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代交通工程遗迹

访古之情与寻古之意，可以说人皆有之，只不过在讲到具体环境与具体人的时候，其深切的程度有所区别罢了。中国古来之州县方志，每每都专辟有“古迹”之卷，而一般“古迹”卷中又往往对各自地方有关交通工程之遗迹给予专记，以供后人瞻仰凭吊或抒发情怀，又能藉以教育晚生之辈，此乃我国 5000 年文明史上传承至今的一种优秀文化传统。在山西这块古老土地上，夏商周以降，交通工程遗迹尤多。古来多少有识之士，凡是临三晋大地者，无不为此叹为观止，而留下千古绝唱者更是代不乏人。如下面一篇：唐代浮梁处，遗牛制尚新。

一朝移岸谷，千载困风尘。失水鼋鼍没，依城鹳鹊邻。应无丞相问，倘与牧童亲。世变形容老，年深战伐频。无穷怀古意，舍尔适西秦。①

这篇典型的五言怀古诗，是明末清初的爱国学者顾炎武于清康熙初年在山西蒲州写的，题曰《蒲州西门外铁牛唐时所造以系浮桥者今河西徙十余里矣》。释其题意，即是：蒲州城的西门外有唐时造的铁牛，原本是系浮桥用的，但是今天的黄河岸已经向西迁移了十多里远，真是沧桑巨变啊！

人们很难想像一座城市会建在一条在世界上也堪称为特大河流的河道上，而且竟起码经历了约近 2500 年以上的历史。然而这的确是一个事实。这就是古蒲州。据史称，古蒲州的城址所在即古蒲坂，亦即舜所建都的地方。可以说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更是一个生态奇迹。唐玄宗开元九年

（公元 721 年），蒲州又开始有了一个“河中府”的名称，这可能和它建在黄河河道之中有很大关系。古蒲州在唐代之前曾多次被黄河洪水侵袭过，所以到唐肃宗在位时（公元 756—761 年），肃宗即敕封江、河、淮、济四渎之一黄河之神为“灵源公”，并在蒲州城外西南处敕建河渎神祠，当时的河东节度使郭子仪亲自督建了这一工程。从此以后 1000 余年历朝历代多次重建重修，且香火旺盛，但是黄河的泛滥肆扰仍旧不断。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 年）夏，经由民间筹资，仅一次在城西北 0.5 公里处筑护城坝，就用石

匠 30 人，民工 300 人，并从中条山和吕梁山中采 1.3 米长、0.3 米宽、0.16

米厚的片石共 8000 条，然后用车、船运至蒲州；又买直径 0.27 米、长 5 米

的松柏木料 7 000 根，铸“勾心铁”5 000 多公斤。之后先把木桩钉入河岸地中，再沿木桩层层砌石，在最顶层的石片之两端凿孔，加“勾心铁”相连

① 《顾亭林诗集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43 页。

加固。这次工程历时 5 个月，修护城堤坝 833 米。即使这样，也只平安了 30

余年。到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 1555 年）时，蒲州一带发生了一次大地震。震后，当时的陕西按察使王崇古（蒲州人）在其写的《重修黄河石堤记》中说：是时“夹河东西大震，城覆于隍，堤庙尽崩坏，河流直与岸平，每涨辄入城门”。之后几年内，黄河又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 1559 年）和四十

一年（公元 1562 年）两次东侵，一次淹侵城南古鹳鹊楼址，使西南城墙岌岌待倾，另一次则使大庆关（关在黄河河心中潬上①）民舍淹没过半。到了明隆庆四年（公元 1570 年）夏，一次更大的灾难降临了。黄河水猛溢数丈之高，河水先是从蒲州城的南、北、西三门涌入城内，随之又漫淹城之东郭， 整个古城竟浸泡于滔滔黄泛之中。有关文献记载，这次水息过后，整个蒲州西城及其城垣四周随水积起的泥沙竟达数尺之厚。

从明万历八年（公元 1580 年）以后，一次又一次的黄河水患，终于使得蒲州居民中有了一些背井离乡、举家迁徙者。然而在灾害面前，大多数居民仍然留恋于这座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非但没有出走，反而从此年开始了又一次筑坝护城的工程。

堤坝的高度达到了 4 米、底部宽 1.3 米、顶部宽 0.67 米，迎水面石条

层层相垒，并用铁链相勾，结为一体。为了再加固，又在条石内侧加块石 1 米，并搅掺了石灰上，且用米汤汁和石灰水浇灌砌实。3 年过后，到了明万历十一年（公元 1583 年），此项工程方始竣工，先后花费的银两多达 20 600

多两，新堤从南到北总长度为 4 400 米。②这是有史以来，蒲州城修护城堤

坝工程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后，一直到明万历三十年（公元 1602 年）七月，

一次特大暴雨又使黄河暴涨，致使停泊在蒲州西门外黄河中的 23 艘运粮船

只沉没，损失粮食 8 360 多担。千年古城蒲州的命运像明王朝的命运一样， 自此日益衰败。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明朝灭亡了。 19 年之后，也就是清康

熙二年（公元 1663 年），顾炎武来到了蒲州。这位以反清复明为终生之志

的学者时年已经 51 岁。这就是诗人写那篇《蒲州西门外铁牛唐时所造以系浮桥者今河西徙十余里矣》五言诗时的时代大背景。

没有蒲州古城无论如何也就不会有当年的蒲津渡浮桥与系桥的铁牛。实际上，在此地造桥的历史能够追溯到东周时的鲁昭公元年（公元前 541 年）， 史曰：“鍼适晋，其车千乘”，“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①这里所谓“造舟于河”，唐代徐坚所著的《初学记》认为：“公子鍼造舟桥处在蒲坂。”而事实上公子鍼利用连舟所造的这座浮桥也是我国

① 山西古蒲州与陕西古朝邑县城之间黄河中之岛渚，史称中潬，岛上曾有居民与大庆关或称蒲津关。明隆庆年间河水西移后，中潬从此与东岸相接，岛渚亦从此消失。

② 《重修黄河石堤记》，《蒲州府志》，清乾隆二十年（公元 1755 年）版，卷二十。

① 《左传》，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270 页。

黄河造桥史上的第一座浮桥。历史上还有过东魏大统四年（公元 538 年）在

此建浮桥的记载。②但是在唐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 年）以前，蒲州的连舟浮桥都是用竹索相连的。直到开元年间这次，才由唐玄宗亲自下令，改成铁索浮桥。桥之态势格外壮观，于秦晋两地间的大河之上对拽着八条巨型铁链，连舰在千艘左右，并在两岸滩头各分铸 4 条铁牛以作桥锚；每牛体长均

在 3 米以上，重达 3 万公斤左右；且每牛又配以铁人、铁山，然后将铁牛、

铁人、铁山全部焊接在一块硕大的铁板之上；铁板下又焊有 6 根直径 40 厘

米、长 3 米以上的铁柱。这样，其实两岸的系桥铁牛锚（包括铁人、铁山等

全部在内）的总重量都分别达到了 200 吨以上。唐开元年间建造的这座铁索

浮桥竣工后，直到金代元光元年（公元 1222 年）金元战争中被火烧毁，500 多年间，堪称为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名胜，以诗文颂其壮观者辈出不穷。

我国现代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曾赞扬“浮桥铁锚中以蒲津桥的铁牛锚最为有名”。另一位现代桥梁专家唐寰澄先生则说：蒲津桥“这是一个有实际功能作用的艺术珍品，是技术和艺术有机结合的典型，是中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桥梁、冶金、雕塑事业的贡献，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①许多目前我们还能见到的历史文献都告诉我们，在唐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 年）改用铁牛及铁链系缆蒲津浮桥以前，蒲津浮桥则一直是由竹缆系连固定的。因为河水气势汹涌，特别是入冬至次年春初黄河流冰季节，竹缆系连的浮桥难免每年都要被堆积如丘埠的黄河流凌撞击所毁。中唐名相，也就是当年唐玄宗李隆基所用的河桥督造官张说，在桥成之后曾写有一篇《蒲津桥赞》，这是一篇不到 800 字的写得很美的散文。文中讲到开元以前的竹缆浮桥时说：“其旧制，横絙百丈，连舰千艘，辫修笮以维之，系围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冱初解，流澌峥嵘，塞川而下，如础、如臼、如堆、如埠，或■、或棍、或磨、或切，绠断航破，无岁不有。虽残渭南之竹，仆陇坻之松，败辄更之，不罄供费。津吏成罪，县徒告劳，以为常矣！”②

古蒲津桥所处的黄河河段，我们今天的水利部门称它为黄河小北干流， 而黄河小北干流一年一度的“凌汛”则是亘古有名的。在历史上，这种黄河上特有的“凌汛”曾给两岸人民带来过难以计数的沉重灾难。直至 1996 年

春节将至之时，黄河“凌汛”就又在距古蒲津桥址以南约 25 公里的河段上，

酿成了最近的一次灾难。这最近的一次灾难造成了黄河两岸 20 多万亩农田被淹，1 万多人受灾，当地军民投入了将近万余人抢险救灾，兰州的空军部队则先后出动飞机 31 架次，投弹 576 枚。通过对黄河上业已形成的冰坝实

② 《通典·州郡典》。

① 转引自 1991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0 日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黄河古蒲津桥及唐开元铁牛展说明书前言。

② 《金唐文》，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277 页。

施爆破破冰作业，方转危为安。①现在我们再读 1200 余年前张说的那篇《蒲

津桥赞》，可以想像，那长约 2 公里用竹缆系连几百近千艘木船而成的蒲津桥，从魏晋而至隋唐，几百年间，年复一年都要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黄河凌汛， 都要面对那像山丘像坝埠一样的冰的洪流，要想安然无恙，该是何其难哉！ 张说所讲的“绠断航破，无岁不有”的景况，应该不是虚妄空构之语。至于他说到的虽然连年砍伐渭南地区的竹子，甚至包括伐运陕甘交界处陇山上的松树以加固不断被“凌汛”损坏的蒲津桥身，但仍然是供不应求。守桥的官吏因此而被治罪，每年的修补加固而告徒劳，这都成为习以为常之事，看来也均不是夸大之辞。

如果说古蒲州城城址被选择于黄河河道之上已是一个生态奇迹的话，那么，唐开元十二年以前，几百年间先民们以竹索、木材将成百上千艘木船连接起来，在一年一度的“凌汛”破坏中，费尽辛劳艰苦以维持一座 2 公里长的桥梁得以延续存在，那就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生态奇迹了。即使是唐开元十二年之后蒲津浮桥已由竹索系连改为铁索系连，而且两岸各用铁牛、铁人等重物特别镇缆，也仍然时有毁坏。如北未英宗治平年间（公元 1064—1067 年）时，已经改用铁索系连的蒲津桥又被暴涨的黄河大浪冲垮，连同河岸上的铁牛也被拉入河底淤泥中。《宋史》和明初李赞的《初潭记》一书中都很逼真地记载了这件事情。①可见，古蒲津桥的初建及其之后千百年间的维修护理保持过程，无论是从人类对生态认识史这个角度去看，还是从科技史的角度去观察，都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与价值。正如同济大学的桥梁专家陆敬严先生在他 1985 年所写的《蒲津大浮桥考》一文开首两句所讲的那样：“中国古代曾经创造出许多杰出的科技成果，不少已经得到发掘与整理，但有的则湮没至今，蒲津桥就是其中一例。”②再联想到本世纪曾因撰著了著名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而闻名于世界的李约瑟博士所讲到过的一个故事， 即“直到 1675 年俄国沙皇还得聘请中国的桥梁工程师去工作”③的事实，回过头来看蒲津桥在古老黄河上的出现，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惊奇之处了。

蒲州作为一座在中国古代史上几乎贯彻始终并留下了深远重大影响的历史古城，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时，终于因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而被它的最后一批居民放弃，从此之后，不但再无一家一户固定居民在此居住过，而且即使是那一片充满了古老沧桑之感的历史废墟，也几乎被当代的人们忘记。

而作为一座在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上出现最早的大型浮桥，它在历史上或人类生活中的最后消失，则要比蒲州古城的废弃早出 737 年，而且它

① 《光明日报》，1996 年 3 月 11 日。

① 《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3520 页；李贽：《初潭记》，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② 《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4 卷第 1 期，第 35 页。

③ 〔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0 页。

的消失显得更为悲壮苍凉。《金史》载：金宣宗兴定六年（公元 1222 年）， 河中府（即蒲州城）守将侯小叔因出城与另一将领议事，元军将领石天应乘机奇袭取得河中府，并加固通往陕西的蒲津浮桥。这时，“小叔驻乐李山寨

（在今蒲州古城遗址附近中条山上），众兵毕会，夜半坎城以登，焚楼橹， 火照城中，天应大惊不知所为，尽弃辎重、牌印、马牛杂畜，死于双市门， 小叔烧绝浮桥，抚定其众”①

元军将领取得河中府城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修建加固蒲津浮桥，其目的是能跨越黄河天险西南而下，以直取川陕河洛之地；而金将侯小叔收复失城之后又立即彻底焚绝蒲津浮桥，显然是为了断绝元军渡河南下之路，以保得金王朝的半壁江山。一代名桥蒲津桥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而被最终损毁消失于历史的荒漠之中。有许多历史线索和迹象表明，与蒲津桥一起同时毁于金元之交这场战火的，还有那座几乎与蒲州砖城同时诞生的、建于南北朝末叶的古代中华名楼之一鹳鹊楼。斯楼原建所在位置，据知即在古蒲津桥以南不足 1 公里的黄河东岸和蒲州城西南角楼之间的地方。

历史的脚步从蒲津桥和鹳鹊楼的焚毁时算起，一眨眼又过去了 760 余

年。1989 年 8 月 7 日，被黄河泥沙淤埋达 60 余年的蒲州古城西门外的四具系桥铁牛连同策牛之铁人，终于又一次得以露出泥沙而面见当今世人。本世纪 30 年代初时，据现在还健在的一位八旬老者所言，当时他还见到过四具

铁牛中其中一具的牛角露在地面上，但近 60 年后考古工作者发掘这些千年

古物时，它们竟已被深深埋在地面之下近 7 米的地方。

生态的变迁在这里几乎捉弄了后来的人们。虽然在我们的古文献中有关记载言之凿凿，但人们大多只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事物。当铁牛被河沙初埋之时，民国 16 年（公元 1927 年）时的永济县县长赵祖■就曾想挖泥沙而挽回铁牛被淤埋之大势，但终未如愿；1958 年、1960 年和 1961 年，当地政府也曾几次组织人力想通过挖掘泥沙找到铁牛，因为当时毕竟见到过铁牛的老者还多有人在。然而遗憾的是，曾经见到过铁牛的老人们竟已不能确指铁牛所在的准确位置，最后终告作罢。进入 80 年代之后，随着文化禁锢的枷锁被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所摈弃，加上旅游业的春潮涌动，一些文物工作者和已成凤毛麟角的旧时老者又想到了寻找唐代铁牛的事情。而令人难于相信的是，此时凡是听说到这件事情的多数人中，不免都已在心里打上一个问号： 在哪茫茫无际、一片荒凉的沙滩之下，难道真有什么铁牛不成？该不是古人编出的神话传说讲讲而已？

时间推移所形成的某种无形作用在这里简直令人口张目呆。当覆盖在那千年铁牛之上近 7 米厚的黄河泥沙未被揭开之前，所生长生活在 20 世纪的人们之中，除了几个翻遍了文献资料和亲眼目睹过实物的老人之外，大家无法想像得到如今已是满目苍凉的泥沙世界，在 1200 年前竟会是当时大唐帝

① 《金史》，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671 页。

国最为繁华而且皇帝老儿几乎年年君临的通衢大道，而所谓通衢大道，偏又是一架由八条铁牛八尊铁人牵拽着的几公里长的铁索与木船连成的举世闻名的浮桥！

但是，事实又不断证明，随着人类社会生态意识的日趋成熟，包括人类对遗产生态保护挽救手段的日益先进，时间虽然可以将历史尘封，但同样也可以使历史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得以再现。

1989 年 8 月 7 日，深埋在黄河泥沙之下达 60 余年的唐代系桥铁牛蒲州部分共四具（另四具位于黄河西岸原陕西朝邑县城东门外），连同随牛作鞭策之状的四尊铁人与七星铁柱等，在文物考古工作人员经过一年又两个多月的勘探寻觅和艰苦发掘之后，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并面对世人。令人欣喜的是，在发掘唐代铁牛的同时，还发现了明正德十六年（公元 1521 年）镌刻刊立的《石津记》碑碣、禹王庙古遗址，以及明万历时刑、兵两部尚书王崇古所写《重修黄河石堤记》一文中讲到的号称“重城”、长 4 400 米的明代

修筑的古石堤，继之又在地表之下深 14 米的黄河泥沙中探测到了堆砌高度 7 米左右的属于更早时代的古石坝和一些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等。

牛之壮兮若山峙，角矫矫兮触苍兕。河流安兮天吴逝，牛戢戢兮载其间。

怒浪息兮无凌湍，东静魏埌兮西晏秦关。不奔不斗从尔友，万岁千秋尔斯守。

以上《开元铁牛铭》，是清乾隆十七年（公元 1752 年）一位叫周景柱的浙江人从山西宁武知府任上调至蒲州府任知府时，面对千年铁牛所作的感叹。当时的蒲州古城在他的眼中已是一片破败之像，下车伊始，即不得不将贡院与府署互为迁换。其《新迁贡院记》中曰：“乾隆壬申，余自宁武移守蒲州视刺史，理所旷无居人，邻唯神宫，虽在城郭，若接垌野。”到城之西门以外，蒲津浮桥早已荡然无存 500 余年，唯留铁牛孑然岸上，所以他更叹曰： “嗟乎！自唐以后，历五代宋元，所谓开元文物之盛，久已荡为飘风，散为寒烟，不可复问。而是牛岿然杰然，未尝或改。吊古者将抚之以增永叹，睹之以成感慨。自是以往更数百岁，吾不知其尚屼焉奠置乎？抑亦终失而沦于波臣乎？或如辟邪天鹿毁于人乎？或高岸为谷而复于土乎？是皆莫能测也！”①翻遍历史上遗留下的地方文献，在历代封建官吏中能像周景柱其人这样沉思之深刻、出语之凌利者，着实盖无几人。他看到历经千年的几具铁牛，没有一般迂腐文人或官僚们那种虚伪粉饰，脱口而出者即是一连串重若千钧的惊问：铁牛啊，我真不知道也不敢想像你以后的归宿。也许你会永远像现在这样搁置原地作为大浮桥的一种永久纪念？抑或你又可能像大宋年

① 《蒲州府志》，清乾隆二十年（公元 1755 年）版，卷二十一。

间那样因洪水而沉入河底？或许你又会像常见的人们焚毁各种神器那样被后世的来人冶化而去？再不的话，也可能你会因为一次天地之灾如山崩地裂而深埋于泥沙之下？而所有这些，不都是我周景柱所能猜测想像到的呀！

历史不幸而被两百多年前的这位古人的最后一种猜测所言中。铸造于唐玄宗开元盛世的这些系桥铁牛，果然在周景柱知府写《开元铁牛铭》之后 170

余年的时候，被黄河泥沙彻底覆埋于 7 米深的地下，且一埋则 60 余年而未见天日。

古蒲津渡与古蒲州城一带的生态变迁是令人吃惊的。这种变迁不但使一座举世闻名的特大浮桥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磨难后荡然无存，而且还使一座比浮桥更为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地震和黄河侵蚀之后，其遗址竟几乎整体被泥沙封埋于近 6 米厚的地层之下。现在人们还能看

到的仅剩下露在地表 1 米多高的城垣顶部，而被淤埋的城墙高度据知有 6 米

多。公元 1933 年和公元 1934 年黄河接连两次暴涨，当时山西蒲州与陕西朝

邑之间的河面宽至 15 公里。此次大水过后，原来河中的中潬岛终于被淤没，

黄河河道西移达 3 公里以上，中潬岛上的中潬城、大庆关（即古蒲津关）等也被彻底冲毁。而在此之前，黄河河道在此处是一分为二的，中潬以西为西河道，中潬以东为东河道；古蒲津浮桥应该也是分为两段的，中潬（即大庆关所在之地）以西为西桥，中潬以东为东桥。沧海桑田即出现于这大河肆虐之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据说这一广为人们使用的著名口头禅， 最早即是古人专对蒲州古城与朝邑县城之间这段不时摆动的黄河河道情景的描述用语。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如今已被放弃使用近 50 年的蒲州古城附近一带，仍然堪称为中国北方文物古迹的聚集荟萃之地。除了已被世人重睹风采的唐造系桥铁牛外，原古城城垣的 60％以上砖砌墙体和城中鼓楼基座等，也依旧清晰可辨。以古城遗址为中心，在其半径 10 公里左右的范围内， 还散布着已经修复的著名古刹普救寺和即将得到修复的中国古代名楼之一鹳鹊楼、万固寺与栖岩寺，以及皇家祭祀大舜的舜庙和皇家祭祀西海、河渎之神的西海神祠和河渎神祠等。许多国内外人士在不断加深对古城蒲州遗址了解的同时，也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蒲州古城遗址及其周围这个古代文物遗产群落，极有可能像意大利的庞培古城一样，成为 21 世纪之初闻名于世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新发现。与庞培古城不同的是，庞培古城是在公元1 世纪时被维苏威火山喷发的岩浆和火山灰掩埋消失的，而蒲州古城则是在

公元 16 世纪中叶的一次毁灭性地震后又被黄河洪水带来的泥沙逐渐覆盖消失的。两座古城相同的地方是，它们都一样诞生于公元前数百年的古老时代，而且都有着同样辉煌灿烂的文明积淀。

应该说， 1989 年唐代开元年间铸造的系桥铁牛得以发掘，已经标志着业已拉开了使蒲州古城再现其历史雄姿的序幕。这次发掘的重大意义，正如考古学界的人士所讲的那样：“蒲津渡遗址是一处具有丰富遗存的大型遗址，也是我国第一次发掘的大型渡口遗址，涉及到古代渡口的发生、兴盛、

衰落的历史发展过程，展现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黄河治理、冶铸技术等方面的科技成就，亦直观地揭示出黄河泥沙淤积，河水升高，河岸后退的变迁过程，从而为历史地理、水文地质、环境考古以及黄河治理等方面提供了许多有用资料。”

千百年来，山西高原从来就有所谓“表里山河”之称。所以叫“表里山河”，可能有这样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山西高原以山著称，其总面积的 65

％以上应该说都由山地覆盖着，而且在这些山地中产生了大大小小近百条河流，这些河流又占去了中国华北地区河流总量的 60％左右。二是隋唐以下， “山西”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单元之后，其省界至元明清之际逐渐确定，而且其自然封闭的特征尤其突出，特别是太行山和黄河又作了它东、西两侧与河北、河南、陕西之间的自然界标。这确实形成了所谓表里山河之势，也自然形成了山西与外界的山河阻隔之势。历史上，因为这种自然的山河阻隔， 交通问题成为历来山西行政者的一大难题；而在许多军事家来看，山河阻隔偏偏又成为用兵却敌或藉以封建割据的天然优势。来自中国先秦文献中的著名典故“愚公移山”和“伯乐相马”，即是对山西高原由于山河阻隔而形成的交通困难问题最为形象的写照与客观反映。“愚公移山”应该发生在晋东南的太行山和王屋山一带，“伯乐相马”则描绘了在晋西南中条山和盐湖之间虞坂运盐道上发生的美好故事。这两个故事都使世人得以知晓山西历史上的行路之难。

具有 2000 年以上历史的黄河蒲津浮桥，是古人为了解决山西行路之难而发明创造的伟大壮举。而与此相同，“太行八陉”，则是古人在山西高原和华北平原以及中原大地之间作的另一交通工程惊世之举。

何者为“陉”？

南北朝时人裴骃《史记集解》认为“陉者，山绝之名。常山有井陉，中山有苦陉”。①顾名思义，“山绝”者也就是大山的断陷、断裂之形态，亦即山之峡谷。然而，此处所讲的“太行八陉”已不能被理解为狭义的自然山峡，而是经过人力作用之后被古人选择利用的山峡形态的道路。

太行山，古人又曾称它为五行山、王母山或女娲山。唐代萧德言等所写的《括地志》说到过“太行连亘河北诸州，凡数千里，始于怀州（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县）而终于幽（幽州，今河北省与辽宁省交界地区），为天下之脊”。②太行山，像横亘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一条巍峨长龙，自古以来，就以其天险雄姿，折服过多少英雄志士。三国的曹操北登太行，即因山道艰难损坏车轮而感到惊恐；曾指挥东晋大军以少胜多赢得了淝水大捷的谢安，虽只在山外远远西望了一下太行，竟引起了他对艰难人生的一缕愁绪。巍巍太行可以绵延数千里，然而古今却少有人知，可供世人东西进出于太行山腹地

① 《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811 页。

② 《〈读史方舆纪要〉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08 页。

的车马通道，在 20 世纪以前主要依凭所谓八条陉道。这“八陉”从南向北， 其名称依次分别为：①轵关陉，山西晋城至河南济源；②太行陉，山西晋城至河南沁阳；③白陉，山西陵川至河南辉县；④滏口陉，山西黎城至河北磁县；⑤井陉，山西平定至河北正定；⑥蒲阴陉，山西灵丘至河北涞源；⑦飞狐陉，山西广灵至河北蔚县；⑧军都陉，山西天镇至居庸关。

“太行八陉”概念的最初形成，亦即人类有意识地开辟并利用它们，其历史时代现在估计起码不应晚于大约公元前 4 世纪中叶，就是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如成书于战国时的《战国策》中有一节苏秦从燕国去赵国时对赵王的游说之辞，其中就有“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动”①一句。这里所说的“轵道” 无疑讲的即是“太行八陉”中的首陉轵关陉。纵观历史，应该说，从 2400 年之前一直到近现代，人们对“太行八陉”的开拓利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在历代文献中都可以翻检得到。如在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 36 年）时，塞外叛将卢芳与匈奴、乌桓之军联合，多次侵犯汉朝边境， 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曾令骠骑大将军杜茂和另一将领王霸屯守北疆，令他们“治飞狐道，筑亭障，修烽燧”，① 致使匈奴、乌桓长期不能南下。又如隋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时，隋文帝杨坚为了有效地控制山西乃至中原的局势，为了经常亲幸巡视时的方便，于是先是在夏天的时候“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约两个多月后，他从太原南下，史曰， “帝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九月，己未，至济源。”②审视这两处记载， 不难看出，其在太行山上开凿道路的位置，当不会离开轵关陉和太行陉的范围。

历代王朝在“太行八陉”的工程开拓方面不仅仅限于对道路本身的开凿与拓宽或平垫一类，而且在各陉的险要位置都加设了关隘设施，以备于攻防守御。这些关隘后来大多成为当地的著名名胜景观。直至今天，虽然许多关隘破败损毁几近殆尽，然而虽只留下些许遗迹，也已成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根据各种史籍文献所提供的线索，即使千百年过去，我们仍然可以知其名称与其基本位置。“太行八陉”中历代所建起的著名关隘在此分别是： “轵关陉有轵关，太行陉有天井关，白陉有五度关，滏口陉有黄泽关，井陉有娘子关，蒲阴陉有紫荆关，飞狐陉有倒马关，军都陉则有居庸关。这里， 除紫荆关、倒马关和居庸关分别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与北京市境，其余前面 5 处关隘则均在山西界内。而所有这些关隘的主要建筑，除了娘子关、居庸关和紫荆关还存在一部分外，其余均已成为废墟或是遗址。“太行八陉”应该堪称为大自然与人类文化各自伟大作用相结合所产生的遗产生态方面的神圣杰作。从自然景观生态角度去看“太行八陉”中的每一陉道，在历史上莫

① 《国语·战国策》，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162 页。

①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1378 页。

②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5629、2634 页。

不以雄险而著称于世。曹操在《苦寒行》诗中有“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①之名句。无论放在千年之前或是今天去观察领略，曹操的诗句其实均不为过。他在诗中所写的羊肠坂的位置，应该就在“太行八陉”第二陉（即太行陉）天井关的附近。关于这一点，明末清初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曾有精到的考证：“关之南，即羊肠坂道。”而且，他认为《史记·魏世家》中所讲的“昔者，魏伐赵，断羊肠”和《战国策》中蔡泽对应侯讲的“君相秦，坐制诸侯，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等，其实都是在讲太行陉上的这处羊肠天险。②“太行八陉”的陉道之险，还表现在其陉道本身之屈突狭窄的特点上。唐《元和郡县图志》讲到太行陉的宽度时， 说其道阔仅 3 步，但长度却有 20 多公里。光绪版《山西通志》说位于灵丘县境内蒲阴陉的隘门峡谷陉道时，曰其“取道岩石间，路裁容骑”。③北宋时的地理名著《舆地广纪》言及飞狐陉，则描述其状是“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迤逦蜿蜒，百有余里”。所以，历史上常常用“咽喉”或“喉嗌”之词形容“太行八陉”的势态，确属贴切。直至近年，当我们亲身经过滏口陉与白陉等地时，置身其峡束崖逼之中，无不感叹万千。

作为太行山两侧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及中原大地之间的经济、文化通道，千百年来，“太行八陉”发挥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而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太行八陉”发挥过的作用似乎就更为突出一些。如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 550 年时，齐庄公西伐晋地时，他的大军所走的道路就正是太行南端的孟门天险，亦即“太行八陉”中的白陉，其位置在今天的河南辉县与山西陵川县之间。东晋太元十九年（公元 394 年），后燕皇帝慕容垂挥师西进攻伐当时占据山西之地的西燕慕容永。慕容垂先将大军分驻太行山外邺城（今河北省临漳西南、河南省安阳以北）一带地区，屯军月余。西燕慕容永以为后燕军会从太行陉和轵关陉攻入，于是将守军几乎全部调往太行、轵关二陉，谁知后燕慕容垂却命令大军从滏口陉攻入。西燕军急召太行、轵关两陉守军回返，被后燕军在今山西潞城县一带围而聚歼。乱军之中，慕容永杀死自己的妻子后逃亡至长子地。不到一月，西燕驻晋阳守军又弃城而逃。在中国古代史上，这是一次攻守两军双方都利用太行陉道天险策划用兵的典型战例。除此而外，金灭北宋，元灭金，也都曾经先派精锐从山西北部南下，采取了夺取太行南部诸陉而后从此出兵包围其都城的方法，可见“太行八陉”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战略作用与重要地位。也许正因为此，古人才有所谓“若夫或主或臣，建功立宗，尤显闻于后世，则有决羊肠之险，堑此山之道”① 的说法。将这句话译成今天的白话文，那就是讲，在历史上，

① 《三曹集》，岳麓书社 1992 年版，第 67 页。

② 《〈读史方舆纪要〉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32 页。

③ 《山西通志》，清光绪版卷二十一，第 30 页。

① 《〈读史方舆纪要〉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11 页。

无论哪个朝代的帝王将相，若欲建功立业并闻名于后世者，那么他们就应该充分地利用像“太行八陉”这样的天险作出建树。所以，顾祖禹在 300 多年前讲的“夫太行之山千秋不异也，则太行之险亦千秋不异矣”①这句发自肺腑之中的感叹，当然也就成为后世传之不衰的一句名言。

经历了千万个春秋的“太行八陉”是中国北方大地上极为珍贵的自然遗产，同时也是印证中华文明史的少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千万年以来，围绕着“太行八陉”所在地域，曾产生了无数的自然风光类名胜，也产生了数也数不清的人文景观名胜。根据初步考察与探求，仅分布在“太行八陉”山西一侧境内的人文与自然遗产景观名胜，我们就可以举出如下许多名目。如轵关陉一带，就有道教名山王屋山和天坛山、海会寺、蟒河山、香岩寺、黑龙洞、九女台、石塘洞、紫微宫，唐代诗人岑参读书处青萝斋等；如在太行陉附近， 则有孔子回车处、青莲寺、太行绝顶横望隘唐狄仁杰望云处、月院山、珏山、晋普山、黄龙洞、莲花洞、白石先生洞、万松山灵岩寺、羊肠坂曹操摧车处、郭壁温泉、郭壁水帘洞等；如在白陉一带，则有黄围山、黄围洞、二仙庙、崇安寺、箕子山、六泉洞、马武砦、刘秀城、工莽岭、灵岩寺等；如在滏口陉附近，则有龙门寺、大云院、金灯寺、东阳关、虹梯关、老顶山、广志山、昭泽龙洞、潞子祠、石勒寨、微子岭、砺峪洞、赤壁等；如在井陉一带，则有娘子关、冠山、浮山女娲补天炼石处、水帘洞、悬泉、药岭山石佛洞、藏山、方山唐李通玄著《华严论》处、试剑峰韩信庙、妬女祠等；如在蒲阴陉附近，则有觉山寺、太白山、觉山、舍利洞、隘门山、曲迴寺石像冢、杨六郎城、汤头温泉等；如在飞狐陉一带，则有白羊山、莎泉、水神堂、六棱山、壶流河、汉长城、加斗山铁裹腰封寨、望狐山、一斗泉、九层崖、天井寺、清凉寺、白羊寺、千福山北岳庙等；如在军都陉的山西界内，则有慈云寺、萧墙山、盘山、浮云山、吕仙洞、惊峰寺、黑龙洞、断云山、风神庙、青云山石鼓等。

“太行八陉”是数千里太行山上贯穿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及中原大地最重要的八个交通陉道，但它们并不是系连太行山左右的全部交通陉道。除了“太行八陉”从南向北，在山西省东部的阳城、晋城、陵川、壶关、平顺、黎城、左权、和顺、昔阳、平定、盂县、五台、繁峙、灵丘、广灵、阳高、天镇等 17 个市县境内，还有其他一些知名度不高的交通陉道存在，例如山西陵川六泉至河南辉县南寨的赤叶河陉道，山西壶关树掌至河南林州合涧的郊沟河陉道，山西左权至河北涉县的清漳河陉道，山西昔阳至河北赞皇的松溪河陉道，山西盂县御枣口至河北平山十里坪的滹沱河陉道，山西五台至河北阜平的龙泉关陉道等等。这些在历史上由人类踏走出来的交通陉道，大多与“太行八陉”那样的典型山峡陉道一样，多是人类利用自然峡谷河道的原有走向及其形态再施以人工作用后，逐渐开辟而缓慢形成的。

① 《〈读史方舆纪要〉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12 页。

黄河远缀白云间，我欲上天天不难。三晋谁云通古道？人今唯见太行山。

上面这首题曰《古道通三晋》的七言绝句，是明末以抨击道学、反叛传统而著称的大思想家李贽的诗作。极富人生胆识的李贽其人，对世间的艰难虽然不曾畏怯，但面对巍峨太行竟然产主了一点点怯难疑问。在这里他发出了这样的诘问与窃窃私语：人说黄河之水天上来，那么我若沿着黄河上天恐怕也会有路可行吧，可是人都说去三晋是有古道相通的，那么除了我面前这一望无际的太行山之外，古人留下的道路都在哪里呢？

这虽然仅是李贽的几句抒情之作，其实也是数千年来太行山两侧万千人类常发之心声。如果说李贽的诗句已使读到它的人感觉到心情上的沉重外， 那么，明代初期被世人称作“吴中四杰”之一徐贲的“少时徒耳闻，今日亲在目，不识太行险，那识安居福”之五言警句，无疑是震聋发聩之绝唱了！

抚今思古，巍巍太行山依旧永恒，然而昔日的“太行八陉”则已经在发生变化而且有了巨大的成果。进入 20 世纪之初，先是在太原与河北正定之间铺设了正太铁路，从而使井陉天险从此无险可居，成为天堑通途；接着是在本世纪 50 年代之后，连续又在蒲阴陉、军都陉、滏口陉和太行陉等处铺设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京包（北京经山西大同至包头）、邯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太焦（山西太原经晋城至河南焦作）等铁路，同时， 与这些铁路平行又建成了几条跨越太行山东西两侧的大型公路，于是，太行山两翼历史上形成的“行路难”问题得到了有史以来的一次根本性缓解。当历史跨入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时，随着新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太行山上的交通建设更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局面，距离飞狐陉以北不远处的大秦（大同至秦皇岛）铁路建成交付使用不久，一条位于轵关陉附近的侯月（山西侯马至河南月山）铁路，也将在近期竣工；尤其使当今世人特别关注的是，1996 年 6 月 25 日时，一条由山西太原伸向太行山腹地古旧关的高速公路又与京石（北京至石家庄）高速公路相连贯通。这一发生在“太行八陉”第五陉井陉古道上的交通变革，不但为 20 世纪这 100 年在太行山上出现的生态变迁

写上最精彩的一笔，而更具意义的是，它同时也为 21 世纪的太行山生态经济的发展揭开新的一幕。

纵观历史前进的轨迹，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那就是历史无论怎样发展，“太行八陉”作为极为珍贵的自然与人类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价值将永远和太行山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