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管理重心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8 章》）意思是：大道废弃，才提倡仁义；智巧出现，才产生伪诈；家庭纠纷（六亲，是指父、子、兄、弟、夫、妇，也即家庭），才显出孝慈；国家昏乱，才出现忠臣。

这段话，从字面上看，是老子对当时病态社会现象的一个描述，是对儒家宣扬的仁、义、忠、孝思想的讥评。大道普行的时候，自然无为，家家有孝子，户户有忠信，根本用不到仁义这个概念，更不用尽力去提倡人为的仁义。只是大道废弃，民风不纯时，仁义才随之产生，才需要着力提倡。当民众淳厚朴实时，根本不存在伪诈。然而，当统治者用智巧、谋略、制度、法令来治理民众时，虚伪、诡诈等现象也就随之而生了。当家族中相互间都能推诚相与、和睦相处时，慈、孝的概念就不会产生，更不用去大力倡导。只是在家族中出现不和、不诚、不慈、不孝的情况下，孝、慈的概念才会出现， 才要着力提倡。当一个国家清明时，臣子各守其职，不存在忠臣、奸臣的概念，更无需弘扬“忠”心。只是当国家昏乱以后，臣子不能负责尽职，奸臣辈出，这时，忠臣的概念才随之产生，才要大力提倡、重用忠臣。

老子又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38 章》）德，在老子那里是“道”之用，“道”显现于物、作用于物为“德”，是万物成长的内在基础。这句话的意思是：所以，道不能行了，然后才有德；德不能行了，然后才有仁；仁不能行了，然后才有义；义不能行了，然后才有礼。

老子把治理社会分成这样几个层次：道，德，仁，义，礼。认为合于“道”

的社会最好，一切顺自然而行，自然无为。失道后，于是有德⋯⋯。老子认为这是退步、堕落。因为，仁、义不是自然流露，而是有心作为；而“礼” 则已注入勉强的成分。当社会堕落到要用“礼”来维系时，祸乱蜂起，诈伪丛生。其实后来，“礼”也失去作用。“礼失而后法”，必求之于法令刑赏， 甚至法令刑赏也难以维系。

老子这两段话，本意是讥讽儒家。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结论也不一定是历史的公论。然而，在这两段话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哲理——事物的发展，依赖于事物的主要矛盾的转化；管理面对众多矛盾，构成一个复杂的管理矛盾系统。在这个管理矛盾系统中，必有一个或若干个矛盾是主要的。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个矛盾，就是管理的主要矛盾。

本章第二节我们讲了管理的基本矛盾，它是管理全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但是，主要矛盾是会发展变化的，它随着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因时，因地有所不同。不同的企业，管理的主要矛盾也不同，同一企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管理的主要矛盾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弄清企业管理的基本矛盾，弄清贯穿管理全过程的工作核心后，还要具体分析具体企业、不同时期管理主要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抓住每个企业、每个时期管理工作的重心所在。

一个企业的管理主要矛盾，决定着某一时期企业管理的重心。同样，一个时期中，多数企业所面临的共性主要矛盾，又规定了这个时期管理工作的重心，从而形成近百年来管理理论发展演变的若干大的阶段。

比如：本世纪初，西方企业实行的是传统经验管理。当时管理中普遍存在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这就是管理的主要矛盾。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众多， 但其中有两个是十分重要的，即：动作、时间安排的不合理，以及工作定额和相应计酬上的“鞭打快牛”。由此，针对这一主要矛盾，以泰罗为代表， 以动作研究、时间研究、合理定额、累进计件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管理就应运而生。科学管理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那个时代的需要。那时，即使没有泰罗，也会出现别的人物。由于它符合解决当时企业管理主要矛盾的需要。才使科学管理在本世纪初红极一时，在东西方企业中普遍运用。

进入 40 年代，科学管理失宠了。因为时代变了，管理的主要矛盾变了。西方企业员工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白领员工”的比重增加，地位越来越重要。由此带来两个后果：一是“蓝领员工”的失落感；二是对“白领员工”，用科学管理，靠“胡萝卜十大棒”是管不好的。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员工收入的提高，失业保障的健全，就业机会的增加，即使对“蓝领员工”来说，仅靠科学管理也起不到过去所起的作用了。这个时期，企业管理中人的问题突出了，怎样面对现实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成了当时管理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就自然与管理结缘，行为科学呼之而出。

到了 80 年代，西方企业已经历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现代管理三个阶段， 现代管理的基础已经打好。但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西方，尤其是美国企业，败在日本企业手下。经过寻找原因，发现关键是西方企业缺乏内聚力，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强大整体力。这就是管理的主要矛盾。于是，企业文化诞生了，并在西方企业界形成热潮。

同在八、九十年代，中国企业界对企业文化建设，多数表现为“不冷不热”，并不下真功夫去建设它。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多数企业面临的管理主要

矛盾不在内部的内聚力、整体力上，而在于企业如何调整思路，适应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使自己在改变了的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企业文化建设与解决此问题有关，但非直接相关，“远水不解近渴”。因此，它就不可能被多数企业作为当前管理工作的重心。

即使是企业文化，不同企业主要矛盾不同，企业文化建设的规划也就不同，从而形成企业间在企业文化上的个性特征。同一个企业，不同时期管理主要矛盾不同，企业文化建设在各个时期的内容也就不同，因此建设企业文化是不能一劳永逸的，要随着管理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相应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