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撒手西去

汪伪政权的覆灭，是以汪精卫之死为其先兆的。

1943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同伙德、意法西斯一样，从战略优势的顶峰跌落下来，战场形势是节节败退。作为傀儡政权，汪精卫集团也走上朝不保夕的穷途末路。

也就在这时，特别刺激汪精卫神经的是他左右手之一的周佛海，背着他与重庆蒋介石方面勾勾搭搭，不仅探送情报，而且还开始出卖“朋友”。就连汪精卫的知己陈公博，也向重庆方面暗送秋波。汪精卫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独感。

他叹息道：

“同伴是这样的稀少，四周的风浪是这样的险恶……每当感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未尝不羡慕曾仲鸣同志！”

曾仲鸣是汪精卫的知己，当年在越南河内充当了“汪精卫”而被刺杀。

心情悲哀，旧伤复发，1943年8月，汪精卫的枪伤复发，南京的日军陆军医院为他施行手术，取出了8年前他遭刺时一直留在背脊里的子弹。不料，病势不但未见减轻，反而加重了。

日军医生认为除非再度开刀，否则生存无望。而要开刀，当时南京与上海的设备均无能为力，只有去日本。

在这种时刻，陈公博不希望汪精卫去日本做手术，如果汪死于日本，实在是没有面子。而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则是坚决要去日本，主张尽一切可能来挽救汪精卫。

汪精卫本人可能知道自己此去日本难以活着回来，就在赴日的前一天，将陈公博召到病床前作了一番长谈。

那天晚上汪精卫与陈公博谈了什么，世人皆不得知，但从日后陈公博死心塌地为汪伪政权卖命，至死仍忠于汪精卫及陈璧君的表现看，汪精卫临死前是与陈公博交了心的。

汪精卫到日本后，住在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四楼特护病房里，对外称“梅号”。由日本各科专家组成治疗组为其治疗。经过会诊，认为主要是铅毒入骨之故，决定立即进行第二次开刀，做削骨去毒手术。

这个手术不算复杂，由年轻副手龟田良主刀。在制定手术方案过程中，第一外科主任上野博士建议去掉一节胸椎骨，从病人的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

而骨科主任黑田久雄却提出了第二方案，主张削骨去毒后任其自然愈合。

做为主刀医生，龟田选择了第一种方案，即“植骨法”，他认为“自然愈合”法不适合年纪大的人。

这样，“胸椎骨植入”的方案定了下来。

就在手术前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龟田，给汪精卫做手术，只能按第二方案进行，即“自然愈合”法。

军令如山，龟田只有执行。手术在当天夜里进行，打开背腔后，龟田发现汪精卫的第三节椎骨受铅毒感染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手术一周后检查，削骨处不但没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

龟田弄不懂，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作“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

原来院方突然改变方案，是因为军部来了指令，这个指令上写道：

陆军一一七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伤复发，患胸椎骨中毒症，现住皇室医院，欲转你院作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在一、二天内，先作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任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

就这样，汪精卫成了试验品。

汪精卫再次手术后，因削去了脊柱骨的两侧，使脊柱变得很细，再加上萎缩，根本就坐不起来了，整天只能躺着。必须用钢套支住下颌，从高处牵住，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像投环自尽一般。

到了8月9日，汪精卫病情加重，将周佛海召至日本，陈璧君与其研究了伪政府的人事安排。进入10月，汪精卫自知病入膏肓不久人世了，便口授了《最后的心情》一文，为其叛国行径辩护。

11月9日，美机轰炸名古屋，医院将汪精卫连人带床用升降机急速转入地下防空室。当时正是寒冷的冬天，防空室内又无取暖设备，等到第二天早晨回到病房，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体温上升到40度，脉博每分钟120多下，成昏迷状态，呼吸困难。

11月10日下午2时，汪精卫一命归西。死时，身边只有陈璧君和幼子汪文悌。

汪精卫去了日本，果然没有活着回来。1944年11月12日，他的尸体由日本空运回中国。

第二天，伪国民政府乱成一团，又是成立“哀典委员会”，又是下半旗、戴黑纱，还要“辍乐”、“停宴会”。治丧委员会由陈公博任委员会长，王克敏、周佛海、褚民谊任副委员长。

尽管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但主持大事的还是陈璧君。她整日都在灵堂里进进出出，稍不如意就暴跳如雷，几乎没有一件事情让她满意的。就连汪精卫尸体的摆放向东还是向南，都得她来拍板。

对“陪灵”的人员，陈璧君点名指定，在伪党内，必须是中央委员以上级别的；在伪政府内，必须是部长以上级别的。并且要轮流值夜。

那些“委员”、“部长”级的人物何时吃过这份苦？常常是值班不久就在汪精卫的尸体旁打起瞌睡，甚至响起与这肃穆的灵堂不协调的鼾声，每当这时，陈璧君会突然冒出来，大声斥责，火到极点时就跺着脚大骂一顿。这种时候谁还敢与她顶撞？

11月14日，伪国民政府发布消息，要对汪精卫举行“国葬”。18日，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梅花山安葬汪精卫，该地位于中山陵园旁边，有梅柏、桃林、樱花、红叶，景物美丽，地方幽静。

11月23日，汪精卫下葬。10点30分，举行安葬典礼，仍由陈公博主祭。至中午12点正，入葬式开始。只见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陈君慧等六人面对灵柩站立，两旁是汪精卫的亲属。棺材放入墓穴以后，先由陈璧君把土撒入墓穴内，然后是其他亲属，再后是汪伪政权中的大小官员陆续盖土，一直进行到12点30分，葬礼才告结束。

汪精卫死后，陈璧君怕日后被人毁棺鞭尸，亲自指示在建造陵墓时将5吨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浇灌成厚厚的墓壳。她以为这样坚固的“堡垒”是很难打开的，汪精卫可以长眠在孙中山的墓侧了。

1946年1月15日夜，南京黄浦路陆军总部会议厅里集聚了几位国民党大员，他们中间有何应钦、南京市市长马起俊、宪兵司令张镇、七十四军军长岳维达等。会议开始后，何应钦表情严肃地对众人说：

“请诸位来是有事要商量，并望诸位绝对保守秘密。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而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的墓，居然在梅花山和中山陵并列在一起，有碍各方面的视听，如果不把它迁走，委座回南京看到了，一定要生气。请诸位研究一下，怎么个迁法？”

何应钦说完后，参加会议的人各献计策，最后决定由七十四军工兵营来完成炸墓任务。

从1月18日起，国民党军宪兵断绝了中山陵和明孝陵之间的通行，禁止任何人游览。

1月21日深夜，七十四军工兵营开进梅花山，从此在这里连住10天，为了防止走漏消息，工兵营吃住都在帐篷里。

工兵营第一步工作是从墓基下打入一条地坑，然后装填炸药把坟墓外壳炸开。由于汪精卫坟墓的混凝土外壳十分坚固，工兵们凿了5天，才在陵墓上凿了十个直径约50公分，深2公尺的洞穴，装进了烈性炸药。

30日上午，邱维达回到陆军总部，向何应钦请示爆炸时间。

何应钦沉思了一会儿，说：“要等南京城里的人都睡觉了才能爆炸，定在晚上12点炸吧！”

是夜12点，一声惊天动地的响声传遍南京城，许多人从梦中醒来，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梅花山上，汪精卫的钢骨混凝土的墓壳被炸裂成碎块。

三天后，又是一声巨响，汪陵的内窖也被炸开了。

内窖炸开后，出现了棺材、汪精卫的铜像和汉白玉墓碑。

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吩咐下属：

“把墓碑给我砸了！”

“把铜像送到兵工厂造子弹！”

工兵们砸碎了由陈公博书写的“国民政府葬主席汪精卫先生于此”的墓碑。然后把棺材抬了出来。

棺材盖掀开后，最先看到的是覆盖在汪精卫尸体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汪精卫的尸体在入棺前使用过防腐剂，虽然时间过去一年半了，整个尸体保存尚好，尸身着伪政府文官礼服，即礼帽、长袍、马褂。在马褂口袋内装有一张白纸条，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字：

“魂兮归来。”

署名为陈璧君。

棺材内还有一本手抄的汪精卫诗稿，虽已发霉，字迹仍可辨认。诗稿的最后一首为《自嘲》的绝命诗，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也从未见发表过，估计是汪精卫的最后之作。

心宇将灭万事休，

天涯无处不怨尤。

纵有先辈尝炎凉，

谅无后人续春秋。

从诗的语意看，汪精卫死前神志尚清楚，他自知积怨太深重，将永世被人唾骂，故作“天涯无处不怨尤”之叹。

随后，马崇六又把工兵喊来，命令他们连夜把墓地平整好，不留痕迹。再在上面修建一座供游人休息的小亭子。

凌晨3点左右，汪精卫的棺材被汽车拉到清凉山火葬场。

火葬场的工作人员被叫醒，迷迷糊糊地被带到马崇六面前，马崇六板着脸对他们说：“立即将这具棺材烧掉！”

火葬场主任吃了一惊，烧棺材？从未听说过，他见马崇六佩戴的军衔，知道是个大官，看架势很有来头，他不敢多问，满腹疑问地吩咐手下人：“快干！”

可是，火葬场只烧人的尸体，焚尸炉的进出口是按人体大小设计的，棺材根本放不进去。无奈，只好临时找来木匠，将棺材的边角砍去。

棺材推进焚尸炉内了，火葬场主任下令点火，随着熊熊烈焰，汪精卫躺在檀香木棺材里一同化为灰烬，这种享受恐怕是世界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