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前与远古人类文化遗存

根据古人类学家的研究和考古学家的发现，人类诞生至今，大约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而有文字确实记载或传说口碑的人类文明史，在我们中国据知也有 5000 年以上。

世人通常习惯于称呼山西高原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或者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之一，其原因并非仅仅因为自古以来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世世代代传承着许多关于中华先祖（诸如尧舜禹等）的美丽传说，而且迄今为止，现代考古的诸多发现，也足以说明山西高原的确曾是史前与远古人类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

也许正因为“尧都平阳、舜都蒲板、禹都安邑”一类远古传说的影响力， 山西高原从本世纪初就成为中国第一批现代考古学家首先关注的地区。1926 年的农历春节前后，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李济先生，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山西省夏县西阴村一带进行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的调查。不久又组织了一次对该遗址的发掘，这实际上也是由我们中国考古学家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第一次真正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活动。

70 年前李济先生主持的这次对西阴遗址的发掘，虽然只开挖了 8 个 2×

2 米的探方，却获得了足足 60 多箱属于仰韶文化时期庙底沟类型的遗存陶

片。其中仅第 4 探方中出土的陶片数量就有 17 372 片之多。最使人意外的

是，在这次发掘中发掘者竟获得了半枚属于大约近于 5000 年前由人工切割的蚕茧化石。这一消息曾经震动了当时的中外考古界和文化界。直到一年多后即 1927 年，当李济先生回忆到他们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这次惊人发现时， 仍然清晰地保留着他们对西阴遗址的第一次目测印象：“我们于 21 日（1926 年 3 月）离开运城， 22 日到达夏县——传说中的夏朝王都。据传大禹庙以及禹王后裔和许多著名大臣的陵墓都在这里⋯⋯可是，在我们寻访这些陵墓的途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河头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① 1994 年 10 月到 11 月间，为了迎接 1996 年“西阴村遗址发掘 70 周年暨李济先生百岁诞辰纪念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们再一次来到西阴遗址，在当年李济先生发掘地点以西百余米处进行了又一次发掘。这次发掘共开 5×5 米探方 7 个，又继续清理濠沟、房址、陶窑、灰坑

共 40 余处遗迹，复原了陶器百余件。考古学家们认为，此次发掘较 70 年前

的那次发掘其内容更为丰富，而且基本摸清了西阴遗址的面积在 30 万平方

米左右。1926 年李济先生首次发掘的位置属于该遗址的居住区范围，而 1994

① 转引自《考古》，1983 年第 8 期，第 764 页。“袁先生”指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交头河”在今临汾市东南，当地曾发现有仰韶时期陶片遗存。

年这次发掘的地点当为该遗址的制陶场所。至今为止，虽然还未发现该遗址的墓葬区，但人们依据当地的地理环境分析，其墓葬区可能位于整个遗址的东北部位。根据对该遗址各方面的调查和发掘情况分析，西阴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大型先民聚落地，其年代跨度大约从庙底沟文化早期（距今约5000 年前）直至二里冈文化时期（距今约 3500 年前），聚落单位延续时间

当在 1 500 年左右。

有许多学者们已经呼吁，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惯例，应该将以往人们所称的仰韶时期的“庙底沟文化”正式易名为“西阴文化”。更有很多人认为，这样做也是对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先驱李济先生暨中国现代独立考古发掘工作的发端是一个富有深远意义的纪念。

如果说本世纪 20 年代李济先生对西阴遗址的发掘尤如吹响了中国现代独立考古的一声号角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近半个世纪，则应该真正称作中国现代考古的黄金时代。

1949 年之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于山西一省，仅在史前与远古人类文

化遗存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就有如下一系列的重大发现：如 1954 年发现了襄汾县丁村人文化遗址；1957 年发现了芮城县匼河文化遗址；1959 年发现了夏县东下冯文化遗址；1961 年发现了芮城县西侯度文化遗址；1963 年发现了朔州市峙峪文化遗址；1970 年发现了沁水县下川文化遗址；1973 年发现了阳高县许家窑文化遗址；1978 年发现了襄汾县陶寺文化遗址；1980 年发现了太谷县白燕文化遗址；1981 年发现了汾阳县峪道河文化遗址；1982 年发现了汾阳县杏花村文化遗址；1984 年发现了襄汾县大岗堆文化遗址； 1987 年发现了忻州市游邀文化遗址；1990 年发现了大同马家小村文化遗址；

1991 年发现了翼城县枣园文化遗存；1993 年发现了闻喜县坡头文化遗存⋯⋯以上列举的仅仅是分布在山西省境内至今已经发现了的非常典型的一

些史前与远古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其中每一处都具有一定时期或类型的代表性。例如沁水县下川细石器文化遗址，它实际上代表了分布于与其毗邻地区如垣曲、阳城以及沁水诸县的 10 余处同一类型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又如襄汾县陶寺文化遗址，属于同一类型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在临汾盆地与其近邻地区，已经被发现确认的多达数十处以上。其他如运城盆地的东下冯文化遗址，或晋中盆地的白燕文化遗址，也都属于它们所在地区一批相当数量的相同文化类型的典型代表。若将目前在山西境内已经发现的一系列史前与远古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依照距今时间顺序给予排列，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发现，从距今 18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直至距今 3500 年左右的夏代，几乎可以形成一个环环相扣前后衔接的史前时代的文化遗产“锁链”：

西侯度遗址，距今 180 万年；

匼河遗址，距今 100—75 万年；

丁村遗址，距今约 10 万年；

许家窑遗址，距今约 10—7 万年；

峙峪遗址，距今约 3 万年；

下川遗址，距今约 2.4—1.6 万年；

枣园遗址，距今 7000—4500 年；

白燕遗址，距今 5000—3000 年；

陶寺遗址，距今 4800—3200 年；

东下冯遗址，距今 4600—3000 年；⋯⋯

山西高原上客观存在的这一个史前与远古时期古人类文化遗址的“锁链”， 事实上从另外一种角度证实了两个问题，那就是一方面证实了山西高原从上百万年至数千年以前，从环境空间上讲它曾经是一个华夏民族先祖们的“乐园”，而另外一方面则证实了这个“乐园”存在的时间是如何的悠久而长远。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共发现距今约 13 万年以前的旧石

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近 200 处，而其中仅在山西省境内发现的就有150 余处，①约占全国同类遗址已发现总数的 3/4 还多。如果加上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类型遗址的数量，山西省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的总数则已经接近 300 处。山西高原实际已成为目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在山西的近 300 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中，西侯度遗址是目前中

国国内发现的距今时间最远的（约 180 万年以前）一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而丁村遗址则是中国国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中最富特色的一处。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就指出过：“无论在中国和欧洲从前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文化。它是在中国黄河中下游、汾河沿岸生活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文化。”②

如果说丁村遗址的发现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方面具有世界意义的话，那么下川的细石器遗址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方面，就具有同等重要的世界意义。

1972 年和 1978 年的两次发掘，共在山西省沁水县境内历山脚下的下川

遗址出土了上万件石器制品，其中许多制品说明在 2.4—1.6 万年以前，居住在当地的“下川人”已能普遍地使用复合工具。在这里发现的很多细石器， 不仅适宜于复合镶嵌成带柄的刀、锯和短剑一类工具，而且还可以复合制成弓箭、标枪等较为进步的投射类武器。除此而外，在下川遗址中发现的磨盘、砺石和锛刃状的石器，还说明距今约 2 万年前的“下川人”过的已是一种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原始经济生活。“下川遗址的发现，表明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工艺已经成熟。下川遗址的细石器代表了旧石

① 《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 页。

② 《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平。”①

过去曾有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华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是来自于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针对这种说法，曾经亲自参加过下川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王建先生则认为：“下川遗址的发现，更有理由认为，以楔状石核为特征的分布于东亚、北亚、北美的这一典型细石器（或称发达细石器）技术传统，应起源于我国华北一带。”②著名的考古学家与第四纪地质学家贾兰坡先生讲到下川遗址，直言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细石器文化遗址”。

③

本世纪 70 年代初期，贾兰坡先生等又提出了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存在着至少两个系统的理论。所谓“两个系统”，一个是指以船头状刮削器与雕刻器为特征传统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另一个则是指以大石片砍砸器与三棱大尖状器为特征传统的“匼河——丁村系。”这两个系统在地理上的分布态势起码向我们的思考作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提示，那就是：西南延伸到秦岭山脉的华山脚下，东北则一直到燕山山脉的南端，而在这两者之间的广袤的山西高原，分明不就是一处已被现代考古成果逐步证实了的，并确实属于原始人类所钟情喜爱的一片史前石器时代文化自由繁衍的特别区域吗？

看来，答案应该就是如此。

人所共知，根据地质年代的计算，从距今 240—73 万年以前为早更新世时期。在早更新世时期，当时的山西高原除了太行、太岳、吕梁、中条、五台诸山脉的高峻山峰外，地质科学家们则认为后来山西中部的一系列盆地地貌在那时还是许多硕大的古湖，如大同古湖、忻定古湖、晋中古湖、临汾古湖、侯马古湖与运城古湖、三门古湖等。发现于晋西南的西侯度遗址和匼河遗址的古人类文化，应该属于这一地质时期。当时的“西侯度人”已能用火， 因为在这里发现了被火烧过的骨类化石。依据发现的与“西侯度人”傍生的动物群化石分析，科学家们认为当时这里应该是“四季分明的疏林草原环境”。①

从距今 73—14 万年前，被称作中更新世时期。在这个时期，山西高原上的许多古湖泊进入萎缩阶段，一些古河道如后来的漳河、沁河以及三川河、昕水河等可能逐渐开始形成或完全贯通，但在中部几个大的盆地，则仍然保留着一些相当规模的湖泊。到目前为止，中更新世时期山西地区发现的史前古人类文化遗址极少，只在南部边沿地带发现了垣曲南海峪古人类文化的洞穴遗存，其中发现了石器制品、动物化石和用火痕迹。

① 《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 页。

② 《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4 页。

③ 《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 页。

① 《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 页。

所谓“晚更新世时期”，是指从距今 14.5—1 万年前这样一个时间跨度。

山西省过去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中大多数属于晚更新世时期。如距今约 10

万年的丁村遗址，距今约 10—7 万年的许家窑遗址，距今约 3 万年的峙峪遗

址和距今约 2 万年的下川遗址等。据气候学家和地质学家考证，晚更新世时期的山西高原曾经经历了未次间冰期和未次冰期。冰期内当时的年平均气温可能比现在还要低 10℃左右，但是那时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用火技术，并且可以用兽皮缝制衣服或搭造简单的居处，以抵御冬天或夜晚的寒冷。加上山西山地中石灰岩发育面积相对广泛，岩溶洞穴与岩棚的分布也就非常密集， 这为当时的远古人类在储藏采集物与狩猎物方面，以及栖居方面都提供了较为方便的条件。

当时代发展到距今约 1 万年时，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进入交叉期，从诸多方面分析，此时的山西高原已经进入原始种植农业的萌芽时期。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说过：“我国远古文化的发展分三个地段或阶段：即山林文化时期、山麓文化时期和河谷文化时期。具体地说，下川文化是山林文化时期，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似乎采集占很重要地位，它的后期应该是布氏分类中的食物采集时期，前仰韶文化是食物的生产时期，即农业出现后已发展了相当时期，并初具规模的时期。而在两者之间尚有四五千年的时间，就是山麓文化时期。如果以下川文化分布的高程为标志，它（指山麓文化时期）的分布地应在 900 米以下的山麓或山前坡地。我们相信，在这个高程的地段，我们会发现我们祖先最早从事耕植的遗迹。”他又说：“大概在一万多年前，分散在黄河中游泾、渭、汾、沁、洛诸河流域，高程较高的原边和山麓的氏族人群，他们在收集食物的活动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正是在这时，也在这些地方，我们祖先第一次开始了控制他们的食物生产，粟的种植史就开始了。”①

石兴邦先生的这一段著名论述给了我们很有益的启示。山西高原整个第四纪时期的生态变化，总的讲可以用这样几个显著的特征去给以描述，即由北到南的古湖群的萎缩，产生了无数条山间的河流和大量适宜于原始农业发展的山前坡地，随着冰期的最后消失，整个环境与气候越来越适宜于原始人类的生存和生产活动。截至本世纪 80 年代末期，山西省共发现的新石器时

代文化遗址接近 1 100 处。可以说，其中绝大多数都座落于一种背山面水向阳的山前台地的环境中。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观察，山西高原确实是原始人类聚集的一个密集地区。

本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山西境内的东下冯遗址与陶寺遗址先后得以发掘，因为这两处遗址密切相关着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所以山西高原上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再一次受到了中外考古界和历史界人士的关注。

东下冯遗址，位于 1926 年李济先生所发掘西阴遗址东北约 10 公里的地

方。整个遗址分为东、西、北、中四个区，总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 1959

年遗址发现后， 1974 年和 1978 年首先发掘了东、北、中三个区，基本属

于夏商时期（距今约 3900—3600 年前）遗址。揭露面积 6723 平方米，还不

到该遗址总面积的 3％，但已发现夏商之际的古城址 1 座，住房遗址 53 座，

圆型建筑遗址 20 座，储藏室 14 座，灰坑 138 个，水井 5 眼，陶窑 5 座，墓葬 45 座。1980 年，考古工作者又发掘了该遗址的西区，属于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 5000—4000 年前）的遗存。又发掘面积 1 000 余平

方米，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古人类住房遗址 10 座，灰坑 20 个。两次发掘的结果，东下冯遗址发现的古人类遗物主要为大量的陶器：鬲、斝、甗、瓮、豆、盘、尊、鼎、盆、罐、钵、甑等，种类十分齐全；其次则为石器与骨器类的各种工具，如斧、凿、镰、锛、刀、杵、铲、锥、镞、针与纺轮等；尤为可贵的是在该遗址中还发现了 19 件铜制的镞、刀、凿类工具，以及铸铜用的石范，还有古人类用作装饰品的骨簪与陶环等；而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在这里发现的一件打制石磐与大量带有钻灼痕迹的卜骨，以及在灰坑中发现的很多炭化粟粒等。

东下冯遗址中最典型的遗存是属于夏商纪年范围的古人类遗存，所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成的发掘者们一致认为：“东下冯遗址正处在传说中的‘夏墟’范围之内， 东下冯类型的大致年代又相当于我们估计的夏末商初，因此，东下冯类型遗存对探索夏文化和研究商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①

自古以来，传说中的“尧”这个人物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这个地方就有着千丝万缕想理也理不清的关系。1978 年春至 1984 年冬，在距离古平阳约 50 公里的地方，考古工作者终于发掘了 20 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的陶寺遗址。消息传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一个历来名不见经传的陶寺小村，其名声竟能远播中外。连祖祖辈辈住在陶寺村的村民们，谁也没有想到在村南那块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耕地中，竟然一下子发现了 1000 余座属于 4500—

4000 多年前的古人类墓葬。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东北约 7 公里多的汾河东岸塔儿山西

麓，总面积在 300 多万平方米以上，而已发掘的面积约 32 000 平方米，仅

占该遗址总面积的 1 ％多一些。在已发掘的 32 000 平方米中，其中 2000

平方米属远古人类的居住区，30 000 平方米则是先民们的墓葬区。

陶寺遗址已发掘的 1 000 余座墓葬，基本上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属大

型墓，共 6 座，墓中随葬品最少的近 100 件，最多的达 200 余件；第二种属

中型墓，共 60 余座，随葬品每座从 10 余件到 20 余件不等，且多为生活用

品，如陶灶、盆、罐、斝、豆等；第三种属小型墓，数量最多，除 6 座大型

墓和 60 余座中型墓外，其余全为小型墓。小型墓中绝大多数都无随葬品， 仅有极少数随葬品也多属死者生前的佩饰物或随身武器与工具，如臂环、指环、骨簪、颈饰、石梳、石刀和石钺等。陶寺墓葬的发掘者认为该墓葬群的

①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5 页。

发现是罕见的。事实说明，从 1 000 余座墓葬所显示的严格等级来看，在距

今 4500—4000 多年前，阶级与私有制已是客观存在。最使发掘者振奋的是，

从陶寺 6 座大型墓葬中出土的 5 具鼍鼓、5 具特磐、5 具土鼓以及 4 具彩绘龙纹陶盘。特别是颜色还十分鲜艳的蟠龙纹陶盘，从它刚一出土面世的那一时刻起，就成为足以使人产生种种联想的一种圣品。

曾经亲自主持发掘陶寺遗址的考古学家高炜先生，对陶寺大墓中出土的彩绘蟠龙陶盘，曾有过一段谨慎而又中肯的论说：

陶寺的蟠龙正出在“夏墟”，它的年代属陶寺早期，距今约四千四五百年，因而很可能就是夏代开国以前夏人的遗存，或谓之“先夏文化”。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是尧舜时期某一个部落或豢龙氏部落的遗存。按照尧舜禹的传说，上述龙部落或豢龙氏部落与夏人同属一个大部落联盟。如他们的活动地域在陶寺一带，也就是说在“夏墟”范围内，其文化面貌应与夏人很难区别⋯⋯都应是夏文化遗存。①

实际上，历史上有一个事实在这里被高炜先生所言中。那就是从陶寺往南去不到百公里，在今闻喜县礼元镇当地东南方凤凰塬下有一个叫“董陂”的古湖遗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六中称其为“董泽陂”。为什么叫“董陂” 或“董泽陂”，据说即为舜时董父豢龙之所在。“董父豢龙”的著名典故其实早在先秦文献《左传》一书中就有过记述。

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文化有着两个重要的区系： “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它们都有自己的根（祖先）、自己的标志。两者出现或形成的时间约距今六七千年，都是从自己的祖先衍生或裂变出来的。仰韶文化的一种标志是玫瑰花

（包括枝、叶、蕾、冠或仅花冠）；而红山文化的一种标志是龙或仅龙鳞。”

②苏秉琦先生进一步认为：不晚于距今 5000 年前的时候，“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与燕山地带的红山文化，通过一个类似‘■’形的通道进行接触、交流、撞击。山西的大部分地区正处于这一‘■’形通道上。”③苏秉琦先生从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期，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止一次地诠释和宣传他的这一全新的学术认识。他不但宏观地指出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和山西、河北北部一带是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接触、交流、撞击的对接地区，而且具体地提出龙山文化中斝、鬲等典型的三袋足器的诞生，可能正是南、北两种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接触、交流、撞击的结果。苏秉琦先生还特别指出，位于山西中部的太谷白燕遗址和位于晋南的陶寺遗址的文化遗存，也应该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甚至包括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等多种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晶。

① 《华夏文明》第 1 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2 页。

② 《中国建设》，1987 年第 9 期。

③ 《三晋考古》第 1 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 页。

他一再希望人们注意：“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 7000 年前到距

今 2000 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他进一步作出结论说：“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后人解释：‘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由此可见， ‘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上面所引的这些话来源于苏先生 1987 年时为《中国建设》杂志当年第 9 期所写的一篇短

文中。7 年之后，当 85 岁高龄的苏秉琦先生谈到这些研究时说： “80 年代考古工作成果两大项：一是经过山西省境连接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

（红山与仰韶）文化遗存的研究；二是辽西红山文化坛、庙、家遗址的新发现。科研成果的发表，以 1987 年《中国建设》杂志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最具典型意义。全文不过两千字，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同年《新华文摘》转载。转年（1988 年）高考作为语文‘阅读’试题， 达到‘大众化、科学化’范文标准。1985 年 11 月在侯马召开晋文化讨论会的发言提纲、绘的草图；1987 年《晋文化考古》、《文物天地》发表的《给青年人的话》等是该文补充资料。”①

为什么这位老人要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讲到这样一个同样内容的问题呢？以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因为在“80 年代我们揭开了一个‘区系的中国’ 之谜， 1987 年前后，我们又对中国文明起源之谜取得瞩目成果”。在这里尤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就在考古学家们努力揭示“区系的中国”之谜和中国文明起源之谜的科学研究过程中，遍布于山西高原大地上的 1 000 多处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对他们作出每一个科学的结论该是何等的重要和珍贵。难怪有的学者在晋南陶寺遗址和东下冯遗址发掘之后就断言，这两处重要遗址的发掘，实际上已经为确定“夏墟”及尧所封的“唐邑” 之所在地提供了一个“铁证”。①

隋代刚立国时，也许是因为其乳母来自于河东，隋文帝就常常从长安过黄河到蒲州（属今山西永济市）巡游。隋开皇十年（公元 590 年）时，当时的怀州刺史李德林随从隋文帝杨坚又一次巡游了河东的蒲州。事后，他写了一首《从驾巡游诗》，其中有“大夏尧遗俗，汾河汉豫游”之句，可见 1 400 多年前这位古人是相信今天的山西南部一带就是尧所封的大夏之地的。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 658 年），皇帝的舅舅长孙无忌向朝廷建议祭祀尧于平阳。从此又可见，起码是在唐朝初年的时候，“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在当时的国人眼里，并无多少异议，而且已见于朝廷所行礼法了。

总之，如果说以上所举的这两个隋唐历史上的例子都基础于一种原始传说的话，那么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考古工作，则是立足于科学，正在一步

①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自序），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① 《华夏文明》第 1 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5 页。

一步地接近于历史的本来情景。现在，科学家们把他们正在从事的这项艰辛的工作，已称之为一项重建中华民族史前史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