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传入我国，以广州一地为最早，时为隋唐时期。其时，因广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外商云集，尤以波斯、大食商人为多。而波斯、大食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就是由这些商人传入广州的。

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由于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关系，聚居一起，逐渐形成以怀圣寺为中心的“番坊”。番客们在番坊内建有礼拜寺，番坊设一番长或番酋。

裁判侨寓广府伊斯兰教徒间所起之争议……每逢祭日，其人需偕其信徒勤修宗教仪式，讲谈法语，更当为其本国君主祈祷。其人执掌此职，乃遵伊斯兰教之法度。

这些番长，同时又是伊斯兰教之教主阿訇。

其时，在广州伊斯兰教徒中，最有名的是唐代初期来华传教的阿布·宛葛士，相传他为穆罕默德的近臣，广州怀圣寺就是他创建的。

唐代，岭南除了广州有不少大食、波斯人外，海南岛的振州也有不少大食、波斯商人。振州沿海是东来番舶发生事故时临时停泊之所，一些番船抵御不住飓风骤雨的袭击，被迫靠岸避险直至居留当地。

大量番客聚居于振州，形成岭南地区的又一伊斯兰教文化聚落。

宋代，我国对外的贸易更加发达，广州的番客更多，番坊一如唐代体制。广州之伊斯兰教较唐代为盛。

其时，不少番客携妻女来广州定居，或娶华妇为妻而长期居留，更有在华担任官职的。如番舶纲首领蔡景芳，因“招诱舶货”有功而被补授承信郎；阿拉伯商人辛押牾罗曾被宋神宗封为归德将军。由于番客较多，宋徽宗时正式设立了专门培养番客子弟的“番学”。

宋元两代，海南岛振州沿海地区的番客陆续增多，其来源除了因海难被迫居留的波斯、大食商人外，还有不少因避战乱或出海作业为台风所逼从占城移居而来的，这些人是唐代时大食内乱由大食移居占城的。他们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

元代，我国之版图扩及西域诸国，西北陆路通西域之途畅顺，伊斯兰教由陆路大量传入西北及中原诸行省，为我国伊斯兰教传播的极盛时期。而广东地处南海边缘，伊斯兰教势力及广东者至微。

明代中叶，由海路而来华经商的大食、波斯商人大大减少，随商业发达而盛行的广东伊斯兰教亦因此而日渐式微。

唐、宋、元三代，岭南伊斯兰教徒以外国侨民为主。由于伊斯兰教徒的生活习惯与岭南本地人差异较大，难以为当地人所接受。同时作为商人的这些伊斯兰教徒来到岭南是为了经商，他们并不以传教为目的，所以伊斯兰教并未能在岭南广泛传播。

至明代，内陆地区回族人陆续移居岭南，主要移居广州、肇庆等地，岭南伊斯兰教徒以这些回族人为主，所属教派为逊尼派。

1468年，南京回回军首领羽士夫、马黑麻等，奉派率回回军1000余人南下平乱，后奉令留戍广州，分驻于大东营、小东营、西营、竹筒营四处，时称“四卫”。

同时，南调“达官营”都指挥使廉忠属下的400余回兵连带家属驻地肇庆。这些回兵，从此定居岭南，繁衍后代，成为岭南伊斯兰教徒的主要成分。

清代初期，山东、山西、陕西、浙江等地有回兵陆续被派来广州、肇庆，并定居下来。其时，肇庆城内曾设回回营，在城东北隅，营房85间，均住回回士卒。

伊斯兰教传入岭南后，建有多座清真寺，计广州有怀圣寺、南胜寺、濠畔寺、东营寺和东郊寺，肇庆有城东寺、城西寺及城中寺。

海南岛之海口、崖州、儋县、万宁等地也建有清真寺，其中三亚羊栏回族聚居地区明成化年间曾建有3座清真寺：清真古寺、清真西寺、清真北寺。在这些清真寺中，以广州怀圣寺最为著名，而且历史最为久远。

[旁注]

海上丝绸之路　是我国古代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回族　以13世纪迁入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包括7世纪以来侨居东南沿海某些商埠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后裔在内，在长期发展中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族成分逐渐形成。伴随着民族的形成，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扎根于华夏大地，成为华夏文化中的一个新类型。

都指挥使　古代官名。明代置卫所于各地，以都指挥使司为常设统率机构，简称“都司”，长官都指挥使为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属朝廷五军都督府。明代京卫与外卫并置指挥使司，有指挥使等官。

清真寺　唐宋时期称为“堂”、“礼堂”、“祀堂”、“礼拜堂”，元代以后称“寺”、“回回堂”、“礼拜寺”，明代把伊斯兰教称为“清真教”，遂将“礼堂”等改称“清真寺”，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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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圣寺地处古珠江河畔之番坊，因寺内有光塔，俗称“光塔寺”。

该寺的庭廊楼檐布局，具有唐代的建筑风格。全寺坐北向南，进入寺门有一甬道，迎面为一状似古城门的看月楼，重檐斗拱，红墙碧瓦，拱门四开，贯通两廊庭阶。北为大殿，殿前为庭院，庭院四周雕栏环绕，两边有低矮长廊。殿南左右，各有碑亭，碑亭与东廊墙壁，藏有历代碑碣，其中包括1350年及清代康熙、道光、咸丰、同治历朝重修怀圣寺的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