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石窟与石刻造像

我们在这里所要介绍的，包括山西境内的佛教石窟和道教石窟。

石窟，这种通过人工雕凿在整座山体上的很特殊的宗教建筑形式，其最初起源是在公元前一二世纪时的印度。它的起源与公元前 6 世纪佛教在印度

诞生后僧侣们的佛教事务活动有着很直接的关系。公元前 3 世纪后，印度佛教首先传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到西汉末年时，才逐渐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中国有佛寺，乃始于东汉明帝时（公元 58—75 年）的洛阳白马寺。而中国有佛教石窟，则最初始于两晋时期的我国西北今新疆天山南麓地区。此后不久，至南北朝时，佛教石窟又迅速通过河西走廊今甘肃一带逐渐发展到了北魏拓跋氏政权所控制的山西高原之上。在此之前，一般的佛寺建筑则早在东汉时业已发展到了山西境内。如洪洞广胜寺即始建于东汉建和三年（公元 147 年）。到南北朝时，佛寺建筑在山西境内已经十分繁盛。这实际上为佛教石窟在山西落脚奠定了一个非常和谐的氛围与基础。

许多人的调查都表明，我国历史上石窟建筑分布最多的地方是甘肃省， 其次即是山西。山西古代的石窟建筑质量和单位规模水平与其他省区相比， 也处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之上。

云冈石窟，位于古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附近武周山上，是我国古代三座规模最大且雕凿艺术最为精湛的石窟之一（另外两座即敦煌石窟与洛阳龙门石窟）。主持修凿开建云冈石窟的第一个人是北魂文成帝时高僧昙曜。根据史书记载，昙曜本是古中山（今河北西北部）之地的僧人，接到北魏政权的命令赶赴京城。一日正好文成帝拓跋濬出外，在路上遇到了刚到京城的昙曜，不想文成帝所骑御马突然用嘴衔住了昙曜的衣服。于是朝廷上下皆为惊异，以为马识善人，文成帝遂拜昙曜以师礼。就此，昙曜请示文成帝后即开始在平城西门外的武周山上开凿石窟。《魏书·释老志》中讲昙曜最先“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根据后世的确认，著名的云冈“昙曜五窟”亦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云冈石窟中的第 16 窟至第 20 窟。这五窟的尊者主佛个个都被雕成高鼻厚唇的模样， 既不像佛经中讲的天竺人，也与中原汉人有所距离。人们都认为，云冈石窟中所谓“昙曜五窟”所塑的主尊佛者，其实是模拟了北魏开国时的几位鲜卑族皇帝。从第 16 窟至第 20 窟即分别雕塑了当时还在位的文成帝拓跋濬和在他之前的景穆帝拓跋晃、太武帝拓跋焘、明元帝拓跋嗣、道武帝拓跋珪。

云冈石窟的开凿启始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经献文帝拓跋弘和孝文帝拓跋元宏，至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 494 年）迁都洛阳为止，历经约 30 余

年，共建 21 个大窟，小窟无数。根据现代文物工作者的实地测量，整个大

同云冈石窟从东到西，沿武周山绵延近 3 公里，最大的佛像高达 17 米，最

小的佛像则仅几厘米。整个云冈石窟保留至今的大小石雕佛像总数竟达到 51

000 余尊。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云冈石窟的开凿过程具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那就是它所有的工程几乎均是在北魏一个朝代中完成的，施工时间基本上集中在公元 5 世纪末叶的 30 余年时间内。而敦煌石窟的开凿过程，则是始于

东晋太和元年（公元 366 年），后期一直延续到元代以后，前后长达近 1000 年左右。洛阳龙门石窟的营造启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历经隋唐时代，也有400 余年的开凿过程。

佛教石窟在山西，最具魅力的除云冈石窟外，即数太原西南郊天龙山石窟了。由于后者所在的天龙山从古至今即是一座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风景名山，而且它又与太原这座古老都市近在咫尺，所以从某种角度讲，它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常与云冈石窟作等量观。

天龙山石窟的始凿年代约在东魏武定年间（公元 543—550 年），在此之前，天龙山上已建有天龙寺。据史载天龙山一带曾是东魏时高欢、高洋父子的避暑行宫所在地。高欢死后，其子高洋废东魏而另立国号曰“齐”，天龙山下的古晋阳成为北齐政权的别都（都城当时在今河南安阳以北古邺城）。天龙山石窟群的始凿虽然启于高欢、高洋父子，但最后完成则在五代时期。

正像在本世纪前半叶遭受过日本侵略军野蛮掠夺的敦煌石窟藏经洞一样，天龙山石窟是我国众多石窟群中艺术水平被公认为最卓越的石窟之一， 也是被日本侵略者破坏得最严重的石窟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确知的天龙山石窟群中的雕刻艺术品的各种构件，竟有 150 余件被那些披着“文明”外衣的强盗劫掠而去，至今仍然散失陈列在一些欧美国家或日本国的国家博物馆及私人展柜中。天龙山石窟规模虽不大，然而它的文化艺术价值却极高。如对 9 号窟中那尊十一面观音像的评价，我国著名雕塑家傅天仇和钱绍武先生认为这尊“石佛堪称世界之最，也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最精美的典范”。说到石窟本身的规模，“天龙山石窟虽不像云冈石窟雕刻得那样巨大，形式上也缺乏逼人的气势（云冈石窟采取了大面大体的造像手法，这与自然环境有关），但它那纯熟的造型、比例的适当、线条的柔和、雕刻的精细，均不亚于云冈石窟，甚至比云冈石窟还技高一筹，所以天龙山石窟群是中国古代石窟雕塑艺术中一颗灿烂明珠，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①雄峙于太原市西南山地中的天龙山，以石窟群闻名于天下， 又集林、泉、洞、寺与诸多古迹名胜于一体，确实是一处域内不可多得的融文化与自然景观于一山的最佳遗产生态组合单元。几年前，山西省人民政府已经将天龙山公布为省级风景名胜区。

如果说，开凿佛教石窟的活动在北魏以前的中国还是一股涓涓细流的话，那么随着拓跋氏政权在大同大规模建造云冈石窟，中国的石窟造像风气则已完全成为一种社会洪流。于是，“各地方长官模仿着他们的皇帝而支持僧尼开窟造像⋯⋯一时石窟造像之风遍布于华北各郡城，但规模都不及前者

① 郭永安等：《天龙山榄胜》，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13 页。

大⋯⋯这一系列的历史都是在华北地区，因此华北才遗存着很丰富的中世纪石窟寺院遗迹，保存着成千成万的不同时代的精美雕刻、塑像及壁画，以成为历史物质资料⋯⋯这一部分历史物质资料，大都是国家公布保护和专设有保管的机构”。①老一辈中国石窟艺术研究专家荆三林先生所叙述的这种状况，在山西显得尤其突出。关于此事还是让我们再引用荆三林先生自己亲身考察后所作的一番记述吧。

1956 年 4 月中旬起，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与山西省文化局合组“文物普查经验工作

队”，在山西省南部潞安等县发现石窟、石刻 362 处。石窟、摩崖造像以潞安首阳山石岩脑山千佛沟，高平的羊头山、高庙山、金峰山，晋城的碧落寺、石佛岭等为最重要，都是北魏、隋唐的作品。其规模虽然不大，但如首阳山一处就有七个窟。所刻石佛、菩萨、天王、比丘供养人等像亦多至数千，无疑是一部分重要的艺术遗产。②

荆先生的这些亲身考察记述，来自于他们 40 年前的工作结论，其资料的真实性应该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应该指出，显然他所记录的有关地址与数字只不过仅仅来自于晋东南的少数几个县市，即今天的晋城、高平与潞城等地。从地域面积上讲，他们当时考察过的地方，实际上还不及山西全省面积的 5％。也就是说，山西省应该还有将近 95％左右的地方他们未能去给予普查。

石窟艺术的物质依托是山地。山西多山，世人皆知。即使依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全省 110 多个县市中，确实很难讲得出哪一个县市会没有山地。山西自古以来宗教造景习俗源远流长，其中尤以佛教造景为最。笔者曾经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着意于对这一方面的调查，一个是寺院的分布，另一个就是石窟造像的分布。实际上，山西山地中千百年来存在过的佛教造景习俗，几乎使整个山西山地达到一种无山不佛、无山不窟的程度。在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些人们平时并不注意但又确实真实存在有佛教石窟造像的地名来，并列诸于后：

石窟，高平市羊头山清化寺； 石佛殿，长治市石佛山； 石窟，平顺具林虑山金灯寺； 藏经洞，襄恒县仙堂山： 石佛洞，阳高县偏梁寨山； 千佛洞，浑源县孙膑山： 佛窟山，左云县石佛寺山； 石佛洞，榆社县西梓荆山； 石佛崖，吉县宽静河畔； 石造像，乡宁乡南白云洞； 圣佛崖，霍州西南汾河东岸； 千佛洞，隰县北佛陀湾；

高欢洞，左权县东南 20 公里； 石佛洞，左权县西 3.5 公里；

① 荆三林：《中国石窟雕刻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 页。

② 荆三林：《中国石窟雕到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6 页。

石造像，永和县双山洞； 石佛洞，平定县药岭山； 观音洞，翼城翔臯山菩萨崖； 千佛洞，翼城县千佛崖； 石佛崖，汾西县北 15 公里； 石造像，宁武县翠屏山； 万佛洞，宁武县宁化古城西： 石造像，宁武县禅房山； 千佛洞，榆社县西响堂寺； 万佛洞，五寨县芦芽山； 石造像，昔阳县石马寺； 石窟，平定县乱流村； 千佛洞，乡宁县东 7 公里： 石造像，孝义市李家山； 石造像，盂县兴道村千佛寺： 石佛嵎，忻州市浮屠山；

石造像，乡宁县西滴水崖； 石造像，代县西北白仁岩； 石造像，大宁县西梵王扫； 石造像，汾阳市西石室山； 石造像，左权县东马岭洞； 石造像，交口县李家山村； 千佛崖，太谷县奄谷内； 石造像，寿阳县方山；

石造像，太谷县龙门壑； 石造像，太原市西南蒙山； 七佛岩，交城县东北； 石佛崖，祁县子洪镇村外； 石室寺，高平县石室山； 石佛洞，高平县龙王山； 石造像，太原市尤山童子寺； 石造像，离石市西石佛寺； 石窟，浑源县南淘沙村； 石造像，中阳县西石佛寺； 石窟，静乐县王端庄； 石造像，代县南赵果观； 石窟，静乐县南丰润村； 石造像，定襄县七岩山； 石造像，保德县花佛村； 石造像，沁县南涅水；

石造像：夏县西威神寺； 石造像，灵丘县曲迴寺； 石窟，芮城县岭底瑞峰寺； 千佛洞，隰县北神峪村； 石窟，大同市北小石子村； 石造像，灵石县南石佛寺； 石造像，寿阳县羊头崖村； 石造像，交口县锦泉寺； 石窟，清徐县岩香寺； 石窟，阳曲黄水镇；

石窟，阳曲峰东村佛爷沟； 石窟，古交市木路塔； 石窟，古交布刘庄观音寺； 石窟，古交市新岩村；

石窟，太原晋词悬瓮寺； 石造像，怀仁县西南千佛寺； 石造像，安泽冀氏村石佛寺； 石窟，五台山金刚窟；

石窟，五台山那罗延窟； 石窟，宁武县石家庄； 石造像，宁武县坎门口村； 石窟，河曲县点峪村； 石窟，神地县烈堡村悬空寺； ⋯⋯

由此可见，自从北魏以来，凭依山地造佛，随之又以佛作为山的名称或地域名称，实际上已经成为千百年来山西历史文化中一种突出的民间习俗及地域特色。

在北魏石窟造佛风气的影响下，石窟造佛不但从此遍布山西高原，而且由此出现了喜造大佛的现象。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不过 23 米之高，天龙山

最大的 9 号窟释迦牟尼坐佛也才 8.8 米。同样是在太原西山，距离天龙山石

窟不出 20 公里的范围内，也还是北齐文宣帝高洋时代的事，在前后不到 5 年多的间隔中，还有两座借山崖人工凿成的巨佛赫然问世。其中一座于北齐天保二年（公元 551 年）后开凿，位于晋阳古城（今太原市西南古城营村）

西约 10 公里的蒙山开化寺附近，巨佛高 200 尺（约 63 米）。其高度虽然比

四川乐山大佛低约 8 米，但是却比乐山大佛的凿成要早出 162 年（乐山大佛

凿于唐开元元年，即公元 713 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第一个巨型石佛。关于蒙山开化寺的这座大佛，《北齐书》中记述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①在 10 公里外晋阳古城中也能看到， 可见大佛之高大。

同样距离晋阳古城不远的另外一座大佛，是在北齐天保七年（公元 556 年）后所开凿，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位置在晋阳古城西龙山之上的童子寺附近。该巨佛高 170 尺（约 56 米）。在乐山大佛出现之前，此龙山大佛的高度仅次于与它近在咫尺的晋阳蒙山大佛。

从有关历史资料上得知，太原西山这两座依山而凿的巨型石佛，隋初以后在佛身之上均建起了像天龙山 9 号窟那种漫山阁一样的大佛阁。本世纪 80 年代初，太原市王剑霓先生在文物古迹地名普查中，为寻找已经毁圮湮没了数百年的西山大佛曾经做了艰辛的工作。根据他的调查和考证，认为“唐武宗灭佛时，大（佛）阁虽然失修破败，但大佛未损。晚唐乾宁二年（公元 895

年），晋王李克用竭河东之力，‘计口随钱，不可胜计’，五年用工 30 万，

重修了大佛阁。五代后晋开运二年（公元 945 年），北平王刘知远留守北京

（晋阳），又修佛阁，这次重修的庄严阁，高 5 层，每层 13 楹，26 间，共

130 间，将 200 尺高的大佛庇盖于内，可见阁之大。元末（公元 1368 年）寺毁阁倾，大佛头部掉落，残砖破瓦和山间泥石掩覆了佛像下部”。①以上所引王剑霓先生的这段话，讲的是蒙山大佛。至于龙山童子寺大佛，清雍正十二年版《山西通志·寺观卷》中记载说：“金天辅元年（公元 1117 年）毁于兵。明嘉靖初僧道永重建。”明代重建后的龙山童子寺及其大佛究竟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样毁坏湮没，至今无考， 1980—1983 年，王剑霓先生找

到晋阳蒙山大佛时，其遗迹“现场外露胸颈部分，高 17.5 米，宽 25 米，颈

部直径宽 5 米⋯⋯”蒙山大佛所在的开化寺，是北齐文宣帝高洋所赐之名， 而在此之前东魏时，该寺已建成，初名大庄严寺，寺分上下，俗称“大庄严石窟二寺”。这就是今天我们还能知道的一些情况。

关于石窟造像一类的事情在山西民间还出现过许多谜一样的奇异事件，与这些奇异事件共生的是很多美丽又怪诞的神话传说故事。如在保德县南7.5 公里处的杨家湾村附近的一个石窟中，元代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

① 《北齐书》，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113 页。

① 《太原文史贤料》，第 19 辑 1993 年版，第 180 页。

年）人们突然发现石窟中隐隐有声音传出。几年后村人又从石窟中发现了腰系锤凿的鲁班爷石像，同时出现在洞中的则是数百尊大小不同的石佛造像， 其造型玲珑光洁，比例适当，且一点也看不出有斧凿痕迹。人们甚觉怪异， 认为是神佛显灵，于是在当时的保德州南宣化坊建花佛寺，将石窟中佛像悉数列置于寺中，从此这里佛事甚盛。神仙显灵之事当然不会存在，然而那石窟与石佛之事则无疑都是真实的。此事见于明清以后的保德州志及清雍正十二年版《山西通志·寺观卷》中。

如果说方志文献中记载的保德花佛寺发现石佛造像数百尊的事件已经使许多人感到奇异的话，那么从本世纪 50—90 年代发现的沁县南涅水窖藏石刻造像与灵丘县曲遇寺石像家群就更使世人感到万分的吃惊。

沁县南涅水窖藏石刻造像——早在本世纪 40 年代时，沁县南涅水村一带的农民就经常在地下发现有一些零散的石刻造像，当时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 1957 年秋天，由于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部门的重视及其地方文物工作者的密切配合，终于有了一次大规模调查与发掘清理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机会。首次发掘清理即得到了 760 余件石刻造像。这批石刻造像所属历史时代的跨度最早的约在北魏水平三年（公元 510 年）前后，最晚的也在北宋天圣九年（公元 1031 年），中间包括了东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石雕作品。由于其“数量大， 内容丰富，刻工精湛，时代特色鲜明”，①一时间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引起极大轰动。到 1990 年，山西省考古所与沁县文物部门又一次在南涅水作

了勘探发掘，继之又新发现了 100 余件宋代的石刻造像。至此，南涅水已发

现的历代石刻造像的总数已经达 900 件左右（包括在此之前的许多次零散发现）。

沁县北依太岳山脉，东靠涅水河。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大同）迁至洛阳， 后来的北齐都城虽建在今河南安阳以北的邺城，但陪都仍在晋阳。沁县所处位置正在其来往通衙之上，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兴起的凿窟造佛热浪，不可避免地首先影响到了这块古老的土地。南涅水石刻造像的出土地点即均是在当地古代寺院的遗址之间。

灵丘曲迴寺石像家群——曲迴寺位于灵丘县南约 70 余公里处的三楼乡境内。它与县城之间隔着两座好大的山峰，一座是大白山，一座是对维山。曲迴寺南是独峪河水，一直向西南流入河北省境内。从某种角度看，曲迴寺距离五台山佛教圣地更近些，因为站在曲迴寺看不到灵丘县城，但是可以一眼望到西边 70 余公里外的五台山东台台顶。可能是历史上曲迴寺在晋冀两省交界处名气较大，所以后来当地的人就以寺名作了村名。

在曲迴寺村附近一带，历来就有有关石像冢的传说在民间流传。同时， 曲迴寺的有关碑刻对此也有一些记载。碑记中讲，在唐天室十年（公元 751

① 《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3 页。

年）时，奉皇帝诏在此曾建过 306 座（又有 360 座之说）石塔。新中国成立

初期，人民政府对曲迴寺的保护非常重视，曾在 1959 年将其列入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真正地弄清楚曲迴寺石像冢群的基本形制，却是在 1982 年。这一年，首先有人在曲迴寺村西部山地的乱石中意外地发现了用银罐装存的古代金饰物。对此，有关部门遂根据其线索作了进一步调查。于是，被千百年历史灰尘尘封着的曲迴寺石像冢群，从此被逐渐揭开了掩盖在它表面的那一层厚厚的神秘的面纱。

所谓唐天宝十年（公元 751 年）在曲迴寺建起的 306 座石培或是 360 座石塔，实际上均为石像家的地表标志物。至今为止，文物部门已在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中发现了其中的 45 座。这些石像累之所以被以“冢”相称， 主要是因为其地表的主体构筑形式均为坟丘状，每冢封土之上均有石塔。文物工作者发现这些石像冢时，“家为石片盖砌，每家内有石佛像数尊，花岗岩雕造。造像有释迪、观音、文殊、普贤、力士、沙弥等，30 厘米至 100 厘米以上大小不等。造形面相丰满，佛为螺譬，在家内分两列排放，相应而立。从石夹中望去，有的只可见到佛头部，其身全埋于土中。”① 文物工作者还发现在曲迴寺村西的一座石像唇冢家前沿石壁上有六尊浮雕佛像，像侧镌刻有“天宝十载”的字样。这证明有关碑记中关于唐天宝十年奉诏造塔的记述是与史实相符的。曲迴寺遗址上保存的元代碑记也证实曲迴寺的始建年代应在唐代，当时该寺曾被称作为五台山寺院的下寺。南宋未年的著名僧人刘秉忠曾经在灵丘曲迴寺留居修行，后 被人举荐给当时还未作皇帝的元世祖忽必烈。《元史》载，此人曾向忽必烈建议“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部（即今北京市）。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②正由于此，元朝建国后，刘秉忠一时被称为国师。应该说，刘秉忠此人对曲迴寺在元代的复兴以及对石像家群的保护，也作出过很大贡献。

据知，在 1982 年之前，曲迴寺石像家中的一些石刻造像已被移出冢穴， 现已得到有效保护。曲迴寺石像家群中每冢埋藏佛像数量不等，少者三五尊，多者则达到 30 余尊，据此如按每家平均 15 尊计， 300 余家中共藏石

佛总数起码应不少于 4600 尊。像曲迴寺石像家这样一付特殊的宗教建筑式样，这样庞大的数量与规模，可能从佛教诞生自印度以来在世界佛教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有人将山西灵丘曲迴寺石像冢的发现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作等量观。客观说，这种评价并不为过。然而，从各种角度看，灵丘曲迴寺石像冢群在许多方面至今还都是一个巨大的谜。例如有关这个石像冢群的排列形制与格局，为什么要用 306 或 360 这个数目作为家群的总数，这些石刻造像是出自灵丘当地还是从远方运来之物，石像冢群及其曲迴寺的选

① 《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9 页。

② 《元史》，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694 页。

址与坐落在它们北部的对维山或大白山存在不存在一种内在联系，以及它们与五台山的关系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均需要从一个较大的地域环境角度或生态系统角度去给予科学的认识与综合分析，然后方可逐步将其解决。

石窟与石刻造像，原本作为佛教建筑中一种特有的构造形式，当它从东汉末年传入我国时起，即对我国的道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位于甘肃省泾川县境内而建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 510 年）的玉母宫石窟，就是我国古代在佛教石窟建造的影响下产生最早的道教石窟之一。然而若论开凿的规模，与天龙山石窟紧相毗邻的山西太原西山的龙山道教石窟，则是目前我国保存的开凿窟穴最多且规模最为宏阔的道教石窟群落。

太原龙山，位于著名的晋祠悬瓮山西北侧，西南与天龙山石窟相连接， 向北则有蒙山大佛和古开化寺的遗址与其相依。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所建的童子寺和约 56 米高的巨型石佛是龙山最早的一批宗教建筑。约在唐宋之季， 龙山童子寺对面的山峰上齐始出现了属于道教的建筑，名曰“昊天观”。至公元 13 世纪初时，昊天观已成为一片废墟，仅在遗址上留下了一些碑碣和两穴石窟。据《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记述：金元之际道教全真派第三代传人宋德芳“甲午（即元太宗窝阔台汗六年，公元 1234 年） 游太原西山，得古臭天观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家像。壁间有宋仝二字，修茸三年，殿阁睁嵘，金朱丹雘，如鳌头突出一洞天也”。①一片古昊天观的废墟遗址与两穴造像保存完好的道家石窟，披云真人宋德芳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苦苦修茸了 3 年时间，使古昊天观的道家石窟由两穴增加到了 7 穴，同时他还重建了昊天观。从此使龙山昊天观及其道教石窟群成为域内道家的一大名胜，即如前面所引碑铭中所说的“如鳌头突出一洞天也”。

披云真人宋德芳，金未道教全真派七真之一丘处机（时称长春真人）的得宠弟子。金宣宗兴定四年（公元 1220 年）曾随丘处机往草原拜见元太祖成吉思汗。3 年后返归中原。丘处机此时己成为成吉思汗的“国师”，宋德芳也被封为教内提点，统领河东、元大都以及终南山各地的道观营建事宜。

《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说他一生“建立宫观于燕赵秦晋间，凡四十余区，门下传道者不啻千百数，抑所谓光明气焰，大且弘者此也”。②在山西，不唯一处龙山石窟及昊天观，除此之外，芮城永乐宫，太原市内今仍较完好保存的纯阳宫，以及原太原县城东南三贤村的龙泉观和原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一些道观，其重修重建或始建与保护，在元时均曾赖斯人而为之。龙山昙天观到明代洪武年间（公元 1368—1398 年）和正德元年（公元

1506 年）时，又曾兼并附近的道家北极观及重修，而且还新开凿一小型石窟，

即今天被编入的 8 号窟。龙山道教石窟的全部 8 个窟分别称为：虚皇龛、三清龛、卧如龛、三天大法师龛、玄真龛、玉帝龛、七真龛和辨道龛。8 个石

① 陈垣编纂：《道家金石厚》，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47 页，引文括号中文字系本书作者所加。

② 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累》，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53 页。

窟中现存石刻道教造像共 78 尊，是我国有道教后最大规模的一处道教石窟。

1957 年，龙山道教石窟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窟艺术，是山西约 1400 年左右时间中，古代人类遗留给今后人类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中华石窟宝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历史角度讲，还是从文化艺术角度讲，拟或从石窟本身的规模数量与工艺质量方面讲，山西的石窟文化遗产，均堪称为中华石窟艺术发展史上的佼佼珍品。同样作为景观生态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园林与寺庙等遗产形态的形成过程，都表现为自身与自然的一种组合过程；而唯有石窟和石刻造像这种人类文化的遗产形态，是通过镌入自然肌体本身传承于未来人类社会的。从这一点上讲，石窟具有相对永恒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