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歌德

这里所叙述是狂飙突进运动时代的歌德。

1749 年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生于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他的祖父是一个裁缝，后来与一个寡妇结婚；开了一家饭馆。他的父亲虽然受到了很高的教育，得到了博士学位，但始终没有获得一个理想的职位；双亲用钱给他买到了一个皇家顾问的头衔，但仕途的大门却对他关闭了。他的妻子是市长的女儿，一个性情开朗的女人。

沃尔夫冈·歌德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还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聪明和智慧。1757 年元旦，他写了一首诗献给他的外祖父母，时年八岁；1760 年他十一岁的时候，根据神话编写了一个剧本；1776 年，法兰克福的一家杂志发表了他在 1775 年写的一首诗，长达一百六十行，题为《耶稣基督的地狱之行》，这是最早发表的歌德的诗作。

1765 年歌德前往莱比锡攻读法律。当时高特舍特和格勒特都在莱比锡大学执教。歌德虽然热衷文学，但这两位文坛上的名宿却使他感到失望。他转而对自然科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贪婪地阅读了哈勒尔、林纳、布封等科学家的著作，这为他后来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768 年歌德因咯血返回法兰克福。在莱比锡的三年里，歌德写了一些诗歌，这都是他用华丽的洛可可体写的情诗，表达他与一个名叫凯特馨·史温柯卜芙恋爱时的欢乐和痛苦。他还写了喜剧《恋人的脾气》和《同谋犯》，这是他用流行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所谓“牧童戏”的形式写就的。

他在身体康复之后，于 1770 年前去斯特拉斯堡继续他的学业，在这里他遇到了赫尔德尔。这是他青年时代的一件大事，他在自传中写道：“最有意义的事件，对于我有最大成果的事就是与赫尔德尔的结识。”赫尔德尔使歌德理解了莎士比亚，使他了解了哈曼的情感哲学，使他摆脱了洛可可文体的束缚，使他认识了民歌的意义，给他展现了一个新的天地。

在此期间，他经历了一场使他终生疚恨的恋爱。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塞森海姆，他认识了一个牧师的女儿。这位名叫弗里德利克·布里昂的少女像是的“一颗最可爱的星星”。两人一见钟情，誓言相爱不渝。陶醉在爱情的欢乐里，歌德写了一些诗歌，著名的《欢会和离别》、《五月之歌》是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现在歌德面临两种抉择：在爱情的小巢里愉快地沉沦，或挣脱爱的羁绊，在痛苦中新生，以期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强不息。还时一种狂飙突进的精神在他的心中激荡，他渴求发展，渴求行动，于是毅然结束了这段爱情，离开了布里昂。他的背弃使少女痛苦终生，也使他“极度的痛苦”。

为此，他在他的一些作品里塑造的几个女性身上，如《葛兹》、《格拉维果》中两个名叫玛丽的少女，《浮士德》中的甘泪卿，都表现了他的自责和赎罪。 1771 年歌德结束了学业，得到博士学位，返回法兰克福，做了一名律师。

这年十月，他在家里举行了一次纪念莎士比亚的集会，他发表了热情激越的讲话《莎士比亚命名日》，表达了他对莎士比亚的崇拜，体现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要求自然。这篇文章成了一篇战斗的檄文。

他在完成了戏剧《葛兹》之后，于 1772 年前往魏茨拉帝国法院实习，就在这座小城他热烈地爱上了夏绿蒂·布甫。这场炽烈而不幸的爱情使他在1774 年写出了那部轰动文坛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失望的爱情使他离开魏茨拉返回故乡。1776 年，他为摆脱订婚和随之解除婚约的烦恼，应魏玛公爵之邀前去魏玛。在此之前，他着手创作《普罗米修斯》和《埃格蒙特》，但由于心绪不佳，均没有完成。

歌德在魏玛公国成了公爵所倚重的人，他先后被任命为枢密参事、内阁大臣，被授予贵族称号。历史的机缘为歌德提供了在政治舞台上一试身手的机会，他把魏玛看成是一个实现自己理想的场地。他渴求工作，热衷事业。他被任命为内阁大臣之后，实际上主持了魏玛公国的政务。他主持外交，恢复矿山开采，开发森林，整顿财政，精简军队，修建公路，开办剧院，襄助大学，甚至拟定防火条例。他的这些活动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要求，然而由于它的软弱和封建势力的强大，也由于歌德的这种追求本身就有着一种道德上的因素，这就注定了他的政治活动的悲剧结局。他的许多努力都由于遭到反对和掣肘而成就甚微，甚至一无所成。繁重的政务逐渐成为他精神上的沉重负担，混浊的宫廷空气使他感到窒息。他曾一度埋头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甚至获得了值得称道的成就，如腭间骨的发现，但终归他不得不采取一种断然的办法：从魏玛潜逃，到他久以向往的意大利。

在直到 1786 年这段时期，歌德创作了一批诗歌，完成了《葛兹》、《格拉维果》、《史推拉》等戏剧，发表了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些作品表达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奠定了他在德国文坛上的地位。

歌德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有抒情诗、谣曲和颂诗。概括起来说，它们有如下几个特点：

情感的真实：歌德摆脱了洛可可文风的弊病：雕琢、纤巧、艳丽、陈词滥调和无病呻吟，无论是他在塞森海姆时的情诗，还是在魏玛宫廷公务之余创作的诗歌，都追求感情的真实和自然。作品富表现力，形象感强，在诗人的笔下，主体和客体交融，达到了统一。客体不再是静止的、陪衬的，而是被赋予主体的特性。《欢会和离别》、《五月之歌》是他抒情诗中的代表作。在前者，诗人形象地描绘了和恋人相会时的喜悦和离别时的惆怅；在后者，诗人抒发了沉浸在爱情幸福时对大自然的感受，表现了一个陶醉在爱情中的恋人眼里的五月，跳跃的节奏，短促的句子，多色彩的词儿，形成一幅绚丽的动的画面。他在 1780 年即兴完成的《流浪者的夜歌》，更是他诗作中的绝唱。在这只有八行的短诗中，诗人抒发了一个流浪者在夜色朦胧时面对静寂的大千世界的感受，表现了永恒运动着的大自然中的瞬间静止。

民歌风：歌德在这一时期创作了谣曲和有民歌风的诗歌，如《野玫瑰》、

《紫罗兰》、《渔夫》、《屠勒国王》、《魔王》等。在这些作品里，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民歌对他的影响，有的诗歌就是民歌的改编，如《野玫瑰》。

这些作品的内容不再是诗人情感的自我抒发，自我表现，而是具有民歌的歌谣所常有的故事性和戏剧性。

叛逆精神：最能表现狂飙突进运动精神的作品，是歌德在此期时创作的

《普罗米修斯》。他原定用这个古老的希腊神话中的题材写一部诗剧，没有完成，在 1774 年写的那段著名的普罗米修斯独白，可以看做是这部未完成作品的中心思想。普罗米修斯激烈地向宙斯喊出：

我尊敬你？为什么？

难道你减轻了每个受难者的痛苦？难道你止住了

每个受害者的泪水？难道不是全能的时间

和永恒的命运——我的主宰和你的主宰，把我铸成男子汉？”

每一个读者都能从这一节诗中感受到作者的革命激情、反叛精神和对神权的猛烈抨击。它表明在宇宙中有比神更有力的东西存在，这就是时间和命运。神不再是命运的主宰者，而是受命运的主宰了。他的矛头不仅指向天上的皇权，而且对地上的统治者提出了控诉。

戏剧是狂飙突进作家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实践的场地。包括歌德在内，伦茨、克林格尔、瓦格纳、席勒等人都写了不少剧作。它们在内容上都表现了一种反叛的激情。然而影响最大，不仅在内容上，就是在形式上最能体现狂飙突进运动精神的是歌德的《葛兹·封·伯里兴根》。

歌德写这个剧本，如他所说的，是为了“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是“要挽回对一个诚实人的纪念”，而不是单纯地再现历史。葛兹是个历史人物，他参加了农民起义，反抗皇帝和封建领主，幻想用骑士制度去代替封建制度，最后他背叛了农民，遭到了失败。

歌德在葛兹身上，首先瞩目的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诸侯所仇恨、被压迫者所求助的人”（第一幕），一个在混乱时代为争取自然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自助者”。作者通过他对丑恶的现实社会和暴虐的封建统治提出了抗议，大声地喊出了自由、解放的要求。歌德的葛兹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歌德笔下的葛兹在道义上的胜利：他的骄傲的独立感，对人的尊严和自然权利的维护，不依附任何敌对势力，对待友谊、爱情的忠诚；另一点，歌德在他的作品中改变了历史人物葛兹的结局，使他在斗争中死去，这就使这一人物上升到悲剧的高度。临死的葛兹喊出了“自由！自由！”，他的妻子哭诉“这个世界是个地狱”，他的妹妹悲愤地说：“诅咒这个排斥你的世纪！”要求自由，诅咒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纪，这便是歌德通过十六世纪的一个历史人物喊出了十八世纪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声音，为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尊敬”。①

歌德对狂飙突进运动的另一伟大的贡献就是他在 1774 年完成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一部用书信体写成的小说。这种体裁不宜于写情节小说，但它却适于表露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精神活动和抒发苦闷的心理与迷惘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 34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情感。英国作家沙莫埃尔·理查逊（1689—1761）、法国作家卢梭都采用这种体裁写过令人感伤的作品，歌德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一部爱情小说，但决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在这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体现了在葛兹和普罗米修斯身上所充溢的反叛精神。他要求摆脱现存秩序加于他身心上的束缚，渴望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顽强要求人所应有的自然权力，力图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但是德国的丑恶现实，腐败的社会关系，昏愦的统治阶级令他憎恶。社会摒弃了他，他也摒弃了这个社会。这就使他内向化了。他在大自然的领略中，在与孩子们的交往中，在与普通人的接触中得到了慰藉。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爱上了绿蒂。在他的眼中，绿蒂就是自然、质朴和美的化身。他一见钟情，这是由他的精神状态所决定的。绿蒂成了他精神上的寄托，对她的爱成了他逃避丑恶现实的避难所。绿蒂爱他，但不能以身相许，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他返回他所憎恶也被其憎恶的社会，他想在事业奋斗中求得精神上的平衡。但是这个社会不容于他，他又被逼回到绿蒂身边。越来越炽热的爱情，终于酿成了一场悲剧。他自杀了，他用自杀宣告了他同这个社会的决裂，控诉了这个丑恶的现实社会对他的压抑、窒息。这种反抗自然是消极的，但是从这里不是可以听到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不满、要求变革的心声吗？恩格斯在读到这部作品时说，歌德以此“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①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维特的自杀也正是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情上的脆弱和行动上的无力，他们缺少面对现实进行抗争的勇气，有的只是一种悲歌式的反抗和弃绝。

这部作品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受到狂飙突进运动作家的热烈欢迎，一些年轻读者表现得更是狂热。在这个腐败的德国社会里，才能被扼杀，感情被压抑，爱情上失意的年轻人纷纷仿效维特，兴起了一股“维特热”。

《维特》一方面受到了欢迎，另一方面也受到反动势力和迂腐之辈的攻击，被骂为大毒草，莱比锡市政当局加以查禁，在意大利，教会把这部作品的意大利文版悉数销毁；一个曾在启蒙运动中起过作用的作家尼可莱在翌年写了一部《少年维特之喜悦》与之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