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即将对天朝人进行另一次文明战争，看来现在被英国报刊相当普遍地认为是已成定论的事了。然而，自从上星期六举行了内阁会议以来，正是那些带头叫嚷要流血的报纸，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起初，伦敦《泰晤士报》［376］ 像是着了爱国怒火的魔一样，雷霆般地斥责双重的背信弃义行为，这就是： 卑怯的蒙古人用精心伪装和隐蔽炮队的办法来诱骗英国海军将军①这样的老实人，而北京朝廷更是不择手段，竟让这些蒙古吃人恶魔干这种该诅咒的恶作剧。说来奇怪，《泰晤士报》虽然是在狂热的浪涛中上下翻滚着，但在转载报道时却费尽心机把其中对该诅咒的中国人有利的各节，都小心翼翼地从原文中抹掉了。混淆事实也许是狂热时干的事，但篡改事实似乎只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不管怎么说，9 月 16 日，恰好在举行内阁会议的前一天，《泰晤士报》来了一个大转弯，若无其事地把它那像雅努斯的两个面孔一样的双重指责砍掉了一个。

该报说：“我们恐怕不能对那些抵抗我们攻打白河炮台的蒙古人控以背信弃义的罪名”；但为了弥补后退的这尴尬的一步，该报益发死皮赖脸地硬说“北京朝廷存心背信弃义地破坏庄严的条约”。

内阁会议举行后过了三天，《泰晤士报》经过进一步考虑，甚至认为“毫

① 贺布。——编者注

无疑问，如果普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请求清朝官员护送他们进京，他们本来是会获准前去履行条约批准手续的”。

既然如此，北京朝廷还有什么背信弃义的地方呢？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而《泰晤士报》肚里倒留下两点疑虑。

该报说：“企图用这样一支舰队去打开我们通往北京的道路，作为一种军事措施来说是否明智，可能值得怀疑。而哪怕是动用一点武力，作为外交手段来说是否可取，就更值得怀疑了。”

这“首家大报”那样义愤填膺地大发雷霆之后，得出的却是这样一个自打嘴巴的结论，不过，它以自己独有的逻辑，否定了进行战争的理由而并不否定战争本身。另一家半官方报纸，即曾以热心为炮轰广州辩护著称的《经济学家》［344］，现在似乎更多地采取经济观点而较少空谈了，因为詹·威尔逊先生当上了印度财政大臣。《经济学家》就这个题目发表了两篇文章[396]，一篇是政治性的，另一篇是经济性的；前一篇文章的结尾说：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显然，赋予我国公使以去北京或驻留北京之权的条款，确确实实是强加给中国政府的；如果认为使这个条款得到遵守对我们的利益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话，我们觉得在要求履行条款时，大有表现体谅与耐心的余地。毫无疑问，人们可以说：对中国这样的政府采取延缓和容忍的态度，会被认为是极端虚弱的表现，因而会是我们最大的失策。但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根据这样的理由，在对待这些东方国家政府方面，改变我们对任何文明国家毫无疑义应该遵循的原则？ 我们已经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强迫他们作了一次不愉快的让步，那么再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以对我们自己最便利的方式强迫他们立刻执行条约的规定，这也许是最首尾一贯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这时中国人克服了他们的畏惧心理，适当地显示一下武力，坚持要我们同他们协商以何种方式使条约生效——那么，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责备他们背信弃义吗？他们不正是对我们采用了我们自己所用的说服方法吗？中国政府也许——很可能就是这样——是有意要引诱我们落入这个凶险的陷阱，而从未打算履行这个条约。如果事实确是如此，我们就必须而且应该要求赔偿。但是结果也可能证实是这样的：守卫白河口，以防止像额尔金勋爵上一年使用暴力进入河口那种事再度重演，并不含有任何背弃条约所有条文的意图。既然敌对行动完全出自我方，而且我们的司令官当然随时都能从中国方面只是为了保卫炮台才发射的凶猛炮火中退却，那么，我们就不能确证中国方面有任何背信弃义的企图。在还没有得到存心破坏条约的证明的时候，我们认为有理由暂时不作判断，而是仔细想一想，我们在对待野蛮人方面，是否没有采用一套同野蛮人用到我们身上的相差无几的原则。”

在同一论题的第二篇文章中，《经济学家》详细论述了英国对华贸易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重要意义。在 1858 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上升到2876 000

英镑，而最近三年来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平均每年在 900 万英镑以

上，因此英国同中国的直接贸易总额估计在 1200 万英镑左右。但是除这种直接交易之外，还有其他三种重要贸易，英国或多或少地同它们在圆圈式的交易中发生密切联系，这就是印度与中国、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

《经济学家》说：“澳大利亚每年从中国得到大量茶叶，却没有什么可以在中国找到销路的货物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大量茶叶和若干生丝，其价值远超过它直接对中国的出口额。”

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的逆差，都必须由英国来弥补，英国因弥补这一交换

上的不平衡而得到的报偿是澳大利亚的黄金和美国的棉花。因此，英国除了它本身对中国的逆差外，又由于从澳大利亚进口黄金和从美国进口棉花而必须支付给中国大宗款项。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逆差，在很大程度上已由中国转移到印度，与中国在鸦片和棉花上面产生的对印度的逆差相抵销。我们这里要顺便指出，中国向印度输出的总额从未达到过 100

万英镑，而印度向中国输出的总额竟将近 1000 万英镑。《经济学家》根据这些经济上的观察推论说：英国对华贸易的任何严重停顿，将“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它比仅凭乍一看进出口数字所能想象的灾难还要大”；这一波动所引起的困窘，不仅在英国的直接茶丝贸易方面会反映出来，而且必然也会“影响”到英国对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贸易。当然，《经济学家》也注意到，在前次对华战争中，贸易并未像所担心的那样因战争而遭到很大的阻碍；而且在上海这个口岸，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然而，《经济学家》要人们注意“当前争端中的两个新特点”，这两个新特点可能会根本改变新的对华战争给予贸易的影响；这两个新的特点是：目前的冲突具有“全帝国的”而非“地方的”性质；中国人反抗欧洲军队第一次获得了“大胜”。

《经济学家》的这种语言同它在划艇事件时的声嘶力竭的战争叫嚣相比，是多么不同啊。

正如我在前一篇通讯中所预示的①，米尔纳·吉布森先生果然在内阁会议上反对战争并威胁说，如果帕麦斯顿按照法国《通报》上所泄露的早已安排好的决定行动的话，他就退出内阁。帕麦斯顿暂时用这样一种声明防止了内阁的分裂和自由党人联盟的分裂，他说，保护英国贸易所必需的武力必须集结在中国海面，但在英国公使的更详尽的报告到达以前，关于战争问题暂不作决定。这样一来，紧迫燃眉的问题就得以延缓。然而帕麦斯顿的真正意图， 却通过他的痞棍报刊《每日电讯》透露出来，该报最近有一期上说：

“如果明年有任何事件导致不利于政府的表决，肯定必将诉诸选民⋯⋯下院将用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来检验一下那些人活动的结果，因为必须看到，在以迪斯累里先生为首的职业恶棍之外， 还有一批宣称道理完全在蒙古人一边的世界主义者呢。”

托利党人［33］由于自己上当而陷入替帕麦斯顿所策划、由他的全在蒙两个代理人额尔金勋爵和普鲁斯先生（额尔金勋爵之弟）干出的事负责的窘境，这一情况我可能将另找机会加以评论。［397］