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历史纪念地和传说中的先民造物原地

人类历史不管走出了多么遥远的历程，任何国家民族都会眷恋其迈过的每一脚步，其中尤其对曾经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或先民有过创造性发明的原地遗址，人们则更会以一种刻骨铭心的行为方式去一次又一次地追寻它、认定它，甚至一年一度或数年一度地纪念它，并向下一代传承这种顽强的纪念形式，使其后代永久继续下去，牢记不忘。这就形成了人类文化遗产生态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类型。近 20 年来，在全世界炎黄子孙中兴起了一种“寻根” 热，而且由此将中华民族寻找重要历史纪念地和先民造物原地并以此增强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的活动，欣然推进到了一个空前的热潮中。

洪洞古大槐树处，作为 600 余年前明代初期的移民集散地，由于它在海内外享有的极高知名度，所以堪称为当今山西最著名的历史纪念地之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以及“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等等古代民谚，已成为千百万人中不需作任何解释就能划齐认同的普通知识。但同时这些民谚在更多的人群中所激起的，却还有一种更为深刻和充满理性的文化求索意向。

明初洪武年间（公元 1368—1398 年）到永乐年间（公元 1403—1424 年）， 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有关这方面的史实不但散见于各地地方文献和当时的私人笔记、碑刻资料，而且更见于官修史书。发生此种大规模移民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因为当时中原各省许多地方长时间以来，已“多是无人之地”，由于战乱，致使“积骸成丘，居民鲜少”，以致于大量耕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更严重的则是“累年租税不入”，①直接影响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政权的财政收入和统治权力的巩固。与中原各省当时的情况不同，此时的山西各地（尤其是晋南一带）相对来讲人口则较为稠密。根据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的记载，至洪武十四年（公元 1381 年）时，原

来经济发达、人口繁盛的河北与河南两地，其人口数量已分别减少到了 189.3

万人和 189.1 万人的极低数字，而此时的山西人口却仍有 403 万人，比河北、

河南两地当时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出 20 余万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廷遂决定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各地，其中也包括京畿地域在内，均属移民迁徙的目的地范围。在山西来讲，虽然移民来源于全省各地，但绝大多数来自晋南和晋东南两个地域，即当时的辽州（今左权）、沁州、泽州、潞安府、平阳府等。而以平阳府为最多，这个府下辖 28 个县，几乎包括了今天临汾与运城两个地区的所有辖区地域，是元末明初时全国经济相对富足，人口也较为集中密集的国中安定丰裕的大府之一。洪洞大槐树所在的洪洞县，即属于平阳府辖下的人口大县。由于该县地处适中，交通便利，无论是东面的沁州、辽州，还是南边的泽州、蒲州、绛州，到这里的道路交通均较方便，且洪洞

① 《明太祖实录》卷 148、卷 176、卷 61 等。

又地居太原与平阳两大城市之中，作为山西大规模移民的集散中心，看来当时是非它而莫属了。

作为明初大移民的纪念地，而且有所谓“古大槐树处”称谓以及碑刻与专门建筑，并有正式纪念活动，最早应是在清末宣统年间（公元 1909—1911

年）到民国 3 年（公元 1913 年）。这四五年之间，时有洪洞籍人士景大启、刘子林和贺柏寿等在山东、河南等地做地方官，常常遇到当年移民者的后裔，或以谱牒向他们展示，或述说他们的思乡寻根之情。于是促使景大启、刘子林等人有了筹建洪洞古大槐树处移民纪念地的最初想法，随之即筹募款项，准备建筑事宜。而在此之前，由于汾河向东侵蚀，原来在明初作为移民集散之地的广济寺和寺旁的第一代古槐，则已经沉沦于汾水洪流之中了。从地方文献中可知，广济寺是一座始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的宏大佛夺，寺侧唐宋以来即有驿站，与佛寺、驿站相邻的是那株名闻遐迩的汉代古槐。据知古槐身粗数围，树冠荫盖数亩，是当地最惹人瞩目的环境标识之物。广济寺与古槐原西邻汾河，汾河在明代水量之大还能行船，河畔水鸟云集， 老鹳尤多，许多即筑巢栖息于古槐之上。秋去冬来，槐叶落尽之后，一巢接一巢硕大的老鹳窝鳞次栉比，十分醒目而且壮观。当时由各地集中起来的移民，就是在广济寺造册登记并分别编队，然后发给每人凭照和川资，由朝廷官员率领遣送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山西移民在离开故土之前，其心目中留下刻骨印象的最后一种形象之物，一是那棵汉代古槐，另一个即是最能激起他们凑凉的离乡背井之情的古槐老鹳之窝。

自从清末民初景大启、刘子林等人在原广济寺附近建起名为“古大槐树处”碑亭之后，近百年来过往瞻仰凭吊之人题咏甚多。摩章抚篇，其中不乏撼人心魄与摧人泪下之作。且不说文人笔墨，有一位民国初年曾经担任过陆军第五军六师三旅六团团长、名叫李武扬的赳赳武夫，竟也在此留下了一首题曰《洪崖驻防游古大槐树处怀古》的七言律诗：

阋墙相斗幸方休，一本同根动我愁。南下雄师曾罗拜，北上壮士亦低头。碑旁矗立乡关认，经塔高悬过客游。迂民当日留余荫，嘉树延誉五百秋。

惯于刀枪相见且六亲不认的军阀行伍中人，面对 500 年前移民旧地的一棵老槐，能够触景生情写出如此富有民族情感的诗句，这或许正从另外一种角度证明了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即著名历史纪念地所给予国人的正面教育力量。

多少年未，经有关专家考证研究，仅确切见于史籍的山西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移民，至少有 18 次之多。至于这些移民当时的地理分布，则遍及后来的河北、山东、河南、天津、北京、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

宁夏等省、市、自治区。1982 年时，山西省洪洞县县志办公室曾向全国各地公开征集有关明初洪洞大槐树处移民历史资料，得到了来自全国 21 个省、

市、自治区共 400 余县的响应。在短短 4 年多的时间里，这些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及当年洪洞移民的后裔，向山西省洪洞县县志办公室提供了包括方志文献、宗族谱牒、笔记碑刻和地名传说等各个方面的资料达数百种之多。如河南民国年间的版本《孟县志·大事记》中即记述，在明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时，“迁山西民于河北，而迁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

又河南省民权县地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调查中发现，民权县全县竟有 60

％以上居民户为明初山西移民。而同属河南省的新安县中，普查时竟有 76

％的人声称其祖籍在山西洪洞，另外有 23％以上的人则讲他们的祖籍虽然不是来自洪洞，但却同样是明初山西其他州县的移民后裔。在北京郊区大兴、顺义等县，有所谓 58 营或 72 营，多属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之后由山西移民建起的村落。许多村庄至今仍然保留着最初的名称，如长子营、稷山营、屯留营、蒲州营、河津营、夏县营、忻州营、霍州营、大同营和洪洞营等。这些村庄名称均是当年山西移民迁至京郊后，按照原来家乡所在州县的地名沿作新用，作为永久纪念的。桑梓故土观念应该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天性，然而对中华民族来讲则更为凝重。在中国，历来的故乡情思就与根深蒂固的祖宗崇拜观念紧紧地缠绕萦系于一体。《诗经·小雅·小弁》中已有“维桑与梓， 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的形象描写，此即大约 3000 年前西周初期时古人对祖宗故土留恋之情的一种纯真流露。东汉发明过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的张衡，有《南部赋》传世。其中也有“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睹旧里焉”的名句，同样抒发思乡之情。故土难离，业已为我中华民族情感文明中最富有特色的传统标志部分。1991 年 4 月 1 日，山西省洪洞县在明初大移民的纪念地古大槐树处举办首届寻根祭祖节活动，海内外许多当年的移民后裔们都回到了此地。而就在头一天傍晚的时候，奇异的情景出现了。多少年来在当地早已濒于绝迹的老鹳群，此时却迎着绚丽无比的落日任意飞翔，以成千上万只动人心魄的气势，突然又一次降落云集在了已经是第三代的古槐之上，及其他整个披上了节日盛装的古槐公园中的所有树木间。只见“它们时起时落，飞来荡去，交颈偎依，仿佛经年不见的老朋友在倾诉昔日的离别意，畅谈今在它处的思乡情”。①一时间明代初年移民故地又鸟声鼎沸，人如潮涌，整个洪洞县内的居民几乎倾城出动，去观看这种数十年不遇的壮观场面。老鹳群 4 月 1 日前夕飞临古槐公园，次日凌晨日出时又结队向东北方向飞去。如此数日，每天如此，直至清明节之后，这多少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老鹳群方全部离去。当时来自海内外参加此次寻根祭祖活动的许多来客，面对这一奇观无不感到激动与惊叹。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则在此前后用不同形式介绍了当时这种人类文化与自然现象奇妙巧合的特殊景

① 黄有泉、高胜恩、楚刃：《洪洞大槐树移民》，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2 页。

观。

“生态经济”这一概念，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对自身与自然资源及其整个人类生存环境之间关系有了高度理性认识时的必然产物。“生态经济”产生的全部意义应该在于这样三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身智能的开发、积累及其保护传承；二是人类对生存环境包括对一切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第三则是将人类自身发展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开发利用活动高度协调统一在一个理想水平，最终求得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永恒。无疑，人类因对生存环境或生活环境的选择而形成的迁徙行为，已当然属于生态经济活动中的必然内容之一。人类在一定地域内的环境选择及其迁徙，历史上发生过，未来同样还会发生。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迁徙相比，未来的人类迁徙行为，其区别将在于它会更加趋于自觉、理性和科学。而在中国历史上，与公元 4 世纪初两晋之际及公元 12 世纪初两宋之间因战争造成的人口大迁徒相

比，公元 14 世纪末朱明王朝以有组织的行政手段促成的这次大移民，显然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今人给予总结并汲取。单从环境与生态角度去审视，与其将此次大移民单独看作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专制统治的政治行为，倒不如将它作为一次历史上成功进行过的巨大生态工程给予重新认识。有许多资料表明，明初的那次大移民不但促使金元之世（约公元 12 世纪初至 14 世纪后半叶）200 余年时间中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全国生态失衡状态很快得以扭转。单就对山西的生态影响而言，其潜在的积极意义即使在今天来看，也仍然是不可简单估量的。可以这样认为，也许正是由于有了明初那次从山西移民于其他省区的事件发生，遂使明清以后山西省的总人口基数得到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控制，而最终也使得近 6 个世纪以后的现代山西免遭更大的来自于人口方面的压力。

人类虽然也属于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类却把那些没有人类居住或人迹罕至的自然生境称作蛮荒之地。在迄今为止的地球人心目中，只有那些已有人类开发行为所到的自然生境，世人才会真正把其与文化或者是文明这样的概念相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迁徙所至，亦是人类的开发活动之启始。迁徙，当然应该是人类文明传播过程中必然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创物，则是人类文明最初的火炬闪光。

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和重要的文明发祥地，山西高原不但流传着无数美丽的创世神话，同样在此还分布有很多传说为远古时期的先民造物原地。如在山西稷山县的稷王山麓一带，有后稷教民稼穑之地；几乎是在同一地方又有伯益造井的佳话，故当地村庄多将后稷与伯益一庙祭祀，称作“稷益庙”； 又如在永济市古蒲州城北有舜帝村和南北陶城村，为传说中所谓“舜陶于河”（指大舜曾在此河滨制作陶器）的地方；在夏县西阴村古有“先蚕娘娘庙”，传为黄帝之妻嫘祖发明养蚕缫丝之处；距离西阴村不远的夏县瑶池温泉旁有巫威山，则传为远古巫咸造鼓之地；再如在平陆县圣人涧附近，传说此地即是商代武丁时期的名相傅说发明民间版筑之术的原地；其他还有仓颉

造字于平阳、师旷辨“三乐”（清商、清徵、清角）于洪洞师村⋯⋯其中尤以后稷、伯益与傅说的创物之事在历史上最富有人民性，也最具影响。

稷王山，海拔 1279 米。山四周闻喜、夏县、运城、万荣、稷山、新绛诸县从古至今皆为我国传统农业最为发达的地方。山上古有后稷塔与姜嫄塔。传说帝嚳妻有邰氏之女姜嫄履巨人之迹遂生后稷于唐地，今翼城县有村庄名曰“弃里”，即姜嫄生后稷的地方（后稷又名弃）。后稷出生后，帝嚳与姜嫄曾几次抛弃他，其中一次扔在冰池内，有大鸟用羽翼保护他而不死。稷王山东麓闻喜县的冰池村据说就是当时冰池所在之地。后稷自幼即喜做采集野草种子下种的游戏，久而久之，他驯育出了一些最初的谷物种子，尧就让他专管农事。这据说就是我国种植五谷的起始，稷王山一带即五谷的创物原地。有趣的是，稷王山姜嫄塔下散布着许多形状、大小、颜色均与五谷酷似的小石子，古人从很久以前就称其为“五谷石”。人们每年到山上祭祀后稷及其母亲姜嫄时，就都要捡一些“五谷石”回去作为纪念或将其与土地之神供奉在一起。至于伯益，他与大禹一样，都同样生活在五帝时代后期帝舜到夏启的时候。《孟子》、《汉书》与《后汉书》等我国古代经典文献中都秉承了《尚书》的说法，认为伯益知鸟语，善训鸟兽，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则又认为伯益不但会占卜之术，而且更会作井。如《吕氏春秋·勿躬》就说：“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稷王山位于晋西南峨眉塬东北侧，当地古井常常掘至百余丈深，饮食用水如粮食一样宝贵。故在数千年的历史上， 稷王山一带的人民，祖祖辈辈视伯益和后稷为同样的创物先祖。明清以前， 此地的许多村庄中，都将伯益和后稷同庙祭祀，且香火不辍。本世纪 7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距稷王山不远的夏县东下冯夏末至商初古文化遗址中，曾经发现了多眼距今约 4000 年左右的水井遗存，而这些水井所出现的时间，也应该正是伯益以后不久的那个时代。

关于傅说，史传初为商代第 22 代帝王武丁时候的一位奴隶，距今 3500 年左右。在司马迁的笔下，曾记载了有关他的这样一段故事：“帝武丁继位， 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迺使百工营求之野， 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① 通俗一点去讲这段史事，那就是说商王小乙死后，他的儿子武丁继承了帝位， 于是想把当时已很衰败的国政再振兴起来。但苦于没有一个得力的大臣扶佐他。就因这件事他郁郁寡欢，竟然 3 年常常沉默不语，把国中事务交给身边大臣去处理，他则静静地去留心观察。一天晚上他突然梦见得到一位叫做“说”的贤圣之人。第二天他在朝中群臣中遍寻梦中之人，但没有一个是

① 《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02 页。

“说”。武丁下决心派人四处去国中寻访，最后在一个叫傅险的地方找到了那位叫“说”的人，却原来是一个专做版筑夯土之役的奴隶。当“说”被带到宫中后，武丁说没问题，我梦见的就是此人。武丁是礼贤下士的中兴之王， 与这位“说”亲近深谈之后，认为“说”果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于是马上举封“说”为冢宰国中大事的首相之臣，衰败的殷商迅即又振兴起来。因为“说”是从傅险那个地方找到的，所以就称他为“傅说”。

傅险这个地方历史上又称傅岩、圣人涧、隐贤社等，位于三门峡市北， 黄河北岸，今山西省平陆县城东北城郊。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中早有记载：“水北出虞山，东南经傅岩，历傅说隐室前，俗名之为圣人窟。” 郦道元在此还引用西汉初年汉武帝时经学家孔安国《尚书孔氏传》中有关记述说：“傅说隐于虞、虢之间。即此处也。”①可见早在 2100 多年前，平陆傅岩处已被确认为傅说之故里，并可能已有纪念性的建筑如祭祀这位圣人的傅说祠等，也未可知。历代古人在傅岩的诗词题咏甚多。如唐代湖南籍诗人胡曾即有《傅岩》七绝一首传世。诗曰：

岩前版筑不求伸， 方寸那希据要津。自是武丁安寝夜， 一霄宫里梦贤人。②

随着近几十年夏商周三代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的深入展开，商代用夯土版筑技术建成的古城遗址在中原地区，甚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屡有发现。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尸乡沟遗址、郑州商城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山西东下冯商城遗址、垣曲古城东关商城遗址、河北■城台西遗址等均是。而这些商代版筑夯土遗址恰恰证明了傅说版筑的真实性。历史上古人选择了傅说作为中国版筑刨物之祖，这极有可能正是因为他本出于奴隶平民的特殊身份，而倒不在于他是否真是版筑夯土技术的发明人。在这一点上，人民与历史选择了傅说，因为他偏偏具有某种代表性和典型性。事实上，现在看中国历史上的版筑夯土技术可能早在武丁与傅说之前就已经诞生于世了。在历史上，傅说还常常被傅姓之人奉为傅姓始祖。明末清初山西阳曲籍的哲人傅山先生即曾以自己为傅说之后裔而为荣。太原城内当时就有傅家巷，为傅氏家族故居所在。傅家巷曾有很气魄的牌坊，坊上题额写的即是“版筑故居”。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证，证明傅山家族即以傅说后裔自居，也证明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已承认傅说是中国古代版筑夯土技术的莫基创物之祖。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自古以来即对本民族的创世

① 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 1990 年版，第 80 页。

② 《全唐诗》，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7432 页。

创物的渊源多有追溯与探讨，有关此类的考证求索同样代有涌现。在这一方面，大至氏族起源，细至诸事物类，即常常引起人们寻觅其根本的兴趣。1989 年以来，本书作者曾在山西省的东南隅发现，中国围棋起源竟和太行山水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

围棋，虽然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成为风行于世界各国的国际流行棋类，甚至早在公元 7 世纪左右时就由中国流传到了东亚各国如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但讲到它的初始起源却至今仍然令人无从了解，感觉是一片空白。在我国古代一些历史文献中对此事也时有提及，如公元 3 世纪时曾经受到当时被称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颇多赏识的河北人张华，他在其名著《博物志》中就写到过“尧造围棋而丹朱善围棋”。①类于这样的简单记述在其他一些史籍中也有，虽偶有不同，如把尧记作舜等等，但终未给后人提供任何有关围棋起源的技术细节，加之尧舜与丹朱终究皆传说人物，所以还是不得要领。但出于先秦时期的典籍《左传》中有“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①这样的话，《论语》中也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②之语，《孟子》中则直接记载了一位善于弈棋者的名字：“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③ 这里引用的三则记述虽然仍未使我们得知围棋的最初起源时间，但它却确切地告知后人，即中国的围棋至少应该在孔孟生活的那个时代之前，即距今 2500

多年前的公元前 6 世纪时不但已经存在，而且已经普及于世了。

中国叫“棋子山”的地名很多，但是山西省陵川县有一座棋子山却很特别。此山位于号称“华北之脊”的太行山南部最高峰处，海拔在 1700 米左右。山上到处散布着一种圆润光洁、黑白分明而且形状酷似围棋棋子的天然石子。从一个山洞中我们偶然发现了一块古人祈雨遗留在这里的清康熙年间的碑刻，碑文中又称此山为“谋棋岭”。由此我们得以知道山上的天然棋石确实在历史上曾被古人作弈棋之用。陵川棋子山在很古的时候又被称作“箕子山”。《山西通志·山川》一节中明确记载着：“箕子山，在县东二十里， 递高五里，西南山麓石上存巨人足迹。相传箕子避地憩山中，及武王访以治道，于此纳履焉。”④箕子，是商朝末年著名的贵族人物，商纣王帝辛的叔父，与当时的微子、比干齐名，史称为“殷末三贤”。微子的封地据说在今山西省潞城县的微子镇一带，距河南安阳的殷墟很近。而箕子的封地据说称“■方。”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讲过：“从文献看，山西，至少是东南部，本来是商朝王畿的一部分。文献记载，商朝在这里有几个封国，最主要

① 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24 页。

① 《左传》，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233 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81 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32 页。

④ 《山西通志》山川卷，清雍正十二年（公元 1734 年）版。

的是箕子的箕。微子的微还有争论，箕没人说是在山西以外⋯⋯”①从这一点看，陵川棋子山则极有可能就是商末箕子的封国范围。陵川古箕子山曾是三条古老河流的发源地，一条西流入丹水（此丹水因尧子丹朱而命名），一条南流称平田水，第三条东流者即是古淇水的南源，源头即在今天棋子山中。商纣王帝辛最后自焚之地朝歌城就在淇水下游，因有淇水从城北流过， 遂后来此城就成为淇县县治所在。这真是一个令人十分惊异的谜一般的巧合：

先是棋子山的“棋”， 接着是箕子的“箕”， 再就是■方的“■”， 最后则是淇水的“淇”。

四个带“其”字的汉字曾引起本书作者无穷的深思与兴趣。而事实上，若果穷本溯源，不仅是棋、箕、■、淇这四个字，甚至包括期、基两字在内，它们实际上均来自于汉字初创（亦即甲骨文时期）时的“其”这一个字。历史上的古文字学家曾经认为，“其”这个字的本来之义是指簸箕这种东西。而现在看来，这种解释确实太有些肤浅。“其”字的本义在其创始之初，其本有的文化内涵应该丰富得多。如果说，田地的“田”字在甲骨文时期甚或在其作为远古刻划符号时的本义决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耕地”的话，那么， “其”字在殷商以前的本义所指，也自然决非是指什么“簸箕”之类而言。我总以为，“田”字在先民造字之初时，它应该是古人对大地空间认识并初有理解后的原始抽象概括，其基本字形中业已包涵了“东南西北”的“四方” 指认意识在其中。而至于“其”（甲骨文中它写作“■”）字，它在先民造字之初，则应该是古人对天体时间认识并初有理解后的原始抽象概括，其基本字形中则业已包涵了“二分二至”（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四时”指认意识在其中了。换一种话说，“田”与“■”作为原始刻划符号， 应该在甲骨文字诞生前的夏商之际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已经诞生。字中“＋”与“×”两种图案事实上在此分别代表了大地的四方位置所指和天体运行的四时位置所指。后世直至近现代的地图经纬分野图示以及时钟环周刻度图示，实际上它们均发端萌生于“＋”与“×”这两种远古先民发明创造的象征大地空间与天体时间的最基本的原始图符框架。约到了商末周初以后，中国出现了一种专门用于对天地万物作占卜预测的卜筮器具。司马迁的

《史记》中称它为“旋式正某”，实际上就是我国后来沿用了几千年的罗盘， 或者又称占盘。这种叫做“旋式正某”的卜筮器具目前还可见到的最早的实物，是考古工作者在西汉古墓中发掘出土的 2000 多年前的制品。某盘分上

①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7 页。

下两层，上为圆形天盘，下为方形地盘，即所谓“天圆地方”，无疑就是“田” 与“■”两个甲骨文字字义的物化。从此也可以更进一步地看出，“其”这个汉字初创时的本义应该就是专指时间，即天体运行的。至今发现的汉代“旋式正某”的天盘中心常常绘有“北斗七星”图案，已形象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史记·日者列传》曰：“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 分策定卦，旋式正某，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而关于“旋式正某” 的形状及其操作方法，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引》曾有过如下简明解释： “式即栻也。旋，转也。棊之形上圆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则转天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状。正棊，盖谓卜以作卦也。”① 中国古代的围棋，在书写时曾经长期写作“围棊”或“围碁”。把围基本写作“围棋”当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显然，围棊之“棊”正是来自于“旋式正棊”之“棊”。在这里，当然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借用一个字的表象。正因为围棋原本脱胎于“旋式正棊”，所以虽然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围棋的技术原理中至今竟仍然孑遗了“旋式正棊”中的很多信息和特征。当代《围棋辞典》和围棋棋枰上仍能找到“太极”、“四时”、“五行”、“八卦”、“九星”等辞目或方位，即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旋式正棊”在商周之际形成初始时，其主要功用曾经是用以纪时或制定历法。所以，我国天文纪时和历法术语中有“小劫”、“大劫”、“万劫”、“亿劫”、“劫初”等专门概念，而在今天仍然使用的围棋术语中，也就有诸如“开劫”、“粘劫”、“补劫”、“应劫”等等。我国天文纪时历法术语中有许多与“投、断、飞、提”有关的辞例，如“投暮”、“断梅”、“脩飞”、“回提”等，无独有偶的是，在围棋用语中则也有像“分投”、“断点”、“小飞”、“提空” 那样的内容。从古至今，在人类的心目中，所谓“天象”，事实上总与“气象”无法分开。所以《浑天仪·注》曰：“天地各乘气而立。”《穹天论》也认为，天地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气充其中故也”。我国古时很早就把一年中的 24 个节令称作为“二十四节气”，人类实际上早已认识到“气”乃大自然中的万物之本源。“旋式正棊”之上无疑其中心操作机理即是天地之气的运数，所谓“气数”。毋庸置疑，围棋从它脱胎于“旋式正棊”的初始起，其起源与形成事实上依据讲求的也同样是一个“气”字。围棋对弈中与“气”字相关的术语是那样的多，其根本道理就在这里。例如“收气”、“紧气”、“长气”、“延气”、“杀气”、“撞气”、“内气”、“外气”、“气眼”和“气数”等等。千百年来中国历代方士手中的罗盘之上，不但有“二十八宿”、“八卦”、“九宫”、“十天干”、“十二地支”等内容， 而且天地万物几乎无所不包。所谓“包罗万象”一词，事实上就是专指这种罗盘，也就是占盘或“旋式正棊”而言的。但我以为“旋式正棊”初始之时， 其最基本的内容却应该是一年的周期标志，亦即天干地支和“二十四节气”。

① 《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218 页。

围棋棋枰从其最初的“九宫”定式发展到最终汉以后的“十九路”定式，无疑其哲学依据是和秦汉以前的“旋式正棊”是出自一统且一脉相承的。1993 年初，本书作者最初发表了题为《论陵川棋子山与围棋起源》①的研究论文后，曾很快引起了海内外棋界许多人士的关注。家居山西太原的江氏围棋世家中的江盛久女士，特意将她保存的日籍华裔棋圣吴清源先生的回忆录《以文会友》赠我拜读。当我读完此书后，我惊喜地发现，吴清源先生对中国围棋的起源问题原来早已有过与我相类似的认识。他在书中说：“所谓国手， 在中国相当围棋名人之地位。在古代，‘国手’原是指占卜阴阳、观测天文、谙知历法、指导农业生产等活动中担当‘领导国家之手’重任的人。据说， 围棋原是作为占卜天文、阴阳的工具而发祥，所以‘国手’即操纵围棋的人。嗣后，围棋逐渐演变为一种赌斗胜负的竞技，但‘国手’这一称号却依然保存下来了。”②在此书的另外一个章节中，吴先生将围棋起源的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众所周知，围棋的发祥地是中国。据说围棋最早出现于太古时代，尧帝受仙人赐教之后，又将围棋传给了太子丹朱。然而，围棋发祥之初，并不是为争夺胜负，而是为了观测天文。在尚无文字的时代， 棋盘与棋石是观测天体运行、占卜阴阳的工具。围棋到底何时成为胜负之争的竞技工具呢？至今仍无定论。但可以确定，围棋成为竞技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了。”①

吴清源先生书中对中国古代围棋“国手”的解释自然使我们立即想到了商末曾经隐居在陵川箕子山的箕子。箕子显然正是夏商周三代国中专事占卜阴阳，观测天文天象，而且谙熟历法，并以此指导国中农事渔牧甚或出征活动的重要人物。先秦典籍《韩非子》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说在商末时，当时的商纣王帝辛已是穷奢极欲，经常在朝歌宫中与宫女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寻欢作乐，竟然弄得连节令时间都搞不清楚了。他问身边的人，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回答上来。于是就派人去问箕子，箕子则直言对来人说，作为一国之主已经昏庸到了弄不清天之时日，而且朝中之人均皆如此， 看来殷商的天下快要完了。整个国家都陷入如此一种不知天时的状况而只有我一人独知，看来我也危险了。于是，箕子由此也佯装醉痴而辞职远走。周武王率师灭商后，曾遍访箕子王国中，想请箕子为周主持天道卜筮大事。箕子对周武王的请教曾作过一番认真的回答。他不但详细地讲了许多阴阳四时和五行星象一类天道理论，而且还郑重向周武王建议，说你如果要解决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就必须要选择善于卜筮之人，命令他们去进行各种天象卜筮活动。著名的古籍经典《尚书·洪范》，据知即是周武王和箕子这次谈话的历史记录。南朝宋人范晔作《后汉书》，其中将阴阳卜筮称为“箕子之术”，

① 《新华文摘》，1993 年第 12 期。

② 《以文会友》，《围棋春秋》杂志特辑，第 165 页。

① 《以文会友》，《围棋春秋》杂志特辑，第 198 页。

说明箕子在殷商宫廷中应该是专门从事观测天象和阴阳卜筮并负责制定历法的贵族人物。这自然也符合我国古代几千年中封建统治者严禁民间私自从事天文制历活动的传统规制。正是从箕子在殷商时所承担的职责分析，陵川箕子山应该即是殷末箕子观测天文气象并从事制历活动的地方。而许多人都曾注意到，除了山西省陵川县有一个箕子山外，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几个省区在历史上同样分别存在过好几处“箕山”或者“箕子山。”例如仅山西省内就还有太谷、榆社、左权（古辽县）、平陆、吉县等县境内发现有箕山或箕子山；在山西省以外，则有山东聊城、鄄城和河北行唐、河南登封等地也有箕山或箕子山。这一情况说明，所谓“箕子”这一名称在殷商时可能并非专指某一人，它极有可能是殷商从汤立国时起，或者更早在先商契封于商地时就已经存在了的贵族世袭职称，就像明清时的“晋王”或“恭亲王”那样存在着子孙世袭一样。殷商从契封商开始到商汤灭夏立国而直至殷纣亡国，其间大约经历了 800 余年或近千年的时间，仅汤以后就曾有过 30 代商王。按古文献上记述的习惯说法，殷商的都城迁徙从契经汤到盘庚就也有过13 次之多。所谓“前八后五”，即商汤以前迁都 8 次，商汤以后至盘庚迁都

5 次，这可能还未算纣王灭国时的商的陪都朝歌城在内。也就是说，随着一代又一代商王的更替，专门从事国中卜筮制历的箕子也就有可能出现过许多次的世袭更替；而多达 13 次的都城迁徙，则当然也会使观察天文气象和星象活动以便授时制历的箕山或箕子山同样出现同步的迁徒。这极可能就是在晋、冀、豫、鲁各省出现多处箕山或箕子山的主要原因。

重要的是，以上的探索与分析并非是凭空臆想。就在这些已发现的箕山或箕子山附近，我们现在都几乎很容易地发现了有关殷商在那里建都的传说，或是在其附近已有被现代考古发掘证明了的重要殷商城址或同时期的古文化遗存。晋、冀、豫、鲁箕山或箕子山的分布区域竟与历史记载及民间传说中殷商都城频繁迁徙的基本地域完全吻合，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感到十分惊讶之事。例如山西左权箕山就与传说中的商都“邢”（今河北邢台）邻近， 山西吉县箕山与传说中的商都“耿”（今山西河津）邻近，山西平陆的箕山则与今垣曲县已被考古发掘证明的重要商城遗址或传说中的商都“毫”邻近，山东聊城与鄄城的箕山则邻近传说中的商都“奄”（今山东曲阜）或是河南商丘，河南登封箕山距离已确认的告成商代古城遗址更是十分接近，山西太谷箕山毗邻的“白燕遗址”，则是被李学勤先生称为是“从龙山到商代各阶段都有”的重要文化遗址。至于山西陵川箕子山，它与河南安阳殷墟以及古朝歌（今河南淇县）的距离更是非常接近，两地到陵川箕子山皆 70 公

里左右。从时间发展顺序上说，陵川箕子山应该就是商第 19 代王盘庚自“奄”

迁殷（今河南安阳）之后直至殷纣亡国这 270 余年间，末代箕子进行观象授时的地方。

吴清源先生认为远在尚无文字的时代，棋盘与棋石只是观测天体运行、占卜阴阳的工具。看来，无论是作为占卜工具还是围棋棋具，最初的围棋棋

石在其质地特征方面有两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一个是它肯定是石质的，这从古代围棋的棋字曾经写作“碁”就可作为证明。另外一点那就是最初的围棋棋石绝对不会是人工制品，它应该也只能是一种天然之物。陵川棋子山上到处分布的那种圆润光洁、黑白分明、形状酷似人工制作棋石的天然石子， 难道不就是吴清源先生所讲的那种先作远古占卜工具而后又成为围棋棋具的物体吗？人们都认为陵川棋子山上的天然棋石是那样的“酷似围棋”，现在看这样的说法并不妥当。恰当的说法则应该是，陵川棋子山上的天然棋石，本来就是商末箕子用以观测天体运行和占卜阴阳气象的卜笼工具，当然也就是围棋在中国出现后最早的原始棋石。我国古代时人工制作围棋棋石的历史，少说已经有 2000 余年，而最初在其制作工艺的规范方面，例如后来人工棋石的取形标准与取色标准的选择等，其原始的参照实物，无疑即是陵川棋子山上的这类天然棋石。古人将陵川棋子山又叫“谋棋岭”，已经从另外一种历史与人文传承的角度，为我们的这一结论作了一个很雄辩而又实实在在的旁证。

那么，“围棋”原本作为一种观测天体运行和占卜阴阳的工具，它究竟是在何时演变成为一种属于胜负之事的竞技工具的呢？吴清源先生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高的悟性，尽管他不能断然作出确切结论，但是他又毕竟果断地道出了他对此一问题的认识。他道出了“可以确定，围棋成为竞技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语。我们已经知道，远古之时先民之所以要注重观测天象与气象，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观测掌握各种天体，如日、月、星、云等的运行规律和周期，然后藉以授时制历， 即编定历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种不同历法，如所谓“夏历”、“殷历”、“颛顼历”、“太初历”等。据说，仅在周代以前我国先民就曾使用过 6 种历法，即千百年来传说的“古六历”。事实上，历朝历代都有修订历法的人事不时出现，例如直到元代时，就还曾有过像郭守敬等人编制的“授时历”出现。但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张培育先生认为， “从出土文物中就可知道，至迟在殷商时期我国已有一定水平的历法。”① 这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上就可以看出当时人已能熟练使用干支纪年。

殷商后期历法的趋于成熟定型，无疑标志着在此之前那种使用诸如棋盘棋石等原始方式观测天象和占卜阴阳活动濒于结束。显然，也只有这种时候，原来的观测占卜工具，也才有可能逐渐变异为像吴清源先生所讲的那种进行“胜负之争的竞技”活动的器物。这当然就是围棋产生的时代背景。吴清源先生断言围棋成为竞技活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商朝的灭亡至今起码已有 3000 年以上的时间。显而易见，这又是一次多少带些传奇色彩的文化传统认识上的自然巧合。而看来属于“自然巧合”的事情还不止于以上讲的

① 《中国古代天文文物》，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9 页。

这些。当本书作者在对中国围棋起源的地域及时代背景进行考察的过程中， 曾注意到在我国北方地区，其中特别是在黄河中下游各省区的民间，至今仍然保留流传着一种原始棋类，其棋枰图案呈“■”形状或者是“■”形状。这不能不使我们把它和商代甲骨文的“■”字字形联想于一起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试想，这难道也仅仅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令人惊异的是，对于这种原始棋类，在其他许多省区民间其称谓已经褪化变异得有些粗俗不堪。如有的地方叫它“裤裆棋”，有的地方则干脆称它为”掉茅坑”。然而， 在与陵川棋子山毗邻的晋东南和豫北一带，人们却仍对它保留着一种十分儒雅古朴的名称——“占方”。这自然又使我们想到了殷商时的箕子和箕子的阴阳占卜之术，甚而还联想到了殷商时对诸多方国的习惯称谓。例如“上方”、“鬼方”、“虎方”或“■方”、“■方”等。

也正是在作过了这许多调查与思索探求的基础上，本书作者在 1993 年初提出了陵川棋子山以及淇水的上游地区一带，应该是中国围棋的起源地。换言之，如果说中国围棋有一个原始的造物原地的话，这就是山西省的陵川棋子山及其古老的淇水源头地区。

对 19 世纪美国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恩格斯曾经认为它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完全可以与达尔文的学说相提并论。当我们现在探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原始造物活动时，摩尔根的一些话确实可以给予我们很多有意义的启示。比如他说：“近代文明吸收了古代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使之面貌一新；近代文明对人类全部知识的贡献很大，它光辉灿烂，一日千里，但是，其伟大的程度却远远不能使古代文明暗淡无光，并使它沦于不甚重要的地位。”①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甚至还引用了摩尔根的这样一句很生动深刻的话，他说：“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却往往出现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②的情况。即使在今天，难道不是经常还可碰到这样一些情况吗？有关对中国围棋起源的探索是这样，有关对鼓在中华文明史中的起源的研究同样也是如此。有的古文献中讲鼓的最早发明人是商代的巫咸，但是现代的考古工作者，却在比巫咸早出许多个世纪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寺遗址墓葬中发现了用鳄鱼皮蒙制的原始木鼓。这正像摩尔根所讲的，面对着人类先祖留给我们的一座座文明遗产的宝库，现代人却常常丢失了其门锁的钥匙。这真是一种令人们感到迷惘而且不知所措甚或是尴尬难堪的事情。然而，如果当人们一旦破译了那些历史奥秘的密码，得以重识并洞悉那一个个文明遗产之谜时，除了惊喜与欢欣外，还要珍惜与百倍地爱护并承担起使它们能够永久地传承于后世人类——此时的人们却又常常忽视与忘记了这更为重要的一点。这才是值得我们给予特别深思的一个永

①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29 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6 页。

恒的历史性的主题。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中华民族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与研究业已形成了一波新的高潮。在这一方面，山西高原无愧于是一块蕴藏了极丰厚遗产资源与宝藏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