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事

帕斯捷尔纳克。凝视着你那双有些特异的眼睛、长长的眼角，还有你曾经被人誉为“像骏马一般修长”的脸庞——上面凝聚了人类的全部睿智、坚定、仁慈和灵性。读着你的《人与事》，内向的、喃喃自语般的文字，为你而吟唱和哭泣。

这是来自我们邻近的一块土地上的伟大歌手、精灵；来自你的声音，你的不可思议的诗句。你与同一个时代最卓越的歌手们动人的友谊、幻想、惆怅，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我们自认为在这样寒冷的冬夜可以遥望，走近， 可以接受你高贵的灵魂，为它所打动和启迪。

你诞生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一个人类从未有过的试验期和冲决期。这个时代既是伟大的，又是匆忙的；既是勇敢泼辣的，又是无知渺小的。它催生了一大批卓越的、伟大而勇敢的人物，又扼杀和盲目驱逐了一大批人类的精英、真正的天才、旷百世而一遇的神奇人物。你一开始就处于被驱逐和被掩埋的边缘，可是你像一棵不甘屈服的楸树一样顽强，存活下来。你不能中止自己的歌唱，正像不能中止自己的爱情和友谊。

你出身于一个高贵的家庭，有着艺术家的血脉。你的父亲曾经为托尔斯泰作过画。你那样动情地、如实地描述着托尔斯泰的面容、举止，这使人想到一个人的来路可以多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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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前苏联俄罗斯作家。生于名画家家庭。早年以诗闻名。1957 年在国外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为此受到国内严格批判。该书获 1958 年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迫于压力，未接受。他还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

远地影响他的一生、他的学术性质以及他为人的原则，甚至是他的品格和操守。他可以带着先人的因子、他们的风尚走入自己的时代。这种特质也会影响和感染这个时代。无论那种感染力是多么微小，多么不易察觉，它也仍然是存在的。

你以自己的纯粹标示和记载了自己。你的苦恼和惆怅是纯粹的人的苦恼和惆怅，你的友谊和爱情、你自己的伦理观，也是一个纯粹的人所同时具有的。你拥有自己的真实——正是这一点，在久远的今天，在漫长的地域之外， 还可以深刻地打动我们，使我们想念和缅怀。我们因为你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激动，寻找着自己在这个世纪末的希望和欢乐。这种想象使我们感到幸福、从容和安定。寒风和舞动的冰凌都不能剥夺的温暖才是真正的温暖。

当你回忆幼年时期，你这样写到：“幼年的感受是由各种惊恐和赞叹的因素组成的”；“与叫花子、女香客来往，与社会渣滓及他们的遭遇为邻， 还有附近的林荫路上的歇斯底里的现象，这一切使我过早地产生了对妇女的胆颤心惊的、无以名状的、终生难忘的怜悯。对双亲的怜悯我更是无法忍受， 因为他们要先我而死。并且为了使他们能够摆脱地狱之苦，我必须完成某种极其光明的、空前的事业⋯⋯”

我想，这一段文字可以引起所有仍具有人的感受能力者的深深颤栗和震动，并且永志不忘。这才是真正的人类的情怀，一个敏慧的、正常的人的情怀。于是我们明白了，一个人何以伟大、卓越和不屈。在极其幼小的年龄里，

他却产生了对妇女的“胆颤心惊的、无以名状的、终生难忘的怜悯”。还有， “对双亲的怜悯”使他更“无法忍受”，因为帕斯捷尔纳克明白了他们要先于他而死亡。他是一个有神论者，当时他想到为了他的双亲能够摆脱地狱之火，自己所应做出的巨大努力——那就是完成、必须完成某种光明的、空前的事业。天哪！这是怎样的童年、童年的思想、童年的抱负。

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们尽力去想象，想象“极其光明和空前”几个字所能包括的全部内容。我们被震撼了。我们非常感动。我们在想，我们所投入和留恋的全部事业是不是“极其光明的、空前的。”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它应该是这样。因为它光明，极其光明，所以就必须是没有污垢的、关于精神的、关于道德的、关于永恒的。这种努力的确是极其光明的。说到“空前”， 这里是指我们的努力方向，强烈的个性标记。它们是空前的，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不能够代替的。有了这种自信，无论是帕斯捷尔纳克还是一切与他的心灵相通的智识者，都应该感到欣慰。在这里，污杂、苟且，还有其他，都当远退、消失和被击败。它们应该被击败。无论它们 可以换来多少世俗的愉悦，它们都应该被击败。

帕斯捷尔纳克记载了他幼年接触的音乐家、画家、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记着他三、四岁时候的哭声，演奏者，躺在帷幕后边的情景，还有妈妈吻他的额头、怎样哄他，把他抱到外面去见客人；他怎样看见客厅，客厅里烟雾缥渺，烛光闪动。烛光照耀下的小提琴和大提琴，它们闪亮的红色木板，大钢琴显得乌黑，男人的长礼服也显得乌黑；妇女们穿着连衣裙，露着肩膀⋯⋯就是那样的一个夜晚他看到了伟大的托尔斯泰，看到了他本人！他写道：“这个夜晚像一道分界线横在我没有记忆能力的幼年时期和我后来的少年时期之间。”

这个有幸的人与一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和艺术家会面了。这种会面对于一个生命有着何等奇怪的影响力和制约力。有着这种经历的人是不应该沉沦和平庸的，事实证明后来也果然如此。

在他长大之后，在无数的奖赏、巨大的荣誉和同样巨大的灾难一块儿降临的时候，他没有被压垮。他以自己特殊的方式生存了。他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可是却不得不被迫放弃，因为那个国度里的权力人物不允许他去领取。他甚至面临着被枪决和被驱逐的危险。可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最高权力者又对那些野蛮人说道：“不允许动他，他是上帝派来的人。”

还有一次，电话铃突然响了，帕斯捷尔纳克抓起电话，那一边又传来了那个人的声音⋯⋯

他于是得以活下来。在最艰难的时刻，在最寂寞最不能忍受的时刻，厄运将他团团围拢。但即便如此，他还仍然居住在作家艺术家之村，住在那座完好的别墅里。他没有进劳改农场，没有被流放，也没有被折磨致死。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了专制与暴君之间仍然有层次之别。在伟大的文化、思想和哲学的丰厚的沃土之上，与贫瘠之地的智者的遭遇仍然还有一些天壤之别。这使我们欣慰、感慨、喟叹，同时也使我们明白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伟大的俄罗斯艺术，为什么有着难以消逝的余韵。它甚至可以在苏联时期也发出了强烈的回响，产生了一大批质量决不低劣的艺术家和艺术品。

人与事，事与人，至此才让人明白，灵魂是不朽的，精神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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