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山西遗产生态环境

所谓遗产生态环境，实际是指以具体时间为特征的遗产存在历史和以具体空间为特征的遗产存在地域共同组成的一种特殊环境形态。任何一个地域内的遗产生态环境都隶属于这个地域的总体综合生态环境系统，它应该也只能是当地总体综合生态环境系统中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正由于这一点，无论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遗产生态环境都不可能独立置身于当地的总体综合生态环境系统之外，而这个地方总体综合生态环境的优劣与否都时刻影响着该地遗产生态环境的质量。无视遗产生态环境的存在和重要性，或者将遗产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强调到一种脱离总体综合生态环境系统的不恰当位置，都是不适宜的。所有地方的遗产生态环境，最终都要和当地的总体综合生态环境系统共同协调发展。

就全国范围而言，山西古老大地上的遗产生态资源无疑是博大中华这部遗产生态巨著中的一个充满独特个性魅力的精华篇章，故而探索当前的山西遗产主态环境问题并就此寻求有效的保护利用发展对策，就显得格外必要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综观山西高原上的遗产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和在国内外其他许多地方已经发生与正在发生的严竣状况一样，也正如 1972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会议期间颁布《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时业已注意到的：

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所致，同时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对付的损害或破坏现象。①

尽管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国家与当地政府的努力，使有些“损害或破坏”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有所缓减（如在控制森林面积迅速萎缩方面即有显著成绩），然而总体讲来，遗产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状况，却并没有停止下来。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事情发生。概括说， 从本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到目前为止，山西遗产生态环境的总体持续恶化

趋势在大约 60 余年时间中，表现出了如下一些突出特征。1.原始自然林系植被形态持续向高山腹心地区萎缩

有资料表明，直至 19 世纪末期，在山西省境内许多海拔高度约千米左

右的山地间仍保留着相当茂密的原始自然林系植被。而仅仅是 100 年的时

间，当这个世界即将踏入 21 世纪时，山西大地上的现有原始自然林系植被，

却几乎完全萎缩退入到中条、太行、太岳、吕梁、恒山等几大山脉海拔达 1 500

—2000 米以上的高山腹心地区。造成这种残酷现实的原因固然很多，但 1937

—1945 年期间，日本侵略军对山西森林资源的疯狂掠夺，以及本世纪 50 年

①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69 页。

代后期直至 70 年代末持续 20 余年的毁林造田，却是现代人类强加给山西大地自然遗产生态肌体的两次最大规模的灾难性破坏。人们最终不得不深深感悟到，森林在山西大地的失去，将使山西在各个方面祸起多头。诸如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河流萎缩，地下水下降，气流循环紊乱，风沙侵蚀，等等。人们最终还将认识到，山西山地森林不但是山西自然遗产生态的根本维系， 而且也是山西总体综合生态系统的根本维系。山西山地的现有森林遗产如果可以得以维持或者可以逐步恢复扩大，它不但最终可以使山西大地上已经枯竭或正在枯竭的河流水系重新发育，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必将对华北平原的水文与大气循环质量的好转产生极大影响。

1. 原始自然水系形态同样面临继续萎缩的趋势

由于自然地质构造及自然地形的巨大作用，历史上的山西曾经存在过一个地表清水径流十分发达的自然水系系统。今天许多在历史上曾经四季清流不断的河水之所以变为季节河和洪水河，又有许多河流干脆沦为干谷，应该说是原始自然植被严重萎缩促成的直接恶果。如果说山地自然林系萎缩是山西自然水系形态萎缩的发端，那么，山西自然水系的萎缩则无疑就是山西自然遗产生态环境甚或总体综合生态环境产生恶性循环状况的开始。无论如何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山西自然遗产生态环境和总体综合生态环境的“链条”上，自然水系遗产和自然林系遗产作为两个根本环节，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目前，山西省境内几条大河（如汾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沁河）的年径流量总的来讲仍然处于逐年下降的状态。其中有许多河段时常处于濒临干涸断流的境况之中，多数情况下反倒不如一些小型但近林的河流（如陵川南峪河、垣曲沇西河、夏县泗交河、壶关郊沟河）可以四季常流。面对如此环境困扰，与其把它看作是水生态问题，倒不如说它本质上是一个林生态问题。从山西自然遗产生态环境的保护角度看，林与水事实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林生态作为保证，水生态将最终失去根本环境依靠；如果不将现有水资源的萎缩趋势给予有效地控制和整治，林生态也就终究会失去能够藉以恢复生机的最基本的环境条件。再假若山西的自然林系遗产与自然水系遗产仍旧继续像目前这样交叉萎缩下去的话，受到危害的已不仅仅限于自然遗产生态本身，而是整个山西综合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

1. 文化遗产生态所遭受的种种侵害

当前列入我们保护范围或受到我们保护的许多文化遗产，事实上被我们接受和保护的只是它们的建筑形式，这当然是因其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美学方面的价值和科学方面的价值，或者仅仅因为它已是历史上其种文化物质形态遗存下来的唯一幸存物和稀有物（例如五台山南禅寺大殿），而并非包括它最初在历史上所代表或体现的某种政治内容与文化内容。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以前，它们都曾经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受保护的文化完整体，但在封建皇权崩溃之后，展现在此后人类面前的，却常常仅剩一种完全外在的形式或物质外壳。这种巨大的变化意味着，今天在我们眼中已被视作遗产的许

多东西，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前除了自然灾害与战争可以加害于它们，除此之外则再无被损害之忧虑。自从皇帝下台，人们敢于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时起，就产生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究竟什么该留下来，什么该革掉其命？ 这个问题至今已经困扰了我们将近百年之久。百年尤如一瞬。在此期间，许多曾经保留了数百年或上千年的历史遗存物，就在人们还没真正弄清它们的价值或者是有无保留价值的时候，它们却已经在一次次的战争和革命热浪中被毁于一旦。“泼脏水却倒掉了孩子”的故事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时间中不止一次地重复发生。

许多事实都表明，在刚刚过去的 60 余年时间中、山西高原曾经是中国各省区中损失历史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一个省区。这其中有抗日战争时期侵略者野蛮的文化掠夺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有本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末持续 20 年之久的极左潮流给许多珍贵文化遗产带来的种种厄运。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宁武汾源雷鸣寺的被毁即属一例。清末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夏，当时的山西巡

抚湖北天门人胡聘之曾任总纂，他将那时仍然存世的 700 余通古代碑刻辑录

汇编为《山右石刻丛编》。 700 余通古代碑刻分属于从北魏至元的 840 余年时间，堪称为一笔无价之宝。对于这批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的下落，正如刘舒侠先生所言：“《丛编》问世 86 年了，沧海桑田，变化巨大， 720 通石刻存亡情况，尚无资料可循。概括言之，无非以下几种命运：有的散佚无考；有的公然破坏；有的移作它用；有的残破不堪；有的埋入地下；即使幸存下来的，除少数保存完好外，多数已经漫漶不清。至于见于《丛编》著录而幸存的石刻，究竟保有多少，只有经过认真核查，逐碑登记，才可能了解86 年来的变迁和研究如何整理与保管问题。”①舒侠老人自 80 年代后离休以来，一直致力于对山西文化遗产的保护整理与研究，其中对山西古代石刻的研究贡献尤见心血。他 1990 年前对《山右石刻丛编》中辑录之山西古代石刻遗产存亡现状的分析与统计，事实上应该也是对近百年来山西遗产生态环境的一种冷静而又客观的评价。

尽管就目前而言，山西遗产生态形势仍然存在着极为严竣的一面，然而从 80 年代初期以来这十几年时间中，由于各级立法机构不断建立健全遗产保护的各种法律制度，加上政府各主管部门（如林业、建设、文物、水利等） 的重视，以及诸如退耕还林和重点文物修复保护等措施的持续实施，还有对偷伐林木和偷盗文物、盗挖古墓等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确实也逐步形成了一个有利于山西遗产生态环境恢复发展的初步局面。就像宜林的地质时代并没有远离我们这块土地而去一样，对山西的遗产事业来讲，应该说，阵地和机会还是仍然存着的。

① 刘舒侠编：《〈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