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时代的席勒
席勒在 1787 年移居魏玛。他虽已是一个闻名全德的作家,然而在魏玛宫廷时,这个出身平民阶级的诗人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他中断了戏剧创作, 转而潜心致志研究历史。在 1788 年他撰写了《尼德兰独立史》,就在同年底他被聘为耶纳大学教授。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开始时同样受到席勒的欢迎,法国国民议会授予这位
《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的作者以荣誉公民称号。但自 1792 年国王路易十
六被捕,特别是 1793 年初国王被处决之后,他转而对革命抱有敌意了,在一首格言诗中写道:“世界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可这个伟大的时代找到的却是一个渺小的种族。”法国大革命对他的影响和他对这场革命的态度,对席勒的美学观点和创作活动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鄙陋的德国现实令他厌恶,残酷的法国大革命使他反感,于是他遁入美学的王国里。在耶纳执教的这几年,他发表了一系列美学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美育书简》(1795)和《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6)。在前一部著作里,他主张通过美育使人达到和谐,他说,“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之外,别无他途。”他把美育提到超越一切的高度,认为通过美才能使人性的分裂得到克服,使人性达到真善美的境界。在后一部著作里,他对文艺创作的两种不同方法进行了精辟的概括,指出,“诗人或者就是自然,或者追求自然,前者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成为感伤的诗人。”素朴的诗人在于反映现实,而感伤的诗人在于表现理想。席勒美学的出发点是康德的哲学,但他对康德并不亦步亦趋,而是在一
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中,“他是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他推进了由主观唯心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的转变。”①
①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 90 页。
同歌德结交的十年,是席勒剧作上最丰富最成熟的时期。他在歌德的影响下,“缺少客体、形体,思想上抽象的推论”的毛病有所克服,康德哲学的影响有所减弱。这正如他在 1797 年 6 月 18 日给歌德的信中所承认的:“您愈来愈使我摆脱从一般走向个别的倾向(这在一切实践中,特别是在创作中是一个恶习),引导我走向相反之路,从个别事物走向伟大的法则。”为一般而寻求特殊,还是在特殊中看出一般,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前者从一种概念出发,这是席勒的创作倾向,而后者从特殊的具体事物出发,这是歌德所遵循的原则。席勒在歌德这个顽固的现实主义者的帮助下,从美学的王国回到了现实生活,这必然对他的创作发生积极的影响。
作为艺术家的席勒,当他克服了理论家的席勒时,就给他的创作带来硕果,只要他一停止哲学上的冥思苦索和无益的抽象思维时,他的创作才能就会发出耀眼的光华。他写出了数量众多的《馈赠诗》、一些有名的谣曲,如
《潜水者》、《手套》、《伊壁库斯之鹤》、《斗龙》等,以及一些著名的诗,如《大钟之歌》。当然,代表他创作上最高成就的是他的戏剧《华伦斯坦》(1799,三部曲)、《玛丽亚·斯图亚特》(1801)、《奥尔良少女》
(1802)、《迈西纳的新娘》(1803)和《威廉·退尔》(1804)。
《华伦斯坦》是一部以德国三十年战争为背景,场面宏伟的历史剧。华伦斯坦历史上实有其人,他在 1625 年成为德意志皇帝的一位将领,统帅一支能征善战的雇佣兵队伍。由于遭到皇帝的猜疑和个人的野心作祟,他背地与皇帝的敌人瑞典人和法国人进行秘密交易。1634 年他被废黜,随之遭人杀害。席勒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作品,剧作分为三部《华伦斯坦兵营》、《皮柯乐米尼父子》、《华伦斯坦之死》。在第一部中,作者以浓烈的色彩描绘了一幅三十年战争中的群众场面。在第二部中,以华伦斯坦和瑞典人为一方与以奥克塔弗·皮柯乐米尼和皇帝为一方,为争取军队的拥护和将领的忠诚进行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斗争。在这一部里,麦克斯·皮柯乐米尼的形象是感人的,这也是席勒塑造的一个理想人物,他年轻、勇敢、心地善良,他敬重华伦斯坦,他爱华伦斯坦的女儿。当他无力劝阻华伦斯坦与瑞典人勾结时,他发现“信赖、信仰、希望都破灭了,我所高度敬重的一切都欺骗了我”,于是在与瑞典人的战斗中结束了自己。在第三部中,当事态迫使华伦斯坦必须采取行动时,为时已晚,奥克塔弗·皮可乐米尼已把大多数将领争取到自己一面。华伦斯坦众叛亲离,最后被他所信任的联队队长杀死。
华伦斯坦是一个性格复杂的悲剧形象,是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的产物。他有政治远见,也有政治野心;他相信武力,更笃信星象;他有魄力,但也游移不定;他拥戴皇帝,也想取而代之;他想使民族得到统一,但却缺坚定的祖国观念。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席勒深刻地反映了德意志民族面临的重大课题:民族利益的至高性和民族统一要求的急迫性。
《玛丽亚·斯图亚特》反映的是英国历史上一段最富有戏剧性的插曲: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以谋杀罪处死逃亡英国求她庇护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亚·斯图亚特。席勒以极大的同情塑造了玛丽亚·斯图亚特这一吸引人的女性形象。然而,为了悲剧性的需要,席勒忽视了体现在这两位女王身上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宗教势力斗争的性质。伊丽莎白是一个开明君主,是坚持宗教改革的新教代表,而玛丽亚·斯图亚特是天主教反动势力的一个代表人物。
《奥尔良少女》系取材英法百年战争中贞德(即剧中的约翰娜》的故事。
席勒称这个剧是一部“浪漫的悲剧”,他把贞德的故事做了改动。约翰娜受神的启示,献身法国人民的解放,为此必须放弃人世的幸福。然而她的悲剧在于她的使命和她作为女人之间的冲突。她为上帝的事业而战,她必须是纯洁的、崇高的,必须摆脱她个人的一切。不幸是作为一个女人,她爱上了她的敌人,这时,神圣的一切都破灭了,她身上所具有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便消失了。
在《奥尔良少女》之后,席勒还依照索福克勒斯的命运悲剧的样式,写了一部独具特色的悲剧,把古希腊戏剧采用的合唱队搬上了舞台,这就是《迈西纳的新娘》。两兄弟不和,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却互不知情。弟弟杀死了自己的情敌,事后才知道被杀的是自己的哥哥,而争夺的少女却是他俩的亲妹妹——她在生下来时,神预言她会带来两个哥哥的死亡,父亲要杀死她, 母亲把她送进一座修道院——,于是悔恨交加,自杀而死。
这是一部命运悲剧,两兄弟的死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夺了上辈人的妻子。人成了神秘力量支配的工具,只有死才能解除命运的锁练。席勒在这部悲剧中运用了合唱队的形式,这是一种探索,他“要把现代的卑鄙污浊的世界变成古老的富有诗意的世界”。这是一部仿古作品,也是一部脱离现实的作品。在他的下一部,也是最后的一部作品中,他又把目光转向重大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这就是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内容的《威廉·退尔》。
《威廉·退尔》取材瑞士历史,它展现了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压迫所进行的解放斗争。退尔是传说中的神箭手,这是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人物,他见义勇为,但亦主张少惹是非;他不满奥地利总督的残暴不仁,但亦竭力屈辱忍让,甚至被迫去射放置在自己的孩子头上的苹果;他虽然不拒绝自己对祖国承担的义务,但却独往独来,自行其事,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妻儿子女; 他渴望一个自由的国家,但却不愿直接参加到起义者的行列。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被逼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杀死了总督。他的行动成了信号,瑞士起义者赶走了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自由。席勒通过这部剧作反映了如他自己所说的“自助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席勒晚年积劳成疾,但他仍带病写作。1805 年 5 月 9 日,他辞世而去, 书桌上还放着《德米特尤斯》一剧的片断残稿,时年仅四十六岁。
席勒的死标志了德国古典文学时期的结束。这个时期,特别是歌德和席勒合作的年代里,他们创作了他们一生中,也是德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一些作品,为德意志民族、为德国文学做出了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弗朗茨·梅林在谈及此时写道:“他们两人之间的十年合作形成我们古典文学的顶峰。无数使大地肥沃的江河都起源于这座顶峰,然后注入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谁若是对德国社会状况的历史关系有所了解,那么,他想起歌德和席勒共同创作的伟大的日子,就会永远怀着充满敬意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