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城·古国·古故场

很长时间以来，历史学家已经习惯于将文字、铜器、城市以及社会分工、私有制与阶级、国家的出现作为人类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所以，对古城古国的研究与考察，就必然成为历史学家们进行人类文明起源研究和人类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于古战场，无疑是古城古国发生过程中出现的共生物。那么，自然而然，当人们对古城古国进行深入观察之时，古战场也就同时引起今人的很大兴趣，因为人所共知，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相比，攻城掠地对古代战争显得更为重要一些。

山西大地上有许多古城古国古战场。传说中山西最古老的城址应在古人传说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和禹都安邑，然而除了千年口碑，毕竟无法用真实的遗存去证实它们的真正存在。到目前为止，在山西境内能够确实认定其为最早古城址的当是东下冯夏至商时代的古城遗存。经 C14 年代测定，东下冯古城距今约在 3900—3500 年。而据对中国历史纪年的推算，距今 4100—

3600 年前约为中国的夏时期；也就是说，东下冯遗址的古城应该属夏末商初

所建。这处 3500 年以前所建古城的遗存在千百年后当人们再一次发现它的存在时，虽然已被深深地埋于地层之下，但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过程中，其实际构筑技术已使人们颇为吃惊。它不但表现出了 3500 年前当时的人类己能熟练地掌握夯筑技巧，而且从城墙外侧仍然清晰可见的城壕遗址上，使当代人类得以了解中国的城市建筑文化，早在公元前 15 世纪以前已经基本奠定丰实的基础。

古城是对古国存在的最原始最雄辩的证明和写照。东下冯夏至商时代古城遗址的发现估计只是山西此类发现的先声而已。苏秉琦先生认为：“大致在距今 4500 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陶寺文化， 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①

正是基于这一经过大量艰苦考察和深思熟虑后所形成的理论，苏秉琦先生所以又断言：“古国、方国遗存如何去找？我看山西有其有利因素，那就是‘夯土’。”“具体地说在晋南一带古国、方国定有夯土的存在，即使不是城墙也会有宗庙宫室的夯土基址存在。因此，找到夯土，就成了找古国、方国遗存的一种简捷、准确的手段。”②

而早在苏秉琦先生发表以上讲话的大约 9 年之前，即考古工作者在东下

冯揭示了那座相当于夏末商初时期的古城之后 10 年时，山西南部垣曲县境

①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3 页。

②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0 页。

内又有一座距今大约 3500 年属二里冈时期的商代古城遗址被揭开了它那神

秘的历史面纱。垣曲商城位于黄河北岸距河极近的位置，其面积约为 12 万平方米。在城内中部稍偏东的地方，发现了大型夯土台基。考古界一般认为这些夯土台基从其规模与形制观察，应为商时的大型宫殿或商时人们祭祀祖先的宗庙遗址。大约成书于 2400 年前的《左传》中曾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①看来，垣曲发现的这座商城极有可能是商代早期都城中的一个。商人建都历来就有“前八后五”之说，即在商汤灭夏以前的先商时期，商据说就将其都城迁徒过 8 次之多，而在商汤

灭夏之后，商又将其都城迁徙了 5 次。所以，一些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中已有人提出了垣曲商城极有可能即是“汤始居毫”②之毫城。说来则非常有趣， 就在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垣曲商城附近，直到现在还仍然保留着一些与“毫” 字有联系的古代地名，例如上毫城与下毫城。《孟子·滕文公下》又说：“汤居毫，与葛为邻。”而在距垣曲商城大约 50 公里之外的闻喜县汤王山下则又有葛伯寨，清以前学者有人以为即汤伐夏桀时葛伯阻兵之处。

垣曲商城发掘之后，发掘者发现此城竟有瓮城的遗迹。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的考古学家董琦先生说，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古代在城门之外加筑瓮城的作法始于唐代；但到了本世纪 80 年代后，因为在内蒙古境内发现了城障遗址中的瓮城遗迹，所以就又把中国瓮城的起始时间提前到了汉代； 现在，“垣曲商城瓮城遗迹的确认，将我国瓮城设施出现的时代提早到了 3500年前的商代早期。在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③

近百年来，首先因为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与破译，随之而起，对商代历史的研究也愈加广泛而深入，其中对商代方国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就都认为，殷商时的很多著名方国其地理分布的范围应该不出于山西高原这个大环境。如亘方、■方、土方、沚方，鬼方和■方、龙方、黎方、苦方、吕方、申方等等。苏秉琦先生确认：“夏商时代晋南地区定有自己的方国文化”，“如果这里没有相当发达、相当重要的方国文化、方国文明，周天子把叔虞封到这里来建立晋国就是个谜。扩大些说，晋南应该有大的方国，那么晋中、晋北就不会有吗？”① 未来的考古发现可能会充分地为苏秉琦先生的这段话添上一些切实完满的注脚。

山西历史上古国最为鼎盛发达的时期当然还不是夏商时期，其鼎盛发达的时期应该是在历史的步伐踏入西周以后，亦即公元前 11 一前 8 世纪末那

一阶段，距今约 3100—2780 年前。那时，也不仅只发生了一个周成王封叔虞于山西高原古唐国的故事，事实上是周王室把一大批他们的贵胄子弟都派

① 《左传》，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42 页。

② 见《书：商书序》与《史记·殷本纪》有关记载。

③ 《文物季刊》，1994 年第 4 期，第 42 页。

①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0 页。

封到了这里，其中较为著名者就有：原国，为周文王第 16 子的封地，在今沁水县西北；虞国，周文王侄孙的封地，在今平陆县东北；杨国，周文王庶子伯侨封地，在今洪洞县东南；霍国，周文王第 6 子叔处封地，在今霍州市；

耿国，周初王室子弟封地，在今河津市东南；郇国，周文王第 17 子封地，在今临猗县；阎国，晋成公子懿的封地，在今运城市东；贾国，叔虞少子公明的封地，在今临汾市东南；芮国，周成王时王室子弟封地，在今芮城县⋯⋯很明显，以上所列周初王室姬姓子弟的封国大多分布在现在的山西南部

地区。到春秋时期时，这些同室封国几乎全部被叔虞的后人燮父所创立的晋国所灭。

西周初年在山西高原上的封国事实上也有例外的异姓国。例如赵城，即是周穆王赐封给伯益的 13 世孙造父的，造父的 4 世祖恶来曾因给殷纣王卖命被周武王杀于霍太山之下。但这并没有妨碍造父的被封，因为他将他最好的马献给了周穆王，并亲自为穆王驾御并由此获得了信任。司马迁笔下所谓“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 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 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①后来的赵氏家族成为晋国的贵族。三家分晋后，由赵氏家族建立的赵国，曾成为东周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建在太原西南 30 公里处的晋祠，屋然其始建年代已经无法考证， 然而从祠内还保留有周柏一点来看，则极有可能是三家分晋后由赵简子为纪念或祭祀唐叔虞而创建的。当时的山西中北部已是赵国的势力范围，今太原地区则是其政治中心之所在。再如冀国，位于今安泽县境内，为西周初周武王给唐尧后裔的封地，春秋时期被晋国所灭。今安泽县冀氏地名应为其文化孑遗。又如黎国，当在今黎城县境内，同样也是周武王灭商后封先代遗民时封给尧的后代的领地。

据说，西周初年“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立 71 国，其中兄弟（周公

的兄弟）15 人（一说 16 人），同姓 40 人，周子孙一般都得到封地，做大小诸侯”。②与许多地方相比，山西高原堪称为当时周天子分封诸侯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可以与其相匹配的，可能只有黄河中下游的中原与齐鲁之地。然而，由于调查发掘的规模关系，迄今为止，和对商代古城遗存的发现一样， 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古城遗存目前在山西发现还为数不多，只在今曲沃县天马

——曲村一带、闻喜县上郭村和平陆县东北张店镇附近，发现并发掘初步证实了西周早期晋国都城故绛、曲沃故城和虞国故城的确实存在。

令人欣喜的是， 1991 年的初夏季节，潞城县当地的文管部门在县城附近突然发现了商末至西周间的古城遗存。经过洛阳文物钻探公司的试探，在13 米的地下探明了商周古城墙 3000 余米，而且该古城是双层城垣，外垣上

① 《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779 页。

②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 1 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74 页。

还发现了五处烽火台遗迹。如果估计不错，这座古城当是西周时的隗姓赤狄潞子之国的文化遗存。

目前在山西境内发现的东周魏国时的古城址，最著名者即为遗存于今夏县禹王村附近的约建于公元前 380 年的魏国都城安邑古城，以及比安邑古城

还要早 300 余年的位于今芮城县城以北 2.5 公里处另一座古魏城。《史记》

载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 661 年）晋献公灭古魏，于是又“以魏封毕万，为大夫”。当时晋国掌管占卜之事的官吏叫郭偃的当下即预言：毕万这个人今后可要不得了喽。万，这是一个表示圆满的数字；魏地，这也是一块亘古有名之地。现在献公把它赐封给毕万，真乃是天意也。周天子管辖之民以“兆” 为数，各个诸侯管辖之民则以“万”为数。毕万所得，实属天命，其人之后， 必成大事矣。另外一位叫辛廖的人也为毕万占卜，同样认为毕万“吉孰大焉， 其必蕃昌”。

毕万是中华古姓“魏”姓的始祖，也是后来战国七雄中魏国的先祖。果然，从晋献公封毕万于魏地，时间大约又过去了 285 年之后，晋国终于在晋

静公二年（公元前 376 年）被魏毕万的后代及韩赵彻底爪分，史曰“三家分

晋”。今天我们能见到的魏都安邑古城遗址总周长约为 16 000 米，总面积

则为 13 平方公里，其始建年代约在魏武侯时期，当时晋正处于被韩、魏、赵三家最后瓜分的濒危时期。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芮城境内的古魏城遗址， 则是西周初年时所建之物，毕万封魏则在此城建成许久之后。我国古代经典

《诗经·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等篇所记载描述的风物，应该是西周初年时古魏地的真实风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西境内最著名的一次考古发现莫过于“新田遗址”，即被称作“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的调查及其发掘。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晋国最早的都城已不可考，到晋穆侯时（公元前 811 一前 785 年在位）

则有晋都迁至绛邑的记载。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 585 年），此时的晋国已经显露出走下坡路的衰败迹象。晋国公室决定再度迁都，有人提议可迁至郇、瑕氏之地（今运城地区临猗一带），但当时的新中军将韩献子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郇、瑕“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洽以流其恶， 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①于是，晋景公听从了韩献子的意见，在这年的春四月将晋都迁往“新田”。“新田”作为晋国的最后一个都城，历经了景公、历公、悼公、平公、昭公、顷公、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和静公等共 13 代晋公政权。直至公元前 376 年晋国被韩、魏、赵彻底瓜

分，历时计 209 年。曾经称雄一时的春秋五霸之一晋国的由强盛而衰亡，实

际是在新旧绛邑完成了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的。西周以下， 3 000 多个春夏秋冬，当初晋国的都城，无论是“翼”，还是“绛”和“新田”，究竟在什么地方？过去无人能够说清。一部晋国史，甚至从周成王“桐叶封弟”所

① 《左传》，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153 页。

封之“唐”就开始争讼不已，千百年难以定论。

这一历史之谜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 8 年之后，即公元 1956 年时，才终于有了一个开始揭开谜底的机会。这一年，考古学家在今天的侯马市西北郊外找见了晋国后期时的都城新田古城的真正遗址。据后来的测量，这个新田遗址东西横跨达 9 公里，南北则纵宽计 7 公里，其文物遗存的实际面积约在

40 平方公里以上。此规模在全国已发现的东周时期各诸侯国的都城遗址中， 实属不易见到的奇迹。整个侯马晋国都城新田遗址，原来系由牛村、呈王、平望、台神、北坞、白店和马庄等多处古城聚叠而成。考古学家在发掘过程中，根据这些古城遗址所处位置及其形制与文物遗存状况，曾经对它们分别进行探索与研究。如在牛村古城遗址中发现了高于现在地表 6.5 米而且顶部

有 1 米多厚建筑物坍塌堆积的夯土台基。考古学家认为这里曾是一处属于公

元前 6 世纪末至公元前 5 世纪末时晋国的大型宫殿基址。也就是说，牛村古城应该是晋国古都新田遗址的中心部分。平望古城和白店古城在整个新田遗址多处古城遗址中，可能是最早建成的，甚至有的考古学家认为白店古城即是晋国都城由绛邑迁来之前的古“新田”所在，而牛村古城与台神古城则是晋景公之后晋都扩建时新增拓的部分。考古学家还指出，台神古城外的夯土台基极有可能即是当时晋国祭祀汾水之神台骀的遗址所在，因为直到今天， 在夯土台基西南处仍还保留着一座建于明代的台骀庙。当地村庄以“台神” 命名，似乎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这种推测。更有一些考古学家根据古文献的记载与古城遗址发掘现场相比较，甚至具体地指出了北坞、马庄、白店三座小城有可能当时分别属于晋国六卿中的赵氏、范氏与中行氏。因为“侯马盟书”的发掘地点距离呈王古城较近，所以又有人以为呈王古城有可能即是主持盟誓的赵简子的“赵氏之宫”之所在。

侯马晋国古都新田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从 1956 年正式开始的，前后

进行了近 30 年，至今这项工作仍未真正结束。当新田遗址的发掘工作进入

第五个年头，即 1961 年 3 月 4 日时，经由国务院批准，山西侯马晋国都城新田遗址被正式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 146）。

侯马晋国都城新田遗址的发掘，在本世纪的 50—60 年代曾经引起国内

外有关方面的极大轰动。其中尤其是发掘自 40 座祭祀坑中的 5000 余片圭形

玉质朱色书写的盟书誓辞，还有发掘自牛村古城之南东周铸铜遗址的 3 万余块铸造青铜器皿的各种式样的陶范，最使当今世人惊叹。

山西南部中条山的铜矿开采及其冶铜业的起始年代，可能要比我们历来在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实际记载要早出相当长的时间。夏县东下冯遗址中出土的铜凿、铜镞和铜爵，似可说明早在夏商时期的山西南部即已步入青铜时代。侯马晋国古都新田遗址 3 万余件铸铜陶范的出土，则毫无疑义又为晋西南“绛铜”的辉煌历史增添了另外一层灿烂的光彩。新田晋国铸铜遗址中出土的铸铜陶范，不仅仅在单位出土数量上是空前的，而且在器形与纹饰等工艺质量上也表现出同时代同类型出土物的最高水准。3 万余件陶范中，有 1/3

属带花纹陶范，可辨器形者计 1000 件左右，分别属于数十种器形。侯马晋国古都新田铸铜遗址发掘之后，这些年来很多考古学家以新田陶范对比过去全国各地出土或存世的东周青铜器实物，竟又有了许多意外的新发现。人们不但发现在山西境内有如 1949 年前后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和 1988 年太原东

周大墓中出土的许多精美青铜器，原来它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 2500 多年前的古晋都新田手工铸铜作坊，而且事实还证明，在今天的河南、河北、陕西、内蒙古、四川等省区也同样发现了明显出自侯马晋国铸铜遗址的青铜器皿。《新唐书》中曾记唐天宝年间朝廷厚价募工在全国增铸铜钱的史实。是曰：“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①当时唐王朝每年所铸铜钱中的大约1/3 竟都来自绛州（治所在今新绛，唐时今侯马市四境均属绛州辖）。侯马新田铸铜遗址中所发现的 3 万余件铸铜陶范，不仅从一种全新角度让今人从此认识到了东周以前古晋大地冶铜业已高度成熟，而且即使是对《新唐书》中有关盛唐铸造铜钱“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的记载，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佐证。它至少证明在古代绛州的土地上，其冶铜业确实是有悠久传统的，《新唐书》中的有关记载当然也非虚妄叙述。

侯马晋国都城新田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当年震动了国内外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如郭沫若、陈梦家和唐兰、苏秉琦等。 70 年代初新田

遗址范围内的上马村发现了近 1 400 座东周墓葬，苏秉琦先生当时提出要一个不漏地发掘。20 年后，苏秉琦先生又积极奔走并倡导要把晋文化考古作为大课题、大事业去抓。对古晋大地，他确认：“周初封叔虞于唐（晋）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现在我们在曲村——侯马一带发现的约当殷周之际到春秋战国之际的一片遗址，就是当时晋国所在之地。”②事实已经证明，到目前为止，仅经过科学调查与发掘而给予确认的春秋战国以前的古城遗址，在山西全省已有大约 20 处以上。即如：

赵康古城遗址，襄汾县； 大马古城遗址，闻喜县； 西周魏城遗址，芮城县； 杨侯古国遗址，洪洞县 晋阳古城遗址，太原市； 曲沃古城遗址，闻喜县； 晋都绛邑遗址，翼城县； 高梁古城遗址，临汾市； 春秋虞城遗址，平陆县； 汾阴古城遗址，万荣县； 长子古城遗址，长子县； 潞子古国遗址，潞城县； 魏禹王城遗址，夏县； 上郭古城遗址，闻喜县； 阏舆古城遗址，沁县； 东下冯商城遗址，夏县； 南关商城遗址，垣曲县； 晋都新田遗址，侯马市； 安邑魏城遗址，运城市； 羁马古城遗址，芮城县； 解梁古城遗址，临猗县。

① 《新唐书》，中华书局 1925 年版，第 1386 页。

除了以上所举出的这些已被确认的战国以前的古城遗址，仍有更多的属于战国以前的古城遗址有待于我们的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在山西境内去一一地考察确定。有关此方面的线索不但存在于历代的古文献和古方志，而且同样存在于山西 15.6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各个地方及角落。它们尤如一个又一个历史文化之谜，期待着后来的有识之士和具备了科学慧眼的人们去识别鉴定。

秦汉以下，中华民族的历史进入了近古时期，其后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及遗迹在三晋大地之上可以说更是密如繁星，随处可见，其中古代城池遗址尤多。正如清末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所记：“晋在三古上，盖神圣之所钟，皇帝王霸之所骈萃也，迭作都京，即散地名，见载记者甚蚤，亦甚蕃。洎汉唐来，益多闻人甲族，胜迹殆不可殚述，又治世恒为股肱郡，分裂则戎马冲，故城废垒，所在多有焉。”①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首先分天下为 36 郡，其中太原、河

东、上党、雁门 4 郡郡治都分布在后来的山西省界内。到两汉结束时，此种

古郡在山西高原上增加到了 6 个，即除太原、河东、上党、雁门 4 郡郡治外，

又增加了西河、定襄两郡郡治。总的来讲，从秦至东汉末年的将近 500 年时间里，在山西这块古老大地上，古城古国的营造虽然仍有发展，但由于战争在这里的相对减少，以及政治中心的转移，与中原大地和古函谷关以西的关中平原等地相比，古城营造则显得有些沉寂。关于这一点，近现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似乎也多少可以作些证明。一些史籍文献中同样都可透露出些许线索。如秦至东汉末年的河东郡郡治之古安邑，到东汉兴平三年（公元 195 年） 时，这一中古名郡的宫阙城池，恐怕是早已破败失修了很长时间。《后汉书》与《三国志》中，史家都记载了这样一个历史情节。是年冬十二月，在李傕的追逼下，杨奉与韩暹挟持汉献帝刘协从洛阳落荒出走。“天子走陕，北渡河，失辎重，步行，唯皇后、贵人从，至大阳，止人家屋中。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车。”②此处所说的太阳，在今平陆县。《三国志》中的这一情节到了后来罗贯中的笔下，写得更加生动：“上御车马至安邑，又无高房，帝后所居于茅屋中，又无门关闭，四边旋插荆棘篱落，帝与大臣议事于茅屋中。”③这里虽已是小说家笔法，多少有些夸张，然而若以其和《三国志》中“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车”相互印证的话，当时河东古郡郡治的荒凉凄惨，应该是一种真实的写照。

魏晋以降，山西高原则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战争与政治活剧频繁交替上演的最为轰轰烈烈的大舞台及策源地。特别是从西晋末年经北魏、北齐、北周，

① [清]王轩等纂修：《山西通志》点校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3661 页。

② 《三国志》，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86 页

③ 《三国演义》，黄山书社 1934 年版，第 76 页。

直至隋唐五代以及赵宋王朝的兴起。 700 余年间，先后如公元 4 世纪初期刘渊在左国城（今离石市北）建立的匈奴刘汉政权，稍后以山西坐养渐大以至羽翼丰满兴起了石勒后赵势力，公元 385 年由慕容永在晋东南长子建都立

西燕鲜卑政权，北魏天兴元年（公元 398 年）又一鲜卑骄子拓跋珪在平城（今大同市西北）正式定都，史称“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并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①等。北魏之后，东魏高欢、西魏宇文泰、北齐高洋、北周宇文觉及至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父子，无一不是首先利用山西表里山河渐次养大，形成其强势，由小而大遂能克敌致胜。李唐王朝 290 年的历史，虽然建教长安，仍将太原作其北都，将蒲州为其中都。后梁朱温亡唐，五代继兴。除后梁以外，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几个短命政权的开国皇帝如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也同样发迹于山西的北中部一带。这种群雄辈出于三晋大地的特殊政治现象，致使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赵炅在继承了哥哥的宝座之后，竟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 979 年）的 5 月中旬纵火焚烧了晋阳古城，接着又于次年四月引汾河大水倒灌该城，使这座北方名城在公元 10 世纪末几乎成为一片废墟。据民间传承下来的传说所云， 宋太宗水淹火烧晋阳城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他的眼中此城是一座出“真龙天子”的“龙城”，他以为该城东北远郊的系舟山是为“龙角”，而该城西南郊外的龙山和天龙山则为“龙尾”。所以，火焚水灌之后，赵宋皇帝仍然心有余悸，甚至从那时开始，太原城内再也不许建十字街，而只准建丁字街。 200 余年后，金元时期的大诗人元好问写过一首题曰《过晋阳故城书事》的长诗，诗中有“汾河决入大夏门”，“争教一炬成焦土”和“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等名句，即是对这一惊人魂魄的历史事件的追述。在诗的末尾两句，诗人慨然长叹，疾呼曰：“几时却到升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①可见，直到公元 13 世纪时，当时的晋阳古城可能仍是一派残破景象。事实上，晋阳古城的彻底重建，现在看可能到了明代初年以后才真正得以实现。正像我们前面所叙述的那样，由于从魏晋至隋唐五代及至北宋，山西在 700 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再度成为中国古代战争与政治争持中的重要地区，所以，相应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古代城池的营造构筑，也就再一次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从许多历史文献和地方志类的档案材料中，我们均可以找寻到有关这一方面的记载。例如：

阳城，北魏兴安年间始建； 孝义城，北魏始建；

夏县城，北魏太和年间建； 五台城，北魏始建；

忻州城，北魏熙平二年建； 寿阳城，西晋时始建；

① 《魏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33 页。

① 《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1 页。

武乡城，北魏太和十五年建； 沁水城，隋开皇年间建； 安邑城，北魏始建（今运城境）； 蒲州城，北魏始建；

长子城，东魏慕容永始建； 榆次城，隋开皇二年建； 垣曲城，西魏大统三年建； 陵川城，隋大业年间建； 祁县城，北魏时并州别驾分瓒建； 岚县城，隋大业十年建； 万泉城，北魏天赐年间建； 灵石城，隋开皇十年建； 乐平城，北齐建（今昔阳境）； 屯留城，唐武德五年建； 岳阳城，隋大业二年建（今古县）； 荣河城，隋开皇年间建； 盂县城，隋开皇十六年增建； 潞城，隋开皇十六年建； 稷山城，隋开皇十一年建； 曲沃城，隋开皇十年徙建； 辽州城，唐武德三年建（今左权）； 石楼城，唐武德二年建； 绛州城，隋开皇三年由玉壁徙建； 潞安城，隋开皇年间复建； 太平城，唐初建（今襄汾境）； 隰州城，唐武德元年建； 蒲县城，唐武德元年建； 虞乡城，唐武德元年建；

高平城，北宋开宝六年建； 泽州城，唐贞观初建；

永和城，唐贞观十一年徙建； 襄垣城，唐武德初年建； 乡宁城，北宋皇祐三年徙建； 应州城，唐初建；

襄陵城，北宋天圣元年建； 临晋城，唐天宝二年建； 闻喜城，唐元和十年刺史李宪建； 猗氏城，唐兴元元年建； 翼城，五代后唐长兴四年徙建； 浑源城，五代后唐时建； 浮山城，五代后唐长兴年间建； 芮城，五代后周年间建； 太谷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建； 绛县城，唐武德元年建； 平定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建； 文水城，北宋元符年间建； 保德城，北宋淳化四年始建； 灵丘城，唐开元年间建； 汾西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徙建； 交城，唐天授二年建；

静乐城，北宋熙宁年间增建。

以上所列举的 57 座古城，已基本确切地知道它们营建的年代均在公元 3—11

世纪这一历史范畴中。到目前为止，这些距离现在约 1700—900 年前的古城， 除了极少数我们还可见到一些遗迹之外，可以说要了解它们的历史全貌已早无可能。如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的有关北魏泰常七年（公元 422 年）拓跋嗣“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和第二年“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① 的线索，考古工作者已经在今大同市北上皇庄经马家小村至马铺的一带，发现了长达 5 公里的古城夯土遗迹，有的地段墙体残存高度还有 5—6 米，他们初步认为，此遗址应该即是北魏平城的外郭城垣遗存。又如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的日益兴起，人们在宁武县境内又逐渐注意到了一座几乎被历史遗忘的

① 《魏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62、64 页。

古代城垣，这就是兴建于北宋初期的古宁化军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几经修葺与近千年的沧桑变迁，但其城垣的基本轮廓与城内的基本布局却依然可见。我们数次到城内考察，一些古老的砖石建筑构件随处可以遇到。在城南约有半公里远的庄稼地里，一位村民因收秋庄稼而从地下发现了大片共有上百块之多的宋代铺地方砖。根据考证，这块发现宋代铺地方砖的地方， 在北宋时原来是一座大寺院。古宁化军城原有南门、北门、西门，而无东门， 整座城依山势而建，西门之外数十步即是汾河。三座城门目前还能看到南门与北门及其瓮城的基本形制，西门则已彻底毁圮。从遗存下来的南门观察， 明代万历年问曾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重修，因为从坍塌的部分墙体上可以明显看出，在宋城的墙体上明万历时曾加包过一层厚约 1 米的砖层。这里特别珍贵的是，我们在已毁的宁化古城西门之内，还发现了三孔非常古老的窑洞。当地的老年人向我们介绍说，这三孔古窑洞是在李自成起义军攻打宁武关之后不久，在厚厚的垃圾层下发现的。发现后从清初直至民国初年，这三孔古窑洞一直由戍守古城西门的兵丁所驻扎。三孔古窑洞中有一孔里面还有很深的地洞，估计是战时藏兵所用。根据古建筑专家的初步考察，这三孔古窑洞应该是宋代的建筑遗存。宁化古城规模不大，整个面积不超过 15 万平方米，此城在历史上曾几次作为宁化县或宁化军治所而存在。城内只有一条南北向的街道，街宽不到 10 米，长约 300 米。街的北端为古代宁化戍守行政长官的衙门所在，街的南端尽头即是宁化军城南城门，南城门外又有南关。南关自古以来居民较多，非常繁华，至今仍然能够感觉到一仲古市井的气氛。当地传说隋炀帝在公元 6 世纪末至 7 世纪初，几次来宁武天池畔的汾阳宫避暑，首先就在宁化古城南关这块地方落脚，至今当地居民仍然经常在地下发现古物。

建筑用砖的出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 世纪的战国晚期，但是将砖用于古代城垣建筑的时间却要晚得多。现代考古工作的实践证明，至少在隋末唐初时我国许多地方已经有用砖包砌城门或城墙转角处的情形出现，而城垣主体部分则仍然沿用夯土版筑的营造作法。各种古籍文献的记述表明，大规模地用砖包砌城垣应该是从北宋时期才开始的。北宋晚期画家张择端在其著名的绘画作品《清明上河图》中，曾真切无误地用写实手法描绘出一幅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用砖全部包砌高大城楼的画面，即是一个雄辩的证据。过去，曾有人传说蒲州古城的用砖包砌城垣是从北魏时开始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的考古结论来证明这一传说的真实性。使人感到兴奋的是，假若认识无误，宁武境内古宁化军城垣南门内层用砖就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发现。因为，张择端笔下《清明上河图》中那座北宋砖砌城楼，毕竟只是一幅图画，而且画的是当时天子脚下繁华都城的事物，而古宁化军城垣南门内层的北宋用砖，却是当今仍可见到的一处可遇而不可求的弥足珍贵的历史实物遗存。

从中国古代城垣建设发展史的角度来讲，朱明王朝无疑是一个伟大时

代。正如有的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的研究者们所讲：明初“曾兴起一个大规模的筑城高潮。各大中小城市，普遍改造或加固城垣，或新建一些设防城市。今天保存下来的旧城市的城垣大多数是在明初经过改建、扩建或新建的。有些城墙普遍加砌砖”。① 明代在山西境内设有近百处府、州、县行政治所， 有关当时这些治所所在城市城垣建筑方面的文献记载，足可对以上引文作出一个很好的注明。例如，仅明太祖朱元璋所执政的洪武年间（公元 1368—1398

年），短短的 30 年时间内，山西辖境内即有如下一些城市的城垣得以改建、扩建或者新建：

太原城，洪武九年扩建砌墙； 交城，洪武三年扩建； 岢岚城，洪武七年扩建； 平遥城，洪武三年重建； 屯留城，洪武二年扩建； 襄垣城，洪武三年改建； 壶关城，洪武二年改建； 沁水城，洪武年间重修； 泽州城，洪武十四年改建砌砖； 和顺城，洪武二年重修； 沁州城，洪武十一年扩建； 平阳城，洪武初年重建； 曲沃城，洪武二年改建； 蒲州城，洪武四年重建； 解州城，洪武初年扩建； 芮城，洪武初年增建； 绛州城，洪武元年重修； 永和城，洪武初年重修；

灵石城，洪武年间重修； 怀仁城，洪武十六年扩建； 大同城，洪武五年扩建砌砖； 应州城，洪武八年新建； 阳高城，洪武三十一年新建； 广灵城，洪武十六年重修； 天镇城，洪武三十一年重建； 朔州城，洪武三年改建；

朔平城，洪武二十五年新建； 左云城，洪武二十五年新建； 偏关城，洪武二十二年新建： 忻州城，洪武三年重修：

代州城，洪武六年改建砌砖； 静乐城，洪武四年改建。

需要再一次指出，以上列举的仅仅是对朱明王朝建国之初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在位时山西境内城垣建筑工程的一个粗略统计，而事实上在整个明王朝276 年的历史中，可以说其城垣建筑工程在山西高原的大地上是无时不在发

生着，其中明代宗朱祁钰在位的景泰年间（公元 1450—1456 年）尤其为甚。在这 7 年时间中，山西近百处城垣中大约有 1/3 以上的地方都在大兴土木以整修加固当地的城垣；而在万历年间（公元 1573—1620 年），山西境内州县以上的所有城垣，则几乎全部均用砖石包砌加固完成。辅佐朱元璋统一天下而最后又被朱元璋使人毒死的明代开国元勋刘基，曾经写过一首《筑城词》，词中有“愚民莫可与虑始，见说筑城俱不喜。一朝城成不可踰，挈家却向城中居。寄语筑城人，城高固自好，更须足食仍足兵，不然剑阁潼关且

① 《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8 页。

难保”①这样的句子。其内容形象地反映了明初大规模筑城时一般平民与官僚阶层两种不同的心理，当然也证实了当时无处不在营造城垣的真实的时代与社会状况。

从整个历史长河中去观察某一个朝代，真是其兴也速而其亡也速，同样从整个生态空间去审视某一类事物变化时，也一样表现出其生也勃和其败也骤的某种规律。明代的灭亡到现在才不过 350 余年，即使如刘基那样具有雄

才伟略的旷世人物，谁又会预料得到呢？仅仅就在明亡 300 余年后，当时全国数千座古城，其中也包括山西境内的近百座城垣，竟然会在数十年内突然地消亡殆尽，致使能够幸存下来的三四座较为完整的古城在偌大的中国乃至世界，成为稀世珍宝。

这其中就有山西平遥古城。

平遥古城 1986 年12 月8 日由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1988 年 1 月 13 日国务院又公布平遥古城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目前我

国仅存的 4 座古城（即陕西西安、湖北荆州、辽宁兴城与山西平遥）中，平遥古城是古时城体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不但其城墙保存完好，而且城中街巷、旧时衙门店铺等也基本维持着旧有格局。而在这 4 座古城中，平遥与西安的城墙又最为古老，都为明洪武三年所重筑。另外两座古城，辽宁兴城建于明宣德五年（公元 1430 年），湖北荆州则为清顺治三年（公元 1646 年） 所重建。得以完好保存的山西平遥古城，将有望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机构颁发的世界文化遗产证书。这座重建 626 年之后的历史文化名城，将从此得到全人类的共同保护。

从一定意义上讲，城垣的出现应该是人类战争的产物。对所有研究人类文明起源的人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共同的结论。换言之，古代城垣与古代战场，应是人类文明出现过程中发生的一对孪生事物。

山西大地就布满了古战场。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开篇就写到了我们中华民族史上最早的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一次是黄帝与炎帝之间的大战，另一次则发生在黄帝与凶暴的■尤之间。两次战争据说前者发生在阪泉之野，后者发生在涿鹿之野。究竟阪泉之野与涿鹿之野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2 000 多年来史家众说不一，但较权威的有两种说法，那就是一种认为在今天的河北涿鹿，另一种认为在今天的山西运城盐湖湖畔一带。生活在公元 11 世纪的北宋著名科学家与政治家沈括在其著述中就曾说过：“解州盐泽方一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 尤血。”①沈括一生，遍游天下。根据《宋史》记载，北宋神宗皇帝曾亲自向沈括询问河东解池盐运方略。沈括的回答言之凿凿，与《梦溪笔谈》一书

① 《全明诗》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3 页。

① 沈括：《梦溪笔谈·辨证一》。

中的叙述一样形象具体，可见他是亲自到过山西南部解池盐湖一带的。直到近现代时，解池盐湖附近仍有村落名曰“■尤村”，此与沈括所谓“俚俗” 之说正相符合。当地村民为避■尤之恶，后将村名又改曰为“从善村”。无论黄帝与炎帝之战或黄帝与■尤之战，考其究竟毕竟距离今天太为遥远。对于有关此类战争传说，今人柴继光先生等则有一个全新的见解。他们认为， 这些记载于历史文献之中或传承于民间的远古原始战争传说，可能正反映了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之初，各原始先民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或控制食盐源地遂产生的一系列战争的历史真实。基于这种见解，柴继光先生则得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结论，那就是如果这种为了争夺食盐源地的原始部落间的战争真的存在过，那么获得战争胜利的一方，“一方面可以促使本部族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用食盐作为部族间交换的重要手段，从而起到吸引其他部族，甚至导致前来依附的积极作用；这就成为尧、舜、禹走上部族盟主地位，先后在此立国建都之本。设若盐池不在河东，尧、舜、禹在此建都就要置疑了，华夏民族发展的历史也将会是另一种脉络”。①

确实，这真是一段极富唯物史观和极具说服力的总结性的理论。这一论述同时也走出了历来那种对中华民族的史前战争传说以一般神话动辄予以轻率否定的传统巢臼。更具积极意义的是，这种创新性的理论，对山西境内今后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及其早期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与黄帝战■尤、黄帝战炎帝一样，从五帝到夏商，我国古代文献中也同样记述了许多这一历史时期和山西这块地方有关的战争故事或传说，然而， 均由于其年代久远，一方面缺乏可信的翔实记载，另一方面又无科学的考证结果，所以，这些传说中的夏商时的战争及其战场，至今无法确指。例如《列子》与《淮南子》中都讲到过的共工与颛顼争帝而怒触不周之山的地方，启伐有扈氏与汤灭夏桀的确切地理位置，诸如鸣条古陌的真正所在的问题，还有商代所伐鬼方、土方、■方与羌方的具体方位究竟是否就在山西高原等等。

西周一统之后，山西高原上封建有序，大部为姬姓相邻，诸侯国之间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可以说是礼宾相待，相对和平安定。当然在周文王伐商时，在这里也有过发生战争的例子，比如文王灭黎，当时的黎国即在今天的长治至黎城一带。此属商周之交时候的事情。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叔虞于山西西南部。关于这一时期山西高原上的社会状态，许倬云先生有一段论述： “唐叔的封晋，受当地土著文化的吸力，可能发生一些离心的倾向，以至晋国文化多少与中原有些不同。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晋国在中原直北融合了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族群，无疑为周人确立了北面的屏障，若不是有西周早期立下的基础，晋国在日后未必能完成经营北方的工作。”许先生还讲：

① 《晋盐文化述要》，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 页。

“晋国数百年对戎狄文化的交流，使晋国文化中呈现相当的戎狄特色。”① 须知，这种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以和平的形式而获得的。

大约近 300 年的西周时期过去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时期的春秋与战国前后相继的两个特殊时代。诸侯混战，战火频仍成为这两个时代最令人注目的特征。这一特征反映在三晋大地上则更为触目惊心。其实在公元前 676 年晋献公执政之前，晋在中原诸侯之中并非强盛之邦。正如当时晋国的大夫郭偃讲的：“今晋国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在侧，虽欲纵惑，未获专也。”②不是不想称霸，而是羽翼还未丰满。但从晋献公开始，晋国却逐渐强盛。数十年间，晋已兼并吞食了周围近 20 个弱小之国或戎狄部落，如霍、杨、董、韩、郇、冀、虞、黎、耿、魏、贾以及沈、姒、蓐、黄与骊戎、东山皋落氏等，相当于今天山西南部大部地区。至晋文公重耳归国主政时， 他在后来史家所称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之中，实际上已成最具作为的一个。此时的晋国在各种改革中将军事改革也作为重要内容，晋文公断然将旧有的两军之制改作三军编制，其军事实力已足可与毗邻列强相抗衡。从公元前 636 年之后，晋国与楚国之间发生的城濮之战，与秦国之间发生的殽函之战、令狐之战，及至后来的晋楚鄢陵之战等。这许多次著名的战役，主战场大多在今天的山西界外，但也有少数发生在今天的山西界内。虽然 2000 多年前的古战场多数已不能确指其所在，然而毕竟还有部分遗址仍能使当代人类认识与觉察。如近年由靳生禾与谢鸿喜两位先生考察发现的位于今芮城县风陵渡附近的羁马古城，即是《左传·文公十二年》一节中所说的“秦伯伐晋，取羁马”一战的古战场遗址之历史遗存。

事实上，我们在此所叙述的许多有关山西古代战争的历史，还给我们后人在汉语言中留下了另外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汉语成语中的“唇亡齿寒”、“退避三舍”等即是。

从周成王三年（约公元前 11 世纪）唐叔虞封于晋，至晋哀公四年（公

元前 453 年）韩、魏、赵三家分普，晋国存在了约 600 余年。晋静公之后， 虽然晋作为周王朝的诸侯国已不复存在，但由晋而分解出的韩、魏、赵这三个新的诸侯国，历来的史学家却仍以“三晋”称呼它们，后来的山西高原从历史地理的意义上被世人泛称作“三晋”，同样缘于这一段历史。春秋时代的最后阶段，分布在中原大地及其近邻地区的较有规模的诸侯小国，当时的数量起码不少于 50 个左右。进入战国时期以后，在千百次的战争中，这些诸侯小国渐次被一批强国所吞并。强国中又出现了所谓“战国七雄”，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强国。韩、魏、赵都来自春秋时期的五

① 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131 页。

② 《国语·战国策》，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66 页。

霸之一晋国，三家公卿瓜分晋地，战国七雄称霸形势也就最终确立。

进入战国中后期以后，迅速崛起的秦国已经将其向东扩张的矛头主要对向关（函谷关）外的韩、魏、赵三国。在强秦的逼迫下，首先是赵国将其国都由晋阳（今太原西南）迁到邯郸；接着是韩国在公元前 375 年将其国都由

平阳（今山西临汾）迁至新郑（今河南新郑）；到公元前 340 年时，魏国最后也将其国都由安邑（在今山西夏县境内）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虽然， 韩、魏、赵三国前后均将其国都迁出了山西高原，但直到它们的最后时刻， 在它们各自的国土中仍占有山西高原上的某一部分，如赵占有山西的北部大片领土，魏占有山西的西南与中部部分地区，韩占有山西的东南一隅。正由于此，秦与韩、魏、赵之间的战争就在山西的土地上留下了很多的古代战场遗址与遗迹。其中公元前 260 年秦赵两国之间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市境内） 之战后所留下的战场遗迹及其历史影响最为著名。

当时，赵国在长平的守将本为知名度很高的大将廉颇。廉颇认准秦军远道而来必然坚持不久，所以坚筑工事壁垒只守不战，以期秦军耗尽粮草士气后再一举歼之。这也是秦军最害怕和所担心的。于是，秦军就派奸细用重金买通赵国权臣，利用反间计使赵王用只知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了老将廉颇的主将位置。赵括为赵国主将后，果然中了秦将白起的计策。他一反廉颇的作法，刚到长平就主动出击，以至很快就陷入秦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秦军趁此机会又断绝了赵国的援军与粮草通道，使赵军无以为食竟至 46 日，营中甚至出现了杀人为食的残酷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赵军多次拼死突围不成，最后，无能的赵括也在突围中被秦军乱箭射死，秦军获赵军俘虏共 40 余万人。

白起惧怕赵军 40 余万降卒再起叛乱，竟在长平当地尽数杀戮或挖坑活埋。史称：“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 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①这样大规模地阬杀降卒，可能在中外古今的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两千多年来， 这一残酷的历史事件使多少后世之人感到悚然震惊或是困惑不解。唐代咸通年间（公元 860—874 年）诗人胡曾路过山西长平，为赵王竟然用赵括这样

一个空读兵书而使 40 万人残遭杀戮的历史悲剧写下了如下诗句：

长平瓦震武安初，赵卒俄成戏鼎鱼。四十万人俱下世，元戎何用读兵书！①

另外一位明嘉靖年间诗人李攀龙（公元 1514—1570 年），身临长平古战场时则写下了更动感情的诗作，用以抒发其胸臆之 中的感慨叹息：

① 姚奠中主编：《咏晋诗选》，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68 页。

世间怪事哪有此？四十万人同日死！ 白骨高于太行雪，血飞迸作汾流紫。锐头竖子何足云，汝曹自死平原君。乌鸦饱宿鬼车哭，至今此地多愁云！ 耕农往往夸遗迹，战镞千年土花碧。即令方朔浇岂散，纵有巫咸招不得。

⋯⋯②

李攀龙 400 多年前所写的这首诗中有关当地农民常常在耕地中发现当年长平之战的遗物或遗迹之情景，今天看来并非虚构夸大之辞。与李攀龙同时代的一位山西散曲作家叫做常伦的，在其所作的一首题曰《宿长平驿》的诗中， 就有“遥闻田父语，犹得旧戈矛”①之描写。 1995 年 4 月，现在的高平市

永录乡永录村村民李珠海，终于在修田整地时亲眼见到了与 400 年前李攀

龙、常伦诗中所写相同的情形。李珠海不但在田中挖出了 2000 多年前长平之战中被秦军阬杀的赵军降卒的许多尸骨，而且在尸骨堆中同时发现了属于战国时期赵国的刀币和铜镞。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此年的 10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对永录村发现的长

平之战尸骨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正式命名其为“长平之战遗址永录 1 号

尸骨坑”。根据这次发掘前 10 多天的专门考察走访，考古工作者在永录乡

附近一带还初步调查发现了近 20 处同类型尸骨坑。而在此之前，多年来当地乡村居民发现的属于战国时期的兵器与其他有关文物则已有多次。唐代著名诗人李贺写有《长平箭头歌》，明代朱元璋的大臣刘伯温也写有《长平戈头歌》。从某种角度讲，战国时期秦赵长平之战不仅给后世人民遗留下了一些古战场的历史遗存，而且由此也产生积淀了一种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自然反映出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遗产。如在历史地名方面，当地至今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村庄地名有许多即与长平之战有着直接关系，像“秦赵村”、“哭头村”、“省冤谷”、“米山”、“箭头村”和“赵障村”等均是。此次永录1 号 尸骨坑的发掘，再联系到西汉司马迁笔下所记秦昭襄王后来赐剑令白起自裁时白起自己所讲的一段话：“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 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②所有这一切，也都足以证明了 2000 多年前那次秦赵长平之战中有关历史情节的真实性。

据知，山西省高平市政府已经作出决定，将要在永录 1 号尸骨坑就地建立战国秦赵长平之战博物馆。这应该说是一件对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意义的事情。

② 姚奠中主编：《咏晋诗选》，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70 页。

① 姚奠中主编：《咏晋诗选》，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72 页。

② 《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337 页。

在明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当其论述到历代的战争与山西的地理形势时，曾经讲到北魏时期的一段往事。是曰：“字文氏与齐人争于龙门、玉壁之间，材均势敌，卒不能越关河尺寸。”这里所讲的“玉壁”，即西貌大统四年（公元 538 年）修筑的一座城池，位置的在今山西稷山县境内

汾河南岸的玉壁渡口附近。据说此城周长达到 4 公里之多，四周面临深谷， 形势十分险要。当时的东魏政权和西魏政权虽然均由元姓执政，但其军事权力却都已分由高欢（后来北齐文宣帝高洋之父）和宇文氏家族势力掌握。高欢从公元 542 年就下定决心要从西魏守将王思政的手中夺取玉壁城，以打通

直下关中的道路。但是此年他冒着寒冬大雪接连攻城近 10 日，攻城士卒死伤无数也未能攻下该城，于是只得退兵。4 年之后的公元 546 年，高欢几乎倾其国中全部兵力，再次卷土南下攻打玉壁。这时西魏已由宇文氏家族的北周政权替代，守玉壁城的统帅也换成了在当时享有声名的著名将领韦孝宽。双方攻守之战进行得极其惨烈。高欢军先积土成山借高登城，接着在城四周挖掘地道企图潜进城内，后竟用油脂浇在木柱上施以火攻，但都被韦孝宽悉数击退。这次攻打玉壁的战争坚持了两个多月，高欢军死伤多达 7 万余人， 仍然不能取胜。到最后，高欢忧忿成疾。玉壁城内的韦孝宽就让城中军民编唱顺口溜辱骂高欢军，称高欢为“高欢鼠子”，高欢无以为计，最后只得无奈退兵。退兵时为了稳定军心，他忍住病痛强自镇定，甚至在营中表面上作出宴集将士的样子，示意帐下大将斛律金高唱一曲自编的《敕勒歌》，自己随之引吭附和，其情甚为悲壮。歌曰：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一曲《敕勒歌》不但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而且尤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均留下了深远影响。北周时，玉壁古城曾作为勋州州治所在，后移置绛州（今新绛县城）。在原来的玉壁古战场上，至今仍留有“高欢城”和“万人坑”等地名传承于当地民间，《敕勒歌》则成为玉壁古战场留下的另外一种特殊的文化遗存和历史见证。

从玉壁古战场遗址沿汾河东去约 50 余公里处，现有一柏壁村，村附近又有古柏壁关和秦玉堡等。这又是一处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古战场。

公元 619 年秋，即唐高祖李渊刚刚在长安建立李唐王朝一年半的时候， 刘武周勾结突厥在山西北部发难，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几乎占领了河东的所有战略要地。在这种情况下，李渊计划放弃河东，但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却认为：“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

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 3 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①李世民愿意带

领精兵 3 万去收复山西失地，李渊非常高兴，亲自到黄河岸边的长春宫为他

送行。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李世民带领 3 万精兵从龙门踩着坚冰跨越黄河， 驻屯于柏壁古堡，与刘武周的部下宋金刚对垒相持。由于立足未稳，李世民初时采取了坚壁不战的策略，一边充足军粮，休兵秣马，时而又带领轻骑偷袭敌人。如偷袭美良川（在今闻喜县境内），夜袭安邑均歼敌数千，取胜后又复归于柏壁。唐武德三年（公元 620 年）四月，秦王李世民出兵至河东仅

4 个多月，宋金刚已军中粮尽，不得不败北而走，李世民率军出柏壁紧追不

舍，曾一昼夜行军 100 多公里，并与敌激战多次。等追至雀鼠谷（在今灵石

县境内）时，李世民身先士卒，一日与宋金刚 8 次激战，俘虏杀敌共计数万人。史曰：“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止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①紧接着，李世民率军一鼓作气追至介休，并在此地又收降尉迟敬德。未至五月，刘武周与宋金刚均被突厥所杀，而数月前河东所失之州县又皆回归于唐。由此，今天的新绛柏壁与灵石雀鼠谷，也都成为山西境内著名的古代战场。柏壁附近的秦王堡虽然原建的城垣早已毁圮，但至今仍保存着秦王擂鼓台遗址。当地民间传说，之所以到现在绛州鼓乐还能够享誉于国内外，是由于当年秦王李世民在此屯兵时编创了著名的

《秦王破阵乐》的历史缘故。《唐会要》上记载说《秦王破阵乐舞图》是唐贞观七年（公元 633 年）正月七日由唐太宗李世民制订的，但初创则是他作秦王驻屯柏壁的时候，也是有道理的。要不然，为什么以《秦王破阵乐舞图》而命名，而不以其作皇帝后的尊号去命名呢？

也许由于元明时期以来戏曲与小说在民间的广为作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山西古战场里，在一般人心目中最具影响者，恐怕第一就要数北宋时和杨家将有关的边塞沙场。例如位于今内长城外的怀仁县金沙滩，以及朔州市西南狼牙村，就最使后代人们向往。前者金沙滩为杨业驻守代州时常与辽兵激战处；狼牙村则为辽统和四年（公元 986 年）杨业兵败朔州以南时，受箭伤被辽兵所俘处。杨业在此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殉死，其情甚为壮烈。关于此事

《宋史》与《辽史》中均有记述。稍有不同的是《宋史》中称为“杨业”，

《辽史》中则称其为“杨继业”。另有关杨业被俘绝食而死的地方，据《辽史》讲在朔州以南的狼牙村（今称狼儿村），而《宋史》则说是在陈家谷。今朔州市南与宁武县相邻处有陈家谷，与狼牙村相距不远，大约不到 25 公里的样子，实际是一个地域。从《辽史》记载的细节较《宋史》更为具体的情况看，《辽史》则更为可信。如《辽史》在记载耶律奚低此人一节中，就有“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①的文字。

①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5868 页。

①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5881 页。

① 《辽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303 页。

有具体地址、具体人物和具体情节。这可能与辽属此役胜者一方，当时能详细目睹了解战场实情有很大关系。

从秦汉至宋金，历代的都城均在山西以外的一些地区，如长安、洛阳、开封、邯郸等；而处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从来总以南侵为其战争目的，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几乎全部处于山西的正北方，山西遂成为北人南侵及中原御敌的进军必经之地。例如汉与匈奴，西晋与鲜卑，东晋与北魏，北齐与北周，隋唐与突厥，北宋与契丹，及至金元之争，无一不是如此。从某种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数千年的战争史，山西高原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历代战争及其战场的云集之地，似乎已成为必然之事实或必然之趋势。

战争与瘟疫和任何一种自然灾害相同，它的降临常常使人类无以防患， 躲之不及。当其像飓风一样刮过之后，它的破坏性极强的灾难性后果，往往给发生战争的地方造成一种永久的记忆或留下永远不去的历史标记。我们在山西保存下来的许多地方方志类的古代文献中，就时常能见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对历史上发生战争的地方或场所，修志之人对这些曾经洒满鲜血的历史遗存地，大多以冷静的笔法将它们冠之以“古迹”之名，记载下来，以警示后人。我们在前面所列举的那些发生在山西的著名战争，不论它们过去了多少年代，却无一不在发生战争的当地留下一些生态标记。这些标记将以历史遗产的形式，长久地保留与传承下去。除了许多历史战争中得以幸存至今天的物质类的遗存之外，还有很多由于某些历史战争而形成的带有极强时代特征的历史地名，都属于这种遗产生态的范围。然而因为时间过去太为久远，以至形成了过于厚重的历史尘封，后人则难免对它们无从认识或了解， 这不仅需要我们去着意地给予认真保护，而且还应将它们向今天的人们作必要的介绍，以便发挥其作为遗产生态资源所应该发挥的历史教育作用，甚或是在旅游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