墓又称“五花坟”。自诗人辞世后， 700 余年来，至此瞻仰吊唁者络绎不绝，今已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光祠墓——位于夏县城西 12.5 公里处鸣条岗上，与魏禹王城毗邻。司马光，我国北宋时杰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其史著《资治通鉴》在我国的历史经典文献中如一座丰碑，占有重要地位。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 1086 年）九月，司马光卒于都城汴京。史曰：“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 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①不久，即归葬故里祖茔。司马光祖茔及祠宇总面积约 3 万余平方米。大小共 13 处墓冢，分别 葬司马光父子及其曾祖、祖父、父亲、叔父等。陵园内余庆寺及司马家族祠始建于北宋治平二年

（公元 1065 年）。司马光辞世后，后改家族祠为司马温公祠，并于清乾隆年间将祠迁至余庆寺与墓冢之间。

司马光祠墓陵园中最享名声者为“杏花碑”。碑额由宋哲宗元祐三年（公元 1088 年）御题，碑文则由苏东坡奉旨撰文并书写。此碑作为御题神道碑，

原竖立于司马光墓前，宋哲宗绍圣年间（公元 1094—1098 年），该碑被司马光的政敌章京、蔡卞等派人推倒断为数截。遂掘地深埋。金皇统八年（公元 1148 年），当时的夏县县令王廷直命将此碑挖出复原再立，并从民间找回原碑碑文拓片，重新摹刻。这时从倒碑时算起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埋碑的地方竟长起了一株茁壮茂盛的杏树，故再立的新碑就有了“杏花碑”这个名字。 1988 年 1 月 13 日由国务院公布，司马光祠墓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郭林宗故里及其墓葬——郭泰，号曰“有道”，字林宗。我国东汉末年著名思想家。其故里位于今介休市郭家村。传说北关华严寺即其故宅遗址。林宗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 127 年），家世贫贱，父亲早逝。母亲曾想让他到县衙中混点差事，林宗却回答：大丈夫怎么能满足于做那样的平庸

① 《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0769 页。

差使呢？后求学于河南成皋屈伯彦门下，三年结业即博通《三坟》、《五典》，

①并知音律善谈论。林宗初游京都洛阳即结交当时名重一时的名士李膺，被

李推崇备至，誉为天下楷模。于是林宗声名轰动一时。《后汉书》，说他离开洛阳，“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②可见其影响之大。林宗归乡后虽对当时朝政有明确见解，但他视仕途利禄如浮云，朝廷屡次召举均谢绝不就，一心聚徒讲学，得弟子数千人。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林宗卒于乡里，时年 41 岁，士人学子为其送葬者多达上千人。东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为他撰写墓碑，认为自己生平为他人撰写碑铭很多，但常有敷衍虚饰之辞，唯对林宗之碑可称文符其实，感到毫不愧色。林宗之墓现在介休市东门外，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深秀墓——位于闻喜县仪张村南，距大运（大同至运城）公路约百米。杨深秀，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 1849 年）生于闻喜县仪张村，同治九年（公

元 1870 年）， 21 岁时中举赴京任职，在北京晋籍士子中颇见声名。光绪八

年（公元 1882 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奏请朝廷批准设立山西通志局，遂受聘

返省任通志分纂。 10 年后（光绪十八年，即公元 1892 年）《山西通志》全稿完成，深秀负责编成其中《星度谱》两卷与《古迹考》八卷，尤见学问功力。这期间，深秀兼在太原崇德书院和令德堂讲学。光绪十五年（公元 1889 年）得中进士，遂补为刑部郎中，继任山东道监察御史。他担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第二天即向光绪皇帝上《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奏疏，这也是他加入清末维新变法改革运动之前，最初阐明自己政治主见的公开举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 1898 年），杨深秀终于成为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最坚强的中坚力量，及至农历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及其党羽发动政变，大肆逮捕镇压变法志士的前一天，他仍然痴心不改并继续上疏，期望改革获得成功。而政变当日京城上下已经是一片腥风血雨，康有为、梁启超等均已避入日本驻华公使馆并随之乘海轮远走日本，此时“举朝惴慄，深秀独不避艰危，”且公开诘问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被废黜的原因，以激烈的言辞请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当有人告诉他逮捕他的人马上就到门上时，他不但无任何畏惧，反而安坐于室继续与友人谈笑，并从容向其子杨韨田晓以大义，叮嘱后事。深秀入狱后，面对顽固派的凶恶气焰仍旧坚贞不屈，于四五日内连续留题诗词 10 余首，抒

发其维新图强的爱国壮志。此年八月十三日杨深秀与其他 5 位变法志士同时被害于北京菜市口，因斯年干支纪年为戊戌，故被国人称之为“戊戌六君子”。深秀被害后旋即草草葬于北京。直到 12 年后的清宣统二年（公元 1910 年），朝廷方下诏“诏先朝党事被祸诸臣听归葬”，①其遗体始归原籍。灵柩被运回张仪村故里后，又在该村关庙内搁置达 16 年之久，直到民国 15 年

① 传说中我国上古时代最古老的书籍。

② 《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225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18 页。

（公元 1926 年）才被安葬。其陵园面积约亩许，四周原筑土墙，墓椁用砖砌筑，以青石装顶。近年国家文物部门对原墓封土重新修整，并镌刻墓碑立于墓前。因墓地与公路近在咫尺，来往行人于此瞻仰吊唁者日众。深秀一生博通经史，尤爱书法绘画与诗词，均有传世之作。戊戌变法的幸存者梁启超先生曾称誉杨深秀为“山西儒宗”，并在其《戊戌政变记》中赞扬深秀在变法维新活动中“上书言定国是，废科举，译日本书，派亲王游历外国，遗留学生留学日本等事，所条陈新政最多”。近一个多世纪的山西近现代著名人物中，杨深秀堪称为最有爱国气节与最应该永久纪念的仁人志士之一。

在山西历代历史名人中，还有一些也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他们的故居、祠宇和陵墓。例如被称为明初硬骨头清官和程朱理学河东学派代表人物的薛瑄的祠堂与墓葬（包括其祖茔），清末为治理黄河中下游水患而立下丰功伟绩的著名水利工程专家栗毓美的墓葬及其附属石刻文物，绛县与襄汾县一带的晋大公墓群（包括晋献公诡诸墓、晋襄公墓、晋灵公墓等），闻喜裴氏家族中裴行俭墓、裴光庭墓及其附属石刻文物，祁县修善村保存的东汉末年以铲除董卓而闻名于世的王允之墓，榆社县赵王村附近的石勒墓，灵丘县城西约 1 公里处的赵武灵王墓，河津市唐代名将薛仁贵故里修仁村中传说当年薛仁贵与其妻柳氏住过的寒窑，和永济市唐末著名诗歌理论家司空图墓葬，等等。特别是像在闻喜县的埠底村和仪张村，竟能分别保留了南宋名相赵鼎和清末维新志士杨深秀的部分故居，显得至为珍贵。

在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的故里所属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的学术争议。例如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关汉卿，究竟是河北祁州伍仁村人还是山西解州人的问题（生于元仁宗延祐元年即公元 1314 年的元代人朱右在其所撰的《元史补遗》中肯定关汉卿为山西解州人）；西汉被称为太史公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究竟是陕西韩城人还是山西河津人（两地仅一河之隔）的问题；元末写过《三国演义》的著名小说作家罗贯中，究竟是山西太原人还是山东东平人

（明初《录鬼簿续编》一书明确记载罗贯中为太原人，其作者与罗贯中曾是忘年之交）的问题等等，目前仍是有待破解的历史文化之谜。

历史上常常有将著名人物的籍贯给予穿凿附会、强拉硬扯的事情出现， 尤其在一些地方方志中更属屡见不鲜。然而，却也不能简单看待这一问题。如唐代的柳宗元和白居易，他们俩人的行迹与故居一在广西柳州，另一在河南洛阳，可以说已是妇孺尽知与极易考察发现的事实，但是偏偏在他们的祖籍之地山西省内，却难于寻觅有他们行迹遗存的地方来。同样，也有一些历史名人虽然其祖籍故里属于其他省区，而在山西境内却保留着他们的墓葬、故居或行迹标志物。对此，也不能更不应该采取断然否决的简单方法。如西汉开国名将周勃，他的祖居之地应该在今天的江苏沛县一带，但他后来却被封为绛侯，在今天山西曲沃县城东北约 12.5 公里处的周庄，即有周勃之墓， 据说周庄的命名也因此而来。又如唐德宗时期被封为北平王和担任过晋绛慈隰（相当于今山西临汾、吕梁、运城三地区部分地县）节度使的名将马燧，

他的家乡在今河南郊县，但是他的一生中有大约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山西，唐贞元十二年（公元 796 年）病卒后不但被葬于山西猗氏（今临猗县城）城北， 而且又被谥“庄武王”并建了诺大规模的大唐庄武王庙，或称北平王祠。北宋时司马光有《过北平王祠》诗。曰：“唐相灵祠古到今，庭前槐柏绿成荫。昔时图像谁通妙？难状筹谋为国心。”据知在河南郏县马燧故里也有马燧墓，但却是衣冠冢。再如清光绪年间曾任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并因反对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而被革职的阎敬铭，这位名重一时的清末名士本是陕西朝邑县人，但他被革职后却定居山西虞乡附近的王官峪口，并与其子在此建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王官别墅”。该别墅建筑精巧，布局考究，至今仍基本保存着始建时的原来形式。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时，路经此地曾在王官别墅中居住过。当时阎敬铭已经去世 8 年，慈禧太后为他的后人们特意题写了“岁岁平安”的匾额。所有这些虽非三晋名人，但在山西确有行迹，而且征之有据。然而，确实还有许多显然在山西这块古老土地上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但至今一直不能使人昭然的名人行址或墓葬，构成了山西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如周以前酿酒家杜康本河南汝阳人，东汉造纸家蔡伦本湖南耒阳人，东周神医扁鹊本河北任丘人，但在今天山西省境内的运城市老杜村则发现了杜康墓和杜康故里碑（清咸丰八年即公元 1858 年刊立），在同一市的王范村附近发现了蔡伦墓，在永济市清华镇村外发现了扁鹊墓。甚至在杜康墓地和扁鹊墓地都分别发现了经有关专家鉴定有汉雕风格的一尊石虎及一对石羊。扁鹊墓前现存的墓碑为北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 1107 年）三月刊立，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几处扁鹊墓地中年代最古的一处。《史记》一书中曾记述：“当晋昭公时，诸大夫强而公族弱，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简子疾，五日不知人， 大夫皆惧，于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七日而寤。”又，“其后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太子起坐。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①从这些记载看，扁鹊到过山西南部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特别是扁鹊入虢事，似更可说明问题。春秋时曾有著名的“唇亡齿寒”的历史典故，讲的即是晋献公向虞国借路去打虢国的事情。虞国与虢国在地理上唇齿相依，今天永济市的清华镇正当虞国地域，虢国则在东南不远今平陆县界。虞、虢两个小国后来均被晋献公所灭。关于扁鹊之死，《史记》中讲那是入秦后的事情。扁鹊到了秦国，秦国当时的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高明，于是就暗暗派人把扁鹊刺死于秦国。扁鹊死后，据说各诸侯国均很震惊，特别是三晋大地更甚。当时扁鹊老家的人找到了扁鹊尸体的躯干，所以河北任丘有扁鹊墓；而古虞地的人们则在秦国找到了扁鹊的头颅，故而今山西永济也有了扁鹊墓。永济市清华镇扁鹊墓旁又有扁鹊祠。祠甚古，始建年代不详，仅存明清两代重修碑刻。

① 《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786—2792 页。

蔡伦，东汉明帝永平末年（公元 75 年）时即已在宫廷中，历经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 5 朝。蔡伦发明纸当在汉和帝时期（公元 89～105 年），时称“蔡侯纸”。《后汉书》称汉安帝继位后因宋贵人事贬蔡伦，蔡伦不堪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国除”。①也就是说，蔡伦是从容自杀而死的。湖南省耒阳县蔡伦故里有蔡伦墓，但属衣冠冢，且规模很小。与湖南蔡墓相比，运城市王范村的蔡伦墓规模显然宏伟得多。墓的封土高 3

米，长 16 米，宽 11 米。现王范村口有一高达 7 米的碑楼，碑上刻有“汉龙亭侯造纸蔡伦墓”9 字；在通往墓地的路上有一条大沟，沟内又有一碑，上刻“蔡伦沟”3 字；至墓地，墓前还有一座碑楼，高 2. 4 米，碑上刻着“汉

尚方令蔡侯讳伦字敬仲墓”12 个大字。这些碑刻属清嘉庆元年（公元 1796 年）重修蔡墓时所刻。从湖南耒阳蔡墓属衣冠冢一事分析，许多史学界的人士认为应对运城蔡墓给予重视，它有可能是蔡伦自杀后真的葬身之处。蔡墓为什么会到当时的河东郡安邑县（王范村旧属安邑）？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蔡伦最初本为宦官，受到净身阉割之辱，后来又从龙亭侯突贬至廷尉，正像《后汉书》中所讲的“伦耻受辱”那样，他自杀时可能已有耻于归葬故里的意思（正像历来力主司马迁为今山西河津人一样，认为司马迁的墓葬之所以留在黄河以西的陕西韩城，也是同样原因）。另一个原因即蔡伦自杀后， 既然受到了“国除”的严厉处分，则其安葬极有可能为民间或生前友好就近所为。当时的东汉都城洛阳离河东郡安邑之地近在一河之隔，仅 150 公里左右；然而，湖南耒阳距离洛阳就要远出数千里之外，即使有归葬之心恐也无此能力。

人类从蛮荒蒙昧阶段走入文明社会，标志着人类自身已经成为世间一切生态活动中的主体。人们一方面改造着自然界，另外一方面也在自然界中改造着自己。这种改造与被改造的物质遗存，便成为地球上的文化遗产。人类竭尽力量保存下来自己种族中那些杰出人物的故里（包括故居）和祠宇陵墓，或者类似的纪念物体，以使其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进而用以启示后来的人类，这恐怕就是名人故里与名人祠宇陵墓作为文化遗产的意义之所在。

山西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自古素称人杰地灵。上自“三皇五帝”下至维新共和，历代名人何止万千？以杰出历史人物的地域分布纵览华夏大地，山西则无愧为亘古以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极为显赫而且重要的文化区域。

① 《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5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