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席勒
在歌德诞生之后十年,1759 年弗里德利希·席勒来到了世上。他生于符腾堡公国一个名叫玛尔巴哈的小镇,父亲是一个理发匠兼外科医生,母亲是一个面包师的女儿。时值七年战争期间,父亲在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的部队里任募兵军官。1763 年战争结束。1766 年他被调到路德维希堡。全家随之前往。席勒进了拉丁语学校。1773 年,公爵命令席勒的父亲把儿子送进他开办的军事学校。年仅十四的席勒便不得不离开父母进入这所被称为“奴隶养成所”的学校。他先是学习法律,可他厌恶这门功课,随后改读医学。尽管这个“奴隶养成所”实行了极为严厉的制度,但它无法阻挡新的思想的传入。席勒接触了卢梭、莎士比亚,阅读了歌德的《葛兹》和《维特》以及其他一些狂飙突进作家的作品。在新的精神的冲击下,席勒开始构思自己的作品, 他的第一个剧本《强盗》就是在“奴隶养成所”里偷偷写出的。席勒在这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 37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军事院校里一共度过了八个年头,直到 1780 年底他的论文获得通过,去斯图加特做了一名医生。
1782 年《强盗》在曼海姆演出,受到狂热的欢迎;席勒因为没有请假私自前往观看演出而受到监禁处分。在放出他时,公爵当面命令他不许再写什么滑稽戏。对自由向往和摆脱暴君的渴望,使他在 1782 年 9 月中的一个深夜里,在朋友的帮助下勇敢地逃出了符腾堡公国,开始了他一段时期的流浪生活。他自由了,勤奋地写作,就在 1783 年他先后完成了《费哀斯柯》和《阴谋与爱情》。
《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给席勒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他赢得了不少朋友。1784 年,他借同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见面的机会朗读了他的
《堂·卡洛斯》的第一幕。公爵授予他魏玛公国顾问的头衔。1785 年,他前往莱比锡,投靠他的一个崇拜者和朋友克·高·克尔纳。由于克尔纳的关怀和帮助,他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著名的《欢乐颂》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1787 年他完成了他青年时代的最后一部剧本《堂·卡洛斯》。随后就前往魏玛,他生活的新的一页开始了。
《强盗》是席勒的处女作,题材取自诗人舒巴特的《人心的故事》。在经济不发展的社会里,当残暴的统治者肆意横行为所欲为时,在那些敌视现存秩序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的眼中,强盗是英雄,强盗的行为被看做是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对于着手写《强盗》的年仅十八岁的席勒说来,卡尔·莫尔这样的强盗就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反抗形式也成为席勒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好形式。莫尔伯爵受次子弗朗茨的挑唆而与长子卡尔断绝了关系,取消了他的继承权。卡尔到森林中成了盗首。弗朗茨为了占有卡尔的未婚妻阿玛丽亚,诡称卡尔已死,并把父亲囚在林中的塔楼。卡尔和同伙在林中救出了被囚禁在塔楼的父亲,他的同伙攻入堡内,弗朗茨自杀。阿玛丽亚劝卡尔不要再当强盗,应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为了忠于自己对同伙做出的永不离开他们的诺言,卡尔杀死了阿玛丽亚,最后自杀。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 有些地方也不近情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席勒借强盗之口喊出了对腐败的现实社会的抗议,是向这个被阉割了的时代的宣战,表现了叛逆的精神。席勒在剧本第一版封面上印一幅画:一只伸出巨爪的狮子,并引用了古希腊大医学家波克拉特斯的话:“药不能治者,铁治之;铁不能治者,火治之”。这明显地表达了他的创作意图:反抗暴君,用铁和火来医治这个被恶德所玷污了的社会。
卡尔是一个侠盗,是一个现存秩序的反抗者,他公开与腐败的社会为敌, 疾恶如仇。他在第二幕第三场中那段独白,不啻是一份对封建统治的控诉书。尽管卡尔有着摧毁社会的力量,但是由于他的反抗是德国式的,表现出怀旧的情绪,看不到前景,最后还是以妥协告终。历史地对《强盗》进行分析, 虽然它在主题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特别是妇女形象有某些不足,但它在那个时代的出现确实是一篇宣扬反抗和叛逆的宣言,正如恩格斯所说,“歌颂了一个向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它初次演出时,观众紧握拳头,不断顿脚,发出喊声,“剧院象是座疯人院”,这证明了它的影响。
《费哀斯柯》和《堂·卡洛斯》是席勒青年时代所写的两部历史剧,前者以十六世纪发生在热那亚共和国的一场谋叛为题材,通过梵里那这一人物歌颂了共和主义思想,抨击了费哀斯柯的政治野心;而后者则以十六世纪的
西班牙为背景,颂场了维护思想自由和共和主义道德的波沙侯爵,揭露了菲利普二世的严酷统治和教会的残忍。正如梵里纳是《费哀斯柯》的中心一样, 在《堂·卡洛斯》里,主人公是波沙而不是堂·卡洛斯。在梵里那,特别是在波沙身上,席勒表达了他的理想,他们是席勒的理想化的人物。马克思在给拉萨的信中有着“‘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传声筒”的字句,从这两个形象上,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费哀斯柯》的演出是失败的,《堂·卡洛斯》也没有得到成功。作为他青年时代最成熟、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他的《阴谋与爱情》。
《阴谋与爱情》这个题目准确地表达了这部作品的思想。一方是纯真的爱情,另一方是卑劣的政治阴谋。而在暴政之下,爱情自然就成了阴谋的牺牲品。剧情是这样的:宰相瓦尔特谋害前任,得到了现职。他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求得公爵的宠信,要他的儿子斐迪南和公爵的情妇米尔福特结婚,因为公爵出于政治联姻的需要,不得不放弃她。但是斐迪南对此断然拒绝,他爱上了音乐师米勒的女儿露易丝,露易丝也爱着他。宰相为此对音乐师和他的女儿横加辱骂,斐迪南恫吓他的父亲,要揭露他的罪行。宰相的秘书伍尔牧曾向露易丝求婚遭到拒绝,他趁机向宰相献计,叫人把露易丝的父亲抓起来,以此为要挟,要露易丝向宫廷侍卫长写一诗情书,并要她发誓,决不向他人泄露此事真相。露易丝为了保全父亲只得屈从。这封假情书被故意落到斐迪南手里。他怒火中烧,质问露易丝。但露易丝只能遵守誓言,对真相秘而不宣。出于绝望,斐迪南把露易斯毒死,自己也服毒身亡。在临死之前, 露易丝才把真情说了出来。
这部剧作写了出身不同阶级的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悲剧,抨击了门第偏见毁灭人固有自然权利。露易丝是一个具有新兴阶级的要求的妇女形象,他渴望“等级的限制都要倒塌,阶级的可恨的皮壳都要破裂,人都是人”的社会, 然而他具有德国市民阶级的先天软弱性,她意识到一把短剑悬在她和斐迪南的头顶上,她预感到人有要拆散他俩,但她没有勇气去进行抗争,因袭的负担使她无法挺起身来。斐迪南是一个有着狂飙突进精神的年轻人,他不顾世俗的偏见,顽强地维护人的固有权利,他蔑视门第的差别,他不相信贵族徽章比爱情更有价值,他要冲破阶级的限制,这样他就同维护这种限制的整个阶级为敌。他不惧暴力,但他却不熟谙对手的伎俩,中了圈套,成了牺牲品。
席勒通过这部剧批判了整个专制统治。斐迪南和露易丝爱情的悲剧性不完全在于阶级的偏见,他们是宫廷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作者的目光不单是集中在阶级的偏见,而是把他的视野扩及整个社会现实。宫廷的腐化堕落、勾心斗角、挥霍无度、情妇政治、买卖士兵等,都在这部剧中得到了反映。著名的第二幕第二扬中米尔福特与侍从的对话,把这部爱情悲剧提高到一个革命的角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恩格斯对这部作品所做的精辟论断:“德国第一部政治倾向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