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中的邓妈妈

邓颖超，人们亲切地称她为“邓妈妈”或“邓大姐”。我想，这可归因于她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妻子。自然，人们不会由于周恩来是邓颖超委员长的丈夫而被亲昵地称为“周大哥”或“周伯伯”之类的。因为，这类家庭化的称谓是不适合“主外”的男主人公的，何况对一个大国的总理和伟大的革命家。

其实，就历史本身提供的答案而言，邓颖超的著名和伟大在于她是当代中国革命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是一位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压迫的女英雄。她的一生是充满传奇和浪漫色彩的，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包括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爱情故事。然而，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在现有的教科书中，却仅仅是周总理的妻子和助手。

女儿现读的小学课本中，邓颖超的故事至少有两个（这已是很难得了， 因为整个这套教科书中的女性形象和女主人公是极少数的）。一个故事讲邓妈妈在大雨之夜遵其丈夫的嘱托，为站岗的警卫战士送去雨衣，战士通过邓妈妈之举激起了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感激和崇敬之情；另一则故事是讲邓妈妈戴着花镜，在灯下细心地为敬爱的周总理缝补衣衫，故事中虽然出现的是邓大姐或邓妈妈，讴歌的却是书中没有出现的周总理艰苦朴素的伟大精神和作风。

从这两则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故事主人公的邓妈妈始终是其丈夫的“助手”，传达丈夫对战士的爱，体现丈夫的艰苦朴素的精神；其实真正的主人公是幕后的周恩来总理。通过故事我们还看到，即使是一伟大的女政治家和革命家，在教科书中仍然只写她的“贤妻良母”一面的生活，而不反映她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教科书中存在的这类倾向，我们通常称之为“教科书中的性别偏见和歧视”，一方面是教科书没有真正地反映历史和现实中女性的伟大和杰出，另一方面就是沿用社会上传统的性别分工和分化的观念选编教材。教科书中的性别偏见和歧视倾向在世界各国都存在。例如，在美国小学低年级课本中， 男孩子通常被描述为活跃的、勇敢的，他们能独立或带有冒险精神地去干一些成人都不敢为的事情，而女孩通常被描述成为安静的、善良的、胆小的、

胸无大志或缺乏创造性的。在数学应用题中，通常是“玛丽”、“苏珊”每分钟打字××，共打×分钟，求×分钟打了多少字？在中学和大学课本中， 女性形象出现的比例与男性相比，少得可怜。就连居里夫人，这位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杰出科学家，也是低调宣传，而且是以她丈夫居里先生的助手和妻子的角色出场的。在对法国、罗马尼亚、原苏联、西班牙、瑞典等国的教材研究中，也发现同样的现象，即教材男性主人公明显多于女性。罗马尼亚几乎 90％是男性主人公，瑞典男性主人公在小学教材中占 82％。

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开始从性别角度分析现有的中小学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发现所有这些材料中，女性所占教材的比例极低，而且是非常传统的女性形象居多，女性的职业、性格和行为通常都是刻板化的。

在学校教育中，教材是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的。它是国家审订、社会认可的，是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德智体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内容的集中体现。因此，教材和教科书中的性别偏见和歧视倾向会自觉不自觉影响每个儿童的性别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通过《女儿经》、《女学》和《女诫》等这类女子教育的教材，向所有女子宣传“女子无才便是德”、“女贞洁烈”、“修容正经”、“三从”、“四德”，其影响之久远，至今还难说彻底消除。在现代平等和民主教育的时代，男女在入学权利基本平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教材和教科书形成下一代平等的性别意识和行为便是至关重要的。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 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明确指出：“教育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一个重要工具。非歧视性教育使女孩和男孩都受益，因而终将使妇女与男子的关系更平等。”文件指出，目前的课程和教材仍然带有很大程度的性别偏见，要求与教材、教科书相关的所有各方“出版商、教师、公共当局和家长协会合作，为所有级别的教育包括师资培训方面详细提出建议，并编写无性别规定型看法的课程，课本和教具”。这种新教材和课程将培养“男孩有照顾自身家务需要， 分担家务和照顾受抚养人”的责任和必要技能。

但愿新的教科书中的邓妈妈和邓大姐的形象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不是改编历史，而是真实地反映历史。新的教科书中“邓妈妈”或“邓大姐”式的称谓还照旧吗？我也只是在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