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老子的人本思想

管理活动以事、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是管理活动中最本质的问题之一。近百年来，在世界管理舞台上，学派林立，理论、模式众多。然而，在涉及上述根本性的问题上，多数处于锗误的抉择，也即以事、以物为本。只是到 80 年代企业文化思潮的掀起，管理应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才日趋明朗。

反观中华文化，数千年来一直主张管理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老子，作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不例外。他非常重视人在管理中的作用，突出人在管理中的地位，而且反复抨击逆人本而行的各种错误的管理思潮。

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25 章》）在无穷无尽的宇宙之中（域中），有四种最主要、最关键的东西，这就是：道，天，地，人。人是宇宙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将“天、地、人”三者并列。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最为浓厚，人道的价值最被着重。《周易·系辞传》所说的“参赞天地之化育”，正是这种人道价值之所在。人生于天地之间，然而天地并不完备，有很多缺陷。但是，凭借人的智慧、勇气和能力，就能克服自然界对人类存在的不利因素，创造出一个完满、和谐的人生，弥补天地之缺憾，这就叫“参赞天地之化育”。比如：天要下雨，人就创造了雨衣、雨伞等各种雨具；夜

晚一片漆黑，人类就制造出油灯、电灯、手电等照明工具；天有四季，有寒有暑，人就发明了各种降温、取暖设备，制造出各式衣服；如此等等。人的智慧与能力实在太伟大了！所以，老子才将人与天、地、道并举，同列为“域中国大”之一。

老子的这一观点，与儒家是一致的，也完全吻合当今管理的潮流。管理，说到底是一个管理人的问题，必须以人为本。

管理，从总体来说要处理以下三种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在第一种关系中，人无疑是核心，是决定因素。在人与物的关系中，物是待开发、待收集、待利用的对象和客体，它被动地进入管理过程。而人是物的主宰。物的开发、利用程度和效率，在颇大程度上不决定于物自身，而决定于人。因此，在人和物的关系中，人处于异常突出的地位，是人支配物，使用物，创造物。人是主动因素，物是被动因素，物要通过人的能动作用才起作用。所以，核心还是人。在第三种关系，亦即物与物的关系中，表面看没有人的问题。然而，物与物的关系需要人去运筹、谋划、决策、组合。离开了人，管理中的物与物的关系就不复存在。离开了人的筹划，物与物的关系就不可能合理。由此，在物与物的关系中，核心仍是人，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

在管理中，人不是物化形态的附庸。相反，他主宰着一切，是“管理” 这个天地中唯一的主人。对一个企业来说，人的智慧、经验、能力、价值观念，以及人心的向背，这些无形的资产，比资本、设备、原材料等有形资产更为重要。企业亏损，并不可怕，经营中出现风险，也不可怕。这一切，只要有人，只要人心所向，就能扭转局面，转危为安。而真正可怕的，则是人才的流失，士气的低落，人心的涣散。这种无形的损失，远非金钱所能估计，也非金钱所能挽回。因此，人的管理，才是管理的核心，人本理应成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否则，管理就只有驱壳而失去灵魂。

对此，一些著名的管理学者和企业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经理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的管理学者德鲁克说；“人是我们最大的资产。”日本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则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以这么说，无论领导人多么有手腕，取得多么大的成功，企业的将来归根结底还是掌握在全体职员们的手中，说得夸张一点，主宰企业命运的，正是职员们！”在企业界，有一句名言叫“顾客是上帝。”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对企业来说，“上帝”决非只是顾客，还有职工。“职工是上帝”，理应成为管理的指导思想。

老子在管理中以人为本，因此，他认为作为管理者要无私无我，要以满足民之利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49 章》）这是说：体察、掌握“道”的圣人（或管理者），在治理国家，进行管理时，永远没有私心，以百姓（下属）的心（欲求）为自己的心；自己不固执己见，而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管理者要以民利为出发点，又闪烁着民主管理的思想。

老子说：“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72 章》）狎，同狭，引申有束缚胁迫的意思。居，作“居处”讲，和“生”同，指生存、生活。厌，是“压”，指压榨、阻塞。这段话的意思是：治国者（管理者）不要胁迫人民（下属）的生存，不要压制、阻塞人民的主计。正因为

管理者不胁迫、阻塞下属，下属才不会厌弃他而会拥戴他。在这里，老子是从反面来论述管理中人本思想的重要性的。

从管理的人本思想出发，老子极端反对专制极权，反对严刑酷法。他说：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74 章》）惩罚有其极限性，它的最高极限就是死刑。你有权以处死来威慑百姓，但就偏有人连死都不怕。当人到了死都不伯的时候，你还能使出什么比死的威胁更可怕的高招？当人民饱受苦刑暴政逼迫，既不能安居，又不能遂生，处于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以死来相拼。面对这种局面，法制不就显得软弱无力了吗？在国家的管理中，法制有死刑可用。但在企业、组织的管理中，法制管理无死刑可用，其处罚的极限只不过是“开除”而已，人连死都不怕，那么，“开除”这样的处罚不就显得更加苍白无力了吗？由此也可看出，在管理中实施严刑酷法，迷信片面的法制的威力，实是管理者无能的表现。其结果，不仅不能起到禁恶的作用，反有可能促使邪恶行为滋生。对此，《淮南子》中曾有这样一段议论：“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悛刑严法，不可以禁奸。”当鸟抓不到虫，找不到食，饿极了的时候，看到木头就会啄来充饥；当野兽饿极了，或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不管你是人还是别的什么，都敢于去硬碰；当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为了生存，骗人也要骗。严刑酷法，是将人逼向绝境，其结果，不是“禁奸”，而是适得其反，消极、邪恶的行为不绝且将更为严重。

老子又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72 章》）这句话中，第一个威字，是指威胁，威慑，这是法制的主要功能所在；第二个威字，是“畏” 的意思，在古代威、畏通用，因此，“大威”是讲大可畏，指可怕的事，当作祸乱来讲，比如：造反，革命等。由此，这句话的意思是：治国者（管理者）用苛政暴刑来威慑人民（下属），但当人民不怕这种威慑的时候，必然反抗作乱，那么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这“大威”，轻者是消极怠工、罢工、抗议、游行，重者是亡国、亡党、亡业、丧身。片面的法制，极易激化矛盾。这类矛盾，平时是潜伏着的，是不呈现在管理者面前的。在这种场合，管理者往往看到一种表面的假象：法制很灵，很有效，人们在“大棒”面前表现得很听话，管理也会有序。然而，就在此时，潜伏的矛盾就象一片干柴，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只要有星星之火，潜在的矛盾就会倾刻转化为现实矛盾，一座似乎沉睡的火山会转眼喷发，一大片于柴就会瞬间燃起熊熊烈火，管理即刻由有序变成无序，由治变乱。这种变化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局面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就难以收拾。秦王朝 15 年倾刻覆灭的教训，中国企业界所出现的王淑琴现象，无不充分他说明了这一点（详细说明，请参阅拙著《孔子与现代管理》）。

根据这样的分析，老子告诫管理者：“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31 章》）那些以杀人为乐者，与众人为敌，人人厌恶的人，是不可能实现统治天下的愿望的。“应该说，这个结论是顺理成章的。在法制管理中，执法、行罚，决不是管理的目的，只是“不得已而用之”，管理者决不可以此为乐，为瘾。否则，“不可得志于天下”，事业必将夭折，你的事业理想肯定无法实现。

但是，读者千万别造成锗觉，似乎老子反对必要的法制。否！老子主张适当的法制管理。但是，它必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74 章》）奇，在这里是指邪恶行为。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人民真怕死的话，那么，一有人做坏事，我就抓起来

杀掉、惩罚，谁还敢再作坏事？这里，充分展示了老子的辩证思想，他既反对严刑酷法，又不否认必要的法制；他既肯定法制管理的必要性，又指出了它运用的条件、前提。也就是说，法制管理的实施，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民常畏死”。当被管理者惧怕法制的威慑时，法制管理才会有效，才可用。

老子从人本管理思想出发，不仅有力地抨击了片面的法制苛政，主张不可蓄怨于民，又从积极的方面指出管理者要以德化民。他说，“重积德，则无不克。”（《59 章》）意思是：如能厚积德，那么，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没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老子与孔子，道家与儒家，虽然政见不同，似乎势不两立，但由于在管理上都取人本的指导思想，因而，表现在对酷刑暴政的深恶痛绝上，表现在对以德化民的肯定上，是共通的，有极相似的观点。

老子人本管理思想也在他的“自然无为”的管理思想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些，我们将在后面有关部分作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